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6日早上8點20分
在北京呆了一年後，我終於離開了那間租來的舊公寓。還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這個住所一樣，給了我一種如此「名不副實」的感覺。我從來沒有在我的廚房裡煮過一頓飯，也從來沒有在房子裡看著電視度過一個夜晚。我從來沒有請任何北京的朋友來過我家做客。我沒有買任何的傢俱，也沒有往牆上掛哪怕一件東西。我從來沒有用這個地址收到過信；事實上，我也不知道這地方的確切地址是什麼。絕大多數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過的。我也常常帶著我的帳篷和睡袋，去別的城市旅行。有時候我一走就是兩個星期。這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的生活：遊蕩，寫作。
我每次都回到了一個改變了的城市。有一次，我因為採訪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後，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愛吃的麵條餐館吃飯，卻發現那一片地方整個拆空了，說是要建新的住宅區。回到北京的時候我總是感到震驚，有時一個月的出外旅行歸來，我就感覺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註：華盛頓·歐文短篇小說裡的男主角，此人打獵誤入森林深處，重新出來時發現世上已經過了20年）。整座首都的舊街區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嶄新的樓房。過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並以此聞名。這個詞起源於蒙古語裡的「水井」，後來用於形容兩側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飛快的速度消失，然而關於用什麼來取代胡同這種特色建築，人們卻隻字未提。北京的城市發展爭分奪秒，發展的速度成了頭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樓房沒有任何特色，無非是草草設計、廉價建造、粗糙完工。這些樓房看起來像臨時的建築，一大片連起來就是古怪的新小區，和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來很快就會被別的什麼取代。
在一座流動的城市裡，我過著流動的生活。我住的公寓裡什麼也沒有動過，我安身的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經不復存在。在過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後，我終於決定找一個像家一樣的住所，給自己一種穩定感。我在菊兒胡同裡找了一間房子。對於外國記者來說，那兒並不是一個合法的住所，不過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麼週年紀念日之前避開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還未拆掉的舊北京城區裡，為此我什麼都願意做。
從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舊時的北京城牆，座落著一串的公園和胡同，菊兒胡同就靠在它們邊上。這一帶很安靜，街道很窄，汽車無法通過；並且禁止大型的建築工程施工。所有建築都不過幾層樓高，很多建築都只有一層，就是人們所說的「四合院」。城市裡那些高速發展的區域有著各種各樣的喧囂，這裡卻一片寧靜，只偶爾從遠遠的地方傳來一兩聲輕響：風拂過槐樹的枝條，雨點從瓦房頂滑落。早晨，小販們騎著自行車，載著貨物，穿過小巷，高聲叫賣著。啤酒，醋，醬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爛的人推著車子走過胡同，想跟居民們買泡沫塑料、厚紙板和廢棄不用的電器。有一次，我聽到一個男人喊：「長頭髮！長頭髮！長頭髮！」他是從河南到北京來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髮和駁發的工廠工作，那家工廠主要做非洲裔美國人的生意。那個販賣頭髮的人在胡同裡遊蕩，用15美金買一條漂亮的馬尾辮。有個女人從家裡出來，手裡捧著兩條黑色的長辮子，用絲綢手絹包著。這是她女兒上回剪頭髮時剪下來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頂上弄了些臨時的鴿子籠，還把哨子拴在鴿子的腳上；於是每次有一群鴿子從頭頂飛過時，都會聽到哨子的聲響。在北京的舊城區，如果聽見那些低低的嗡嗡聲隨著鴿子的翱翔時而升高，時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無雲的好天氣。傍晚時分，負責收垃圾的男人推著車子，吹著口哨，走過整條胡同。口哨聲隨著他的身影漸行漸遠，通常他的身影剛剛消失不見，太陽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寧靜的。菊兒胡同裡面一張對著窗戶的書桌——這就是我在這喧囂都市裡的綠洲。
然而，在北京這樣的城市，寧靜總是轉瞬即逝。我搬到菊兒胡同不久，一個鄰居跟我說，有件事情我應該去瞭解一下。隔幾條街那邊，就不屬於這一片的建築保護地帶了；那兒有個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為此與當局奮力抗爭。那間四合院大概有400年歷史，住在裡面的那個老人也已經82歲了。他向法院提交了兩起訴訟，矛頭指向政府。那個鄰居提醒我說，這種事情會變化很快；他無疑是對的。這件事情從發生到結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這男人很老了，不過他可不屬於「人老體弱」那一類。他比絕大多數的年輕中國人要高，半個世紀前他曾經參過軍，如今他的腰桿仍然挺得像軍人那麼筆直。他今年82歲了，仍然堅持每週至少打兩次網球。他的眼看起來像龜眼一樣：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當他說起這片注定即將不復存在的街區，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來。
「胡同和四合院這種東西，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他說：「這個房子比美國還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說話。他的名字叫趙錦星（音譯），人們都尊敬地稱他為「趙老」。他屬於「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與胡同一樣快。那就是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的滿族人，他們那一代成長在漢族人和外國人的夾縫之間。趙老的父親是津禮會的神學家，擁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四個子女從小就學習中英文兩種語言。趙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樣，都曾經在美國呆過。二戰期間，他在檀香山為美軍工作過一段時間，教美國士兵們漢語，為他們入駐當時被日本人佔領的中國做準備。
而那場入駐並沒有發生；「二戰」一結束，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那是共產黨與國民黨之戰。到1940年代後期，局勢已經明朗，毛的軍隊將掌控整個國家，此時受過國外教育的年輕中國人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抉擇。趙老的兩個兄弟留在了美國，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國。他們最後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學的英語老師。
「我的父親希望我們回國。」趙老解釋道：「父親說，中國是我們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採訪趙老先生。伊恩也聽說過那兩樁針對政府的訴訟。趙老先生在他的客廳接待我們，他家的客廳窗戶朝南，對著磚牆圍起來的後院，院子在8月的陽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黃哲（音譯）一起住。他們倆1953年結的婚，在這個北京城的小角落裡已經共同生活了47年。
他們的家佔地面積不足四分之一英畝。家裡有前後兩個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間間一層的住房，房頂搭的是一排排整齊交錯的磚瓦。木頭做的大紅柱子聳立在主房門口的兩側。房子的一些細節經過了現代化的加工：以前用來糊窗戶的紙現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趙老還在房子裡安裝了下水道。不過，家裡的整體佈局仍然遵循傳統的簡潔路線。整個西合院的中軸線是南北朝向，四間房圍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這一戶外空間隨著季節的變化，起著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時候，住戶要從一間房子走到另一間房子去，就總是腳步匆匆地踏過院子；而到了天氣溫暖的季節，他們每天都在院子裡度過一段時光，享受這四合院落裡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連接著周圍的四間房子，同時也隔開了它們。在傳統的北京住家，一間四合院裡住著一個大家庭，隨著大家庭的人口逐漸增加，院子就劃分了各人的居住範圍。趙老先生告訴我們，過去他的父親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則住東面那一間。他的姐姐已經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趙露西（Lucy Chao）。趙露西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這座院子的東側一隅，花了10年的時間，翻譯了沃爾特·惠特曼的《草葉集》，這是《草葉集》的第一個中文全本。那本書在1991年出版，7年後，趙露西去世。
據趙老先生說，雖然他家房子的確切房齡並不知道，不過肯定有超過三個世紀的歷史了。不過，當局從未把這個建築劃定為歷史文物，到了1998年，當局通知趙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須要拆掉。趙老先生對當地文物局提起了訴訟，他控告文物局沒有把這個四合院列到受保護文物古跡的名單中。對於趙老先生來說，有件事情格外讓他憤怒：當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為要在這裡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現代建築——中國建設銀行的一間分行。
「有一年多時間，什麼事都沒有。」他說。「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當局對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謹慎小心，建國五十週年大慶臨近，他們不想惹什麼麻煩。但是過了那個日子以後，他們又開始了。他們對付這兒的一些居民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家的水電切斷，逼他們離開。」
2000年8月，趙老先生的訴訟案在法院開庭。趙老先生的律師控告文物局草草應付研究調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員兩次到趙老先生的家裡去，每次都只是走馬觀花，在四合院裡走一圈，不到幾分鐘時間，就宣佈這個四合院不屬於文物古跡。做中立調查的專家出庭作證，證明這個四合院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還是明朝的遺跡（明朝在1644年結束）。18世紀的一份地圖上甚至還表明了這個四合院的位置。不過這些證據都沒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遺跡的界定只能嚴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認為可以拆了它，那麼其他東西都不管用。
不過，老人家拒絕就此認輸。他有非常好的人脈關係，這也是他表現得如此無所畏懼的一個原因。他提起了第二次訴訟，這次的目標是當地的物業管理處。按照拆遷的相關規定，因拆毀住宅而補償給趙老先生的金額，按照住宅的質量和大小決定。這樣算出的補償金將近3百萬元人民幣，相當於30多萬美元。趙老先生的訴訟裡聲稱，這個金額太低；不過他告訴我們，這只是一個法律上的伎倆。
「這件事情和錢無關。」他說。「這個房子是我的。我的父親買下了這棟房子，我在這兒住了五十多年了。聽聽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說的話吧：北京已經毀掉太多的四合院了！問問任何一個來過北京的外國人，他記得北京的什麼，他肯定會說是『胡同』。如今，連外國人都希望保存好這樣的地方，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這麼做呢？現在，整個中國只剩下兩座古城是完好的——平遙和麗江。5000年的歷史過去，這就是我們剩下的所有！」
他所說的那兩個小城市，一個在中國的北面，一個在中國的西南面。現在老人又轉用英語說話了，一個個詞說得很清晰。他的頭向後仰，下巴向外突出，眼裡閃著火花。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義務保護這種地方。我不會自願離開。法庭的人可以來，警察可以來，救護車也可以來。他們可以強迫我搬走，不過我不會簽上我的名字，也不會同意。對他們，我只有兩個字可說：不走。」
在中國，有些朝代的首都比北京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不過沒有一座首都能像北京一樣，經過了刻意的規劃和精心的建造。這個城市曾經給明朝的君主永樂大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決定對其進行改造。永樂大帝天資過人，總是有很多驚天動地的想法。他曾派出船隊，一路航行至印度尼西亞、印度和非洲的最南端。明朝原本定都南京，就是永樂大帝，試圖在那兒讓人建造一塊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他關於北京城的計劃更為野心勃勃。1421年，永樂從南京往北，遷都至北京，新的首都從前是蒙古族等北方人民的中心城市。過去，這兒還有好些城市，不過永樂把這個地方當作一塊空空如也的大石板來規劃。他按照中國傳統的風水觀念規劃這座新的都城，所有建築都嚴格按照南北軸線的走向，帝王的宮殿面朝正南方。整座城市就是神的化身：一座座廟宇和地標分別對應著道教的保護神——哪吒的頭、手、腳和其他的器官，幾個世紀過去了，這座城市不斷擴張，但基本的佈局仍然不變。
20世紀上半葉，現代化改變了世界上眾多的都市，而舊的北京城依然大致保存完好。政局的不穩定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隨後國民黨統治了中國，南京再次成為國家的首都。甚至在日本人佔領中國期間，北京的城市佈局也沒有受到影響。事實上，日本人打算保留這座古城，把所有新的開發項目集中在附近的衛星城裡。日本人的計劃後來並未實施；1949年，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共產黨人決定新中國定都北京。全世界也少有這樣的地方：一個建造於14至15世紀的都城，卻幾乎未被現代化或戰爭改變原貌。
但毛澤東就像永樂大帝一樣，是一個有著很多偉大想法的統治者。他把北京規劃成工業中心，並且認為這座城市的古老城門和城牆阻礙了發展的步伐。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古老的城門和城牆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為了需要建築所用的磚塊，西便門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為了修路，地安門被拆除。朝陽門，1956年由於年久失修倒塌。東直門，1965年被拆除，建地鐵線。崇文門，1966年被拆除，建地鐵線。在共產黨掌權以前，這個城市最顯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牆和城門，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牆和城門幾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廟宇不是被拆毀，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
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澤東時期倖存了下來。毛關於工業發展的規劃基本上只是停留於規劃階段，在他的理論背後，沒有基本的經濟現實作依據。
他可以拆掉這座城市的城牆和城門，但他從來未能創造出必要的經濟繁榮條件，讓絕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發生改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市中心大部分居民的房子佈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的階段。
然而在經濟改革取得突破以後，市場的破壞力比毛更為深遠。北京城發展迅速，人口激增：1949年，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70萬左右，到了1990年代末，人口已經突破了1千兩百萬。道路需要擴建，用住宅區取代胡同顯然更符合經濟利益。銀行也比四合院更有實際意義。在古老北京那長長的歲月之中，過去的十年——那跨入新世紀的十年，給它帶來了最大的變化。
儘管這座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古老的名稱存活了下來。在二環路沿線，有不少地鐵站和十字街口，它們的名字叫做朝陽門、東直門、崇文門等。這些門實際上都不存在了，然而代表那些重要地標的名字，依然保留了下來。如果你去地安門，你就會看見紅綠燈、人行道和一輛接一輛的紅色出租車，車流正在穿過一個只留存在記憶中的地標，那個地方曾經是北京城東南軸線的標誌。你可以叫一輛出租車到「紅廟」去，然而那裡已經沒有「紅廟」這個建築了。復興門不復存在，安定門也只是個名字。古老的北京成了一座「詞語之城」：居民們從一處現代化的地方來到另一處現代化的地方，久遠的想像只存在於稱謂之中。
一錘定音的那個詞總是「拆」，這個字的意思是「摧毀，去除」。在北京，一座注定要走向毀滅的建築上面會塗上這個字，你可以在這個城市所有古老的角落看到這個字眼。通常，你會看到這個字大概有4英尺高，字的外面畫了個圓圈，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畫在牆上的塗鴉。
隨著北京城日新月異的變化，這個字獲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北京的居民們紛紛說起了關於「拆」的笑話，本地的藝術家反覆使用著這個字眼。有一家商店出售一種棒球帽，帽子前面就繡著畫了圓圈的「拆」字。我在菊兒胡同閒逛時，碰到一個叫老黃的鄰居，他喜歡說關於「拆」的雙關語。「我們住在『拆哪』。」他常這麼說。這個詞聽起來像英語的「中國」（China），不過它實際的含義是「拆毀哪個地方」。老王說，從他記事時候起，北京的人們就開始不停地拆毀這兒的古建築。1966年，他和學校裡其他的同學一起，參與了一個志願者行動，幫助拆除安定門附近的城牆。
2000年9月21日
整個秋天，陸續有國內的記者來採訪趙老先生。他的官司反應了國內的一種新趨勢：1990年代後期，出現了不少控告政府的私人訴訟案，包括一些是團體起訴的。如果有一起這樣的官司是私人勝訴了，國內的媒體就紛紛在顯著的位置上報道，以此顯示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不過，這樣的官司絕大多數都是私人敗訴，你也永遠不會聽到那些故事。這些官司屬於改革過程中被悄悄清洗的罪惡，你可以提起訴訟，但永遠不會打贏官司；記者們可以來調查事件，但永遠不會報道。有些地方報紙報道了趙老先生的官司，但在首都北京，對這種新聞的封鎖非常嚴格，媒體上不會出現此事的隻言片語。北京的記者們就像完成既定儀式一般，來到四合院採訪：雖然他們無法報道，但仍然對趙老先生的舉動表示敬意。
幾乎沒什麼北京居民，對古城的拆除表示擔憂並有所行動，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媒體嚴格的審查制度；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導致了人們的這種消極情緒。胡同裡的很多住戶家裡是沒有下水道的，他們必須要用公共廁所；對於要搬到新的住宅區裡去，這些居民通常都感到很高興。對於他們來說，很難去想到還有其他的選擇：像歐洲城市一樣，在不毀壞古建築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很難才能找到一棟建築，像趙老先生家的四合院一樣，其中蘊含的個人歷史是具有延續性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當局鼓勵一些屬於無產階級的人去霸佔有錢人的住宅，很多四合院裡搭起了臨時的住房，細分成多戶的人家。改革開放以後，開放商不用費多大功夫，就能把這些人趕走，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住宅的合法業主。
就算是像趙老先生的情況那樣，有足夠的法律文件證明，法律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在趙先生的家庭已經合法擁有了他們的住宅30多年以後，1982年實施了新的憲法條例，裡面寫得明明白白：所有的土地權屬於國家。個人可以買賣土地使用權，但是政府可以在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對任何一片土地實行強制買賣。不過，在「拆哪」這個國家裡，權力分散於各個地方政府，「國家利益」成了很模糊的概念。通常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管事的人，他們可以扭曲「國家利益」的概念，把其變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按照趙老先生聘請的律師的說法，如果四合院被拆掉了，那麼其土地使用權一共要被賣掉三次。首先，地方政府要從老人家手裡買回這塊地的使用權，然後再立即把它加價轉賣給國有的土地開發商，以獲得利潤。最後，開發商再次提價，把它賣給同樣是國有企業的銀行。換句話說，在這塊地還未有任何工程動工以前，三個不同的政府部門要先在他們之間買賣一番其土地使用權。在這個過程中，原來付給趙老先生的土地使用權的金額，會大約翻上10倍。
趙老先生的第二起訴訟案針對的就是這一點，他控告政府沒有向他提供土地使用權真正的市場價格。9月21日早上，這起案件在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結果。9點15分，法官走進法庭，叫所有人起立，並讀出了判詞：趙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必須在5天之內離開四合院。如果他們拒絕，當局有關部門有權強制他們夫婦離開，並拆毀四合院。
在法庭外面，有個北京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在等候宣判結果時，看到老人家的律師和政府代表吵了起來。律師發誓他會找到途徑繼續上訴；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這個電視台的人拍下了吵架的過程。但是這些畫面並沒有出現在晚上的電視新聞裡。
2000年9月25日
趙老先生和夫人黃哲依然沒有離開。老夫人看起來很緊張，她告訴我說，外面有傳言說警察隨時會到。但趙老先生看起來是精神炯炯的樣子。「他們得把我抬走。」他說。「否則，我不會離開的。」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氣很好的時候，白天的溫度簡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婦在中心庭園中相會，午後的陽光開始西斜，灑在趙露西翻譯惠特曼詩集的那間房子上。屋前種的幾叢玫瑰仍是光禿禿的，等待著即將到來的冬天。不遠處，一架黃色的起重機伸過來，就架在我們的頭頂：隔壁的工程已經開始，其中一棟銀行大樓正在興建。幾乎所有的鄰居都已經搬走了。
這天早上，趙老先生在清華大學打了一場網球賽，對手也是退休的老師。他告訴我們，他最後贏了，場數是6比2。他看起來很樂觀，還給我看了一些沒有署名的信件，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門的信箱裡的，內容都是支持趙老先生的舉動。有一封信的簽名是「一個首都的市民」。
趙老先生夫婦沒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訴我說，他們夫婦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趙老先生從來沒有對我細說那一段經歷，每次談及這個話題，他就像沒聽見一樣，又說起了別的。我問他那兩個在美國的弟弟怎麼樣了，他說其中一個是個專欄作家，如今已經退休了。另一個也退休了，原來是地質學家，為美國地質調查局工作，名字叫做愛德華·C·T·趙。
「你知道美國人登陸月球的事，」趙老先生說：「他們帶回了月球上的石頭，有很多地質學家想參與到研究這些石頭的工作。地質調查局選了四個地質學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個。研究工作完成以後，他被隔離了兩周。這是因為那些石頭上可能會有些什麼細菌。」
陽光慢慢掠過了院子，留下一片陰影。我們回到了屋內的客廳。我問趙老先生，二戰結束後他決定回來中國，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自己的這個決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們從來不曾後悔。」他說：「我的弟弟們選擇了他們的路，我選擇了我的路。當然，1998年當局第一次說要拆掉這個房子的時候，我的弟弟就邀請我到美國去，不過我並不想去。我是個中國人，即使我去了美國，我還是個中國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趙老先生都沒有見過他的兩個弟弟。1972年，他那個做地質學家的弟弟首次回國，那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以後，美國陸續派出了一些代表團來到中國，他的弟弟是其中一個代表團的成員。趙老先生指著一件他的美國外甥送的禮物給我看：那是一個紀念版的盤子，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斯普林菲爾德，盤子中間是亞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圖像。
每次我走過四合院的時候，看著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這樣的勻稱，總給我帶來一種寧靜和諧之感。我想像著這個家庭從前的樣子：老父親住在西屋，女兒住在東屋，兒子住在南屋。不過，一旦走入客廳，這種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廳牆壁上的裝飾，反應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戶人家。在亞伯拉罕·林肯的盤子旁邊，掛著北京網球中心頒發的一個獎狀；不遠處的電視機天線上，吊著一個惠姆·奧公司生產的橘色飛盤。在飛盤上方，有兩幅毛筆字，是為紀念趙老先生的父親所寫的。一張老父親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穌教導法利賽人的油畫。一張中國風景照。一座塑料的聖誕老人像。更多的毛筆字帖。另一個網球比賽的獎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臨。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說著，在兩個語言世界裡不停地轉換：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國人對他們的歷史無比自豪，尤其是面對外國人時，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在他們的敘述中，這種文明是延續不斷的，這一度帶給我一種錯覺；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明白我在中國所看到的建築，幾乎就沒有什麼真正稱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古代的建築都被拆毀了。20世紀充滿了破壞性，中國文化飽經磨難，建築是只是其中一個受損的方面而已。
不過，當我看到這種歷經幾個世紀而倖存下來的古建築，例如趙老先生的四合院，我發現在漫長的歲月裡，這些建築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換過的。趙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傳統的中國寺廟一樣，是用木頭、磚塊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國，很少建築是用石頭做的。明長城的一部分表面鋪的是石頭，然而長城是用於防禦外敵的建築，並非一座紀念碑或什麼公共建築。中國的建築在開始設計得時候，就沒有考慮持久的因素；建造者們並未想到要讓它抵擋幾百年的風吹雨打。
很多關心建築保護的人們，都與西方有某種關聯。趙老先生會說及「文化保護」這樣的詞語，他還幫我聯繫上了另一個北京的活動分子，那是個血統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於保護胡同的工作。但這座古城裡的一般市民似乎對這類問題不太感興趣，甚至他們被迫遷居時表現也是如此。通常，他們被迫搬離時，感到氣憤的問題是某些當地官員的貪污，同時他們也抱怨賠償金額不公平。但這種問題看起來更傾向於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對胡同有任何更深層次的感情依戀。
過去，中國人對建築學幾乎是漠不關心。宋朝的時候（960—1279），有人試圖為傳統建築做辨別和分類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沒有什麼對建築的系統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築學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兩個年輕人的出現。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個叫林徽因的女人來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1928年，當他們雙雙獲得了建築方面的學位以後，他們結了婚，並回到了中國。
隨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這對年輕夫婦為本土的中國建築學創立了一套系統分類的方法。他們在中國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築，嘔心瀝血地劃出一幅幅古建築的草圖。離北京城不遠的地方，他們發現了獨樂寺，這座寺廟建於984年。在山西，他們標出了佛光寺的位置，這座寺廟建於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國木做的寺廟中最古老的一座。後來，共產黨人掌了權，梁思成發起了保護北京舊城牆的運動，但他沒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難：「關於中國建築史上的重要建築，我們並沒有任何可參考的資料。我們對於古建築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騎瞎馬』。」
這對夫婦常常從農民口中獲得信息：
我的經驗是，當地人對當地的建築都不敢興趣。每當我告訴他們想看看古跡時，他們就會把我帶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們感興趣的是書法……讓他們肅然起敬的是書寫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藝。
讀過梁思成的這段評論以後，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書時的學生。雖然我教的學生是英語系的，但學校規定他們仍然要花不少時間去練習中國傳統書法；每次我走進教室，常常看到的景像是幾十個學生拿著毛筆，反覆地寫著同一個中文字。他們能馬上告訴我，誰是班上寫毛筆字最好的，誰第二，第三、第四。當他們看到我的英文書寫這麼差勁時，他們都驚呆了。他們無法相信，擁有我這種學術背景的人，在兩間大學取得了文學學位的人，字還寫得如此不像樣。
在涪陵，我的學生們在書寫的文字裡找到了某種美感，對於像我這樣的西方人來說，這種美感是很難察覺的。在北京，我感覺到我看到了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東西，而絕大多數的當地人都沒有察覺。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樣，從幼年時候起，我就知道了過去蘊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築中，像金字塔、宮殿、大劇場、大教堂等等。愛奧尼亞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現在還能回憶起這些中學課堂上的詞語。對於我來說，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國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們的過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來很暴躁。他穿戴整齊，裡面一件灰色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藍色外套。他在客廳裡接待了我。不過他總是不耐煩地到處看，也拒絕我想要聊天的嘗試。他早上贏了一場網球聯賽，不過他不肯告訴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沒什麼好玩的了。」他擺擺手說：「他們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嘗試都已經失敗了。最後的一線希望是，這個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層官員的興趣，不過這看起來不太可能發生。趙老先生告訴我說，有些朋友幫他安排了一間住房，一旦當局有人來拆房，他還有地方可以去。在他們家四合院的周圍，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磚塊和塵土；今天早些時候，最後一位鄰居離開了。這對老夫婦是胡同裡最後堅守的居民。
他帶我看了看房子，告訴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夠保存下來的。主房的門屬於古物，趙老先生要把它捐贈給現代文學博物館，一同拿去捐贈的還有一塊裝飾用的磚頭，上面刻了圖案，人們管這種磚叫「像眼」。我們走到了院子裡，老人家領著我穿過已經黑下來的院子。下午的時光是越來越短了，天氣清涼。他指著院子的一個角落告訴我，幾十年前，從那兒挖出了一個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他說。「那時候毛說每個人都必須有防空洞。美國是我們的頭號敵人。」
他仍然堅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來強迫他離開。「法庭的人會來，警察會來，救護車也會來。」他冷冷地說。「這可真刺激。」
一個中國國內的報社記者來了，我們三人回到了客廳。那個記者很年輕，面對著老人家和外國人，她看起來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為自己的狀況苦惱：她是來記錄一個無法報道的故事。她結結巴巴地問出了第一個問題：「您，您把自己的東西搬走了嗎？」
「你說呢？」老人反問道。「我的東西全在這兒，你沒看見嗎？」
那個女人看看牆壁：毛筆字、獎狀、亞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穌。她勉強地笑了一笑，試著問第二個問題：「您不高興是嗎？」
「我們當然很不高興！你遇到這種事難道能高興起來嗎？他們為此事威脅了我們兩年半，現在我們倆都80多歲人了！」
我委婉地說聲「抱歉」，離開了四合院。他們家的保姆在我身後關上了門。我往北走去，跨過了那條看不見的界限——界限的那一邊，就是建築受保護的地區。在菊兒胡同的家裡，一切都很安靜。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點半，我的手機響了。
「他們週二下午來拆房子。」老人家說。「我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告訴我，他們會搬到朋友的家裡暫住。他的聲音裡聽不出什麼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談，然後又轉回了英文。
「我要說的就是這麼多。我打電話來沒有別的事。」
沒等我回答，他就掛了電話。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來的那一刻意識到，這將是漫長而令人沮喪的一天。今天剛好是法輪功的週年紀念。下午一點，信眾們計劃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抗議。但在早晨，離開菊兒胡同去天安門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聽著剛剛甦醒的胡同裡傳出了各種聲響。小販們來了，叫賣著：啤酒，醋，醬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樹上傳出了鳥叫聲，在秋天的氣息中，鳥兒們的聲音顯得有些微弱。
那個四合院就在寬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東邊。一張遷出通知貼在四合院的前門上。不遠處，在一棟建築老舊的灰色外牆上，有人貼了張「北京經濟犯罪案展覽會」的廣告；也許這是一個對「拆哪」的故意諷刺吧。
趙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們是安靜地離開的：沒有警察，也沒有救護車。不過，雖然他們的身影沒有出現在四合院內，今天的拆除行動也成了一樁令人關注的事件。幾十個中外記者，早上8點前就聚集到這兒來了。8點20分整，15個法庭的工作人員到場。他們穿著一模一樣的服裝：白襯衣，黑色西服，黑色領帶；胸前戴著紅色的徽章。他們四處檢查了一遍，確認沒有任何人還留在四合院裡。
8點30分，一輛接一輛的白色警車到場。50多個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幫助下，包圍了四合院。他們把人行道清空了，豎起了黃色的警用路障。他們威脅路過的行人，還斥罵記者。好些攝影師的膠卷被沒收了；一些外國電視台的記者被拘留。在一場混戰中，一個中國記者受了些輕傷。
工人們是最後出現的。他們是從四川來的民工，其中一個告訴我說，他的工資一天不到2.5美元。每個工人都拿著一個鎬子。這些四川人先從屋頂開始拆：瓦片一塊塊被鑿下來，濺起一地塵土。隨後是牆：塑料，灰泥，磚塊。塵土，塵土，塵土。拆，拆，拆。一輛推土機搖搖晃晃地從南面的門駛了進來。隨後是一輛泥頭車。這是秋天裡一個美麗的日子，天空高遠而蔚藍，舉目望不見一片雲彩。到了傍晚的時候，四合院成為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