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26日
每天夜裡，工廠宵禁以後，艾米莉都會聽著收音機逐漸入睡。在那家首飾廠，她和其他三個女人同住一間宿舍；晚上，她們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貫注地聽著電台的節目。她們在工廠裡做的是文書工作，比生產線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條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個人一間宿舍。不過，她們晚上收聽的都是電台的同一個節目。這個節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據說每天晚上收聽「夜空不寂寞」的聽眾有1百萬。女主播胡曉梅可能是深圳這座一夜之城裡最出名的女人了。
對艾米莉和她的同事們來說，胡曉梅只是一個模糊的身影。這個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細節已經被深圳雜誌所披露：她年近30歲，起初來深圳也是做工廠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眾。她很少在節目裡說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說到的時候，也是含糊帶過。不過，對於像艾米莉這樣認真的聽眾而言，這些信息已經足夠讓她得出一些結論了。「我知道，肯定有個有錢人曾經愛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訴我說：「她可能考慮過要不要接受，不過最後她沒有選擇和這個有錢人在一起。雖然，和有錢人一起會讓自己的生活過得舒適得多，但她還是決定要靠自己闖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她就不會像今天這麼成功了。」
雖然胡曉梅極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卻有一種天賦，能把別人的故事娓娓道來。「夜空不寂寞」是一個聽眾打來熱線電話的直播節目；很多聽眾都是外地來深圳的移民，用工廠宿舍的電話打給電台。有些人打電話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煩惱，有些人是說自己家裡的事情，不過大多數人都是講述自己的情感問題。這個打電話的他可能是擔心他留在村子裡的情人，而另外一個她講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過程。有時候，有人反覆地打進熱線電話，他的故事就不斷展開，可能會持續一整周。在這個城市裡，所有的工廠宿舍看起來一模一樣，工人們的作息時間表安排得極為緊張，而電台裡的故事聽起來卻有著無窮無盡的可能。有個最為離經叛道的故事，給艾米莉和她的同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個30多歲的女人打電話過去，說她有許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個男人，然後跟他回家。她不想再這麼幹了，她想找一段穩定可靠的戀情。不過她仍然沒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曉梅沒有批評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傾聽這女人的話。」
艾米莉認為，這正是女主播胡曉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會貿然下結論。她會細細的分析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再做出判斷。」胡曉梅有時說的話會非常尖銳、不留情面，她還會及時地給出具體建議，不過她同時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安靜地傾聽。女主播的聲音低沉而沙啞，說起話來語速很慢。她從來不會表現出生氣或沮喪的樣子。很多打電話去的人屬於同一類；那些年輕女人為婚前是否應該和男朋友同居舉棋不定，想聽取她的建議。在中國的內陸地區，這樣的事情通常不會發生，因為來自家庭的壓力非常大。然而，來到深圳的年輕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們沒有被做工工廠的宵禁所限，他們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很多思想傳統的人會說，年輕人不應該同居。不過，如果打電話的年輕女人聽起來足夠成熟，她已經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胡曉梅會說兩個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經在首飾廠上了兩年班。那一年她23歲，已經是她所屬部門年紀最長的女性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艾米莉逐漸弄清了工廠裡的社交動態，包括不同工人之間的關係，還有台灣老闆這個人的本質。台灣老闆仍然追逐著廠裡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經常叫雞。不過艾米莉看穿了他，這只是個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點兒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時，工廠裡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聯合起來罷工，要求老闆給他們更高的工資。在工廠的世界裡，地域性的關係是很有力量的；工人會為新來的同鄉們介紹各種工作生活的情況。有時候一整條生產線的員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條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們說著自己的家鄉話，其他人都聽不懂。有些管理者會避免請來太多來自一個地方的人做工。當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時候，時不時會在招工點看到這樣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廠，有20個湖南籍的工人，幾乎都是男的，好些還有親戚關係。他們都在生產線那一層工作，還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兒一小時賺12美分。他們只有在緊急訂單下來、要超時工作的時候，才能賺到足夠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靜靜籌劃了好幾個星期，然後他們在一天之內同時請假，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說是家裡出了急事。他們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辦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灣老闆的手裡；此時的老闆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請假離開，工廠的生產就會立即陷入停頓狀態。
老闆到隔壁的工廠去取經。隔壁也是一家首飾廠，那兒的台灣老闆要更為能幹，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來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廠，與湖南籍的工人交談。首先，他傾聽工人們抱怨的情況，從中認定這次「罷工」事件的幾個帶頭人。隨後，他花了些時間，批評了工人們這種魯莽的做法。最後，他私下向那幾個帶頭人承諾，會給他們和他們的親戚加工資。
每個人都回到了工作崗位上。有些人仍然是拿著1小時12美分的薪水。下一年，老闆逐漸地裁掉一些工人；有些工人自己辭職不幹，老闆選擇替代人選時也很謹慎——最後，工廠裡再沒有一個來自湖南的男工人了。
文書這個職位的流動性也很大。做這份工作的人都受過一定教育，這些20多歲的女子有太多事情要考慮了：究竟要不要結婚生子？究竟要不要回家鄉去？她可能會找一份新的工作，甚至自立門戶做起生意來。艾米莉寫給我的信裡常常說起這些人事變動和新的機遇：
露露可能要辭職了，之後她要自己做生意。她的公司只有她一個，公司名字會叫作「芊芊首飾」。陸雲等待著她變為我們公司第二把手的那一天，到時候除了老闆以外所有人都要聽她的。等到所有的老員工——包括我和露露都走了以後，陸雲等待的那一天就會到來。除了我們三個以外，還有一個叫何金花（音譯）的女生也在這兒幹活，做會計。不過她應該幹不長，她家裡人要幫她在湖南老家找工作，還有找老公。
對艾米莉來說，陸雲是個神秘莫測的人。開始艾米莉給我寫的信裡，形容陸雲是個「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過漸漸地艾米莉改變了想法。她發覺，陸雲會在同事背後搗鬼，暗地破壞大家的關係；還常常在老闆面前諂媚地說好話，背地裡卻狠狠地罵他。工作一年以後，艾米莉很想知道陸雲到底關心什麼。那個女人看起來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聽著胡曉梅的電台節目，一個打通熱線電話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個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幾回熱線電話，慢慢地，艾米莉意識到這個人的聲音為何對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講的故事讓艾米莉聯想起陸云：
「她說她受過小學教育，剛來深圳時在一家工廠做女工。後來她又去別人家裡做傭人。那時候她覺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為她來自農村。她開始自學。最後，她為了拿到一個專科學院的文憑，參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學考試。由於種種原因，她沒有完成所有的考試，於是她用錢買了一張假文憑。假文憑這種東西如今你上街就能買到。她確實買了假文憑，不過她也確實學習很刻苦。她本來就有那張文憑的水平。
有了新的學歷，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認真，職位也越升越高。不過，她時不時會做些事情，確保其他同事沒有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個低級員工升了職，她就會想法子使些招數，讓她沒辦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說出這些事情。她說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別人威脅時，才會這麼幹。其他時候她對公司裡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歡她。他們並不知道她藏了什麼心眼。
她也講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說她常寄錢回家給父母，也寫信給他們。該做的她都做了，不過她心裡並不愛她的父母。她一點也不想管他們的死活。
她打熱線電話去電台，並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尋求建議，只是因為她有傾訴的慾望。她講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後，胡曉梅問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裡想的是什麼嗎？』那個女孩回答說，其他人永遠都不會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於隱藏自己了。她還說，對於自己做過的事情，她從來都不後悔。
她掛了電話以後，胡曉梅評論說，這種人是無可救藥的。她說這個女人的心腸太壞、冷漠無情，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拯救她。」
實際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關係，並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親密。她的父親是個很有造詣的數學家，在涪陵教師學院是拿最高等級工資的教授。他去過兩次美國，為學術會議做論文報告，這種經歷在涪陵這種小地方是非常罕見的。不過，即使是這麼成功的往事，在中國的過去，可能也只變成慘淡的陰影罷了。艾米莉還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有一次，她寫了一篇英文的文章，裡面講述了她父親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時候，整個國家正處於一團混亂之中。當時的社會政治為先，知識分子被認為有向資本主義靠攏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勞動改造。我的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從四川大學畢業後，就被下放到一個煤礦，工作了八年。」
那個煤礦位於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鄰貴州省的邊界。很多知識分子面對這種情況，都會感到絕望；不過艾米莉的父親是在農村長大，他只是想方設法讓自己好過一些。他在煤礦的時候，不斷向組織申請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但總是遭到拒絕。和艾米莉一樣，他的臉寬寬的，顴骨很高，眼睛顯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種安靜、沉著的氣質；無論人們是否受過教育，與他相處都會感到舒適而自在：
「我覺得，他在煤礦工作的那些年，生活過得並不是太苦。那兒的人們都很尊敬他，給他安排了個相對輕鬆的工作，讓他做會計。即使到了現在，他的故事還被當作奇跡在當地的工人中流傳：人們說他只是看看賬簿就能算出餘額。」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當時她的父母還在礦上工作。那一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隨後政府允許她們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掛了很多毛主席的畫像，還擺著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還有比艾米莉小兩歲的弟弟，都在那兒長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親終於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國9個合法的政黨之一。在涪陵，知識分子似乎都願意加入民盟；不過這個組織像中國其他所有的政黨一樣，都得服從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這些黨派沒有什麼影響力。」有一回，艾米莉對我說：「我父親說，每次共產黨說了什麼話，民盟馬上就會附和。不過，在民盟自己的會議上，他們會說說自己的想法。他們不能公開地說這些話，不過至少可以在內部說一說。」
當艾米莉還沒長大的時候，她的父親從來不跟她談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書上說的每一句話。她相信共產黨版本的歷史、政治和時事。而她在學校用的空白練習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練習本的封底，都印了兩句話：
台灣、蘇聯和越南通過電台散佈謠言和假話。
我們強烈呼籲大家不要聽敵人的講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毛主席的畫像和塑像都從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爾，艾米莉的父親會說出隻言片語，透露出他並不同意當局的態度，但他從來不會長篇大論地發表這樣的觀點。對於艾米莉來說，人生的轉折點是在大學時期。她對於英語系裡某些官員的受賄行為感到非常厭惡，並且她還覺得，學校制定的很多規定，都是為了阻止學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問。她不喜歡刻板的宿舍生活；讀大學的頭一年，她就向學校提出申請，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個不住宿的學生。畢業以後，她寫了一封信：
「我討厭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話語，因為我曾經對那些話信以為真。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逐漸展現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我的父親在五十幾歲時才意識到這一點，我想，他應該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們的兩個女兒在不同的時代，往相反的方向漸行漸遠。艾米莉父母年輕的時候，變革推廣到農村，那時候共產黨正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一波又一波的試驗。20年以後，艾米莉和她的姐姐遷徙到了城市；她們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這一個「經濟試驗室」。兩代人參加的試驗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試驗，而這一代人是經濟上的試驗；第一代的試驗是全國性的，而第二代的試驗實質上是從一個個人、一個個私人決定開始的。
於是，父母自身的經歷無法給他們的孩子提供什麼指導。艾米莉想起父親的事，就會意識到，她父親的職業生涯基本是由別人的決定掌控的。「我想父親會有遺憾。他有些同班同學出了國，或者做了一番很成功的事業。父親知道自己錯過了一些機會。」而艾米莉的父母卻覺得，艾米莉和她的姐姐常常很任性。艾米莉讀大學時和黯逆（Arny）拍拖，開始她媽媽是不同意的。「我媽說，我年紀太小，不應該交男朋友。我對她說，你結婚時歲數比我現在還小呢！她就說這是不一樣的。」
不過，這種代溝對艾米莉的弟弟而言，似乎是最難適應的。艾米莉的弟弟極其聰明，他繼承了父親的數學頭腦，但他的性格非常害羞內向。這個年輕人進了大學，讀的是計算機系，但他後來退了學。他更喜歡讀哲學和宗教的書籍，有一段時間，他迷上了法輪功。他常常說，他討厭錢這個東西。他到21歲的時候，還從來沒有工作過，仍舊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時間大部分用來下象棋，他的棋藝非常棒，簡直出神入化——在格子棋盤上，他找到了一種符合邏輯的和諧。有一次，他跟艾米莉說，如果她讀一些孟子的書，她就會變得更漂亮；因為真理會在她臉上散發光芒。艾米莉不知道如何回應。家裡人考慮過，要不要送他去接受心理治療。當我問起艾米莉的弟弟時，有一次她回答說：「我弟弟是現代化的犧牲品。」
艾米莉呆在深圳的頭一年，她的姐姐繼續遷徙，在浙江省找到了工作。很快她的姐姐就結了婚，然後父母開始為艾米莉擔憂起來。艾米莉覺得這很可笑：「當我和黯逆在一起時，他們覺得我年紀太小了。現在，他們卻覺得我年紀太大了！」1999年8月，艾米莉的父親去了一趟深圳，頭一回與艾米莉的新男友朱雲峰見面。朱雲峰只上過一年貿易學校，如今在一家生產電爐、高壓鍋、電飯鍋和其他廚房電器的工廠裡工作，是生產線上的主管。
父親的態度讓艾米莉知道，父親原本期待她會找到更相稱的對象。不過，父親並沒有試圖讓她改變主意。艾米莉的父親不是那種霸道的角色，生活也教會了他如何接受不盡如人意的事情。其實他的女兒也還未決定要不要嫁給朱雲峰，甚至根本還未決定「結婚」這件事。「我不喜歡舉行婚禮。婚禮上總是有很多人，他們一點兒也不關心你怎麼樣。他們只是要來看看，和你結婚的那個傻子是誰，婚禮的各個細節準備得怎麼樣。他們來參加婚禮，只是來看看你有一個怎樣的婚禮罷了。」她從來未打算就這些事情徵求父母的意見。當她考慮到這些私人問題時，更多的是打開收音機聽取胡曉梅的建議。
這個電台主播成了艾米莉在深圳的守護神。每當艾米莉談起道德問題時，她都會提及胡曉梅的建議，似乎女主播開的是萬無一失的靈丹妙藥。有一次，當我們談到深圳未婚同居的情況，艾米莉委婉地提醒我，不要直接地向人們提出這種問題。「在這兒，我們不會公開問這樣的問題。」她說。「比如說，胡曉梅就建議，如果你和一個男人同居，你不應該告訴別人。這會影響到人們對你的看法，特別是以後你要和這男人分了手。絕口不提是最明智的。」
在我和艾米莉的幾十次談話中，反覆出現的詞就是「胡曉梅、胡曉梅、胡曉梅」。最後，我終於和電台取得了聯繫，約了一次對胡曉梅的訪問。訪問之前，艾米莉給我做足了功課，她向我描述了那些熱線電話中最為有趣的人物，那些讓她在宿舍感動至深的故事。她還再次提醒我，胡曉梅喜歡過一個有錢人，不過他們在交往中出現了問題。
這個電台女主播個子嬌小，五官小巧，有一頭黑色的長髮。她不停地抽著卡普裡的薄荷煙。我們在深圳市中心一間四川飯店見面，約在一個單獨的包房內。她帶了另一個客人來，她介紹說這是她的朋友，對美國記者很感興趣。那個年輕男人有一點發胖，留一頭長髮——在中國，這是藝術氣質的明顯標誌。那男人安靜地坐著，聽我們的談話。
胡曉梅說她自己是「夜貓子」。我們那天吃晚飯的時間已經不早了，而她的一天才剛剛開始；她的電台節目安排在11點直播。胡曉梅告訴我，她對美國文化很感興趣，不過她並不會說英文。她喜歡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她讀的是中文譯本。（「可以從這麼個微小的細節裡展開這麼多的故事！」）在飯店裡，胡曉梅講述了她來到這個一夜之城的故事。
她在江西的一個小鎮長大，那兒以開採煤礦著稱。她的父母是初級的採礦工程師。他們的生活不算貧窮，但賺的錢也不多。她從小就想離開那個地方。「我是個很內向的人。我習慣自己跟自己說話，還想像自己是在做電台節目。那時候我就想，如果我真有機會做電台節目，我會有很多東西想要說。」
1992年，胡曉梅20歲，移居了深圳。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礦泉水廠幹活，那時候她每月的工資是70美元。晚上，她經常收聽電台的熱線電話節目；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節目逐漸在全中國風行。有一天晚上，她終於打進了熱線電話。她沒有像絕大多數打電話的人那樣，是要徵求別人的建議，她只是想和聽眾說話，說自己那個要成為電台主播的夢想。她是個很善於講話的人，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後，她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電話號碼。
「我打過電話的第二周，就收到了好幾摞的信件，還接到了100多個電話。」胡曉梅回憶道：「不過那家礦泉水廠把我開除了，因為我偷用了公家的電話。所以我失業了。我把所有的信件捆成一堆，拿著它們去了電台。電台的人問我想做什麼，我說我像成為這個熱線電話節目的主播。他們說我年紀太小了。那年我只有20歲，也沒有任何相關經驗。不過，其中一個電台的長官決定給我一個機會試試。當時我跟他說，我只有20歲，還不瞭解很多事情，但是很多聽眾卻都跟我一樣，所以可能我能夠瞭解他們，能和他們溝通。」
她記得她第一次上電台節目的日子：1992年12月22日。不到8年之後，「夜空不寂寞」成了深圳最受歡迎的電台節目，胡曉梅本人最近剛出版了一本書。她說，每晚聽了那麼多的故事，這個節目讓她逐漸成熟了起來。她認為深圳對女人來說，是個特別不容易的地方。這兒的離婚率要比內陸高，生活也沒那麼穩定。「這兒的壓力更大，因為擁有了自由。」胡曉梅說：「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也沒有人會關心你的私人生活。這跟內陸的情況很不一樣，在那兒，你的父母會告訴你該怎麼做。這兒你擁有了自由，但正是這種自由帶給你壓力。」
她提到自己的婚期，說按照中國人的標準，她結婚算晚了。她打算明年結婚，到時候她就30歲了。她提到結婚的事以後，我就問起了關於她未婚夫的問題，這時她忽然沉默了下來。「他喜歡寫作。」過了一會，她溫柔地說：「他現在可能還不算成功，不過他是一心一意地做這件事的。我覺得這就夠了。我們關心彼此。」她又停頓了一會兒，繼續說道：
「我不喜歡用這個社會的標準來作為我自己的標準。我曾經和一個很有錢的人拍拖，他是深圳的一個大開發商。他關心的事情只有他的生意。有一次，他在一棟新樓前安了幾隻巨大的石獅子，然後用80萬元的價錢賣給人家；本來那些石獅子就值20萬元。用四倍的價格把一個東西賣出去，這就算得上成功了嗎？」
她點上了另一根薄荷煙，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管怎麼說，」胡曉梅說道：「他也不喜歡有些人知道他，只是因為他是『胡曉梅的男朋友』。」
過了一年，當我再次經過深圳的時候，我和胡曉梅又吃了一頓晚飯。我們是打電話約的，當時她跟我說，她會帶著新婚的老公赴晚餐。
我走進餐廳，看見一個男人陪伴著她——那個人稍稍有點發胖，留一頭長髮，就是第一次採訪時陪她來的那一個。胡曉梅看著我，有些羞澀地笑了，說：「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還不想告訴你我和他的關係。」
1999年冬天，艾米莉經常打電話和寫信給我。聖誕節前，她寄了一些她工廠的樣品給我，是一些白、藍、粉紅顏色的塑料珠子做成的手鐲，裝在密封的袋子裡。艾米莉說，我可以送給美國的姐姐。
不過，她的來信則要陰暗得多：「我恐怕不能再寫信給你了，最近我的睡眠很差，常常頭痛。」
她埋怨工作每天都是例行公事，讓人麻木。她也擔心自己的不快樂會讓朱雲峰傷心。她在信裡寫道：「坦白說，我的男朋友很聰明，對我也很好。他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從這種莫名的消沉情緒中恢復過來。我正在努力。」
艾米莉總是對自己很苛刻。我寫了一些涪陵教書時候的事，其中有些是關於艾米莉她們班的，我把那些文章發給了艾米莉。她回信說：
要談到我自己，我覺得這是個最難以說清楚的話題。你似乎比我的大多數朋友要更為瞭解我。在那些朋友眼中，我只是一個溫柔可親的女孩。不過，對於自己是不是你筆下的那個品格高尚的人，我尚沒有什麼自信。是的，我喜歡獨來獨往。不過我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我不擅於和別人交往；我不會分享他們的歡樂、悲傷，也不會彼此關懷。
我做老師的時候，會注意到一個現象：那些最優秀的女生常常會被一種孤獨感所困擾，而男生中基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大多數情況下，男生都沒有女生那麼成熟，即使是最為出色的男學生，也喜歡和別人一起胡鬧和開一些粗俗的玩笑。像威利這樣的學生畢業之後會迅速成長，然而很多女學生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了。
在我當初教書的地方，英語系大一最優秀的學生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和同齡人格格不入。亞當教過她一些課，她常常在課後去找亞當交談，鍛煉她的英語能力。那一年暑假，她回到了家鄉，從一棟橋上跳了下去。亞當和我對她的死所知不多；她班上也沒有一個和她親近一些的同學。在中國，女性比男性自殺的數量更多，而自殺女性占女性人口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這個數據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都要高。很多這樣的自殺案例發生在農村地區一些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身上。她們並不屬於貧窮的人；如果一定要找出什麼原因，大概是她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瞥見了更美好的生活，那種無法實現的夢想讓她們絕望。
艾米莉讀書的時候，她們班的同學都很喜歡她。儘管她自己常常有一種孤獨感，但她卻是受人歡迎的。不過，她去了深圳以後，我就有些為她擔心。2000年初，她已經變得滿腹怨言了。有一陣子，她跟我說想和朱雲峰一起做生意，賣車床車削，不過由於要很多的投資，她最終放棄了這個想法。她覺得自己被工廠和宿舍之間的生活困住了。她在一封信裡告訴我說，她如今每個月掙230美元，是剛工作時工資的一倍。不過，收入的增長並沒有改變任何事情：
我不喜歡我的工作。我有時候會頭疼，工作時常常犯錯誤。雖然我的工資一直在漲，但我對這份工作已經失去興趣了……
你知道有哪些工作既有趣、又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好處的嗎？我想找一份這樣的工作。
我每次到深圳去，都盡量在關內和關外都呆一段時間。圍牆的建立是一種政治上的分界，不過它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過關卡，就會發現人們談論的事物截然不同。在關外的世界裡，艾米莉和其他工廠的工人們常常說起胡曉梅，不過深圳市區內的那些中產階級和上流人士卻極少會提起那個電台節目。他們中的好些人跟我說，有個叫繆永的小說家更為精妙地描述了他們的生活。她引起了政府審查官員的注意，最近出版的書大多都被禁了。
我給那個作家打了電話，她說我們可以在市中心一棟高層建築的西式咖啡廳裡見面，那家咖啡館很流行，而且離她家很近。她今年29歲，還沒有結婚。她總是不停地抽著卡普爾薄荷煙。她個子嬌小，留一頭中長的黑髮，眼睛和嘴唇化了濃妝。她告訴我，她喜歡看亨利·米勒小說的中文譯本（「他的書也被禁了呢。」）。
繆永在中國的西面——甘肅省長大。她的父母是醫生，1960年代中共進行開發西部的運動，她的父母就從東部沿海地區發配到了甘肅。繆永在甘肅上了一所教育學院，畢業以後就搬到了深圳，找了一份當秘書的工作，業餘寫些小說。19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名字叫做《我的生活與你無關》，這本書很快上了暢銷書榜。書中故事以深圳為背景，主角是一個移民到深圳的女人，書中講述了她的故事：她從一個普通女秘書逐漸變成有錢港商的情人，一度過著極為奢華的生活，最後卻和港商分道揚鑣。這本書賣出7萬本以後，就被當局禁售，主要是因為裡面出現了關於毒品、賭博和性濫交的描寫。如同許多在中國國內被禁的書一樣，這本書的被禁反而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書的銷量也直線上升——不過此時所有的售書都是盜版貨。在深圳市中心的街頭和人行天橋上，小販們出售這些書籍的黑市版。在證券交易所門口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個街頭小販正在賣《我的生活與你無關》，這本書就放在《我的奮鬥》（希特勒）的翻譯版旁邊。
「我所說的『你』，指的是這個社會。」當我問起繆永這本書的標題時，她這麼告訴我。「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應該由我來掌控，別人無權干涉。」她解釋道，物質主義是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的關鍵力量。「每件事情都和錢有關；每個人想的第一件事都是錢。在深圳，這總是變成一個交換的問題：你可以用愛換錢，用性換錢，用各種感情來換錢。」
雖然這本書被禁了，但作者繆永卻因為它而致富。這本書的版稅付清了以後，繆永就把她的小說刪去了敏感的內容，然後改編成一個電視連續劇，這個連續劇很快就流行起來。為了讓連續劇更好地通過審查，她把書名「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改了，改成看起來更積極一點的標題：「這裡沒有冬季」。最近，她正在寫其他的電影和電視劇劇本。她打算寫下一本小說，這次小說的背景設置會更加小心，她不會再指出故事是發生在深圳或其他什麼具體的地方。她認為，自己的第一本書之所以被禁，是因為官員們擔心小說給這座試驗城市帶來了不好的名聲。
這本書的腰封上有作者的個人簡介，上面的第一句話寫的就是繆永的血型。繆永和中國許多時髦的年輕人一樣，相信血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性格。繆永告訴我，深圳這座城市讓她最感興趣的一點是個人主義：「過去，中國的集體主義觀念很強。所有事情都是群體思維的。但現在，在深圳這樣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自主決定你到底要做一個怎樣的人。」繆永的血型是O。當我問起她深圳那些臭名昭著的舞女酒吧時，她向我介紹了她最近的男友。這個男人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非常勇敢地陪我去了各種各樣的娛樂機構；在那些地方，男人們只要花上幾百塊錢，就可以租一間包間唱卡拉OK，叫來穿著迷你裙的年輕小姐們陪著聊天、喝酒，並把水果放進小姐們的嘴裡。
艾米莉不喜歡這本小說。我給了她一本《我的生活與你無關》，後來她告訴我說，這本書是為那些生活在關內市中心的「白領」階層所寫的。對於艾米莉而言，書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說，小說的女主人公沒有靈魂，她關心的只是錢，從一個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太混亂了。」艾米莉說：「你必須能掌控自己這方面的生活。」
艾米莉的評價與胡曉梅如出一轍。胡曉梅很坦率地對我說，她不喜歡繆永寫的書，她覺得書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說家繆永同樣很不喜歡女主播胡曉梅。在這位小說家看來，只有那些住在工廠宿舍、只受過一點教育的女人，才會對胡曉梅的電台節目感興趣。雖然這兩個女人有很多相似點，至少她們都是年輕而獨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這個新興城市的靈魂；不過顯而易見，她們倆之間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在這座一夜之城裡，她們各自佔據著屬於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認為自己是屬於工廠領域的人。她生活在關外，住在宿舍裡，工廠的日程控制著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讓她反感，但同時也吸引著她。雖然她不能清晰地說出自己的價值觀，但她還是常常談論道德的話題。有一次，她告訴我說，她看了一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的情節讓她非常困擾，因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當我問她，如何看待深圳的開放和她家鄉的閉塞，她說這個新城是一個進步的表現。「這兒的一切都比過去要好，」她說：「不過，我們不應該越過一些界限。」
「什麼樣的界限？」
「和道德有關的。」
我問艾米莉，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她一手托著腮，專注地思索了好一會兒。「就是那些傳統的道德觀，」她說：「好比兩個人結婚了，就應該對彼此忠誠。」
我們說起了那本暢銷書《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我問艾米莉，她覺得書中所表現出來的道德觀源自哪裡。「很多人說，這種觀念是改革開放以後從西方傳過來的。」她說：「我覺得這話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對的。很多深圳人覺得，西方國家更加先進，而中國的傳統觀念很落後。」不過，在艾米莉看來，這本書的敘事邏輯太灰暗了。「這本書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深圳這所新城根本沒有靈魂。書中的每一個角色生活都是一團糟，他們無法找到內心的平靜。」
過完了農曆新年，2月份的時候艾米莉和朱雲峰開始了同居生活。他們在離深圳關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那地方離朱雲峰上班的工廠很近。由於他們住的那棟樓房造的時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樓梯到處都是裂縫，不過他們住的房子還過得去，廚房裡也有一些基本設備。從艾米莉來到深圳後，這地方成為了她第一個不稱之為「宿舍」的家。
還有另外一對四川籍的情侶住在他們那一套居室裡。兩對情侶各住一間房間，客廳則共用。客廳裡有一台彩電，一架VCD機，一張小茶几，還有一張做沙發用的床。有一間房間裡掛著張海報，上面是一對沒穿上衣的外國男女親熱的畫面。海報是上一個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懶得把它撕下來。在中國，這種照片很常見；只要拍攝的對象是外國人，人們似乎就沒有覺得受到冒犯，反而會感到一種浪漫的情懷。
艾米莉沒告訴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時上班的時候，她仍然住在宿舍裡；到了週末，她就和朱雲峰住在租來的房子裡。有一天，艾米莉的媽媽和她打電話的時候，直截了當地問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麼話也沒說。她從我的沉默裡知道，我們是同居了。」從那以後，媽媽和女兒再也沒有說過這個話題。
朱雲峰又獲得了一次升職，如今他每個月賺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資，他們兩個人一個月可以賺600美元，而每個月他們都能節省下來一半的錢。
4月裡一個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違反了工廠的宵禁。她下班以後就離開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時候才回到工廠。工廠老闆把她叫到了辦公室。
「他問我昨晚幾點回來的。」艾米莉後來告訴我。「他這人就是這樣，說話總是拐彎抹角的。他不是問我昨晚回來了沒有，他只是問我幾點回來的。」我對他說：「我今天早上回來的。」我沒有找借口騙他，也沒有做任何解釋。他不知道該跟我說什麼；我覺得他聽了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是表現得很生氣呢還是大笑兩聲。他直直地瞪著我，最後他終於走開了。
幾周後，工廠裡的另一個年輕女人開始違反宵禁的規定。
不久以後，工廠老闆把生產線上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邊，任命她為「私人秘書」。那個女工來自湖南，只有18歲。艾米莉告訴那個女工要小心她的老闆，還把老闆那些風流逸事都告訴了她。最後，工廠老闆把艾米莉找來，為此事和她對質。起初，他還是拐彎抹角地說話，問艾米莉說其他人都怎麼評論他。這一招並不管用，於是他進入了正題。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說，我很好色？」老闆問道。
艾米莉回答：「對啊。」
老闆乾笑兩聲，假裝在開玩笑；不過事實已經很明顯，他不想再讓艾米莉留在自己身邊了。艾米莉利用空餘的時間開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兒所找到了一份老師的工作。那家托兒所還是在關外，不過那兒沒有台灣老闆，沒有工廠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會在托兒所裡教英文。
6月，她辭了職。工廠老闆批評了她。「你變了。」老闆說：「你曾經是個溫順的女孩。自從你找了個男朋友以後，你就變了個人。」
「我沒有變。」艾米莉說：「我只是認清了你這個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歲了。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為「經濟特區」，如今它的發展正處於關鍵的時刻。中國正在為加入世貿組織做準備，這意味著，對深圳工廠的一些稅收減免政策要結束了。而中央政府裡總是不缺反對經濟特區的聲音，有好些手握大權的官員認為，特區的特殊優惠帶來了貪污行賄的現象。2000年，深圳副市長由於涉及一宗房產詐騙案而被捕。
深圳當地的經濟仍然蓬勃發展，不過近年來發展速度有些放緩。過去，一些亞洲國家如南韓、台灣，都曾經發展過類似的「特區」或「特別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業聞名。這些地方自有一套發展的規律：起初，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業興起，隨後大量的工廠遷至內陸，因為內陸的工資水平更低。最終，這些地方轉變為高科技工業區，昔日「國家經濟引擎」的地位不再。從規劃之初，這些城市就注定是興旺一時、隨後衰落，就如同只盛開一回就凋謝的鮮花。
不過，深圳的試驗不僅限於經濟領域；它影響了社會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週年生日之前，我去了當地，針對這座一夜之城的歷史和文化，訪問了一些市民。他們是這麼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國人通常會對新事物懷有疑懼，但深圳人可不是這樣。他們願意去嘗試新事物，也願意冒險。」
「深圳是個沒文化的地方。這兒的人只關心錢。」
「這兒的年輕人都很樂觀積極，不過中年人就顯得有些消極的樣子。這是座屬於年輕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國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遇，深圳也是這樣。在深圳，你會有擁有一個自由的生活。人們不會對你的私生活指指點點。我來到這兒以後，就覺得整個人像被解放了一樣，過得很開心。如果我還留在內地，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離婚。」
「人們說深圳像美國的西部，不過這話並不是很準確。美國的西部原來只是缺乏人力去開發，後來它發展興旺起來的原因是由於鐵路的緣故。深圳的成功則是因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鄧小平的關係。如果當時鄧小平是希望雲南做」經濟特區「，那麼雲南也會一下子發達起來的。」
「我跟深圳一樣，也是個試驗對象。你看我年紀這麼小，就自己掙錢生活了！」
「在深圳，沒人在意你的過往和你的背景。人們唯一關心的問題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嗎？這個問題才是關鍵。」
我去過好些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一個像深圳一樣，給我如此分裂的感覺。圍牆分割了工廠的世界，而社會階層的劃分甚至更為鮮明。不同年代的人幾乎沒有交集，這兒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內陸。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樣，常常說起「白領」和「藍領」階層的區別（她認為自己屬於「藍領」）。胡曉梅是「藍領」女性中的佼佼者，繆永則屬於「白領」。這是個由一個政黨所控制的國家，在深圳這個城市，卻幾乎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屬於某個族群；在短短20年內社會能變得如此隔閡，是個令人驚歎的現象。
不過，好些隔閡之處就如同深圳的圍牆一樣，是人為造成的，實質卻不乏共通之處。改革開放帶來了整個社會階層的改變，社會呈現一種上升的流動趨勢，然而整個制度仍然讓人感覺是未完備的。甚至在美國這樣以「平等主義」著稱的地方，仍然會有老式的家庭和學校，也會有人選擇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環境下，中國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很難去定義個人的教育程度、經驗和決斷力如何與成功掛鉤；「成功」目前仍然是一個含糊的概念。騙子們在這樣的大環境裡最是如魚得水，甚至在北京這樣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當數量專門賣假身份證的人。在深圳，這種特殊的交易成了產業鏈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廠工作的時候，負責處理工人入職登記的事宜；她告訴我說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證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當地的一家沃爾瑪門前，小販們叫賣著假的大學文憑，價格不到100美元。一個在深圳賣假身份證的商販告訴我，他在過去5年用過5個不同的名字。
這個城市看上去有著極強的計劃性，一切都井井有條的樣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線，隔開關內關外的城牆，社會階層的分裂……儘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來到這兒的人覺得自己和這座城市格格不入。這座一夜之城意味著很多的機遇，然而很多外來的人離開家鄉還有別的原因——他們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說的那樣：「心裡有些什麼東西在召喚。」）
一個年輕的女人來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廠打工，做一些廉價的珠寶；幾個月以後再換一份工作。另外一個外來的女工頂替了她原來的工作，表面上看來，一切都沒有改變：工廠仍然不斷地生產著廉價首飾。不過，你完全沒有辦法憑此想像，一個人的思想在這種新的環境下是如何改變的。
同樣，你也很難判斷，究竟20年的歷史對這座城市有何意義。20週年那一天越來越近了，當局幾乎沒有任何慶祝或紀念的意思，領導們沒有要審閱部隊，工人們也沒有假期。中央政治局裡沒有一個官員出來為此發表講話。據報道，來自中共內部的指令是，官員們要盡量淡化深圳20週年的事情。
到了20週年那一天，《深圳特區報》推出了報紙的珍藏版。頭版頭條的標題用粗大的字體寫著：
「無盡關懷，偉大實驗」
珍藏版的第一頁有鄧小平題寫的毛筆字，還有江澤民一篇很長的公告。江澤民形容深圳是「過去20年來中國推行歷史性改革的縮影」。在街上的報紙攤上，我拿起了兩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雜誌封面上的那些標題壓根兒沒有提到20週年的事：
100個深圳女企業家創業的故事
初戀的結束
為何人們要在結婚前同居？
為何她們要選擇墮胎？
一個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訪問深圳女企業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個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後一天晚上，朱雲峰回家時非常沮喪，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順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個工人出了事故。為了一件新產品的訂單，工廠的工人們正在超時工作，這時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產品是鋁合金熱水瓶。工人的傷勢不是很嚴重，不過朱雲峰還是跟艾米莉說，他想一個人呆一會兒。
我在深圳的時候，朱雲峰有時會跟我說說他工廠的事情，也會問問北京的生活，不過多數的時間他都不會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談話。在中國，一個年輕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尋常的事情；但朱雲峰對我的出現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他是個冷靜沉穩的男人；很多中國男人對女友都有一種不安全感，會表現得很霸道，但朱雲峰不是這樣的人。我是個外國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師，大概這兩點也和我們得以保持友誼有關。不過我知道這種情況是特殊的，以後應該會越來越少地聽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學生們的交往都有這樣的規律：她們一旦結了婚，就會有一段時期，不怎麼和我聯絡了。一旦她們的生活安定下來——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後，她們會再和我聯繫上。
我在深圳的最後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雲峰留在了家裡。我們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個公園，可以看到下面的整個鎮子。這就是個工廠區的定居點，規模不大，這種地方在深圳關外很常見：一棟棟商舖和住房，擠在群山之間塵土飛揚的路上；而在兩條主幹道旁邊，工廠和宿舍林立。好些當地的企業生產的是鞋子和衣服；還有一家做電腦配件的工廠近期起了一場大火，燒掉了整個頂層。工廠的白色外牆留下了被煙燻黑的痕跡。艾米莉說那場大火中沒有人受傷，不過路那邊的另一家工廠幾年前有一場大火，就燒死了幾個工人。那家工廠生產的產品是塑料做的聖誕裝飾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兩個星期以後，艾米莉就會開始她的教師生涯。她擔心自己這兩年在首飾廠裡幹活，英語已經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過她很喜歡那間托兒所的環境，每次談起她的新工作時，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她現在把頭髮剪得很短，額頭上的劉海用塑料髮夾別了起來。她的脖子上戴著一條式樣簡單的項鏈，那是朱雲峰送給她的，鏈墜是一塊玉做的龍。艾米莉是龍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氣溫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閃爍。我們站在山頂，高高俯視著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這宵禁前的最後一個小時，每個窗戶仍然透著光亮。那是11點剛過。我想知道每個房間裡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間房裡的人正收聽著電台的節目。那晚艾米莉帶了她的老式收音機，我們就坐在山頂，聽著「夜空不寂寞」。收音機的音量調控鍵壞了，胡曉梅的聲音伴著些微的雜音，在夜空裡飄蕩。我們聚精會神地傾聽著。
第一個打進熱線電話的人邊說邊哭了起來，她為自己對待前男友的態度感到後悔，那個男人如今離開了她。胡曉梅告訴她，這個經歷對她來說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戀愛中再碰到同樣的問題，她就知道該怎麼辦了。第二個打進熱線電話的人說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個女孩與他相隔兩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這兒沒有女孩向你微笑嗎？」胡曉梅問他。第三個人很傷心沮喪，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說，想分開一段時間；那個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說得不對，也會聽她的話。胡曉梅說：「如果你都錯了，那個男人仍然聽你的話，那麼他就是有什麼毛病。」
山下，工廠的燈光一排排地熄滅了。有時候，一層樓的窗戶忽然全都黑了下來，或者一整棟樓的燈光一瞬間消失不見。從來沒有一盞燈獨自點亮。那些房間裡的工人控制不了電燈開關，所有事情必須按照工廠的規定；宵禁時間一到，燈就全部熄滅。
最後一個打電話的人是個女的，她和一個男人同居了好幾年，但她背著男朋友不斷地有出軌行為。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她的男友經濟條件優裕，有一份很好的職業，生活習慣也很好。胡曉梅逼問她為什麼做出這些不忠於男友的舉動，她就反問這個主播是否看過繆永的小說。
「我不喜歡那本書。」胡曉梅直截了當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說去過自己的生活。問題是，你沒有自己的原則嗎？」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點結束，伴著雜音，收音機裡傳出了一連串的廣告。山下最後幾間工廠的燈光也熄滅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倆靜靜地坐著。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說過的話。那時候她嘗試用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這樣的城市的改變。「在原來的社會裡，人們過著群居的生活。」她說：「最後，這些群體分裂成一個個家庭；如今又繼續分裂，變成了許多不同的個人。最後，生活就成了一個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會兒，看起來不太開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種完美的社會主義之路，這對社會發展來說當然是最好的。」她說。「然而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個美好的空想罷了。」
當時我問她，是不是想離開深圳了。她搖了搖頭。在她看來，孤立的處境也有一些好處，它強迫人們做出自己的決定。「結果就是人們會有更多的能力。」她說：「也會有更多的創造力。隨後，就會出現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時候，就不會出現『所有人想法都一樣』的問題了。」
我問她：「你覺得這會給中國帶來什麼變化？」
艾米莉沉默了。儘管我願意相信一旦人們學會自立自主，整個制度就會自然而然地改進；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如今我還看到了深圳的斷裂：高牆聳立的城市，高牆聳立的工廠，遠離家鄉、孤獨生活的人們……我不知這一切，今後將會如何發展成一個融洽的社會整體。
我看看艾米莉，意識到這個問題對她來說並不重要。自從她來到深圳以後，她找了一份工作，辭了職，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談了戀愛，違反了宵禁。她給一家工廠老闆發過死亡恐嚇信，還和自己的老闆據理力爭。她今年24歲，一切都挺好。她微笑著，回答我的問題：「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