2001年2月21日
我坐進這輛出租車時，司機朝我微笑了一下，並用英語對我說了句「早上好」。時間是下午3時30分。他那張窄窄的黑臉上長了雙小眼睛，一笑起來就露出了黃黃的牙齒。他還知道怎麼說「Hello」和「OK」。每次他說英語時，這門語言就具備了有形的維度：他的身體前傾，雙手緊握方向盤，噘起嘴，說話的音調提高了，還有些顫抖。他用英語說了兩次「早上好」，然後繼續說中文。我們一路往北去，尋找「奧運會」。
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國際奧委會的考察團來了北京，要在這兒呆4天參觀考察，評估北京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資格。這是奧委會最後一次評估；半年以後，他們會在北京和另外幾個候選城市中選出舉辦地點，另外幾個城市包括巴黎、多倫多、大阪和伊斯坦布爾。每一天，出租車裡的電台都會收到特別公告廣播，提醒司機們要禮貌對待外國乘客。司機們還得到了兩盤免費的卡帶，裡面是特別為了這次考察而設計的英語課程。課程的內容裡有一些英語的實際用語，包括「現在陽光燦爛」，「這座城市舉辦奧運會時，會變得更加漂亮」，還有「漆工藝品是唐朝時候從中國傳入日本的」。
每一個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個出租車司機，去年一個來自《亞特蘭大憲法報》的記者採訪了他，他跟記者說了中國的奧林匹克夢想。那篇見報的文章只有335個字，不過他卻引起了中國當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裡引用了孟說的一句話：「奧運會不是來談論人權問題的體育場。」孟景山還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請成功的話，他家那一帶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體育場所。那家美國報紙引用了他說的話：「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們申請失敗時，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國記者都很關注人權問題和保護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獎了孟景山，授予他為首都的「百佳出租車司機」之一。他獲得了幾百美元的獎金，北京的報紙把他描述成一個模範的普通人（據報道，他把一些獎金捐給了慈善機構）。當局的信息很明確：每個公民都必須為奧運會盡自己的一份責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隨波逐流吧。整個星期，我都告訴每一個碰到的人，我正在寫關於奧運會的報道，而此時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籠罩在柔光之中了。人們的對話更為親切友好；臉上的笑容更多了。當我請求採訪政府官員時，他們同意了，而且還真的回答我的問題。在中國的日子，我已經學會了要極為謹慎地使用筆記本，然而現在我卻肆無忌憚地在上面書寫記錄。
我坐到這輛出租車裡，拿出筆和便箋本，告訴司機我是個記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奧運會的舉辦地。司機向我保證說，我們會在通往長城的公路邊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斷地瞥著我空白的便箋紙。「奧運會對中國人民有好處。」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妥當，不過顯然奧運會將提高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楊書林（音），他說我可以管他叫楊司機。他告訴我，兩天之前他在機場接了個乘客，那是個空姐，她親眼看到了奧委會考察團的到來。
「她看著那些人走下了飛機。」楊司機說。「她當時就在機場的大門那裡。」
「他們長什麼樣？」
「她沒有告訴我別的。」楊司機說。「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訴楊司機，我計劃大後天去陪同奧委會考察團，做最後一站的參觀考察，楊司機讚許地點點頭。這男人還是老一輩的形象：他穿著布鞋，戴著駕車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著橄欖綠的滌綸軍裝，軍裝上還有黃銅的扣子。他今年53歲。一個毛澤東像的小裝飾掛在他車裡的後視鏡上。毛澤東的照片底下有兩行字：
一路順風
百無禁忌
我們的車緩緩行駛在二環路上，以前舊北京的城牆就屹立在這兒。人行道上豎著一排顏色鮮艷的旗子，專門向來訪的考察團致敬。根據北京奧申委的數據，首都內已經豎起了兩萬面這樣的旗幟。旗幟上的英文寫著：新的北京，偉大的奧運（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中文則這樣宣告：
新北京，新奧運
翻譯中稍稍改動了一個形容詞。我採訪了北京的副市長劉敬民，他向我解釋，中文的「新」有著更為廣泛的涵義，很難翻譯出來。「我們決定把它翻譯成英文的『偉大』（great），因為奧運會有其傳統的內涵，」他說：「翻譯成『新』（new）不太合適。」但當我和另一位中國的體育官員說起這個問題時，他的解釋則更為坦率，不過他叫我報道時隱去他的姓名。「如果他們把英文說成是『新奧運』，看起來就像是中國想要改變這個運動會一樣。」他說。「國際奧委會肯定不喜歡。他們會這麼想：這個共產黨人的國家想要控制奧運會。」
對於每個住在北京城裡的人來說，這句話倒過來說似乎才是真實情況：奧運會——或至少是舉辦奧運會這個主意，控制了整個城市。成千上萬的工人、學生和志願者都被調動起來清掃街道，而政府則開始展開一個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計劃。這個計劃裡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們把公路的護欄塗成了白色，把天安門廣場上的草染成了綠色。他們把屬於古代世界的顏色潑灑在美麗新世界的住宅區裡。就在考察團到達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區就像經過了意大利調色板的洗禮：鮮亮的綠色，奪目的紅褐色，柔和的淡藍色。在工人體育場路上，一棟棟舊樓本來都是蘇維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卻呈現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會看到一棟矮矮的六層住宅樓，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紅色中。樓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卻看不到。中國政府特別喜好數據，據其公佈，他們已經油漆翻新了142棟橋，5,560座樓，11,505面牆，翻新的總面積達到了兩千六百萬平方米。他們油漆的面積比整個新澤西州還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連空氣都是可以被清潔乾淨的——至少是在短期內變乾淨。我有個朋友工作的寫字樓管理處貼出了一張歡樂的告示：
由於下周奧委會考察團的代表來到北京參觀，三環路周圍的一些樓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減少煙塵的排放。因此，請你下周來上班時，記得穿多幾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車的頭一個小時裡，楊司機不時停車和別人交談，其中包括兩個其他的司機，六個路人，兩個警察；他還用手機問訊，拿到了北京奧申委的電話。奧申委的電話一直占線，於是他又打電話給出租車通訊電台，問那些接線員是知不知道任何奧運會場館的選址。人們說場館在北面，但沒有人可以給出確切的地址。楊司機叫我不要擔心，我們會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來卻擔心得不行。車走到沙河時，已經往北走了20英里，楊司機問能不能停一停車，他想要抽根煙。有兩個警察剛剛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掉頭，往市郊一個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願意的話，可以在車裡抽煙啊。」我說。
「抽煙會讓車裡面有股難聞的味道。」他說。這是我生平頭一回聽到中國的出租車司機說這樣的話。我們在一家煉煤廠附近停了下來，楊司機一邊往塵土中撒尿，一邊抽著北京牌的煙。之後他看起來稍平靜了一些。路的那頭，有一個褪色的宣傳廣告牌，上面寫著：加強公路管理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這兒沒有任何關於奧運會的旗子，風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們吹到了馬路的對面。楊司機走向他的出租車，一隻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們是朋友，對不對？」他說。
「當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脫下了那雙駕駛用的手套，我們閒聊起來。30年前，楊司機還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員，在內蒙古服役。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他驕傲地告訴我說，兩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到了大屯，我們經過了一家麥當勞，一家大力水手專賣店，還有一家羅傑斯燒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慧忠路交界，有兩個警察正給一個出租車司機開罰單。楊司機停了車，在警察還沒來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飛快地說了一堆話。
「這是一個外國記者，來報道奧運會的事情。」他宣佈。「我們正在找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地點。」
一個警察本來正在寫罰單，但現在他的筆僵在了半空中。被開罰單的司機滿懷期待的抬起了頭。那個司機是個小個子的男人，穿著一件髒兮兮的尼龍夾克；寫罰單的警察則是個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編號是007786。太陽像一個黯淡的紅色薄餅，低低地掛在空中。感覺就像是一幅畫裡的場景，每個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為把人們的目光都匯聚到一個細節上：輕輕的一筆，承載著整個世界的意義。我拿出了我的筆記本。那個警察展開了笑容。
「請你稍等一會兒。」他說。他朝著他的對講機說了幾句，然後轉過身來對著我。
「請問你來自哪個國家？」
他再次朝對講機呼叫：「我們這兒來了個美國記者，他正在寫關於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事情，他想要參觀大屯的奧運會選址！」
停了一會兒，警察抬起頭來：「他們正在打電話叫我的上級。」
每個人都在等待。被開罰單的司機建議我們往西開過幾條街，他說那兒清空了一片地，準備建奧運會的場館。警察叫他閉嘴。對講機裡傳出了一串雜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圍都豎著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楊司機說，然後他轉向了我。「你會看到，那個地方建體育場再合適不過了。足球賽、羽毛球賽和網球賽都會在那兒舉行。」
他舉起手向我們倆敬禮，先是朝我敬的，然後向楊司機也敬了一個。被開罰單的司機祝我們好運，這次警察倒沒有叫他閉嘴。我們上車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國的貴族會玩一種叫蹴鞠的遊戲，這遊戲和足球有那麼一點相似。明朝的古籍裡描畫了婦女們在玩捶丸的遊戲——有棍子，有球，還有洞。中國的歷史學家形容捶丸是中國古代的高爾夫。還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遊戲。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畫像裡，角落裡畫著三個男孩，正在玩一種類似手球的遊戲。故宮博物院裡有一幅唐明皇的畫像，畫著他和一些宮女正在玩一種類似馬球的遊戲。
不過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實在只是遊戲而已。古代中國運動傳統的核心，應該是武術——「尚武的藝術」。19世紀時，武術中的一些因素推動了調整呼吸練習的發展，人們管這種練習叫氣功。武術和氣功的活動，既是身體上的行為，也是精神和審美範疇的行為，兩者相輔相成。武術和氣功的要旨是藝術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獲勝。傳統的中國運動所具備的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會形容為哲學性、甚至是宗教性的。（當然，氣功後來引發了法輪功的產生。）競技比賽不是中國傳統運動的主要目標，古代中國人從來沒有建造過大型體育場。
「運動」的現代措辭「體育」，直到19世紀才產生。和那段時期引進的其他詞彙一樣，「體育」是從日文來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國的文字，從而創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統；但它和西方的往來更為密切頻繁，日文裡發展出很多新的詞彙。中國後來試圖要趕上日本，於是中文裡吸收了很多日本人發明的詞彙：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時，一個人們業已熟悉的中文詞彙重新出現時，卻增加了嶄新的含義。考古原來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紀，它重新從日本傳入時就有了「考古學」這一新定義。詞還是原來的詞，但卻用新的方式定義了原來的事物。從古代起，人們總是會收藏文物，但從沒有用過這樣一種科學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國人裡頭總是有著不同的少數民族，只是從來沒有用過「少數民族」這個稱呼。體育也從未被分成各種各樣的競技比賽。
語言在變，因為世界在變。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和其他的外國人引入了體育競賽這一西方觀念，引入的場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學校裡。20世紀初，中國開始對奧林匹克運動產生了興趣，1932年的奧運會，中國派出了唯一的一個運動員參加男子短跑項目。4年以後，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上，中國派出了由69名運動員組成的代表團，其中包括有武術表演隊的成員，這些成員裡有男有女，他們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術。
那時，中國人已經成了奧運會的忠實成員，他們把體育運動看成了一種復仇手段：這個國家在過去那一個世紀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要通過體育運動來復仇。中國的目標是在外國人的運動中把他們打敗。共產黨在中國掌權以後，他們按照蘇維埃政權的模式，建立了體育培訓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了1952年夏季的奧運會，但下一屆的奧運會他們卻拒絕參加，因為奧委會承認了來自台灣的運動員。
直到1979年，中國大陸才終於重返奧運會的賽場。奧委會仍然允許台灣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只是禁止台灣國旗的出現。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代表隊四十年來首次出現在了賽場上。最後他們取得了獎牌總數排名第六的成績。不過那一年以蘇聯為首的一些共產主義國家拒絕參加奧運，從而削弱了比賽的競爭性；而中國隊在好些比賽中大大落後於其他的對手，例如游泳和田徑。
下一個十年裡，中國在奧運會上取得的獎牌數急劇增長，這些獎牌主要是通過贏得一些競爭不太激烈的比賽而獲得的。中國的女運動員表現出色；中國人特別擅長一些以常規訓練為基礎的運動，例如跳水、體操和花樣滑冰。這些運動由政府出錢培養人才：運動員通過精心的組織訓練培養而成，而不像西方運動員一樣，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參與一系列的重要比賽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藥品。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中國隊總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奧運會，他們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運動會的時候，他們應該會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國之後。
儘管中國隊不斷取得成功，中國運動員的主要內驅力仍然是恥辱感。表面上看來，他們有足夠引以為傲的資本，然而這樣的驕傲就如同塗在那棟舊樓上的粉紅色一樣淺顯，經不起推敲。
1993年，奧委會宣佈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國日報》對此的反應是發表了一篇社論，把奧委會的這個決定和西方歷史那「殘酷的殖民侵略和剝削」聯繫起來。
在北京爭取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那個月裡，我參觀了中國體育博物館，那兒的歷史學家指出，中國現代體育起源於1840年，那一年英國人派了一支完備的海軍艦隊來到中國，標誌著鴉片戰爭的轉折點。中國奧委會準備了一本書，書裡這樣用英文描繪這個中國體育史上的重大時刻：
鴉片戰爭讓中國從封建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起彼伏的社會暴動帶來了無可避免的影響，體育就在此時引入中國；此後體育的發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這與國家動盪不安的命運是分不開的。
運動是殘酷的。這一點常常能體現在中國運動員的臉上：很多人看起來表情僵硬而緊張。在向足球和籃球這樣競爭性很強的運動項目中，到了比賽關鍵時刻，他們就幾乎要窒息過去。絕少看見一個中國運動員真正快樂地享受著比賽，這也不是什麼稀罕事：絕大多數中國運動員都是從幼時起，就在流水線般的體育學校進行訓練。他們的粉絲也不會起到什麼作用。觀看中國體育比賽的一般觀眾並不在意是否瞭解一項運動，也不會尊重個人的努力；勝利才是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粉絲對失敗者殘酷無情；他們的體育精神向來很糟糕，當外國運動員隊伍在中國的土地上取得勝利，他們甚至會暴力相向。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國家經歷了從自己的運動傳統到西方體育的大幅度轉變，卻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無論從自身傳統還是從西方觀點而言。他們從西方接受了競技精神和愛國主義，這是西方體育中最為顯著的特色；但卻錯過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處。從我自身的經歷而言，這些微妙之處才是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小的時候，我參加的體育活動與我的父親有關，和體育學校無關；我父親教給我的那些最重要的東西，通常是與直覺相悖的：例如寧願輸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價取勝；例如最終的目標並非勝利，而是自我提升。對於很多西方人而言，體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個部分。
當然，這些觀念不會出現在好看的電視節目或者公共運動項目中，那些活動注重的是競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體育的這一因素在中國最為深入人心，中國人如同通過外國人的視角觀察著自身的傳統。像武術這種體育運動，其精神性、非競技性的特色，對於競技性過分激烈的西方運動來說，本應被看作一種健康的替代之選；然而它卻被看成是中國邁向奧運榮耀之路的早期階段。北京奧申委的標誌是五個相互連接的環，五環形成一個人在練習太極的樣子，而太極這項運動是特別沒有競技性的。與奧運會相比，法輪功與太極接近多了。
很多中國人感覺到這種民族體育出了什麼問題，雖然他們仍然在努力尋找問題的階段。比賽的失敗困擾著他們，有時人們會把它歸咎於哲學或心理學上的原因。在我的奧運會調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國人，他們被一套有關球網的理論所迷惑：中國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運動中表現出色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和對手直接的身體接觸。
「中國人在直接競技的比賽中表現不好。」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嫻對我說。「那些有網把運動員相隔開的比賽，我們更為擅長。」她用「小巧」來形容中國人，也就是說，中國人靈巧而動作協調，而不是身體強壯的。不過，她還補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讓人們變得更為保守。」她說。「看看美國吧，從小就教育孩子要獨立、要有創造力。在中國就都圍著紀律性打轉。人們沒有足夠的創造力；如果你沒有創造力，你就不會適應新的環境，並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你只是按照舊有的模式去做事，沒有任何改進。在體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國人也相信，奧運會凸顯了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之間的差異。我在北京和徐濟成見了面，徐以前是籃球運動員，現在成了一名電視節目的評論員。從1988年開始，徐濟成就跟隨中國代表團採訪了每一屆的夏季奧運會。「發達國家把奧運會看成是一種生意。」他說：「好像他們說，『我有個大房子，裡面有各種極好的傢俱擺設，我想在裡面辦個派對，叫大夥兒一起來參加。』他們還賣門票。但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就不一樣的。奧運會不僅會改變北京的經濟和外觀，最重要的是，它還會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和思想。」
我問徐濟成，關於中國接受西方的體育觀念這一點，他有沒有任何的保留意見。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並向我解釋，這個問題屬於政治範疇，而非文化範疇。「1988年我去了漢城。」他說。「韓國人告訴我說，如果他們沒有舉辦奧運會，沒有人知道韓國是個什麼概念。在奧運會之前，外國人只知道朝鮮戰爭。」
在徐濟成看來，中國應該傚法西方，把體育做成一項生意。他說，中國體育實際上要比中國經濟落後20年。因為體育與國家主義聯繫緊密，目前它還未能轉向市場化，其處境就像一家發展遲緩的國有企業。不過，市場化的進程已經開始了；最近，希爾頓香煙資助了中國國家籃球隊，而可口可樂公司贊助了中國足球隊。「50年以後，我們就會和西方國家一樣了。」徐濟成預言說：「到時奧運會也成了我們的一種生意。大家會這麼說，『我們有一個大房子，想請你們過來玩，也好趁機賣弄一下。』」
下午5時30分，楊司機終於找到了一處奧運會場館的選址。我們下了車，走到了一片空蕩蕩的土地上。這片地大概有四條街那麼大，恰好位於北京城北部的中間地帶；所有房子都被拆得乾乾淨淨。在「拆那」，這是一種熟悉的感覺：又有什麼東西剛剛被拆毀掉了。土地的周圍都插著旗桿，上面飄著粉紅色的旗幟；這些旗劃出了這片土地的範圍。
「他們會在這兒舉辦足球比賽和網球賽。」楊司機說。
「還有羽毛球賽，是嗎？」我說。
「是的。」
我們站在那兒，望著空蕩蕩的土地。
「嗯，」我說：「我該回去吃晚飯了。」
我們在四環路上遇上了堵車。出租車裡的計程表走了有三個小時，而現在上面顯示的數字大概正好計算出此刻的掃興心情。楊司機再次感到了壓力。最後，他問我晚飯有什麼安排。
「我還沒計劃呢。」我說。
「你吃中餐還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說這裡離他通州的家不遠，我們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東面的郊區。我們在四環路上往東走，楊司機又說起了體育。他告訴我，邁克·泰森是他最喜歡的美國運動員，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紋上了毛主席的臉。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泰森呢？」楊司機語氣誇張地問。「因為他喜歡中國。如果他喜歡中國，中國就會喜歡他。而且他瞭解中國。」
「泰森真的瞭解中國嗎？」我問。
楊司機說：「如果他不瞭解中國，為什麼他會弄一個這樣的紋身在手臂上呢？」
這問題問得真妙，讓我啞口無言。楊司機笑了。「泰森在監獄的時候，讀了四本關於毛主席的書。」他說。「我在電視上看到的。」
關於美國運動員為何在賽場上佔優勢，楊司機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美國人都是大塊頭。」他說。「從出生的時候起，他們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國人更講究科學。如果你把一個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拿出來，那就無法與美國這樣的國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沒有那麼壯，怎麼會贏得比賽呢？」
楊司機還欣賞網球運動員張德培。「張德培在美國長大，不過他是中國血統。」他說。「很明顯，中國血統對他沒什麼害處。這表示是我們這兒的制度有問題。」
我們7點到了通州。楊司機說他想吃蒙古火鍋。公路旁的霓虹燈宣告：「北京2008，歡迎來到新世紀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麥當勞，還有一家叫「物美大賣場」的大型百貨公司。
奧委會考察團呆在北京的最後一天，我加入了媒體記者團，跟隨考察團一起活動。我們五個人代表了外媒：三個電視台的記者，一個攝影師，還有我。我提交的新聞報告會發給北京城裡的其他記者，他們會用在對考察團的相關報道裡。
為了加入媒體記者團， 我必須同意三條規則，這些規則都是奧委會指定的。第一條規則是我不能問問題。我可以跟著考察團的成員到處去，我可以引用他們在考察期間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如果有考察團的成員跟我說話，我可以回應。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能採取主動，不能向任何一個考察團成員直接發問。如果我被發現問了問題，就會立即從記者團中開除。奧委會還通知我們，有些會議只允許我們參加開始的部分。
這些規則很見效，至少從創造戲劇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無論考察人員走到哪裡，記者們都緊緊跟隨著，筆記本和攝像機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在一片沉默中移動，似乎被這重大的時刻嚇住了，一時啞口無言。早上的行程結束後，我發送了第一份新聞簡訊：
聯合新聞報告：中國代表和奧委會考察團成員今天早上在北京飯店舉行會議……媒體成員被帶到大廳後排位置，一條紅色的天鵝絨繩子把我們和前排分隔開。穿著旗袍的小姐在大廳門口歡迎考察團代表。代表們魚貫而入。他們看起來很放鬆，彼此之間親切地問候。奧委會考察團的成員們互相飛吻，而中國人則沒有這麼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紅色絲綢做的。
一位媒體公關說，今天早上的採訪機會非常有限。「我們在這兒的時候，他們什麼也不會說。」她說。「我們走了，他們就會說話了。」
我把她說的話記了下來。她叫我不要寫她的名字。
這天早上唯一讓人興奮的事情是：奧委會其中一名代表羅伯特·麥庫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邊，請中國體操運動員劉璇在她的照片上簽名，那張照片登載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後一頁是劉璇跳下鞍馬那一瞬間的照片，劉璇就在那一頁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媒體記者團裡有一個來自《中國體育報》的攝影記者，他興奮地告訴我們，那張照片是他拍的。但麥庫洛夫沒有叫這個攝影記者簽名，他仍然和其他記者一起，呆在紅繩子後面。
今天的會議主題是北京的酒店和醫療服務，第一位發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衛生局局長，擁有哈佛大學的學位。當他開始發言時，媒體人員就全部被護送離開了。
飯店外面，一些人正騎著自行車經過長安街，這是「1000名自行車手支持北京申奧活動」的其中一部分。這些騎自行車的人穿著紅、白、黑相間的運動服，排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自行車掛著旗子，上面用英文寫著：「申辦奧運會是我的夢想」。
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藍，北方刮來了猛烈的風。
國際奧委會是個奇怪的組織。它的成員由自身選舉產生；過去，這個組織很少會考慮成員多樣化的問題。代表團在北京考察的時候，奧委會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員，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歐洲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3名成員。這和列支敦士登、盧森堡和摩納哥的皇室家族成員加起來一樣多，這三個國家各有1名奧委會成員。在123名奧委會成員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兩名女性是王妃，還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種國際組織中，美國或中國都沒有任何實質政治權力的，可謂寥寥可數；而奧委會是其中一個。奧委會有將近70%的運作資金由美國的贊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員只有4名美國人。
北京申奧期間，我和人類學家約翰·馬卡農（John MacAloon）說過話，他擅長體育方面的研究。我問他，美國對哪個城市獲得奧運會舉辦權的影響力有多大。「一點兒也沒有影響。」他直言不諱地說。「我都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奧委會的人呆在一間屋子裡，一個來自美國方面的人進來了，這時所有人都微笑著說：『啊，有你的幫助太棒了』；然後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後嘲笑他。這就跟殖民關係一樣。歐洲人拿走了美國人的錢。而美國人在組織裡卻幾乎沒什麼份量。」
奧委會的歷史上，和發展中國家的交流也有過不少麻煩。1960年代早期，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創辦了它們自己的奧運會，名叫「新興力量運動會」（GANEFO）。組織者為他們的運動做出如下說明：「與資本主義作鬥爭並創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在印度尼西亞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這次運動會的大部分基金。奧委會的反應是禁止所有參加此次運動會的國家參加以後舉辦的奧運會，而這場初出茅廬的運動會再沒有舉辦過第二屆。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個發展中國家舉辦奧運會。在墨西哥城正要開始各項比賽之前，幾千名學生舉行了遊行抗議；他們抗議的其中一項內容是認為國家不應該把錢花在這樣的運動會上，這種活動對幾百萬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沒什麼幫助。當局政府派出了軍隊，向抗議者開槍，殺死了好幾百人。奧運會按計劃舉行。人們並不知道這次屠殺確切的死亡人數，並且從那以後，一般人都不知道奧林匹克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事。西方媒體上絕少提到這次事件，而此後的三十年，奧運會都沒有再回到發展中國家舉辦。
然而到了2001年，情況卻有所不同，國際奧委會正試圖改善和相對比較貧困國家之間的關係。奧委會增加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幫助他們建立體育中心；並且增加了成員的人數，讓組織裡有了更多來自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國家的代表。不過，奧委會朝這個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於1998年鹽湖城的醜聞事件而延緩了進展。1998年，鹽湖城為取得冬季奧運會的舉辦權，花費了超過1百萬美元，用現金和禮物賄賂國際奧委會的成員。來自貧困國家的代表輕易就成了賄賂的目標：10個由於收受賄賂而辭職或被開除的奧委會成員裡面，有9個來自發展中國家。這9個人中大部分來自幾乎沒有冬天的國家：馬裡、蘇丹、剛果、斯威士蘭、利比亞、 喀麥隆。你很容易就知道這種事是怎麼發生的：如果你是來自剛果的代表，你真的會在乎誰贏得大型障礙滑雪比賽的主辦權嗎？這次醜聞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儘管奧運會宣稱自己是國際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個世界的一小部分。
從那以後，國際奧委會禁止了申請城市向代表贈送禮物。第一次落實這個新規則，就是這次尋找2008年主辦城市的過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向國際委會獻慇勤，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後一次，我和阿爾佛雷德·森交談過，他是一個歷史教授，曾經在蘇聯呆過一段時間。他發現了國際奧委會和共產主義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處。「國際奧委會和列寧的共產黨有相似的組織規則。」森教授說。「列寧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團組織共產黨；而顧拜旦（現代奧運會的創辦者）則說，這有培育人們的沃土，以便他們最終可以加入到組織內部的核心。兩者在結構上有相似之處。人們並非從外圍邊緣開始民主投票，並開始各黨派之爭；你必須先進入內部的領導階層，也就是先加入執行委員會裡去，才有投票資格。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過程，不會有黑馬的產生。」
考察團在北京的最後一天下午天氣好極了。藍藍的天，明媚的陽光，「新北京、新奧運」的旗子迎風飄揚。我們一共五輛車，組成了一個車隊，由警察護送著，穿過這個城市。清潔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裡拿著掃帚；騎自行車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著我們。一天之前，代表們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揮中心，那兒的中國人演示了如何遠程控制交通信號。今天，我們每遇到一處紅綠燈，燈就馬上變成了綠色，就像變魔術一樣。
「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這莊嚴的場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靜默中，一國之君緩緩走來，獻上他的祭品。為避免一列遠處駛來的火車破壞了這樣威嚴的寂靜，從而褻瀆了整個儀式，甚至在皇上離開宮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車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宮中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書中，裴麗珠描繪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壇拜祭的情形。81年後，我們的隊伍幾乎具備了同樣的莊嚴氣氛，而從這個儀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處則更為實在。北京奧申委承諾，如果北京贏得了這次奧運會的主辦權，就會花20億美元進行公共設施和體育設施的建設。最近的一次蓋普洛民意測驗顯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奧；而這一次，中國人自己的數據很可能是準確的。甚至異見分子也宣佈支持主辦奧運會。在香港，法輪功的踐行者告訴媒體，北京的信徒不會在考察團在北京的時候舉行抗議活動。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穿行在這座城市裡，逐一查看奧運會場館的選址：足球、壘球、舉重、水球、現代五項全能運動。在每個地方，我們平均花費5分鐘的時間，奧委會成員會問一兩個具體的細節問題，而那些細節如今並不存在，還在設想之中。現代五項的游泳池會有至少2.2米深嗎？是的，會有3米深。你可以從水球館走到打壘球的地點嗎？當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座嶄新的大型體育館正在建設之中。這項體育設施原來計劃用做排球館，不過如果北京要舉辦2008奧運會，它就會轉做舉重的場館。我們戴上了安全帽，經濟學者劉列勵帶著大家參觀。我和其他的記者一起疾步走著，到處尋找可以引用到新聞裡的信息。
「它看起來就像一隻漂亮的蝴蝶，或者說像一個可愛的飛碟。」我們站在體育館外面時，劉教授說。他的英語口語很糟糕，但這句話卻說得很好，他把最後一個詞的尾音拖得很長，就像一個舉重運動員剛把槓鈴舉過頭頂。另一名官員把新體育館的宣傳冊發給我們。裡面有這麼一句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體育館看起來就像一隻漂亮的蝴蝶，或者一個可愛的飛碟正飛過天空。」
我們走到體育館裡，站在未來的觀眾席上。下面有兩個工人，正在擺弄著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來的舉重賽台。一個澳大利亞的考察團代表說話了，他的名字叫鮑勃·埃費斯通。
「那是熱身的地方嗎？」他指著另一堆土問道。我和其他記者都擁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兒才是熱身的地方。」劉教授指著又一堆土說。
埃費斯通凝視著那片陰影，問道：「運動員可以直接從那兒走到賽台上嗎？」
劉教授笑了。如果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那麼毫無疑問，舉重運動員可以直接從熱身的地方走到賽台上。埃費斯通點點頭，感到滿意。劉教授向考察團說了一番話。這座新的體育館，他說，將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統」為特色。他話鋒一轉，抖擻精神做言語上的最後一次挺舉。他說：「體育館看起來就像一隻漂亮的蝴蝶，或者說像一隻可愛的飛碟。」
我們的最後一站是中華世紀壇。世紀壇位於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為了歌頌中國歷史的輝煌和迎接新世紀而建的。入口處是長明不熄的聖火台，上面有一行說明：
「廣場中央這永久不滅的火焰是『中華聖火』。火種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聖火採用天然氣。它象徵中華民族的文明創造永不停息。」
聖火後面，是一條長長的青銅甬道，由幾百塊鐫刻了文字的青銅板組成。這些青銅板構建了長長的時間軸，第一塊的年份是「3百萬年以前」，上面的註解是：「中國的古人開始使用火。」
250萬年過去以後，事物開始成形：「人們開始具備黃種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於河南鄭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漢。1841年英國人佔領香港；1912年孫中山成為臨時大總統。1937年日本屠殺了30萬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1978年，改革開放。最後，時間軸到達了2000年，歷史在這兒分解成一串隨機的數字：
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了人類三號染色體……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國家驗收。國家統計局宣佈國民生產總值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體育代表團在第27屆亞運會上獲得了28枚金牌。
國際奧委會的考察成員們走過時間軸，進入世紀壇裡。整個世紀壇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日晷儀。這些外國人在裡面看了8分鐘的申奧宣傳片，這部片子是中國最著名的電影導演張藝謀拍的。現代化的場景一幕幕掠過：飛機、地鐵、汽車。電腦模擬的畫面展示了擬建的體育場和新的公路；立體交叉的道路環繞著一片片鮮亮的綠地。我一點兒也認不出我生活的這座城市了。
楊司機的家在一個簡陋的四合院內，房子只有一層。除了一個燒煤的爐子以外，屋子裡沒有暖氣，大門旁邊搭建了一個廁所。我和楊司機在客廳裡喝茶，他的太太在裡面準備火鍋。楊司機給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並很驕傲地告訴我說，他的女兒英語說得很好。
我問起了那些出租車司機的語言培訓課程，楊司機把申奧教材遞給我。我翻了翻那本書，楊司機放了那盒錄音帶。錄音機裡傳出了「特別英語」的聲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們坐下來吃晚餐。楊司機讓我坐在主賓席上——在鄉下，這個位子就是看電視最清楚的地方。今晚，電視上放的是一場中國職業籃球賽，比賽雙方是北京奧神隊和上海大鯊魚隊。大鯊魚隊裡有一個22歲的中鋒，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個環狀的大銅鍋，由燃燒的酒精加熱，鍋裡倒了食用油。當鍋裡的液體沸騰開來時，我們就把一卷卷粉紅色的羊肉放進去。楊司機說，這樣的火鍋讓他想起了部隊。他參軍的時間是1969年到1973年，在內蒙古的邊境地區。由蘇聯控制的蒙古就在不遠的地方，那兒的局勢有時會變得很緊張。
「你沒法想像那兒有多冷。」楊司機說。「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難受的是我們要在戶外紮營的時候。當地人會把一整隻羊串在烤扦上燒。那種烤羊吃起來味道沒有這火鍋好，不過總比他們那邊的穀類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羊肉變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間裡暖了起來。楊司機和他的太太開心地吃著晚餐，一點兒也沒有因為外國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壓力。在中國，和領導幹部們一起吃的晚宴總是非常彆扭，而負責外交事務的官員無疑在招待外來者方面表現得最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卻是出色的主人，他們熱情禮貌而不拘禮節。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因為過於簡單，而不會出現在像「出租車司機英語培訓教材」的東西上。在那本書裡有一個部分，標題是「更多實用的表達方法」：
33、這座城市的交通越來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36、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