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趙老先生交談過後，我開始調查陳夢家的生平事跡。關於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沒有他的傳記，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經絕版。他生命走向終點的那一部分完全是個謎；導致他自殺的原因，沒有任何的細節記錄。在中國，文革仍然是一個陰影籠罩的記憶。對那個年代，人們可以寫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過人們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調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沒什麼人會保留自己在那個年代的日記和書信。
陳夢家早年的生平事跡相對來說更為清晰，因為他很年輕就開始發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親是個教師，也是長老會的牧師。陳家有10個兄弟姐妹長大成人：5個是男的，5個是女的。他們都是大學畢業，對於那個年代的女人來說，這樣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尋常。陳夢家在家裡排行第7，也是最聰明的一個。他18歲發表了第一首詩，20歲時出版了第一本書，那時候他就出名了。作為一個中國詩人，他按照傳統的習慣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裡最年輕的詩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詩人成立的，他們不再遵守中國傳統詩歌嚴格的格律。1932年，當日軍和中國軍隊在上海城外激戰，陳夢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這個年輕的詩人從戰場上發回了他的詩句：
在蕰藻濱的戰場上，血花一行行／間著新鬼的墳墓，開在雪泥上／那兒歇著我們的英雄－－靜悄悄……
他的詩歌風格簡潔而富有韻律；評論家把他和阿爾佛來德·愛德華·霍斯曼以及托馬斯·哈代相提並論。陳夢家長大以後不再信基督教，不過對於遙遠的過去，他有一種神秘感，他對此的描述幾乎接近宗教體驗。他有一首早期的詩歌，描繪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
在她高貴的外表下
我窺見了她的側臉
冷淡的，沉默著
一抹笑角的細微
藝術品自有其能量；書寫的文字嗅到了遠古的生命氣息。在另一首詩裡，詩人凝視著一座古老的城堡：
高高的塔樓莊嚴，傲然聳立。
諦聽著流水聲，
諦聽著風聲，
而塔樓在一片雲上，
劃下了3000年的筆跡。
它們讓我懂得，
對古物心存歡喜、滿懷尊敬。
（註：此詩未找到原詩，系按照本章節的英文原文翻譯而成）
陳夢家在南京上大學時，所學的是法律；但畢業以後，他就轉了方向。1932年，他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隨後致力於宗教，最後他的研究方向轉到了中國古代的書寫文字。過去越來越近；詩歌漸行漸遠。對陳夢家來說，寫詩似乎總是滿懷痛苦，在一首詩中，他寫道：「我撾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書的序言裡，他提到自己在23歲時就已經不再迷戀詩歌了。後來，他寫道：
「十七歲起，我開始用格律約束自己。從此我所寫的全都可以用線來比量它們的長短……這把鎖壓壞了我好多的靈性，但從這些不自由中，我只掙得一些個造字造句的小巧。」
（註：節選自《夢家存詩自序》）
到他三十出頭的時候，他已經基本上不再寫詩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學，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研究甲骨和青銅器上銘刻的文字。他漸漸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詩歌似乎成了一種回憶，提醒他已經逝去的一段人生：
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個人嗎？
尷尬而臉紅的，
我輕輕翻過了20頁的空白。
我只想寫下一行字：
我是牧師的好兒子。
（註：此詩未找到原詩，系按照本章節的英文原文翻譯而成）
趙露西也是牧師的孩子，也是一個奇才。25歲的時候，她發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個中文譯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學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國，很多中國人逃離了北京。很多年以後，露西在自傳裡回憶道：
我們去了南方，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趙景心（也就是趙老先生）留在了北京……我們搬到了浙江省德清縣的一棟老房子裡。我和陳夢家就在那時候結婚了。那個地方的東西很便宜，生活豐富多彩。我們每天都吃魚和蝦。那時我們不需要學習，於是我們常常去看鴨子，看它們慢慢游過水面……
這對夫婦和許多其它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起，最後搬到了昆明，昆明位於雲南省——中國邊遠的西南一角。幾所主要的中國大學在昆明重組，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夢家就在那兒教書。由於大學有規定，禁止一對夫婦同時在學校裡任教，露西無法成為教員。
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婦。我還是傳統觀念，認為妻子該為丈夫做出犧牲。不過我確實受過很好的教育。我做飯的時候，膝頭上總攤著一本狄更斯的小說。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給了這對夫婦一筆聯合的人文學科獎學金，資助他們去美國做研究。他們屬於絕無僅有的一代人：儘管國家遭遇了日本侵略和國內混戰，一群很有潛質的年輕中國人卻和西方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學術聯繫。很多人去了美國和歐洲學習，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打算學成後帶著新的技能回國。
陳夢家和趙露西出發了，首先是從昆明飛往印度的加爾各答市。這段「最困難的旅程」激發了陳夢家的創作靈感，幾年來他頭一回寫下了詩篇：
我看不見喜馬拉雅山脈
雲朵壘得山一般高……
一切看起來是如此孤獨
這是天堂的沙漠。
（註：此詩未找到原詩，系按照本章節的英文原文翻譯而成）
在芝加哥大學，露西做起了關於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好些年來，她都在遙遠的地方學習著英文；如今，英語世界的文學忽然就近在咫尺。她去了哈佛一趟，期間和T.S.艾略特見了面，艾略特把自己的一本題了字詩集送給了她。
露西研究文學，而陳夢家則到處搜尋青銅器。在亂糟糟的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很多文物被帶到了國外，其中極少數有經過人們細緻的研究。陳夢家想就這個主題，寫出一部權威著作，用中西方結合的方法對青銅器進行研究。除了洛克菲勒獎學金以外，他還接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
1945年5月28日
親愛的休斯小姐：
這周或者下週末我會到堪薩斯城來。我想知道，什麼時候方便去參觀博物館……
這個筆名叫「漫哉」的漫遊者名副其實。他遊歷了底特律、克利夫蘭、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紐約、紐黑文市、波士頓、普羅維登斯、普林斯頓和三藩市。他甚至去了檀香山。每到一個城市，他就和當地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聯繫，研究他們的中國文物。有兩年時間，他不斷徘徊在中國古代青銅器和美國現代文明之間。
1945年6月14日
親愛的休斯小姐：
我在堪薩斯城過得很愉快。再次感謝你的熱情款待。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可能會在今年秋天之前與我的妻子一道再去拜訪你……我在堪薩斯城的最後一晚去了市中心，終於看了一場電影。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次旅程都非常愉快……
在美國以外，陳夢家遊歷了多倫多、巴黎、倫敦和牛津。1947年，他從斯德哥爾摩回來以後，就給洛克菲勒組織發了一封信：
已加冕的瑞典王子在他的城堡裡接到了我，讓我看了他的收藏。我很榮幸地和他交談了兩個小時。
那一年，陳夢家完成了那本書的草稿，裡面有850件青銅器的圖片和文字描述。他回中國以前，把手稿和照片都寄給了哈佛；以後他要通過郵寄來編輯他的書了。一個哈佛的教授蘭登·華納寫了封信給陳夢家：「今日，一個來自亞洲男人需有很大的勇氣，才能面對來自政治和財政雙方的困難。你選擇這個時候回國，我對此表示崇敬。」
露西則繼續留在芝加哥，以完成她的博士論文。當她終於踏上橫渡太平洋的旅途時，已經是1948年末了，中國的內戰此時正是轉折點：
當我乘船前往上海時，我從廣播裡聽到清華和北京的其他大學已經解放了。國民黨將軍傅作義的軍隊遇到了麻煩……
上海和北京之間的交通已經中斷了，我必須想法子到北京去……幸運的是，有一架替傅作義運輸糧食的飛機要飛往北京，於是我坐了那趟飛機。當飛機途經天津時，人民解放軍從地面朝我們開火。沒有梯子讓我們走下去……我們只好跳到地上的一疊棉被上……
首都被分隔了，共產黨控制了一些地區，其他部分則仍然掌控在國民黨手中。陳夢家所在的地方已經被共產黨佔領了。
我叫人給我的丈夫捎信，告訴他我回到中國來了，我想叫他在城門打開的時候來見我。3周以後，城門打開了。北京解放。
城門又幾乎馬上關閉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美之間的交流結束。在劍橋，哈佛的教授們等待著陳夢家的消息，等待著那本關於青銅器的書；在北京，陳夢家等待著政治氣氛的緩和。他一直忙於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一書。「殷墟」指的是安陽地區，這些年來，安陽出土了許多件甲骨和龜殼。從這些碎片裡，陳夢家重構了商朝的世界，書法、文理、地理、天文。戰爭和祭祀，神怪和皇族。北京出版社付了版稅給陳夢家，他用這筆錢在市中心附近買了一個古老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大門上方，他掛了個牌匾，上面寫著「一書院」。這個題字成了令人傷感的預言：不到兩年，中國國內就禁止陳夢家出版書籍了。而在美國，他那本關於青銅器的書也從此沒了下文。
儘管禁止陳夢家出書，考古研究所還是印了這本書，這一版本用的是陳夢家從美國帶回來的筆記。書的編輯很馬虎，有不少的錯漏之處；很多照片仍留在哈佛，無法收入書中。此外，這個中文版本裡還包括了一個書的簡介，內容是專門批評陳夢家的。陳夢家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書名下面，由洛克菲勒基金贊助而寫成的書裡面，沒有一本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實錄
如今，全世界僅有約30名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在美國，最德高望重的專家是戴維·N·凱特利，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歷史教授。凱特利從來沒有見過陳夢家，對於陳個人的經歷也所知甚少。但這個美國人卻是沿著那個中國學者的軌跡進行研究，而且他仍然用著陳夢家那本僥倖出版的書——書裡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朝世界。凱特利的家在伯克利山上，我去拜訪過他好幾次；有一回，他對我說：「這本書極其重要。這是本了不起的書。他把所有東西都列出來了：種種的儀式和祭祀，還有時間的範圍。這是本很舊的書，但仍然是著手研究甲骨文的好助手。」
像陳夢家一樣，凱特利的學術研究生涯，也是著力於拼湊碎片。凱特利把甲骨上刻的文字比作樂譜上的音符：這是一種密碼，用適當的方式解讀，就變成了音樂。這兒有不同的樂段，還有各種的旋律。主旋律：一定的主題不停重複，產生了一種和諧感。凱特利仔細研究了1千300次關於下雨的占卜，這些占卜記錄全部出自商朝皇帝武丁統治的時期，大約是公園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這一段時期。
本月有大雨。
今日國王狩獵，整日無雨。
我們沒有降雨；意味此次協議讓商朝某些力量正形成災難。
甲骨形成了音樂，也講述著故事。商朝沉迷於死者的世界：在他們看來，逝去的祖先擁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受到了怠慢，祖先們就會通過疾病、厄運和自然災難懲罰活著的人。如果某個皇帝生了病，或者天氣出了什麼問題，朝廷就會進行占卜，希望從中發現是哪個生氣的祖先需要祭祀。有時候，朝廷會和死者討價還價：一片出土甲骨的刻文顯示，朝廷提議為某個祖先獻上3個人犯。但那一次的占卜肯定結果不好，因為下面緊接著就是第二行的刻文：5個人犯。然後占卜記錄就結束了。那位祖先應該對5個死者表示滿意。
「另一個範例就是關於牙痛的占卜。」凱特利邊說著，邊打開了他自己寫的關於甲骨文的書——《商朝歷史起源》。他翻開了其中一頁，上面是一片甲骨的黑白拓印，那片甲骨也出自武丁統治時期。拓印上展示了一片龜腹甲的背面，橢圓形的表面佈滿裂痕，有很多鑽出來的小坑和刻文。有些商朝的文字很難理解，凱特利的書重造了這片龜腹甲，用更為清晰的現代文字取代了商朝文字：
凱特利翻開了這一頁，然後向我介紹裡面的內容。「國王要參加一場戰役，但他的一顆牙壞了。」他解釋道。「他想知道該拿這只壞牙怎麼辦，還有是哪個祖先造成的。」
龜腹甲上刻了四個名字：甲父、庚父、辛父、乙父。他們都是一代人，是皇帝武丁的父親和三個叔叔，占卜時他們都已經去世。
「是甲父，不是甲父，」凱特利手指著那些文字，用中文大聲地念出來：「是庚父，不是庚父。是辛父，不是辛父。是乙父，不是乙父。」
朝廷為每個祖先都做了多次的占卜，龜腹甲上滿是裂痕。這個東西就像是一個3000年歷史的偵探筆記，把各種可能性一個接一個地排除掉。
「隨後我們看到了另一條刻文：『向庚父獻上一條狗，劈開一隻羊。』凱特利說。「我認為從這裡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這次牙痛。」
凱特利停下來，從書中抬起頭。他今年69歲，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藍色的眼睛，眼神敏銳。「那就是音符，」他說：「我們必須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國，似乎總有人安排好一個個音符。次序，規律，系統——這些特徵在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現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著令人吃驚的規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種叫做「二次葬禮」的習慣。死的人被埋葬，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的骨頭被重新挖掘出來，清洗乾淨，然後按照某種形式擺放起來。有時候，這些骨頭整整齊齊地碼在一起，頭骨擺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墳墓裡，則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頭骨全都朝著一個相同的方向。次序，規律，系統。
凱特利看著那些墳墓組成的圖案，對他來說，那是藝術和文字。他認為一切都有關聯：本能就是勞作，還有掌控世界的慾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國文字系統的起源，而為此搜尋自然的圖景，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他說。「你應該要找的是圖案——那些抽像化的、經過編排的結構。在宗教領域內起作用的原始衝動，一樣在文化領域內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這種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這些不是自然圖景，而是高度結構化、經過編排的設計。圖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來這像蘊含了某種密碼。裡頭有一種文化共識，對該做的事情和思維的方式，人們達成一致。我的印象是，這一點是中國特色。你什麼時候看過第一幅中國皇帝的畫像？我甚至不知道這怎麼回答這問題。在埃及，你可以看見早期的國王以及高級官員的畫像。在中國，沒有這種東西。很明顯，中國人樂於用抽像的方法描繪重要的權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銅器則不一樣；雖然它們有自己固定的風格，但它們仍然描繪是描繪人的形式。凱特利所說的「中國」，指的是中國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發展的地方，也是現代中國人普遍的尋根之處。這片地區孕育了中國人的祖先崇拜，這也是中華文明一個顯著的特徵。而在凱特利看來，祖先崇拜對官僚組織和儒家傳統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你觀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會發現，他們有各自的權力範圍。」凱特利說。「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對來說去世較久的則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權力愈大。我認為這是安排組織事物的一種方式。不同的人們負責不同的事。我把這叫做世代性：權力隨著年齡增長。」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英雄實質上是官員。他負責管理和組織事務；在戰場上，他因擅長謀略而非驍勇善戰著稱。早期的中國經典作品從不著重於描畫戰爭，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跡，比如亂糟糟的戰場。「你不會看到如《伊裡亞特》和《奧德賽》裡面所描寫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細節。」凱特利說。「中國經典作品裡全是關於某個人做了什麼事，他有什麼才能。全都是非常實在的。」
凱特利根據這個主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乾淨的雙手和發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國文化和希臘文化中的英雄行徑」。他把希臘的經典名著和中國文化中最為與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較，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緊隨商之後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國文化中很多的哲學傳統，包括出現了早期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作品：《詩經》、《尚書》、《左傳》。這些作品的寫作時間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間。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後一位皇帝垮台兩個世紀以後；而孔子把周朝視為理想，認為它的文化習俗該被視為社會的典範。
與古希臘文學相比，中國經典裡的道德世界條理分明得令人驚訝。在古代的中國世界，好人好事受嘉獎，壞人壞事受懲罰。天上的神不會來到人世作惡。中國古典文學中沒有悲劇。死者的世界實質上與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點：死者具有更大的權力。次序，規律，系統。
「在荷馬的史詩中，死者的問題是他們一無所知，」凱特利說。「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們沒有權力；他們什麼也做不了。在《奧德賽》中，奧德修斯來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對話，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臘正在發生的事情，甚至連他的兒子和父親是死是活也不知道。這和中國作品裡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國人年代越久遠就越有權力。古希臘的作品不這麼寫。古希臘人發展出一種對英雄的個人崇拜，這和祖先崇拜是相牴觸的。家族世襲的國家由一些有權力的家族治理整個國家，其政策為這些家族服務；而古希臘人試圖締造的是一個城邦，這和家族世襲的國家相牴觸。古希臘人不鼓勵祖先崇拜。」
凱特利的話穿越了時空。在我們的會面中，他不停地轉換著：有時他談到商朝，然後是周朝，然後是現代中國。有一次，他評論道，中國人製造官僚系統就像西方人創造英雄一樣出於本能。但他強調，這並不能作為價值判斷；實際上，西方式的英雄主義所需要的決斷力和行動性，可能會自然地引發戰爭。很久以來，歷史學家都有這樣的理論：那些受希臘經典作品教育成長起來的歐洲人，特別傾向於輕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凱特利的其中一篇論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萊克的詩句：「經典，這就是經典！那陷入一場場戰爭的，廢墟般的歐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問凱特利，為何中國和西方發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觀，他談到了景觀。在古代中國的中部平原，氣候比地中海和近東地區要更為規律。中國的兩大河系——黃河和長江都是從西往東流。兩條河流分別固定的模塊，在緯度上沒什麼變化；這意味著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這裡沒有什麼需要貿易的動機，中國古代文明天然就是農業文明。較少遷徙的人們改變想法和技術的可能性會更低。
「從本質上來說，我是地理決定論者。」他說。「我相信中國古代氣候的非常優越，這刺激了我們在中國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種樂觀因子。是有一個關於洪水的傳說，不過祖先禹成功處理了它。又一次，我們看到了一個能幹的祖先，他解決了問題。而且，在古代中國沒有什麼邪惡的行為。沒有原罪意識的存在。沒有人對自然神學感興趣，沒有人想要解釋邪惡在世間的存在。」
「你看看地中海、中東和蘇美爾，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種災害——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讀讀《吉爾伽美什》；那就是一個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對此感到憤怒。他想要一個對死亡的解釋。中國完全沒有這種東西。你死了，你成了一個祖先。你的人際關係還是一樣的：你曾經是一個國王，你就永遠是一個國王；你曾經是一個農奴，你就永遠是一個農奴。我認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會被任何新鮮的事物所吸引，因為新事物對祖先來說是一個挑戰。在這樣的文明裡，容不得懷疑論者的存在。」
我問凱特利，為什麼這種樂觀的觀念和我們所認識的現代中國如此不同，這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有的是饑荒、洪水、自然災難和戰爭。如今，則是超過1億人口的大遷徙。
「這屬於一種高度平衡制約。」他說道。「高度平衡制約」這個短語出自歷史學家馬可。艾文的經典著作：《中國過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國文明的延續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後期的衰落，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因素：中國的地域是較為與世隔絕的。中國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圍，相對來說外來威脅較少，不過這也限制了其與外來新鮮事物的接觸。同時，政治上的穩定性與早期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相結合，讓人口增長到了一個危險的水平。
「中國過去的幾百年一直在搾取其自然資源。」凱特利說。「他們太成功了，以至於把事物推到了臨界點。在我看來，那片土地已經被耗盡了。」
想像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種制約。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個又一個的朝代：一部人口過於稠密的歷史，世間的無限循環往復。中國人傾向於回溯過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藝復興這樣的時期裡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來。在西方人看來，甚至遠古的事情也是為現代的進步所服務的。啟蒙運動時期，政治體系產生了變化，那時候歐洲人頌揚的是古希臘的民主。1800年代後期，現代的奧林匹克運動則反映了帝制的價值觀，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過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體素質。
然而，中國人的歷史觀卻限制了這種重新定義歷史的現象。20世紀初，一些知識分子試圖探索中國自己的過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國人轉向了西方的觀念和價值觀。這一路可磕磕絆絆、痛苦不堪；仍然無法避免的，他們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觀念中（例如馬克思主義）。今天，中國人仍繼續為如何把西方傳統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掙扎。凱特利認為，1993年中國人在爭取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失敗時表現得如此灰心失望，試圖融入西方傳統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在《乾淨的雙手和發亮的盔甲》一文中，凱特利寫道：
無論是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時期或者是之後的學生異見分子呼喚民主的時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國的希臘和羅馬。
最近在北京舉辦的亞運會，如同中國人希望能爭得主辦權的奧運會一樣……可以看成是一種傳承，傳承的是阿喀琉斯為帕特羅克洛斯的葬禮所舉辦的運動會……這就是其中一些例證， 證明中國試圖在自己的現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經典，這些西方經典現在已經成了世界性的遺產。
像陳夢家一樣，大衛·N·凱特利是由於偶然的機緣才成為研究甲骨文的學者的。年輕的時候，他的志向是做一個作家：
「那時我簽了個合同，寫一本關於股票市場的書。最後我放棄了，當時還特別開心。我寫了一本小說，幸好它沒有出版。不過我鑽研了一下小說雜誌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寫作敲門，就坐下來寫了個短篇，寄給了《星期六晚郵報》。小說果然發表了，他們寄了一張1000美元的支票給我，我覺得我可以每週都這麼做。但那個雜誌社還沒發表我的小說，就倒閉掉了。
我是個自由撰稿人，那時候感到有點心力交瘁。我靠給《時代》雜誌寫書評支付房租，《時代》付給我的稿費很不錯，不過我意識到一個成熟的男人不應該只幹這些。我想讓自己嘗試一些別人沒有幹過的新領域。我想成為一個書寫中國的自由作家，於是我覺得該去學中文，所以我去了哥倫比亞大學。然後我被博士研究項目困住了。讀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紀。我想做些關於抽鴉片煙的研究：中國南方社會中有什麼因素，導致中國人沉迷上了這種來自英國的惡習？後來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識到，最關鍵的問題實際上是在遙遠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時的經典著作，於是我把研究領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這是個新領域。有那麼多的研究工作等著人們去做。那是1962年，我30歲；這時開始做研究歲數是有點大了。不過這是個很新的研究領域，你不用擔心什麼結構主義或者新批評主義——真是感謝上帝。」
「我去了台灣兩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國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個星期，有一天我走進了東京的一家書店。書架上有這麼一本書，一本關於甲骨文拓印的書。第一頁上面是符號，看起來像舉高的兩隻手：
「舉起手的兩個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關於調動勞動力的。國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應該增加人數嗎？增加人數，3000；增加人數，5000。攻擊這兒；攻擊那兒。這是一本具有創新意義的書。書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寫的第一本書就是獻給他的。他用了十年寫這本書。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他。」
一次偶然的發現，一本尋獲的書；然後是35年時間研讀那些甲骨。凱特利發表了兩本關於商朝的書，他的作品也給他帶來了榮譽。1986年，他獲得了麥克阿瑟基金獎。回溯過往，他的職業生涯十分合理。
當然，故事總是在結尾的時候更容易講。中國古代歷史也是一樣：次序，規律，系統。凱特利強調，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們只是沒有看到那些「骯髒」的細節，那些日常生活的雜亂和缺點。
「沒有出現骯髒細節的原因，我認為部分的原因，和我們所發現的文物有關聯，那些文物本質上是精英階層的。」凱特利說。「在中國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現了『骯髒』的細節描寫。但我會說，這種低俗的文學其實自古就存在，只是沒有被精英階層所記錄下來。精英們想要構建一個更為井井有條的世界觀，在這樣的觀念中，美德受到嘉獎，祖先令人尊敬。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圖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實際圖景。」
在和凱特利的另一次對話中，他告訴我，他仍然想要寫小說。「我很想寫一本關於商朝的小說。」他說。「但我有的只是這些結構化的指南，這些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我必須自己去編造那些『骯髒』的部分。我想說的是，我們有整體的構造和框架；有書寫的文字。但我們缺乏那些情感上的衝擊力。我們必須自行想像。」
凱特利在伯克利山莊的家裡存放了兩塊牛的肩胛骨。其中一塊骨頭不到兩英尺長，卻有著三千多年的歷史。骨頭表面刻了十個字：
歸海燒裂占卜：王十日無災。
一個叫彼得·布伯的人把這塊甲骨給了凱特利·布伯是從俄羅斯流亡來美的，他也在伯克利任教。在中國，這些文物仍然可以自由買賣的年代裡，布伯從一個古董商手裡買了這塊甲骨。無疑，這成了伯克利山莊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凱特利用棉布包著這塊甲骨，把它存放在一個膠捲筒裡。他打算以後把這塊甲骨捐贈給大學。
他的第二塊骨頭大約源自1978年。那時候，凱特利是劍橋大學的一個研究人員，他打算以商朝的方式燒裂一塊骨頭。據他所說，現代學者還沒有誰成功進行過這個實驗的。他去了一家賣肉的店，買了一個東西，如今人們大概只知道這東西叫T骨牛排。
「一個材料科學系的教授說，這個實驗很容易做。「凱特利說。「他叫我把骨頭帶過去，然後我們煮了它。兩個小時後，房間裡臭氣熏天。這次比賽的得分：商朝1分，現代科學0分。」
今天，這個數字仍然保持著。學者破譯了那麼多的商朝「音樂」，包括皇族家庭、戰爭的模式、還有對天氣的恐懼；但他們仍然不知道其中最簡單的問題：怎麼用傳統的辦法燒裂一塊甲骨。
「高島（Ken Takashima）和一些研究生也試過，」凱特利說道，他提及的高島是任教於溫哥華大學的一個學者。「他們想用烙鐵重現商朝的燒裂占卜，但沒有成功。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你把燒熱的火鉗放到骨頭上，骨頭卻會那些熱量都吸收了。可能商朝的人是直接把骨頭扔到爐子裡加熱。我搞不清楚。」
凱特利收藏的第二塊骨頭是白色的，比舊象牙的顏色還白。骨頭的表面有三處燒焦的痕跡，但並沒有裂紋。它的表面什麼也沒有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