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
波拉特最後一回用人民幣跟我換美元的時候，匯率已經掉到了8.4元兌換1美元。那時候波拉特抽煙抽得很厲害，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想趕快把手裡的人民幣現金都換掉，於是我帶了450美元去跟他換。我們交易完以後，波拉特介紹我認識了另一位雅寶路上信得過的錢商。他的舉動是出於好意，不過那時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歲月」要終結了。如今雅寶路上的黑市匯率已經降得很低，與官方的匯率相差不大，我沒必要再來黑市換錢了。而且，在波拉特離開以後，我大概也不會回到雅寶路消磨時間。沒有了他的雅寶路，對我來說已經是另一個模樣了。
那一個星期，我們常常去那家維吾爾族餐館碰面。波拉特告訴我說，他考慮去美國以後，可能會定居以下四個城市：洛杉磯、紐約、華盛頓、還有俄克拉荷馬市。
「俄克拉荷馬市？」我問道。
他看見我狐疑的神情，馬上解釋道：「我聽說了，俄克拉荷馬市的天氣很熱，而且風很大。人們說那是個糟糕的地方，有點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訴他，他聽來的評價大概是正確的。波拉特說，不少維吾爾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還在當地的大學讀書。那兒還有一個維吾爾族人的小社區，是以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給「美國之音」那些關於維吾爾族的廣播節目寫稿。他的妻子熱比婭以前是烏魯木齊市一個成功的女企業家，有好些年，中國政府都樹立她為楷模，以她為成功的少數民族榜樣。然而後來她丈夫在「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踏進了某些中國當局禁止言說的雷區，於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獄，罪名是洩露了「國家機密」。大部分人都認為，熱比婭所做的事情不過就是寄了些中國國內媒體的剪報給她的丈夫。熱比婭·卡德爾被逮捕以後，就成了最著名的維族政治犯。不過，外國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國當局釋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沒有成功，熱比婭從此被扣押在獄中（又過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時候，熱比婭終於被批准出境，從此離開中國）。
波拉特說，俄克拉荷馬市只是其中一個選擇；他還考慮去紐約市或華盛頓，那兩個地方也有不少維吾爾族人居住。他最擔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磯機場後能否通過移民局的出境檢查。他的簽證只允許他在美國呆兩周，他的計劃是到兩周後簽證失效時仍然留在美國，然後申請政治避難。有朋友告訴他說，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馬市或者華盛頓D.C.的話，事情會更好辦；那兩個地方都有些律師，以前就替不少維吾爾族人做過此類申請。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談中，他常常要我給些建議。然而他即將踏入的世界，對於我這個美國出生的本土公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計劃那一年冬天的時候回美國去，我告訴波拉特，到時候我會介紹些在會說中文的美國朋友給他認識，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過，我對於避難申請的過程一無所知。從一開始，我就很懷疑波拉特的美國計劃是否行得通，而現在我擔心他會碰到更為嚴重的問題。我知道，如果他沒能在美國成功申請政治避難，然後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國後可能就要去監獄裡呆一段時間。不過，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國的維族朋友，他決定聽從他們的建議。
聽著他的計劃，我常常覺得他像在玩一個遊戲，這個遊戲的規則很模糊，卻有著高得可怕的風險和代價。在這個遊戲裡，維吾爾族人的安全地點分佈在美國各處，從洛杉磯到俄克拉荷馬市到華盛頓；而這個遊戲的其中一條基本規則就是：一旦初來美國的人通過設在機場的移民局入境檢查，申請政治避難的成功率就會增加。後來，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說的這個基本規則是對的。如果有人在美國機場入境時就申請政治避難，他就會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裡，由這個程序決定其申請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會考慮進一步審查這個申請個案，申請人可能在此期間會被拘留，如此一來他便很難就申請問題向律師咨詢。有時候，這些拘留的人會和普通犯人一起，關押在當地的監獄裡。有一個專門負責移民的律師告訴我，他曾經見過一個申請政治避難的人，他被關押在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地方監獄裡，還上了腳鐐。
還有兩天波拉特就要離開北京了。那天晚上，我們在好萊塢夜總會旁邊的一家餐館見面。我給他寫了張兩千美元的支票。幫波拉特辦下簽證的那家顧問公司警告過他，身上不能帶太多的現金，否則在北京機場出境的時候會引起懷疑。我的支票開給一個在美國的維吾爾族移民，他在美國有銀行戶口。波拉特在餐館裡數了一沓美元，遞給我。我和波拉特交換過多次貨幣，這還是頭一回我換到的是滿滿一口袋美元。
「你覺得我坐飛機時應該穿什麼？」他問我。
「嗯，你的那封邀請信上說你是個生意人，」我說：「那麼你就要穿得像個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會穿一套西裝。」
「我現在穿的這套怎麼樣？」波拉特問道。「我看起來像個生意人不？」
那套西裝是深藍色的，裁剪很糟糕，由於穿了很久，邊口都有些磨損了。這套西裝讓波拉特一看起來就是維吾爾族的黑市錢商。
「你還有另外一套嗎？」我盡量委婉地問。
「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從烏魯木齊坐飛機到北京，與他告別。這女人將近30歲，在學校當老師；我和她說不上什麼話，因為她不太懂中文。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來很是焦慮，吃飯時緊緊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來卻比他還要緊張。
最後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婦共進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維吾爾族朋友也來了。那是一個週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簽證顧問替他訂了週六飛往美國的機票，據說美國機場的移民局出境檢查在週末的時候會寬鬆一些。吃飯的時候，波拉特沒有喝太多酒，不過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煙。最後，他圍著桌子轉了一圈，和大家逐個告別。當他走過來和我握手的時候，我說：「下次我們見面時，就是在美國了。」話說出了口，連我自己都懷疑它的真實性。
波拉特在飛機上一直沒有睡覺。他只帶了一件小行李，所有東西都裝在那個假的新秀麗（Samsonite）旅行箱裡，那個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從雅寶路上買來的。箱子裡裝著波拉特那套西裝，兩件襯衣，幾條褲子，還有一些書。簽證顧問叫波拉特帶少一點行李，還建議他不要穿那套西裝。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褲，一件全新「老人頭」襯衣——當然，也是冒牌貨。
他乘坐的飛機在洛杉磯著陸。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隊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檢查。他隨著人流慢慢向前移動，最終到了隊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強作鎮定，把他的護照遞給檢查的官員。那個官員只看了他的護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邊，做進一步的問訊。
那個官員把波拉特帶到了一個小房間裡。那兒有6個移民局的人，包括一個會講中文的翻譯。他們問波拉特此次來美國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虛烏有的貿易公司介紹了一遍，說了預先準備好的故事，還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請信。一個移民局的人離開了房間，他要去撥打邀請信上列明的電話。
波拉特在小房間裡等著。此時另外一個官員帶著一個中國男人走了進來。這男人也是剛剛那趟飛機上的乘客。他大概40歲左右，看起來不是很緊張的樣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來全都一臉不高興的樣子，他們用英語和翻譯對話，打著很激動的手勢。最後，翻譯用中文問那個中國男人，他的護照到底怎麼了。
「我把它撕爛了，然後衝到廁所裡去了。」那個男人說。
「你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不想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那個男人很平靜地說。「我現在在美國申請政治避難。」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紙。「這是我的證明。」
移民局的人都離開了房間，商討應該怎樣處理這種情況。過了一會兒，有個人回到了房間。
「波拉特先生，」他說：「你可以走了。」
簽證顧問公司的兩個聯繫人正等在機場外面，那兩個人都是中國人。他們告訴波拉特，他們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員打來的電話。波拉特給了他們500美元現金，這是他付給簽證顧問公司的最後一筆費用。這兩個人開車把他送到了洛杉磯的長途汽車站。正是10月，天氣卻熱得出奇。
波拉特在汽車站買了一張去俄克拉荷馬市的車票。離開車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他就坐在候車裡，看著來往的人們。波拉特是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在中國長大的，已經習慣自去分辨少數民族外表的差異，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後，他對這種差異更是了熟於心。在美國的長途汽車站，波拉特發現有一些人長得和維吾爾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計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長途汽車人並不多。他發現這車比中國的巴士先進很多。
波拉特喜歡一路上的風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過他並不喜歡俄克拉荷馬市。那兒很熱，風很大。他與那個「美國之音」的維吾爾族記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見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時間。有些維族人在肖尼定居，他們接受了俄克拉荷馬教會大學的獎學金，在那兒學習生活。他們沒有受洗成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當地一間小工廠幹活，那家工廠是生產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來，在俄克拉荷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覺到了當地少數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狀況。幾個月以後，他會很坦率地向我解釋：「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給他們房子住。他們每天喝酒，無所事事，什麼活都不幹。」
在俄克拉荷馬市呆了10天以後，波拉特買了另一張長途汽車票。那輛車往東開，穿過了阿肯色州。途經田納西州時，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樹，多得他這一輩子都不曾見過。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機響了。
「我在華盛頓。」波拉特說。他告訴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維吾爾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國的首都，下周開始，他就要上英語課了。我問他是否一切順利。
「沒什麼大問題。」他說：「還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處理，不過我不想在電話裡說那些事。明白了嗎？」
「我明白。」我說。他說過幾周會再打電話給我，我告訴他我一月份會回美國去看他。掛電話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寶路上的維吾爾族朋友們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