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
華盛頓市和北京一樣，是一個精心營造的首都。兩個城市都是方形的：筆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轉角。它們的佈局嚴格按照指南針的指向，當初它們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統治者選址時，都把它們看作一張可以任意描畫的白紙。明朝的永樂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選中了建都的地址，喬治·華盛頓則選擇了波托馬克河的拐彎處建立都城。兩個城市的規劃設計——那一座座排成網格狀的紀念碑和一條條寬闊的街道，明白無誤地告訴訪客，這就是當權者的所在。
兩座首都的中心都樹立著一座政治性的建築。在北京，紫禁城代表著首都的核心；而在華盛頓市，所有建築都以國會大廈那圓頂狀的房子為中心。從國會大廈往外，一條條街道按照一個嚴謹的邏輯命名，這也是美國式實用主義的見證：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數字命名，東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順序命名。沿著北國會大廈街，從圓頂狀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羅得島大街路口前，你會跨過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羅得島大街繼續往東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後第一串字母表就用盡了，於是開始重新用兩個音節的單詞命名街道：亞當斯（Adams）、布賴恩特（Bryant）、錢寧（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蘭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蘭克林街和羅得島大街交界的轉角，有一棟米黃色磚塊搭建的公寓，由於年久失修，顯出破敗的樣子。2000年秋，在這棟樓第三層的一間公寓裡，5個維吾爾族人找到了他們暫時的家。
好幾個月以來，這間公寓住的都是剛從中國來美國的人，它成了這些人的臨時落腳處。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個月，租期則從一個維吾爾族人轉到又一個維吾爾族人的手上。公寓裡有一個小小的廚房，兩間臥室，一個客廳，客廳的地上擺著兩張床墊。
公寓裡的現任租客們沒有一個是打算在這兒長期住下去的。其中一個男人剛從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個已經獲得政治避難，正在申請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個人則在準備各自的避難申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途徑進入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師和必要的文件證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了法律系統中的各種漏洞。這是華盛頓市和北京的另一個聯繫：在網狀分佈的筆直街道和巨大的紀念碑之下，總是有著那麼一點混亂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進這間公寓不久，他讀了一張中文報紙上的分類廣告版，在上面看到一個「駕駛證咨詢」的廣告。這項服務是在唐人街的區域裡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兒的顧問就會為準備好弗吉尼亞州駕照的書面材料。在移民社區裡，人們都知道佛吉尼亞州駕照的漏洞：申請駕照和州身份證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證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經過公證的宣誓書，以證明申請人住在佛吉尼亞州並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對於一個不在佛吉尼亞州的非法入境者——換句話說，對於像波拉特這樣的人來說，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員出示護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納亞州的駕照。不會說英語的人還可以帶著他們的翻譯去參加駕照的考試。
唐人街裡的顧問幫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書，沒有問他任何問題，並派了一個中國人陪他參加駕照的筆試。每當這個中國男人做對了一道多項選擇題，他就會喃喃自語：「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過了筆試。拿到駕照後，他花了3千1百美元，買了一輛1992年產的銀色本田雅閣。
那年冬天的某一個晚上，波拉特想打電話給新疆的母親，但公寓裡的電話服務已經被切斷了。他決定到羅得島大街和富蘭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個公共電話亭去。那是將近午夜的時間。那個公用電話就在「可信賴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對面。
波拉特正在按電話號碼的時候，一個男人從後面靠近了他，說了些波拉特聽不懂的話。波拉特沒理那個人，繼續撥打新疆的電話號碼。在他把全部號碼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麼東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轉身，看見那個東西是把手槍。
兩個男人：一個拿槍，一個坐在車裡。「趴下，」持槍的男人說，這次波拉特聽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槍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為何卻錯過了波拉特藏在另一個口袋裡的300美金。兩個搶劫者開車往羅得島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來，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來還不到5分鐘。
那年冬天，我回美國呆了1個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蘇里州過了聖誕節，還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編輯，他們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磯、三藩市、紐約、華盛頓市。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別熟悉。我在美國的一個小城鎮長大，大學是在另外一個小城鎮讀的；畢業以後我就到國外去了。沒有哪個美國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圖就上路。
對我來說，首都看起來是最為陌生的地方。由於所有那些寬闊的街道和巨大的紀念碑，整個城市設計給人一種壓迫感；整個地區總是空蕩蕩的，似乎永遠沒有足夠的人把它填滿。在一月份，那些紀念碑看起來簡直像荒棄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黃的草。天空呈現一種冷冷的金屬色，天氣預報說即將下雪。我坐地鐵到了羅得島大街，周圍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認出的第一個人是個維吾爾族人。
他在地鐵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來的，他的本田車還在店裡修。我們相視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寶路上一樣。他的臉看起來瘦了些；來美國以後，他的體重就減輕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不過現在他抽的是萬寶路而非希爾頓。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愛萬寶路牌子的煙，不過他通常都不會買，因為很多假貨。
我們走路去他的公寓，當我脫下大衣時，他哈哈大笑起來。
「你的襯衣和我的一樣。」他說。
我往下一看，原來我們穿了一樣的衣服：橄欖綠的老人頭牌斜紋襯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寶路買的？」他問。
「是啊。在朝陽門外的新市場買的。」
「那是假的。」他邊說邊笑。「和我的一樣。你花了多少錢？」
這個問題在中國，從來沒有讓人滿意的回答；有人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幣吧。」我絕望地說。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說。「他們大概看你是外國人，就朝你開高價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轉轉。我讓他先帶我在這兒附近看看，他就帶我走到了羅得島大街上。沿街的電線桿上都貼著傳單，為這個月的總統就職演講做準備：
出離憤怒的一天！
反對喬治·W·布什的黑人統一集會
1月20日週六早上11點
由反對布什日程的黑人聯盟和新自衛黑豹黨贊助
美國印地安人運動、其他膚色的人民
我在筆記本裡記下了其中一張傳單的內容，波拉特問我傳單的內容是什麼。「Peoples of Color」直譯為中文聽起來有點奇怪，於是我用了中文裡對這種人的習慣稱謂：少數民族。當然，這樣的中文直譯為英語也很奇怪：「少數的種族群體」（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這世界上有某一種語言能把文雅地處理這樣的詞語，不過英語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問波拉特，一般的美國人有沒有把他歸類到哪個種族裡去。
「他們覺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說。
「有沒有人和你說西班牙語？」
「有時候吧，」他說：「不過在這一帶很少發生這種情況。」
我們來到了羅得島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說，晚上在這個街角，毒販公開地在這兒買賣毒品。他覺得他住的那棟公寓樓裡，有好些人也是毒販。那些人出沒的時間很奇怪，波拉特意識到，他的鄰居們幾乎都沒有工作。他留意到，他們有時候會拿著一些紙片而不是錢去買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來了這個國家三個月，但他已經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一說起黑人就壓低聲音。雖然我們說的是中文，波拉特還是如此。有時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稱呼他們。他聽到人們用「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稱呼他們，他只採用了這個稱呼的前半段。有時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國人。
「所有維吾爾族人都會說，住在一個非洲人聚居的區域很糟糕。」他告訴我。「坦白說，我對他們沒什麼好印象。可能在美國的其他地方，他們會好一些；不過在這兒，他們無非就是酗酒和做買賣毒品的事。我敢說，這一帶有工作的人不超過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萬寶路香煙，我們繼續在羅得島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處都是玻璃碎片和廢棄物；除了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麼有人生活的跡象。樓房破敗不堪，店舖全都關著門，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記得上次自己來到這樣一座安靜的城市，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在中國，都市裡的每處風景都充滿了各種活動，熱鬧非常：沿街叫賣的小販，修理工，賣麵條的小攤，路邊的小店和髮廊。甚至在那些由於國企改革重組而人口大量減少的城市，當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總是會有正在進行的建築工程：鑿子發出的叮噹聲和手提鑽機發出的咯咯聲日夜不停。
然而在這條羅得島大街上，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汽車駛過的聲音，而且沒有車輛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數的本地企業裡，有些也稱不上什麼企業：「一查就走」的快捷銀行（Check'n Go），一間明星典當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訴我，這裡的企業好些是移民者經營的，儘管很少有外國人住在這一帶。他的車是在「地鐵汽車店」裡修的，那家店由一個埃塞俄比亞人經營。韓國人開了「名炸魚屋」和「鄰里食品雜貨商場」，商場裡賣的酒比食物多，收銀員那兒有厚厚的樹脂玻璃做擋護。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賴美酒商店」旁邊，是由福建移民所開的華美餐館。那個中國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華美」的親戚們很可能正等著修建一棟鑲上綠玻璃的大房子。在羅得島大街上，一個破舊的招牌正對著這條陰森的大街：
華美餐館
美籍華人餐館
波利尼西亞雞尾酒
外賣
「黑人欺負他們。」波拉特說。「黑人在那兒吃飯不給錢。」
地鐵載著我們呼嘯而過，穿行在這個城市的網絡之下：轉頭穿過第一串字母表，經過國會大廈，來到史密森尼安地鐵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們走出站台，來到商場外面色澤黯淡的草坪上。華盛頓紀念碑因維修而不對外開放；紀念碑的基部一層層搭著腳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屬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當我們往紀念碑上面看時，兩個亞洲裔的男人從我們身邊走過。他們穿得一模一樣：黑色西裝，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們走遠了，聽不到我們說話時才開口。
「那是北朝鮮人。」他說。
「我覺得他們只是亞裔美國人而已。」我說。
那兩個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貫注地盯著他們看。
「他們肯定不是亞裔美國人。」他說：「從他們穿的衣服和他們走路的姿勢，我就知道了。他們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我敢打賭，他們是北朝鮮的外交人員。他們看起來和雅寶路上那些北朝鮮大使館官員一個樣。」
「他們也戴著金日成像的別針嗎？」
「我沒看見。」他說：「不過在美國，他們可能把那些別針取下來了。」
我們從山坡上往下走，向著倒映池沿岸所種的那一列橡樹走去。我放慢了腳步，期待著那兩個亞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內。今天讓我感到非常沮喪：破敗的社區，關於北朝鮮人的談論——就像在雅寶路時一樣。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邊，在中國，人們無數次地讓我談談美國：上課的時候，回答人們問題的時候，和好奇的中國人聊天的時候。在和平隊，這實際上成了我的職位名稱：「外國專家」。
然而，現在，當我終於和一個來自中國的人站在這兒，眼前我祖國的一切，卻幾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紀念碑看起來也不一樣了，在冬天中一副荒棄的模樣。在腳手架圍起來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來就像一塊毫無生氣的石板。幾隻白色的海鷗從水面掠過，懶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們在池邊站了一會兒，波拉特說他想去看林肯紀念堂。前面那兩個亞裔男人的身影終於消失了。
我們一步步走上台階，來到紀念館前。孩子們的笑聲從大理石牆那邊傳來，這地方全是一隊隊學校的學生。我不記得我上次來這兒是什麼時候了，大概那時我還是個孩子吧。在紀念堂內，牆上刻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詞：
87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個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來平等的原則……
這些話像重現的《聖經》經文，給了我慰藉。它們半新半舊、似曾相識，我背誦這些話語的時候還遠未懂得其涵義。我慢慢地讀著這篇演講，在一些短語處按節奏停頓：「全世界不大會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今天頭一回，我感到平靜。那是我的語言；這是我的家鄉。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們周圍蜂擁著一群群孩子，他們咯咯笑著，說著話；孩子們的出現讓坐著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來更高貴而威嚴。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倆都沉默了。
「很多維吾爾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說。「我以前讀過有關他的歷史書。我欽佩他，是因為他處理種族問題的方法。」
我們走到外面，回到了這個寒冷的1月下午。紀念堂外，豎起了一個簡單的木屋，旁邊有個招牌：
戰俘、戰爭失蹤者
你們並沒有被遺忘
最後的火線基地為此守夜祈禱
直到他們所有人平安歸家
一個穿著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發著宣傳小冊子：「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我拿了一本並對他說了「謝謝」，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鮮人在那兒。」他說。
「我真不認為他們是北朝鮮人。」我說。
「我敢肯定他們就是。」他說。
那兩個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車的地方。他們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車。
「他們肯定要做些什麼可疑的事。」波拉特說。「否則他們為何要那樣分開？」
一個畫面似乎從天而降地出現在我面前：兩個男人，一個來自新疆，一個來自密蘇里，在林肯紀念堂裡說著中文，穿者一模一樣的冒牌老人頭斜紋襯衣。我對波拉特說，我們應該走了。我們終於走了。
美國境內只有大概500個維吾爾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維吾爾族人是作為大學學生的身份來美的，不過近年來，獨立來美的維吾爾族人有增加的趨勢。一般來說，他們會申請政治避難，這和一般的難民計劃有所不同。難民是一個被控制的群體：每一年，白宮會決定難民的人數和國籍，這是根據當時的國際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難民來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蘇聯來的難民最多。2001年，變成了非洲人：索馬裡、利比裡亞、塞拉利昂。通常，難民申請者會在海外進行申請，隨後國務院會提供一筆貸款，用於難民遷移至美國及初期的安居費用。
然而，政治避難卻是美國移民的一張王牌。難民是在政府援助下來美的，而政治避難者卻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的辦法來到美國。他們的人數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請到了政治避難。（那一年，美國一共有1,064,318個合法移民）。申請政治避難的人也許會用偽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國移民官員說謊；這都不是什麼罕見的事。如果確認申請者應該獲得政治避難的身份，上述這些舉動都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麼不利的影響。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道德環境：波拉特來到美國這片土地上的第一個舉動，是欺騙政府官員；儘管如此，他卻不用擔心這種欺騙的後果，仍然可以申請政治避難。而政治避難計劃則以各種編造的故事而聞名：很多申請者來美國其實是出於經濟因素的考慮，他們誇大了自己在母國的政治風險。中國的申請者知道美國人關心墮胎的問題，他們常常會提及計劃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時候，他已經請了個律師，幫他準備政治避難申請。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還可以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請，讓她也過來美國。政治避難申請成功後，還有其他的步驟：首先是爭取永久居民身份（「綠卡」），然後是公民身份。其他維吾爾族人告訴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順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內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
他參加了一個成人英語班，準備找工作。他告訴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專門訓練的，例如開車。不過出於某種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語水平提高以後，能夠去郵局工作。「那樣的工作穩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國的大學拿一個高等學位。」他解釋道。
那時波拉特問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難申請人，為他寫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沒有親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問題；不過我很清楚他的經濟情況。在信裡，我寫道：「波拉特先生絕不能被歸入只是來美國尋找工作機會的經濟難民一類。他受過良好教育，能說中文和俄語，在北京有足夠的生意渠道……」
我之後還來過華盛頓市好幾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師布萊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費城的一個非營利移民組織工作，有一個潛在客戶給他打電話，說他是個維吾爾族人。梅茨格的反應是：「什麼是維吾爾族人？」那一年，他自己開了律師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維吾爾族客戶的生意了。梅茨格的辦事處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幾乎所有在華盛頓市的維吾族申請者都請他做律師。他每個客戶收費1千5百美元，用行業標準來衡量，是屬於比較低的。
梅茨格是個安靜而認真的人，今年30歲，在意大利的維琴察城出世，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西西里人。他告訴我，是他母親的出身激發了他從事移民法律這一行。對梅茨格來說，文化大熔爐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親是個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義而言），但他卻上了13年的教友會學校（註：教友派屬於基督教中的一個教派）。他給共和黨人投票。在歐柏林學院上大學時，他的專業是東亞研究；如今閒暇時，他仍然讀一些日文詩和中文詩。他還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關於維吾爾族人的資料。1998年，他參加了「國際維吾爾族青年大會」，那是一個流亡社區召開的會議，地點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剛開始時我快悶壞了。」他說。「所有的會議都是用維吾爾語或俄語進行的。我只能看書或胡亂塗鴉，或隨便幹些什麼打發時間。」
他從來沒有去過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馬裡蘭，他還是逐漸熟悉了一些維吾爾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請一個華裔人士做他的秘書，然而他逐漸意識到，這會讓維吾爾族人產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瞭解到，很多受過教育的維吾爾族人不相信伊斯蘭教。他也逐漸熟悉了維吾爾族的等級制度，他對維吾爾族商人的機智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們扔在森林裡，他們自然會在那兒想法子做生意」），他學會了問到美國政治避難申請的第五條問題時，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國或任何你返回的國家裡遭受酷刑（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劇烈疼痛，包括強姦和其他的性侵犯）嗎？
「我有些維吾爾族客人回答說『不』，因為他們並不害怕。「梅茨格告訴我。「他們想表現得很堅強。我必須向他們解釋，這個問題是問在中國的監獄裡，有沒有發生酷刑的可能性。」
2001年，大約500個在美國的維吾爾族人裡面，有將近100人通過梅茨格的幫助獲得了政治避難的身份。但他告訴我，即使申請成功，他還是會擔心他的客戶的將來。
「我有時會想，我幫助這些人獲得了政治避難的身份，但我實際上也是在幫忙摧毀維吾爾族的文化。」他說：「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適應美國的文化。到了孫子那一輩人，他們只是覺得『爺爺是維吾爾族人』這件事很奇怪。不過在美國，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這兒來的德國革命者，他們的後代就不太熱衷於革命了。狩獵的少數族群總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
每一年的11月2日，華盛頓市的維吾爾族人會聚集在一起，慶祝東土耳其共和國建立的週年紀念。有一年，我剛好在華盛頓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參加了宴會；波拉特的父親曾為東土耳其軍效力。那次的宴會在喬治梅森大學一個租來的大廳舉行。有大概80個維吾爾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專門從海外來紀念立國週年的。有一個80歲的老人從哈薩克斯坦坐飛機來。如今仍然活著的維吾爾族人中，親身經歷過那個獨立的共和國時期已經寥寥無幾了；他是其中的一個。那個共和國於1949年被摧毀。
在宴會上，人們用維吾爾族語做演講，隨後這個群體裡的年輕人穿著傳統服飾，表演了他們的舞蹈。其中一個跳舞的年輕人是從佛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來的，讀八年級；她說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她告訴我，她同意來跳舞的原因只是因為她的朋友也來跳。我問這個女孩，她在佛吉尼亞州的同學是否知道什麼叫做「維吾爾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們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來自中國。」她說。跳舞結束了以後，四個成年的維吾爾族人穿著東土耳其共和國的橄欖綠軍服，列隊走進大廳。他們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禮，大廳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11點整，喇叭響了，一個保安宣佈大廳將立即關閉；於是在場的維吾爾族人走出了喬治梅森大學，在外面紛紛握手，邊說著「再見」，邊流下了眼淚。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時候，他一點兒也沒有提到遭遇搶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後，一個我和波拉特都認識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這件事。後來，我問波拉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就把來龍去脈都告訴了我。他說那個司機和持槍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嚇住了，不過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時候，我就不怕了。」他說。「那一刻，他對我開槍或者不開槍，我都沒有辦法。我覺得他不會開槍。那個人很瘦，我覺得他是個癮君子。」
「我沒有報警，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拿到政治避難的身份。沒必要那麼麻煩。那個景象太難看了——就那麼趴在地上。」
波拉特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我意識到他先前為什麼不告訴我：被搶劫這件事讓他感到屈辱。他說了好幾遍，在羅德島大街旁被迫對著地面看，是件多麼荒唐的事。我試著安慰他，告訴他說他做得對；沒必要反抗一個持槍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說法。
「我有個朋友，他給多米諾餐廳送外賣，遇到有個男人用槍指著他。」波拉特說。「那男人也是個非洲人。他用槍指著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槍，把槍弄到一邊。槍裡沒有子彈。他們兩個人打起來了，很快來了輛警車，把他們倆都帶走了。警察給他們倆都上了手銬，把他們帶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個翻譯，翻譯來了以後，警察馬上就讓我朋友離開了。」
我跟波拉特說，那個維吾爾族人很幸運；遇到有人用槍指著你，總是應該假設槍裡是有子彈的。波拉特搖搖頭。
「這要視情況而定。」他說。「如果那些人看起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樣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寶路遇過一次這種情況。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個錢商那一年被幹掉了。那三個男人肯定監視我有一段時間了，有一天晚上，他們企圖打劫我。領頭那個人在街上把我給攔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飛快地揮了揮那把刀說：『朋友，你能借點錢給我嗎？』你知道那些人怎麼說話的——『朋友這樣，朋友那樣』。他說話帶著東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驕傲地微笑起來。「我什麼也沒給他。」他說。「我告訴他，『我來自新疆烏魯木齊，我們那兒的人知道怎麼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沒什麼特別的。我在這附近有些朋友。』從那以後，他們就不再來煩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