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考古學家們要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牆繪製地圖。那段城牆離地表不遠，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隊在黃土地上的挖掘工作進展很快。隊裡一共有18個男人，由考古學家荊志淳帶領，他們的裝備是鐵鏟和洛陽鏟。這個年輕的考古學家相信，這段城牆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領域的一部分。
午後，荊志淳小憩了一會兒，我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裡採訪了他。房間裡都是一排排的書，涼爽而寧靜；只有我們倆呆在房間裡。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陽出土的文物。後來，當採訪結束的時候，他不經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擺的一本巨型舊書。書的封面已經被撕破了，還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跡清晰可辨：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
我國殷周銅器圖錄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書上沒有列出作者的名字。這本書是1962出版的，由中國考古研究所編纂，裡面有800多幅青銅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實、三條腿的鼎，也就是「鍋」；有造型優雅的長頸觚，也就是「聖餐杯」；還有細長而帶柄的觖，可能是用來加熱酒的。絕大部分青銅器的歷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們都設計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風格的動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彎曲的。過去，有些專家認為這種神秘的圖案畫的是一條龍；其他專家說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鱷魚，又或者是蛇。還有一些理論把這種圖案和薩滿教聯繫起來。不過沒有人知道確切的答案，饕餮失卻了它的含義，成了一個沉默的符號。
書後列出了那些美帝國主義者的名單。密蘇里的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在名單之中，博物館擁有一個細長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羅馬尼亞東正教會主教團（這名字聽起來既非屬於美國，也不像是帝國主義者）擁有一個鼎和一個觚。其他的名字則不太會讓人感到意外：紐約市的W·K·范德比爾特夫人；同樣來自紐約市的桃麗絲·杜克小姐（根據這本書的記載，她奪去了9件青銅器）；來自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裡·C·布倫戴奇（30件青銅器）；來自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爾弗雷德·F·皮爾斯伯瑞（58件青銅器）。
草草翻閱一下這本書，大概就能夠瞭解到這些著名的美帝國主義者在考古上有怎樣的品味。桃麗絲·杜克所擁有的9件青銅器都是商朝的，顯然她很善於發現那些精巧細緻的東西：一對細長的觚，一個精細的觖。相反，皮爾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鑒賞口味，喜歡那些堅固結實的銅器：一件三國時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戰國時期的大鍋，低矮而顏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歷史悠久的模樣。布倫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測。他的收藏品從商朝、西周到春秋時期都有；他擁有厚實的鼎和細細的觚。他最獨特的一件收藏是一個春秋時期的酒壺，那酒壺的造型簡直是異想天開，鑄成了一隻鳥的形狀——一件準備飛翔的遠古青銅器。
我問起荊志淳這本書的事情，他說書是由一個叫陳夢家的甲骨文學者研究寫成的。
「他在美國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釋道。「陳夢家的妻子那時候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美國文學。不過後來他們倆回了中國。陳夢家還是個很棒的詩人。」
我問荊，陳夢家是不是還住在安陽或者北京。
「他已經去世了。」荊志淳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了。」
我再一次仔細看了看封面：沒有名字。荊志淳說，陳夢家曾經兩次自殺。我合上了書，問安陽有沒有人認識這個學者。
「和老楊談談吧。」荊志淳說：「老楊現在已經退休了，不過陳夢家自殺時，老楊和他在一起。當時安排了老楊和其他一些人照管著陳夢家，不過那件事還是發生了。你過去院子那頭，就可以找到老楊了。」
安陽考古工作站離地下之城不遠。這地方仍然種著莊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將近12座的樓房中，只有少數人是在這兒全職工作的。白天，風吹過梧桐樹，沙沙作響；偶爾遠方傳來一陣火車的轟鳴，那是駛向北京的火車，離北京還有6個小時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裡一片寧靜。高高的水泥牆上面是帶刺的鐵絲網。
工作站的很多樓房裡放著文物。有放滿了青銅器的房間，有散佈著陶器碎片的工作間，有的房間裡則是一些上鎖的抽屜，抽屜裡塞滿了無價的玉石。還有就是大量的骨頭。在一件展覽廳裡，展示了一個罐子，罐子裡是一副嬰兒的骨骼；這可能是商朝時某種恐怖的儀式留下的遺跡。另外一棟樓房裡有一架四輪戰車，還有4副骨骼，它們都是1987年從附近的田里挖掘出來的。那些骨骼剛好是成對的：兩副馬的骨骼，兩副人體的骨骼。它們可能是獻祭用的，為某個君主的來生服務；那兩個男人大概是戰車的御者。一個男人的骨骼倒臥在戰車後面。另一個男人是仰面躺著的，就在馬的旁邊，雙手被綁在背後。他的頭蓋骨轉到旁邊，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戰車已經不再是戰車了。被埋在中國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兒的雨水能輕易地滲透乾燥的黃土。隨著時間的推移，竹子逐漸腐爛，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來形狀的泥土模子。30個世紀過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漸深入，考古學家們不可思議地分開了泥土模子與外部的泥土，最後戰車的外形出現了。有車的側板，一個車軸，一副桿子，還有一個車廂，可以容納三個跪坐的乘客。一副彎曲的車軛跨放在那一對馬的脊椎上。輻條式的車輪直徑有4英尺多長。這個戰車看起來是完完整整的，彷彿還是由木製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幾下，它就會變成一堆塵土。考古學家把它形容為一個「鬼魂」；一件早已不復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記憶。
在存放戰車的那棟樓旁邊，我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裡見到了楊錫璋（音）。他今年66歲，戴著金屬邊框的眼鏡，一頭稀疏的白髮。他的牙齒鑲成了銀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嚇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種意料之外的遺跡在閃光。
老楊說，陳夢家在1940年代做了關於這本書的研究，那時共產黨還沒有掌權。在那以前，陳夢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國。陳夢家的妻子來自一個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的神學家。
「這是後來他們遇到麻煩的原因之一。」老楊解釋道。「她的家庭和外國的事物聯繫太緊密了。當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後，陳夢家就被貼上了『資本主義知識分子』的標籤。這源於他在美國呆過一段時間，也源於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過『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為人所詬病的地方。」
這個短語聽上去並不熟悉。我請老楊把它寫下來，以確保我沒有聽錯。他停了一會兒，像是後悔提到這一點，不過後來他寫下來了。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確，但整個短語的含義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眼睛往旁邊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銀光閃過。「意思是，」他不情願地說：「你和一個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曖昧關係。」
「那麼，陳夢家是這樣？」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說。
好一會兒，我們之間是一陣奇怪的沉默。當我們繼續開始交談時，我意識到，老楊顯然更願意談論陳夢家的死亡。當我問起陳自殺的事情時，老楊的表情並沒有變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剛開始。」老楊說。「當陳夢家第一次自殺的時候，人們救了他。從那以後，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輕的考古學家去看管著他。我們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裡，任務是不讓他自殺。但我們不可能一天24小時都和他在一起。我們也嘗試過，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們看了他大概1周。」
為解釋他們如何失去了和陳的聯繫，老楊站了起來，手指向窗戶。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太陽在外面的樹間灑下了斑駁的光。「試想一下，你現在站在陳夢家北京的家裡，看著外頭的四合院。」他說。「有一天，陳夢家走了出去，經過了這扇窗戶。」老楊手一揮，就像在追隨一個想像的人物——他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過了幾分鐘，我們覺察到他走出去了。我們衝到外面，但已經太遲了。他上吊自殺了。」
老楊坐下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他說：「陳夢家是個了不起的學者。」
然而，從老楊的表情上，我看不出來他是否覺得內疚或傷心，或有什麼其他的情緒。他看起來面無表情，當中國人談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時，常常都是這個樣子；所有的感情都隱藏在遙遠的別處。我問老楊，他和陳夢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陳說了些什麼。
「我們沒怎麼說話。坦白說，我當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看起來顯然是心煩意亂的。我和他說話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楊解釋說，當時陳夢家的妻子並不在家，因為紅衛兵在城市的另一邊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學裡。後來，文革結束了，她繼續在大學裡教英國文學。老楊告訴我，她幾年前去世了。
我們一起走過院子，來到老楊陳設簡單的辦公室裡，那兒有一張陳夢家的照片。辦公室裡有一張桌子，一書架的書，還有一張搭了蚊帳的床。水泥鋪的地面沒有任何裝飾。老楊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鑒。
「關於那本在美國的青銅器的書，我還有一個問題。」我說。「為什麼封面上沒有陳的名字？」
「1957年，陳夢家批評了一些國家領導人的觀點。」老楊說。「他被貼上了右派的標籤。右派不能發表書籍。但是那本書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沒有寫他的名字。當然，人人都知道是誰寫了那本書。」
老楊把年鑒翻到有照片的一頁，其中一張照片是中年的陳夢家。照片下的題字註明陳出生於1911年——清朝的最後一年。在照片裡，陳夢家笑出了酒窩，眼睛明亮，一頭濃密深黑的發。他穿著傳統的高領襯衫。在這一頁所有人的照片中，陳夢家笑得最燦爛。
「他長得很帥。」我說。
老楊輕聲笑了起來，不過這次他沒有露出那排閃爍的銀光。
在安陽，我試圖瞭解更多關於陳夢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學家年紀都太輕，不清楚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這次作的筆記歸檔，然後就做其他事情去了。這也是一個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講到一半的故事，然後任由它們逐漸被遺忘。然而這些故事總是會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一個印記，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靈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書在美國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書的那一段時光。那一年，「美國之音」廣播了一篇中文書評。隨後，寫書評的人給我寄了封介紹信，信裡附了他的書評的複印稿。那個鬧著玩似的副標題吸引了我的注意：
讀洋鬼子何偉的新書
書評人是一個中國出生的美國公民，名叫巫寧坤。他來信的郵戳蓋的是佛吉尼亞州的賴斯頓。他的信是用英文寫的：
附在信裡的文章是……根據一個廣播談話節目「今日美國」所寫的，這是「美國之音」的一個普通話節目。如果你從前的學生恰巧聽到了這個節目，他們會十分驚喜……
巫寧坤在信裡提到，他於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美國文學，在共產黨人的革命以後，他回到了他的故鄉中國，在那裡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橫渡太平洋，這次是永遠的了。從那以後，他就和妻子住在華盛頓市附近。我給他回了信，問他在芝加哥讀書時，是否認識陳夢家。
回信很快來了：原來，在共產黨革命以後，陳夢家的妻子還幫忙說服巫寧昆，勸他回到中國去。巫寧昆建議我讀一下他用英文寫的傳記《一滴淚》(A Single Tear)。書中其中一個部分描述了巫寧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時候一系列災難性的政治運動還未開場：
當時，我還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暫時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裡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陳夢家，是附近清華大學的教授，也是一個著名的考古學家。陳先生很瘦，皮膚黝黑，走路時老駝著背，像不堪重負；他40多歲，但駝背使他看起來顯得更蒼老。露西的父親T·C·趙博士，是聖公會主教和神學院的院長……在優雅的明朝傢俱、上等的小藝術品和史坦威鋼琴之間，她步態輕盈地來回走動；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從亨利·詹姆斯小說中走出來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論文的論題），然而卻被硬塞入一個完全不合時宜的環境裡，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裝一樣。我很好奇，在她沉著的姿態之下可能隱藏了怎樣的「道德意識」。而陳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氣很壞，常直言不諱。當上級宣佈，教職工和學生都要參加每天的集體運動時，他踱來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轉圈，同時大聲埋怨：「這就是《1984》變成現實了！這麼快！」
當我看到露西這個名字，我忽然意識到，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趙露西是趙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個在四合院東邊的屋子裡翻譯《草葉集》的女人；她就是陳夢家的遺孀。我和老楊談話時，沒有注意到人物之間的聯繫；老楊沒有怎麼提到這個女人，也從來沒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個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學家一樣，趙露西已經去世了。她死於1998年。但趙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們的新家。
趙老先生唯一的變化是曬黑了。他耷拉的眼睛還是一樣：冷靜、深邃、看不出年齡；他的一舉一動還是像軍人一樣。他仍然打網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當我問起他最近的比賽，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膚是在泰國曬黑的。當局為拆毀四合院，賠償了這對夫婦近3百萬元，相當於35萬美金，在中國，這算是很大一筆錢了。在中國，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這麼大一筆錢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趙老先生和妻子黃哲剛從曼谷度假回來。
他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情緒。他說，接受當局的賠償，表示他承認了這場鬥爭的失敗，現在再談論那個四合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對於文化大革命，他有著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談論文革。起初，我請求和他見面，談談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絕了。我想了些辦法刺激他以後，他最終同意了會面，不過他再三重申他沒什麼可說的。
趙老先生和黃哲搬到了城市的東面，在嘉裡中心和中國國際貿易中心那堆雜亂無章的商業建築旁邊。這對老夫婦住在一棟叫「金貿」的新樓裡。他們家的窗戶裝的是綠色玻璃——像碼頭盡處的那一點燈光。
這對夫婦在客廳裡接待了我。屋子裡的裝飾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趙老先生父親的黑白照片，一卷長長的書法作品。耶穌和法利賽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視線：一張鑲在鏡框裡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們聊了一會兒，老人告訴我說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的一員，新月派是20世紀初一個很流行的詩歌派別。我問他陳夢家的寫作風格。
「很浪漫。」趙老先生乾巴巴地說。
「怎麼浪漫呢？他寫作的主題是哪一類？」
他揮揮手打發了這個問題。「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東西。」
「那麼，陳夢家本人是怎麼樣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難想起來。」老楊說。「不過我記得他是個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樣。他們不停地讀書，整天埋頭寫作。他們是為文藝而生的。有時會覺得他們倆再沒有其他活動了。」
我提到了那本寫在美國的青銅器的書，老人點了點頭。
「陳夢家1948年從美國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國的時候，就遊遍了整個國家，給人們家裡的中國文物拍照。如果他聽說某某有一件青銅器，他就會去詢問那個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這樣為寫那本書做調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買那樣的青銅器，你得有錢。」
我問起那本書的名字——「美帝國主義者」，老人說，不是陳夢家選擇了那樣的字眼。「他的興趣與政治無關。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銅器。他常常會說青銅器有多麼漂亮；他說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們能創造出如此精美的東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對於明朝的傢俱，他有著同樣的感受。他是個正經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傢俱。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國以後，他們倆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於日常花費，而他的薪水則用來買古傢俱。」
老人提到，這對夫婦的傢俱如今在上海博物館的常設展裡。我問他陳夢家的政治問題，趙老先生說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澤東發起了一場運動，旨在改變中文的書寫系統。那段時間，毛澤東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體簡化，他還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統完全取代中文字。
陳夢家寫了一些文章，批評了這個計劃。
「他認為，中文書寫不應該改變。」趙老先生解釋道。「從那以後，他就被控為右派了。那段時間對他有很多批評，當然，後來文革的時候情況還要糟糕得多。」
我問他，陳夢家為什麼要自殺。
「他是個學者，是個知識分子。」趙老先生說。「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不能忍受這種侮辱。你知道，他自殺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兩次。第三次，她睡著了。我姐姐已經筋疲力盡了。到他死了以後，我姐姐才找到他。」
黃哲一直都在靜靜地聽著我們的談話，聽到這裡她搖了搖頭。「你不懂那種壓力有多大。」她說：「他們會讓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認你的錯誤。他們會為無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說你想要謀殺誰、說你腦子裡想著什麼壞事——什麼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們都經歷過。不過我們的情況都沒有陳夢家那麼糟糕，因為他是個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這就是我不願意談起過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說話了。「沒辦法。現在也沒辦法改變過去了。」
他們講的故事和老楊所說的有矛盾。那個考古學家沒有提到變革中國字體的運動，而且他還說陳夢家自殺時，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邊。老楊說是自殺了兩次，而不是三次。他還提到了人們指控陳與別的女人有曖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個人聊過，他認識陳夢家。」我說道，盡量小心翼翼地措詞。「他告訴我說，文革的時候，有人批評陳夢家，是因為他們認為陳夢家和別的女人有曖昧關係。我知道那時候很多事情都被誇大了。你還記得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批評嗎？」
停頓；這個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趙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這種事。」
「你還記不記得，有沒有聽過別人說這方面的事？」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平靜地說，眼睛裡沒有任何反應。我轉換了話題，緊張的氣氛過去了；我們開始談網球。趙老先生說，他還是一個星期打三次網球。
我知道這個故事還有未竟之處，但我無法再從趙老先生這兒獲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談話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隱藏得嚴嚴實實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國人都是這樣，特別是那些親眼目睹過可怕的事情的人。他們的記憶埋藏在一個硬殼底下，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硬殼愈加堅固。
然而，偶爾我們還是會窺見一些埋藏在深處的東西；我想起了趙老先生告訴我的另外一個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毀了幾個月以後，某個冬天的下午，趙老先生發現自己來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帶。他一時心血來潮，在四合院原來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來仍然和原來一樣：灰泥抹的牆壁，紅色的大門。趙老先生碰巧帶了故居的鑰匙，他試著去開門上的鎖。門打不開，於是他彎下腰，透過信箱的投信口張望著裡面。破碎的磚塊和瓦片。塵土，塵土，還是塵土。老人仔細地看了一會兒，然後他踱著步子走開了，再也沒有回去過。
他告訴我的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結束了。他的意思很明顯：他人生裡的那一章已經結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種原因，讓趙老先生還保存著故居的那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