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陽出土的文物一樣，是依靠書寫記錄的力量重新發現的。20世紀以來，安陽成了整個中國挖掘最為細緻深入的地區，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時代。很多代的中國人，那些揣著地圖的考古學家和拿著洛陽鏟的農民，他們都來到這裡，四處尋找東亞地區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這樣的搜尋始於一場災難：一個羸弱的男人，一個羸弱的國家。1899年，北京，王懿榮的一個親戚患了瘧疾，醫生開了一條中藥的藥方，其中一昧藥是「腐朽的烏龜殼」。他就從當地藥方里買了一個老烏龜的殼。要把它磨碎做藥之前，有人留意到龜殼上面有些符號，看起來像是古代中國的文字。人們就把龜殼拿去給王懿榮看。王懿榮是清政府的官員，任國子監祭酒（註：清朝最高學府的校長），也是研究古代銅器銘文的專家。他開始研究那片龜殼，然後還去藥店把其他的龜殼也買了回來。
現在，有很多歷史學家認為，這個關於瘧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對於重新發現甲骨文的確切日期，他們也是爭論不休。不過，王懿榮是第一個正兒八經地收集刻字龜殼的人，這點是毫無爭議的。他也確實是在北京的藥鋪裡買到那些龜殼的——那時還叫做「龍骨」。學者此時開始管它們叫「甲骨文」，意為「刻在龜殼和骨頭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發現的時間很不湊巧。它們出現在19世紀末期，那時鴉片戰爭已結束，中國的清朝帝國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一步步走向瓦解：緬甸北部和九龍割讓給英國，東都和安然（註：都位於越南境內）割讓給法國，朝鮮和台灣割讓給日本，滿洲割讓給俄國。德國人獲得了採礦權，法國人得到了建造鐵路的特權。美國人表面上宣佈放棄帝國主義霸權，他們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聽起來對中國有利，不過實際上他們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國湧來了更多的外國傳教士，更多的外國商人。到19世紀末，山東境內民眾反外的仇恨，促使一夥底層的農民和勞動者糾集起來，成了一個叫「義和團」的組織。「義和團」，就是為正義組織集合起來的打手。這些人針對外國傳道士和中國基督徒，以他們為攻擊目標，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殺人犯。暴亂在整個國家蔓延開來，清政府應付式地做做鎮壓的樣子。但實際上對民間爆發的這種憤恨情緒，很多清朝官員暗自感到高興。
在如此不穩定的時局下，王懿榮仍然在解譯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進步。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處：從重新發掘的那一天起，它們就可以進行解譯。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幾個世紀都無法辨識，直到羅塞塔石出土以後情況才改觀。中國文字是現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統，而王懿榮猜測，這些龜殼可能會讓中國的書寫歷史回溯到更早的時候。他認為這些甲骨文出現的時間是在商朝，19世紀的外國學者們稱這個時期是「虛構的」，因為除了一些銅器上刻的銘文以外，當時還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商朝的書寫記錄。
然而義和團比王懿榮的行動要更快。他們屠殺了不少傳教士和外國工程師，切斷了電報線路，炸毀了火車軌道。到了1900年夏天，開始有外國軍隊在通商口岸聚集，與清政府的勢力衝突不斷。到了6月份，清朝終於和義和團站到了一邊，向外國勢力宣戰。在首都，暴民們包圍了教堂和大使館區，外國人都躲在這裡面。
作為清朝的官員，王懿榮接到的命令是擔任北京一群義和團人士的指揮官。他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個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擊，不過他也知道職責比理性更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組成的外國聯軍，一共兩萬人，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外國聯軍從東面進入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輕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對王懿榮來說，「逃亡」不在他的選擇範圍之內，「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錫拉胡同裡，這個學者喝下毒藥，跳進井裡。和他一起自殺的，還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兒子的媳婦。
王懿榮自殺後，劉鶚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塊甲骨文碎片。劉鶚是王懿榮的朋友，也是相關領域的學者。
國王研究著龜殼上的裂紋，說：「會有災難降臨；可能會傳來些令人擔憂的消息。」
只要我們召集3000個男人，號召他們去攻打敵人的防線，我們就會獲得足夠的支持。
未來10日無災。
甲骨裡有牛的肩胛骨和龜的腹甲，腹甲是保護烏龜腹部的殼。古人用這些東西來書寫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它們的表面較為平滑的緣故。在商朝的儀式上，巫師會在甲骨上鑽出一些凹痕，然後用灼熱的東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殼表面裂開。這時巫師就能聽到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說的話，還有控制風雨雷電的各種自然力量。此時需向神靈和祖先獻上祭品，巫師通常會為未來的事情占卜。在以後的朝代裡，這種使用骨頭和龜甲的氈鋪有時被稱為「烏龜的聲音」。
皇帝和巫師們會對裂紋進行分析，在流傳下來的銘文中，可以看到他們對占卜結果的記錄，好些是相同而重複的。我們常常認為書寫是一種歷史，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對過去（尤其是遠古）的描述通常是趨於理想化的。然而，中國考古學所發掘的現象卻不啻於反諷——已知的最早的書寫雛形，用於嘗試描述未來：
未來10日無災。
國王去狩獵場那一天，將不會遇到大風天氣。
帝不會中止這份協議（帝弗終茲邑）。
甲骨占卜裡最長的卜文不到200字，不過大部分的卜文要簡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銅器上的銘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書寫內容。考古學家認為，商朝應該如隨後的朝代一樣，也有些寫在竹簡上的文字；不過在中國的中部平原裡，竹子很快就腐爛了。在安陽這樣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滲透到乾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長久保存。這一點使中國的考古有別於世界上其他的地區。埃及地區氣候乾燥，古莎草紙保存了好幾個世紀。在近東地區，古文字通常刻寫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學家發掘出一整套種類繁多的書寫文件記錄，包括有王室公告、賦稅記錄、學生作業等等。閃族小孩和國王的說話，你都能聽見。但中國的商朝呢，你聽到的就只有烏龜的話了：
今晚無災。
國王的祖父易托夢給他。
為給父親易禳祓，我們殺了3頭牛，獻上了30只斬下頭的牲畜和30只圈養的羊。
甲骨本身呈現美麗的舊象牙色。由於埋在土裡好幾千年，它們的表面還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長的時間，也使甲骨與手工藝發展的過程無緣。沒有人確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麼工具刻出來的。至於商朝如何獲得這麼多的龜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個謎。甲骨是一種全然的創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間的書籍。
劉鶚幾乎什麼都做一點兒。他是學者，也是醫生；他開了一家織布廠，也做賣鹽的生意。他對於數學、礦井、鐵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詣，並以此聞名。政府控制黃河的持續氾濫，是由他提供的指導和建議。他也是一個著名的古玩收藏家，這也是他買了王懿榮那一堆甲骨的一個原因。劉鶚和他的朋友王懿榮一樣，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發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過，涉及到外國人和政治的問題，劉鶚也和王懿榮一樣，遭逢了厄運。不久，他就因為非法販賣國庫貯存的小米給外國人而入罪。這是個莫須有的罪名，是別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發配到新疆——那是中國的西伯利亞，對於一個文雅的知識分子，那兒無異於世界的盡頭。一年以後，劉鶚就去世了。
我們需在秋殤時斬首獻祭。
我們進行了相關儀式，向先祖父丁報告了國王的眼疾。
將有災禍發生。有人會帶來警告。
遷徙的甲骨似乎帶來了詛咒；亦或是這災禍已在中華帝國裡生根發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鏡子。此時正是中國的艱難時期，如同劉鶚自己他那本叫《老殘遊記》的小說裡所寫的一樣。在《老殘遊記》的序言裡，劉鶚寫道：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煉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
「甲骨詛咒」的另一個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兩江總督，也使全中國數一數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別癡迷於古代的青銅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陳列在紐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和坎塔斯城的納爾遜·奈特金茲美術館裡。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據記錄，每買進一個刻寫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費都超過了3盎司的銀子。其中一個替端方購進甲骨的中間商，是最初發現這些甲骨來源於安陽的人之一。
端方對外國人較為友好，這是廣為人知的。在義和團興起的時期，他在陝西任總督，保護了很多當地的外國傳教士。外國勢力平定了義和團的暴亂以後，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並賠款，並終於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發表詔令，命令5名特別大使出訪西方國家，考察其他國家的政府機構，回來後為如何建立本國的政府機構提供參謀。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帶著中國代表團出訪了美國和歐洲。
1906年1月，端方到達三藩市，隨行的還有60名侍從，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標注著「中國皇帝特派使團」。這時期還有些尷尬。美國此時通行種族隔離的法律，該法律禁止中國人入境，但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宣佈清朝的使團獲得了特別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為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為歡迎中國代表團發表了一番講話：
當然，誠如我們兩國人民的共識，你們也會理解，美國拒絕中國勞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適用於今日，未來也將繼續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其他階層的人，尤其是學者和從事政府職務的優秀官員，今日我們非常歡迎，未來也是如此……
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清朝的特派使團利用美國政府對其特別赦免入境的機會，偷運了至少一名中國勞工入境；這些勞工是他們在來美國的船上結識的。
這次旅程很順利。端方的血統一半是滿族，一半是漢族；有時他隨身帶著兩張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別寫著他滿族和漢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團參觀西點軍校的時候，他裹著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當時的氣溫是零下四度，在西點軍校，端方對自動門和馬鈴薯削皮機最感興趣。他和羅斯福總統在白宮的藍屋會面，還去參觀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財政部和標準石油公司。路過內部拉斯加州時，他還專門去了州監獄轉了一圈。在歐洲，端方特別喜歡官員們穿的軍隊制服；回到中國以後，他也學歐洲的做法，穿著中國禁衛軍的制服照相。
不過，他從西方帶回的某些做法和習慣，在中國卻不太能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禮上有不敬表現，當局解除了他兩江總督的職務。據傳說，當時端方允許攝影師為隨從們拍照，還讓一個攝像師拍下了葬禮的一些莊嚴儀式。端方還允許技術人員用陵墓周圍的樹架起電線。端方被解除總督職務後，新的職務是擔任一條新建國有鐵路的監管人，這條鐵路是由外國貨款興建的。這時，民眾中已經開始瀰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滿族的仇恨情緒，1911年10月，武漢地區的駐軍發動兵變，這種仇恨情緒終於爆發了。這次暴動越演越烈，涉及範圍越來越廣，此時清廷命令端方運送其部隊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隊揭竿而起，轉而反對他們的首領。據傳，最後關頭端方聲稱自己是漢族人，而非滿族人，想用這一點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過他的立場改變得太遲了。反抗者斬下了他的頭顱，把他的身體埋在四川，提著他的頭去了武漢；這一殘忍的舉動表明了他們推翻清朝的決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薩斯城的列車裡，孫中山在丹佛的報紙上看到了武漢起義的消息。那一年聖誕節的時候，他回到中國；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出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朝最後一任皇帝溥儀退位。不久，孫中山在和軍閥袁世凱的權力鬥爭中佔據了下風（袁世凱的一個兒子娶了端方的女兒）。不過，無論是袁世凱還是孫中山，都沒有足夠的力量領導整個國家；1925年，他們倆都去世了。中國的未來危機四伏，軍閥和外國勢力虎視眈眈，國內混戰一觸即發。
我們為平息大風獻上3隻羊，3條狗和3頭豬。
今天有人會帶來壞消息。
未來10日無災。
從一開始，北京的藥商就很聰明，不肯透露那些「龍骨」的來源。藥商想要壟斷整個市場，後來買甲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還故意告訴購買者錯誤的信息，隱瞞了甲骨的來源地。1904年，好些外國人看到劉鶚那本關於甲骨文的書後，都開始收集甲骨。這些收集者大多是傳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爾方特教士、庫壽齡教士和保羅·伯根教士。他們收集了這些甲骨之後，一半會捐獻給博物館，接受捐贈的博物館有卡耐基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和蘇格蘭皇家博物館。
不久市面上就出現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場，工匠們已經學會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頭裡，也學會了辨別哪些人容易上鉤。保羅·伯根教師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贈給懷特賴特學院，然而經鑒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偽造的。這時，像端方這樣的中國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來源地，並派出中間商前往安陽。安陽當地的老百姓瘋狂地挖掘著。1904年，一群前往安陽搜尋甲骨的人與當地居民發生了衝突，兩路人馬打了一架，又鬧上了法庭。一個當地長官為此事煩擾不堪，最後他決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過，在安陽這樣的地方，禁令通常沒什麼作用。農民們遵循天氣和政局的變化行事：一旦時世艱難，比如洪水毀了莊稼，或者乾旱得厲害，或者一場軍閥的戰爭耽誤了下種的時機；農民們就開始挖掘甲骨。有時候，重大的發現憑的就是好運氣。1909年，當地的一個叫張學賢（音）的地主去地裡收土豆時，被一大堆甲骨絆倒了。村民們常說，張學賢挖土豆挖出了錢來。這個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傳開，1926年時，一夥土匪綁架了張學賢，索要巨額贖金。
張學賢的家人要馬上籌到現金，只有一個辦法。他們和其他村民談好條件，讓他們來自己的地裡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對半分。農民們分成了3組，大致劃分了彼此的挖掘範圍。不過，挖掘工作開始以後，就沒有人再管原來劃分的範圍了。每一組的人都飛快地挖著，他們又恰好挖向了同一個地方。他們各自朝自己的目標奮力前進，三條隧道越靠越近，最後整片土地塌陷了。四個人被活埋在地裡；幸好還是被救了出來。這就是「營救張學賢」挖掘故事的結局。
國王（細看著龜殼上的裂紋），說：「可能會有雷暴。」
國王（細看著龜殼上的裂紋），說：「很好的兆頭。」
今晚無災。
然而，甲骨出現的時候，中國正陷入一場深重的危機之中，這場危機遠非政治或經濟困局那麼簡單。到20世紀初，外國軍隊已經用實力證明了他們比中國軍隊強大得多，而外國的政治體系顯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國知識分子甚至認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佔了上風。西方人認為變化更替是自然發生的：法老灰飛煙滅，古希臘分崩離析，羅馬帝國免不了陷落的命運。沒有歷史的延續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帶來的重擔，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慮和計劃未來。西方對未來的考慮，並非如「今晚無災」這般的短視，而是踏踏實實的考量，著眼於長遠的發展。
西方的歷史流動性更強。西方歷史中，曾出現過一些關鍵的時刻，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半熟悉半外來的古老價值體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新古典主義時期。甚至考古學也與西方的變革傳統緊密結合。19世紀的歐洲，考古學由逐漸興起的中產階級所掌控，他們對古代的描述是一條清晰的軌跡——由石頭至青銅至鐵，這反映了篤信物質文明進步的現代信念。
然而，在中國，知識分子回溯過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長的中國歷史。一任任的皇帝，一個接一個的朝代，無限循環的過去。在這個世紀之交的轉折點，中華文明忽然感到一陣窒息，更有激進者提議，要摒棄一切傳統的事物。20世紀初，一群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稱為「疑古派」，他們質疑漫長的朝代更替中，傳統的歷史文獻被反覆地複製和研究，究竟有無真實性可言。對這些懷疑論者來說，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證據，可能並不存在。這些知識分子覺得歷史就是一個圈套，一條條墨守成規的傳統，阻礙著中國走向現代化。
「疑古派」對甲骨不屑一顧，認為都是今人偽造的。作為回應，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派學者更勤奮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驗證它們的真實性。其中一個最卓越的學者是王國維，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還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譜，使甲骨文研究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王國維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與歷史典籍裡的名字做比較，證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記載。對於商朝是否存在的疑問，王國維的研究踏出了至為關鍵的一步，證明了商朝文明的確留下了可靠的文獻。
王國維癡迷於過去，對來說，甲骨文只是古老歷史的其中一個元素。他是一個忠誠的君主主義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會復辟。清朝最後一任皇帝溥儀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佈退位以後，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內。在朱紅色的高牆內，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麼都沒發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設定的日曆來計算，溥儀依然舉行各種傳統的儀式。1923年，溥儀任命王國維做「南書房行走」，工作包括對宮殿裡的珍寶進行分類。整整一年，王國維住在這清朝的最後一個角落裡，研究古畫、封塵的卷軸、還有經過漫長歲月的洗禮後長滿了銅銹的青銅器。1924年，一個軍閥終於逼迫「皇帝溥儀」放棄了他的宮殿。不到3年以後，王國維終於意識到，清朝帝國是一去不復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頤和園裡投湖自盡。他去世以後，一個學者朋友寫了篇悼文，裡面寫道：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後期，考古學終於讓疑古派和擁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對考古這個學科本來就很有興趣，他們指出，甲骨的挖掘過程並不科學。這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都在奮力呼籲，要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思想；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這樣的呼聲就傳遍了中國大地。
及時是擁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學，他們希望能挖掘出能證實商朝存在的確鑿證據。1928年，新建不久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選擇了安陽作為中國第一個考古遺址，組織人們進行系統的挖掘工作。
當時的學者們知道，國家正處於危難時期，留給他們的時間也許很短。從表面上看，國民黨政府統治著中國，然而威脅的力量無處不在：北方有那些殘酷無情的軍閥，內陸地區是永於獻身的共產黨人，而日本人已經入侵了東北。隨後的10年，中國大地上風雲變幻，安陽的挖掘工作同樣進行得飛快。1928年，勘探隊在洹河的西岸發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殺了一個北方的軍閥，正一步步爭取滿洲的軍事控制權。國民黨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為了避開北方的混戰。在國民黨的打壓之下，年輕的毛澤東率部逃往內陸，在江西建立了蘇維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繼續著，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學家在安陽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動物骨頭和龜殼。1930年：共產黨的武裝勢力佔據了長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滿洲。考古學家在安陽發現了大象的下頜，以及鯨魚的肩骨和椎骨。鯨魚的發現令人驚歎，離安陽最近的海也有幾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後一任皇帝溥儀，同意在新建的滿洲國「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長春的假宮殿內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後，面對著國際上的批評反對之聲，日本人退出了國際聯盟。
1934年，考古學家在安陽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這些陵墓很可能是屬於商朝國王的。到處可見有組織的活人陪葬的痕跡：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骼。此時的中國南方，在國民黨的打壓之下，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被迫離開江西，開始四處奔走，日後這段行程被稱為「長征」。1935年，安陽勘探隊組織了中國考古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發掘：1天僱用400個農民。那一年，他們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個墳墓。更多的頭蓋骨，更多的骨骼。還有甲骨和青銅器。長征在江西結束。
未來10日無災。
今晚無災。
甲骨文的時期橫跨了不到兩個世紀，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結束。從甲骨文的記載看，那段時期的時間觀念很強。商朝有嚴格的曆法，其中有不同的紀念日，紀念不同的祖先。那時候，骨頭被燒裂，獻祭在進行，文字刻寫在龜殼上。每當皇室家族的一個重要成員去世，商朝曆法上就增加一個特定的紀念日。一代代人過去，曆法上獻祭的紀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曆法預言了3000年後共產黨人統治北京時發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斷遞增。
商朝的記錄中，早期的刻文更為詳細。通常，這些記錄反映了商朝統治者的恐懼：敵對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現的疾病的描述，莊稼和天氣出現的問題。商朝的儀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構，而在甲骨文中還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師的名字。有時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寫了對未來的預言，同時也記下了預言的實現與否。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這種細節性的描述越來越罕見了。在較後期的甲骨文中，記載通常非常簡單，且囿於形式：「未來10日無災。」甚至連刻寫的字體都改變了：早期刻寫的文字很大，且不規則；而後期刻寫的文字小巧緊密，整齊劃一。這讓人感覺到，隨著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儀式已經逐漸固定了下來。歷史傳承到商朝最後一任皇帝手裡時，歷史已經那麼漫長：他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湯舉行獻祭儀式，而此時與湯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來10日無災。」這句話像咒語一樣，在隨後的甲骨文記錄中反覆出現。其實，當時的商朝肯定陷入了與敵軍的戰爭，不久以後，它就被鄰近一個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後，甲骨文的記錄仍然一成不變；沒有任何的文字記錄表明，商朝文明正處於危險之中。「未來10日無災」。
1936年，安陽的春季挖掘計劃本來安排至6月12日結束。6月12日下午4點，在一個標記為H127的坑裡，挖掘者驚奇地發現了一大堆的龜殼。在1個半小時內，他們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這次挖掘由年輕的考古學家石璋如帶領完成。
一年以後，石璋如將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離開安陽。1937年12月，日本人會佔領首都南京，殺戮幾萬平民。國民黨政府逃亡到內陸，最終在長江邊上的城市重慶建立一個臨時政府。考古學家們則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陽發現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轉移到別的地方。他們護送著這些古代的珍寶，坐火車，坐輪船，又搭乘卡車和貨車，輾轉了大半個中國。在打敗了日本而共產黨的力量崛起之後，國民黨最終將再次逃亡，這次的目的地是台灣。很多考古學家會跟隨國民黨去台灣，攜帶著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這一切仍是未知。關於當時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記裡是這樣描述的：
我們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為一天時間就足夠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數量是如此驚人！結果，事實比小說更為離奇。勘探發現所帶來的快樂，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與其他挖掘點不同，沒有出現好壞相雜或是凌亂的狀況；剛好相反，所有東西都堆放得整整齊齊。顯然，我們必須採用一種新的挖掘方法和記錄了。
考古學家和雇來的農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龜殼和泥土，重達3噸，包括了1萬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為止同一地點出土甲骨數量最多的。當地還沒有修路，工作人員用鐵絲把這些文物綁在一塊塊木板上。他們把文物運到了火車站，隨後一輛火車飛馳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記裡還有另外一個細節：
與這些記錄文獻一同出土的，還有一具人體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