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
每當威廉·傑佛遜·福斯特和南希·德魯想家的時候，就會一起聽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調子他們小時候就已經耳熟能詳，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裡描述的英雄是一個11歲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間他住在中國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為他們做當地的嚮導，但男孩把敵人直接引到了埋伏點。共產黨的八路軍消滅了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這場戰爭中死去，但這首歌的歌詞使他永垂不朽，千百萬中國少年兒童都傳唱著它。
在改革開放時期，一個叫遲志強的流行歌手根據新的經濟形勢重寫了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戰爭也不見了；原來的英雄小男孩變成了一個來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這首歌也有了一個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離開家鄉
叫上我的哥們李志強
兩天兩夜的坐火車
要去廣州闖一闖
二月我倆遇見一老鄉
他在一個玩具廠……
第三個月，敘述者聽說了一個打工者變成有錢人的事情：
都說那誰誰誰可發了財
想當初他也是這樣
第四個月，他和哥們兒李志強失去了聯繫；第五個月，他在建築工地幹活，頂著大太陽汗流如雨。第六個月，他領到了薪水：
六月我薪水才領上
領錢時候心都在發慌
一個來月掙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看見曙光
七月我寫信給爹娘
還寄了幾百塊錢回家鄉
想到了他們該多高興……
威利和南希離開四川時並沒有告訴各自的父母，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沒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們都不想回去和長輩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學校裡，不可能有什麼「成功」而言。幸運的是，威利在樂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樂清是溫州的一個衛星城，以發展飛速聞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學校運作良好，後來學校的管理人員也僱用了南希；每個月，這對年輕人都能把工資的絕大部分積攢下來。不過，遠離家鄉過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別是到了節日的時候：
八月十五明月掛天上
胖工頭送來啤酒一箱
他告訴我們都別想家
說這裡就和家一樣……
第二年暑假，這對年輕人終於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來工作的第18個月，他們已經積攢了3萬多塊錢，相當於4000美元。他們兩人的工資加起來已經提高到約500美元一個月了。這足夠贏得南希父母內心的原諒，他們兩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過200美元。他們熱情地歡迎這對年輕人回家，好像他們當初離開家時彼此關係也是如此融洽。
對威利來說，這一切看起來不可思議：農村裡的人如此迅速地適應了新的形勢。在南希的村裡，基本上年輕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業區去了，老一輩的人主要靠他們寄回來的工資生活。這裡到處可見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層樓蓋好了，人也已經住了進去；但上面卻立著第二層甚至第三層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運氣好，他們可以一年建起一層樓。如果他們碰上了壞運氣，那麼，他們的老一輩會在那半個家裡耐心地繼續等待。
九月我大禍臨頭上
一塊磚頭把我手砸傷
沒想到胖工頭會把我炒
發了點錢就算了賬……
過去，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一個省，它的地理環境，似乎是專為馬爾薩斯主義的人口波動理論所設計的。四川位於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許多的河流和平原，物產富饒，天生就是有利於人口大量繁衍的地方。（三星堆就位於這個盆地西面的邊緣。）不過，四川盤地四面環山，這意味著人口增長一旦超過某個程度，生存環境就會急劇惡化。這塊土地先是養育了它的子民，然後又懲罰了他們；成功導致了競爭，隨後競爭變得令人絕望。有成千上萬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別的地方去謀生。然而，共產黨幾十年來的計劃經濟限制了個人的遷移，況且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新興城市。四川的鄉下人像其他在中國內陸的人們一樣，在貧困中等待著，直到鄧小平終於推行了經濟開放。
在離四川東面700英里處，浙江省的人們也同樣在等待著，但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大不相同。他們的土地大部分很貧瘠，在溫州地區，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適合耕種的。那兒的高山阻斷了當地人與中國其他地區早期的陸路聯繫，當地人自然開始從海上謀求出路。好些世紀以來，他們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國外，在其他國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後，共產黨終止了他們的私人貿易和海上往來。當局特別擔心台灣，台灣離這兒的沿海地區只有200英里。溫州成了緩衝地區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樣，當局故意讓它處於未開發的狀態，幾乎沒有什麼國有企業。於是，當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溫州沒有什麼產業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而當地的人口總數就像螺旋彈簧一樣忽然增長起來。當地人天生的生意頭腦已經壓抑了近30年。
人們開始做生意時並沒有投入很多的錢，政府也沒有從來沒有像對待深圳這樣的城市一樣，給予當地什麼特別的經濟優惠政策。不過在溫州，政府優待並不必要，這兒最有價值的資產是人們的直覺和海外關係。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開起了小規模的工廠，裡面通常只有不到10個工人。他們做一些小東西：鞋子的某個部分，衣服的某個部分，還有小塑料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工廠逐漸擴大規模，不過生產的產品仍然是小的東西。溫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紐扣產地。低電壓產品是當地的特色產業。他們做鞋底，也做活塞。他們做打火機，然後繼續做更多的打火機。到2000年時，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機產自溫州。
這個城市幾乎全是私人經濟，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溫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樣，都需要勞工、裝配線工人、秘書和老師。對此四川省便是絕配，浙江的企業常去涪陵這樣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麼稀罕事。我最優秀的那一批學生之中，好些都去了東部，他們在異鄉首先意識到的事情便是地區差異。我有個叫雪莉的學生去了玉環工作，玉環是浙江省沿海的一個島嶼，她在一封來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環的旅程：
這是我過去的人生中最為漫長的一次旅程。他們告訴我們的是，我們要去一個「發達地區」，去「做開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來說，我們是應該非常興奮的。但我並沒有這種感覺。去玉環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靜。
我們在7月5日下午坐火車離開了重慶。火車開了快一天之後，我在車上碰到了一個抱著嬰兒的父親。當我第一眼看見他們時，我大吃了一驚。是那個嬰兒的緣故——那個如此瘦小的小東西。他的父親告訴我說，嬰兒生下來70天了。我以為他不到10天大。他那麼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國家族裡就見過這麼個小孩。我敢說這就是營養不良的典型……
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引來了人們的好奇和關注。有些熱心人向這個手足無措的父親伸出了援手，想方設法想讓嬰兒安靜下來。不過那些辦法都不見效。同時這個孩子引來了人們諸多猜測：「孩子的母親在哪裡呢？」有些人說他的媽媽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測是這個父親和孩子母親吵嘴了。最後人們認定這個孩子是非法生下來了。火車高速行駛著。人們的猜測和議論還在繼續。孩子的哭聲迴響在火車上。
雪莉的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車、再做汽車。在最後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個年輕的男人，這男人是島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寫給亞當（註：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師）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內心的惶恐——惶恐人們把她看作是另一個貧窮的移民打工者：
隨後他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沒有跟他說實話，因為以前就有人告訴過我，玉環的人對外來者很有偏見。我為我的出身編造了一個故事。我告訴他，我是在玉環出生的，不過童年時在四川長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對浙江並不太熟悉。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實上我編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你出生在哪條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當地的方言。看見我無法解釋的樣子，他還幫我說：「你住在四川這麼多年了。不記得這麼多年前的事，也沒什麼奇怪的。」他熱情地向我介紹了玉環的很多東西，也給了我很多建議，告訴我怎樣適應玉環的生活，還有怎麼在這裡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誠和熱情，我很後悔對這麼一個誠實人說了謊。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玉環當地人。從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聽說的當地人的種種毛病。我記得，以前人們告訴我說，不能相信這兒的人；但事實證明，我才是那個不可相信的人。
隨後的幾個星期，我忙於其他的事情，也沒有空回想這件事。但隨後，當我安頓下來，我就想起這件事情，並為此責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電話給這個男生，告訴他真相（他給了我他的電話）。不過我從來沒有這麼做，因為我不夠勇敢。我是個膽小鬼。
亞當，這些故事是最讓我感到震動，並且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們都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她開始新工作不久，就給我寫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感覺到生活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種感覺不太妙。我現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亞當跟我們說的話了。你說你是個外國人，這讓人們的內心就有不一樣的感覺。對於當地人來說，你是個陌生人。這讓你感到受傷，因為他們不會把你歸入他們的群體裡。你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於是想家的感覺自然纏繞著你的心。
在這裡，我們聽不懂當地人說什麼。他們的方言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因為他們的語調和節奏跟我們的方言很不一樣。我們只能說普通話，但有些當地人聽不懂普通話，特別是老人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似乎每個離開家鄉的學生都會給我寫一封類似的信。適應新生活的困難讓他們感到吃驚；他們從未想過，在自己的國家裡也會有外國人一樣的感覺。然而中國幅員遼闊，人們之間的語言差異，更像是一個大洲而非一個國家才會出現的情況。官方用語是「普通話」，英語裡面也叫做「中國官話」（Mandarin）。「中國官話」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區的人所說的方言，也是學校、政府機關、大部分電視台和電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語。
然而，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由出生到長大，都說著和普通話截然不同的語言。中國人管這些不同的語言叫「方言」：通常英語會把這個詞翻譯為「dialect」（註：dalect強調語法、詞彙等語言形式的不同），而準確地說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個地方所說的話語」。實際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語。例如，北京和廣東兩地的方言，其差別就像英語和德語那麼大。語言學家有時候會把中國人口語的多樣化和一些主要的羅曼語作比較（註：羅曼語是由拉丁語演變而成的語言， 如法語﹑ 意大利語﹑ 西班牙語等）。此外，中國還有其他少數民族使用的語言：維吾爾族語、藏語、蒙古族語。
在中國人之中，溫州以擁有一些最難懂的方言而著稱。在同一個城市裡，不同的地區有著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這些次方言沒有一點和普通話相似之處。即使像雪莉這樣的人——一個很有語言天賦的年輕女子，也只是能掌握當地方言的一點皮毛。在搬去溫州半年以後，她的信上寫道：
來到浙江好幾個月了，我對很多東西都開始習慣了。我可以聽懂當地人說的一些簡單的句子。去市場買菜時，我基本上可以處理各種問題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國的大省。不過它們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離東海很近，人們喜歡吃海鮮。他們覺得海鮮很新鮮。我不喜歡吃海產的食物，儘管我知道海產食物營養價值很高。我覺得海鮮味道很怪。這兒的人不喜歡吃辣，所以我經常吃我們自己做的飯。
這兒的人和我們這些內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覺得錢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實事求是地說，浙江的經濟是比四川發達很多。但他們常常為此覺得驕傲，還在我們面前故意賣弄。我為此很氣憤，但我也必須承認，我們四川的經濟是比較落後的。
在進行自由市場經濟改革以前，普通中國人很少有出門旅遊的，也很少人有親身的個人經歷，能體驗這個國家的多樣性。中國是個統一的國家，漢族人應該是一個單一的民族；這些看起來都是基本的事實。然而當人們有了流動的空間，他們就開始體驗到國家統一表象之下的種種不同。對於威廉·傑佛遜·福斯特來說，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艱難的，因為他要體驗到溫州和家鄉之間種種的不平等和偏見。有一年，在寒假過後，他的信上寫道：
春節期間我回了四川。春節後返回學校的旅途，讓我十分傷感。頭幾天我幾乎都睡不著覺，現在我仍然在回想著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往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廁所裡。在火車站，四川人看起來就像是難民和乞丐。大冷天，他們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裡，那兒的人都會多要我的錢。在江西，汽車司機把我們載到一家路邊小店，小店的老闆用警棍趕我們下車。他強迫我們花40塊買了份豬食一樣的快餐。兩個年輕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為他們沒有錢買東西。司機說，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們會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並且相信他們的這種新生活只是暫時的狀態。他們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廠裝配線上的工人；如果你設想下半生都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幹著這些活兒，那也未免太淒慘了。沿海和內地的經濟差異很大，足夠讓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區賺些錢，然後回到家鄉慢慢花。幾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幾個年頭，然後就回家去；人們談論著回到鄉下附近的城市開店或開餐館的事情。從這個角度而言，這種情況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們非法移民去了美國，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國。他們在一種經濟環境裡工作，然後在另一種經濟環境裡花他們所賺來的錢。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們一起住，他的哥哥們在當地的建築業中小有成就，為他們人口漸增的大家庭蓋了一座兩層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給家裡寄錢，他和南希以後就定居在東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兩種相反力量的較量：浙江的發達經濟情況，四川熟悉的文化風俗。有一天他必須要做一個決定，但同時他會寧願自己都不屬於這兩個地方。他從來沒有學著去說溫州話——不可能學得會，而且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了在學英語和聽「美國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時候，他的普通話已經聽不出來四川的口音了。當人們問他是哪裡人的時候，他常常會說謊，告訴他們他來自江蘇附近某個經濟發達的城市。不過，當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時候，這個謊就不太好圓了。南希說話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絕讓威利幫助她提高普通話水平。在她看來，威利是在裝腔作勢。
但對威利來說，這關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個老闆，那位糟糕透頂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說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讓王先生開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貧窮狀況讓他受到了很大震動，以至落下了眼淚。很多年以後，他說起那趟旅程，還是常常會表現出很感動的樣子；他喜歡利用這個機會，讓威利為自己能逃脫這種糟糕的處境而對他心存感激。威利討厭王先生的諸多方面：他的中山裝、他的吝嗇、他麻煩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討厭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樂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隻言片語的評論還是會讓他感到困擾。在樂清，有些人偶爾會偷了下水道的井蓋，然後當廢鐵賣掉；這時居民們晚上出行時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個也是做老師的同事在街上走，經過了一個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厭惡地搖了搖頭。「那些四川來的人把井蓋偷了。」他說。威利沒有回答，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同事說的話。威利也注意到，樂清當地的父母罵小孩時，會用那些外來移民的故事嚇唬他們。威利小的時候，他村子裡的成年人常常會跟小孩說，如果他們表現不好，外國人會來把他們吃掉。但在樂清，不再由外國人充當嚇唬人的角色。父母們會說：「如果你還哭的話，從江西或四川來的人會來把你給帶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國遭到別人不同對待時的感受。很明顯，其他地方的人對四川人區別對待，因為四川的貧窮和落後可是出了名的。在這兒人們也是如此。當地人總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對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國不只是他們的中國。每個中國公民都有權去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聽到你寫作的對象是中國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別高興；這真好。在我看來，你會像總是親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亞一樣獲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來文學上的巔峰。
事實上，我覺得人最最難做到的是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中國總是說自己國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國總能正確地、完美地對待一切事物；這一點美國有時也像中國一樣。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會說美國是世界警察；而美國會說中國是個問題百出的國家。】
在1980年代，政府標榜和表揚了「溫州模式」的發展。這個城市的資本主義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討官員的喜歡；他們願意什麼都不用投資，就看著這些家族企業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廠。然而事實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夠複製這種模式，甚至在溫州本地，這種發展模式也會有限制。成功的工廠進行擴張，然而人們從製造紐扣、打火機、鞋底、低電壓產品上獲得的利潤也就這麼多了。這些產品獲利很低，很難去為企業創造一個有價值的品牌，也很難去通過研發為產品增值。按理來說，這些企業下一步的發展大概應該是轉換到高科技產品或者跨國投資上面，這是像深圳這樣的地方普遍的發展策略。
但溫州人的某種心態導致他們寧願讓事物保持在簡單的狀態。在教育領域裡也出現了相同的狀況；對於改革開放，溫州當地的教育反應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溫州的私立教育機構數量和規模在全國名列前茅。這座城市裡將近30%的高中生和大約五分之一的大學生，都在私立學校裡就讀。
在樂清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學校」任教（這所學校和他們倆最初工作的學校——那家草包「百才學校」名字有點像，不過這純屬巧合）。在樂清，這所新學校有將近兩千名學生，年級分佈從幼兒園一直到八年級，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寄宿。在中國，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所有學校的課程都是標準化的，並且有嚴格的制約。有部分課程和教材是強制性的，所有的學生在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時都必須參加一次統一的標準考試。私立學校可以僱傭自己的授課教師，並且從開放的市場上招收學生，但它們也必須教授和學習共產黨的相關理論。
育才學校創辦以後，為突顯優勢，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教授英語課程，而其他學校一般都是三年級才開始上英語課。當地的公立學校後來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一年級就開始上英語課，但私立學校還是佔了先機。私立學校更早地開設英語課，並且盡可能地延長授課時間。育才學校招生的其中一個賣點就是，即將參加升學考試的學生每天都要上課，包括週日。八年級的學生一周上75節課，這幾乎是公立學校每週課時數的一倍（公立學校的周課時數為45節）。從本質來說，人們是把「溫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這相當於在智力的領域從低獲利商品中搾取利潤。這些學校沒有去創新課程或改進教材，它們只是用更多的時間教同樣的東西。
育才學校蓬勃發展，直到1998年當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學校。創辦之初，公立學校的校長就公開地說，他要逼育才學校倒閉掉。他提出了這樣的挑戰以後，第一個策略就是高薪聘請最好的老師。他在這片地區到處物色富有經驗的授課老師，這些老師都是被教育局認定為「一級教師」的。這些老師帶著獎狀和資格證走馬上任，然後一敗塗地。英語老師不會說英語，數學老師不會教數學。學生學習情況糟糕，家長們大發雷霆。很多人懷疑這些老師的獎狀和資格證是假的；到處都可以買到那些東西。不管怎麼說，在中國，一切事物都變化飛快，所謂經驗的價值相當於零。一年以後，這所新的公立學校開除了這批老師，開始只聘用年輕的老師。
兩所學校之間的競爭每年都變得更為激烈。在備考這一塊尤為如此，其中牽涉到兩種不同的競爭策略。第一種策略立足於一個簡單的信念之上：通過系統、有效、勤奮的學習，學生在考試中成功的機率自然會提高。不過，如果他們提前知道試卷的問題，成功就更有把握了。這就是第二條競爭策略，當威利和南希來到育才任教時，這條競爭策略已經發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師和學校行政人員都要和手握大權的人們打好關係，這些人可能會透露一些考試的信息。
有一個溫州教育局的官員，以「巧妙的暗示」而聞名。這個地區的各個學校都邀請他去給老師們做講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認為有足夠實惠的邀請。威利和其他的英語老師每年都要去溫州市中心，聽那個人說話。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樣的場景：
「我們的校長邀請了那個人來做講座，來給我們那些所謂的中考信息。他的講話模稜兩可。老師們都想從他那裡獲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時他只是以沉默作為回答。講座有兩個小時，我們一直嘗試著問些問題。我們問他考試裡會有些什麼題目。他只是說，可能會有這個，可能會涉及到那個。比如說，他說今年填空題可能會要學生們填兩個詞，把句子補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個詞。」
「講座結束以後，我們學校就請他去了溫州的紅太陽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級的酒店，有大概15個老師陪他吃飯。吃完飯後，學校就給他兩千塊錢。隨後，就請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個小姐陪他。我認為那個小姐就是妓女。還給他們一間雙人房——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盡可以想像。我認為這人就是個色鬼。他今年50歲了，其中一個兒子出了國，在美國。」
這人常常給公立學校一些準確的考試信息，但他的講座對威利和同事們來說卻從來沒有什麼幫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學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問威利，為什麼他們還要為這種毫無用處的信息買單，他說：「要是哪一年他說對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試開始的時節。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來信，言辭間滿是厭惡：
在樂清，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很多其他的學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們學校只得到了一點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這注定了我們學生考試的失敗。那個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洩露了英語考試的題目。
這種欺詐活動讓威利感到苦惱，但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這也是一個移民的新環境因素：當你離開了家鄉，道德的基本準則就會有所改變。有時候，威利對此應付自如，例如在對待婚姻傳統的轉變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經兩年了，但還沒有正式結婚。正式結婚似乎沒什麼意義，他們倆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還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樂清的外來者好些年後才會舉行結婚典禮，因為他們要存錢和建立他們在當地的人際關係。他參加過好些婚禮，新人的小孩都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
對威利來說，這麼做合情合理：實用主義戰勝了傳統觀念。每次他和南希討論起結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話題總是轉到了「錢」上面。終於，南希確定了一個具體的數目。當他們至少存夠10萬元（也就是超過1萬2千美元）時，她就同意要小孩。他們在樂清過了一年半，一起存下來的錢有2萬5千元。他們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嬰兒在銀行裡了。
但還有些問題，像欺詐活動和對外來者的偏見，就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這些年來，威利從未徵詢過父母的建議；他覺得在這種新的大環境中，父母沒法給他什麼指導。雖然他現在仍然考慮著將來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從心底裡知道，他其實是永遠不會再回家鄉了。對他來說，那個世界已經遠去；不是因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樣被毀掉，而是因為農村的變化過於緩慢。在一個蓬勃發展中的國家，年輕人沒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時代節奏的邊遠地區。每次威利回到10號村，就看見那個地方像是被廢棄的一樣。有一次回家後，他寫道：
我回到家，什麼都沒有改變，路還是高低不平，人們變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時相熟的人和朋友，這讓我感到傷心。有時候，我覺得這種生活——離開家鄉來到沿海地區、沒有一個穩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傷心和最讓人感到壓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讓他心灰意冷。而回到樂清以後，他會發現自己不斷想著那條逐漸走向衰亡的村莊，雖然他明知這沒有任何意義。那些時候，他會在學習英語中獲得安慰。這門語言成了一種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還相信英語材料會為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環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細留意著國外新聞機構網站的更新，並閱讀英語的任何指導性專欄。有一次他打電話去「美國之音」北京站的一個熱線電話節目，詢問如何處理鼻竇炎的問題。還有一回，「美國之音」廣播了一個節目，內容是關於美國國內的家庭學校教育（註：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學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記裡記下了詳細的筆記。另一個教育系統的存在，並不會對公立學校產生威脅；這個觀點是讓威利最為感興趣的：
50個州？ 150個兒童在家上學
父母就是他們的老師
和去學校上學的孩子一樣優秀
家庭穩定
1997年 50000美元
理由：保持互動
滿足孩子需要
防止學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響
教育的相關問題
公立學校為家庭提供幫助：圖書館課程
自從畢業以後，威利已經弄散了三本英語字典。他仍然把那些舊字典擺在他的書架上，如同一名優秀的內野手，從來不會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餘時間裡，威利不斷地翻譯和整合著各種信息：「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報紙上的新聞故事，還有單詞表。他常常打電話問我問題，那些問題通常是關於某個詞或某個難懂的語法特徵。有時他的問題是關於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情況不明朗，兩位候選人中沒有明顯的獲勝者，那段時間威利幾乎每晚都打電話給我，問我關於選舉團的各種問題。
他對世界上不符合規則的事物特別敏感。在溫州，政府贊助了一個保護水資源的運動，運動口號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譯版本是這樣的：
停止浪費水資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認為這句話譯得不對，問我的意見。每次他打電話來，我都盡力回答他的所有問題，不過我常常會好奇，他要怎麼去處理所有這些英語的資源。我問起威利他的日記的事，他告訴我，他只是想把所有東西都記錄下來。他說，他夢想著有一天，可以編一本英語字典，裡面要涵蓋這門語言裡的所有詞彙。
酩酊——喝醉 boozy-drunk
粗野的 boorish
書報攤 bookstall
書櫃 bookrack
書籤 bookmark
末名獎 booby-prize
1998年，比爾·克林頓和莫尼可·萊溫斯基有外遇，導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倫敦暴動（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頭暴動回到英國，與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情況相似；而這是首次由於不斷上升的失業率而引起的暴動。
在2000年的國慶節之間，威利在電視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會。在中國的很多城市，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違反法律的人會在直播的電視節目中受到審判，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威懾國慶期間的犯罪活動。過去，這種儀式通常在運動場上舉行，有時行刑也是公開化的。不過如今只有審判過程是由電視播送的了。
威利看著那些罪犯們一個接一個地往前走：上著手銬，剃得光光的腦袋，藍白相間的監獄服。一個法官念出了每個人的名字、籍貫、罪行和判決。電視機前，威利不禁拿起筆來記錄。後來，他告訴我這件事，他說他是在「統計數據」。
「每當法官說到一個人的姓名和籍貫的時候，我就把它記下來，」他解釋道：「來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後我發現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來自四川的。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
另一個夜晚，威利和南希遲遲沒有按時睡覺，他們一遍遍地放著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從頭到尾翻譯成了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鄉
爸爸媽媽哭了一場
一家人吃了頓包餃子
那味道可真叫個香
親愛的彼得，
你在北京怎麼樣？……我很想改變自己在這裡的現狀。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鐵飯碗，來到這裡碰運氣。這兒的環境要比我那個落後而「牙刷」（註：牙刷在四川話裡是罵人的話）的家鄉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麼希望，即使是做一個發了小財的男人這樣的小目標，想不斷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來也不切實際。南希和我都想在這兒買一套住房。但這只是一個夢想罷了。每套房子都在30萬到40萬之間，我們買不起。到我們有能力買得起一套新房的時候，我們倆已經一隻腳跨入墳墓裡了。這是真的。我長久以來的希望就是，當我們兩個都存夠錢的時候，我們就回到家鄉，然後為南希找份穩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師以外的職業……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我希望到時我會有好運氣。
2000年秋天，威利參加了一個英語教學比賽。在全國各地，這種類型的比賽正在中國教育界裡迅速流行。在溫州，每個比賽者都要面對滿滿一個教室的學生，而評判們就坐在教室的後面。這些官員會根據參賽者的教案和學生們的反應對參賽者進行評估。
在這樣的場合，威利從來不會緊張。在他經歷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後，這種比賽就是易如反掌：規則是明確的，而且所有參加比賽的人都要遵守。裁判過程看起來是公平的，雖然學生是獨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騙過孩子們的自然反應。
溫州的英語教學競賽開始時由500個教師參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個人。威利是其中一個。決賽的時候，所有參賽者都要到溫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參賽者帶去了手提電腦、投影屏、還有用專業的教學軟件準備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個沒有帶電腦去的參賽者。他的材料是他親手做的：幾幅對話的圖解，幾十個小小的紅蘋果。還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寫了「毒藥」這個詞。
「當我教他們『危險』這個詞時，我就說我手裡的這瓶水是毒藥，還叫一個學生把它喝了。學生們覺得很好玩。然後我叫他們學習一段對話，並且讓他們之間充滿了競爭的氣氛，因為他們都想得到我帶去的小紅蘋果。我問他們問題，如果他們答對了，就可以得到一個蘋果。我站在一張凳子上，大聲喊著我的問題。我就像個司令官一樣，他們覺得這樣也很好玩。」
在競賽之中創造了另一個競賽，這是天才之舉。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賽組織者獎勵了他1000元，這相當於他半個月的工資。不過威利說錢並不重要。他的學校為他感到驕傲，而威利認為，他贏得比賽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賽者都沒有他那麼在乎英語。在威利看來，是他寫下的所有單詞表，他記錄的那些電台節目內容，那些晦澀的單詞和特殊的短語，讓他獲得了比賽的勝利。「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威利說。「我想是我的瘋狂作風讓我贏了。」
在雙龍鎮10號村第3生產隊，第一個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劉成民（音）。他讀完了小學五年級，這讓他成了當時第3生產隊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龍江。他在那兒的一家鞋廠裝配線上幹活，過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裡。
在村子裡，人們公認劉成民是個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們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經歷多少改變了他。他從未結過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當地政府徵收過高的農業稅，他拒絕繳付。他說他是個單身漢，理應得到優待：他沒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雙手吃飯。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邏輯，政府在此之前也沒碰過先例。
時不時地，村子裡就會傳出一陣流言：官員們正計劃要拘留劉成民，毆打他，直到他同意繳付農業稅為止。對於那些極端的頑固分子，這是常用的處理方式；但流言傳說的一切從來沒有發生過。當地的政府官員似乎被這人的不可預料嚇住了。
在劉成民出外打工期間，他寫了好些關於在外見聞的詩歌。威利小時候很喜歡讀那些詩句；而多年以後，當這個男孩自己也成了一個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記得劉成民那些詩句的內容。
詩歌採用了毛詩的風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風景的描繪。有一句詩讚美了長江的力量。還有一首詩描述的是蝸牛河，那是家鄉當地的一條河流，就在勝利橋下流過；威利還記得那首詩的最後一個對句：
吾鄉河寧靜，吾心波未平。
（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 but my heart is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