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5日
到了冬天的時候，波拉特替我弄來了一張「好萊塢貴賓卡」。天氣冷下來以後，我們就沒法再去那家小維族旅館外面的露台坐著吃飯了，於是我倆每天的「雅寶路行程」有了變動。有時我們改去「好萊塢」吃飯，那是一家夜總會兼餐廳，一張貴賓卡意味著你在那兒可以免掉服務費。波拉特認識「好萊塢」的老闆，似乎雅寶路上所有夜店的老闆他都認識。
「好萊塢」的餐牌上面印著俄文和中文，我們每次去都點一樣的食物：我要俄式雞肉，波拉特要牛排。週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歡早早地就到「好萊塢」去，我們在那兒慢慢地享用晚餐，隨著時間推移，看著越來越多的人湧了進來。每個走進這家夜總會的人，都會經過一個巨大的金剛（King Kong）塑像，它的龐大身軀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兒。夜總會裡裝修成好萊塢星球餐廳連鎖店的樣子。玻璃櫃裡展示著仿造的電影道具，上面還貼著詳細的標籤：一枚《無敵戰將》裡用的銀色的警長徽章（華納兄弟電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紅色襯裡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電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條皮鞭（《牛鞭》，哥倫比亞電影公司1958年出品）。門內側的地方嵌入了一個巨型的玻璃管，裡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諾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裝是「終結者」裡的模樣。施瓦辛格的雕像與這兒的電影道具一樣，過於粗製濫造，幾乎讓人認不出來原型。這像一個主題為「假的」博物館：展覽裡的藝術品會提醒你，你已經溜到真實之外，並且與它有一段距離了。在一個以賣冒牌貨聞名的街區，「好萊塢」似乎算得上裡面最為巨型的假貨。
這兒也是雅寶路的俄羅斯妓女們出沒的大本營。每次波拉特和我在這兒吃飯，我就會邊吃邊留意那些「夜間生意」的進程。8點，那些女士開始陸續進場；1小時以後，潛在客戶走了進來。潛在客戶們絕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國人，這類人可能兜裡有些錢，但沒有什麼文化。他們手腕上戴著象徵著好運氣的廉價佛珠；而且無一例外地，手裡都拿著商販的招牌物：一個假的皮革錢包。在這個城市的其它地方，這些人通常都嗓門很大：對著手機大吼大叫，衝著服務員大聲說話、下達命令。然而「好萊塢」裡出現的這些白種女人，卻讓他們平靜下來。
這些中國男人三五成群地，低聲說著話，不時擺弄著自己的手機。每當一個把頭髮染成金色的女人走過，他們就顯得更加蠢蠢欲動。有時，我會看到一個男人如何熱身，準備採取行動：他拿起了手機，又放下；點了支煙，又把打火機放下。這些動作不斷循環加速：拿起手機，放下手機；拿起手機，放下手機——最後他終於站了起來，走過去，和一個女人直接對話。這時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機，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對話裡——我忽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偷窺癖。
波拉特越來越頻繁地提到去美國的事了。他提到出國去讀書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對岸找個工作。有一陣子，他覺得去加拿大不錯，因為有人告訴他說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過後來他決定不要學法語（註：魁北克是英法雙語通行的城市）。我們在好萊塢的聊天總是回到同一個地點：美國。
波拉特如此熱切地期盼能去美國，讓我感到不可思議。他不會說英語，我也無法想像他會取得去美國讀書或經商的資格，而且美國大使館可絕不會給一個在雅寶路上當中間商的人發旅行簽證。雖然他很少談及他的妻子，但他確實有個妻子還在新疆；我能感覺到他們的關係有些複雜。他和妻子沒有小孩，我覺得他們倆能一起相處的時間並不長。在中國，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尤其是涉及到遷移問題的時候。
我猜測波拉特關於美國的言談，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穩定的生活狀態；但我也擔心，他可能對美國的認識有些偏差。在中國，從來沒去過美國的人們對美國的印象有兩種極端，而兩種都與事實嚴重不符。我見過很多中國人，它們相信美國就是邪惡的化身；但我也見過其它的中國人，他們對美國的財富、機會和自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談的時候，無論他是哪種極端，我常試著委婉地改變他的想法，讓他接近真實的情況，然而這麼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難——對他們來說，美國只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地方。
中國的一些地區，一些關於美國的觀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人們會不惜一切代價要移民過去。今年1月份，有3個中國男人藏在一條去西雅圖的貨船上，死在了集裝箱裡。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來自東南部的福建省，那個地方以「蛇頭」出名——「蛇頭」是幫助人偷渡的走私販，他們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徑。
這樁死亡事件發生後，《西雅圖情報家郵報》雇了我寫幾篇關於蛇頭的稿子。我花了將近一周的時間，在福州附近沿岸四處走動。在一個叫琅歧的海島上，我找到了西雅圖事件中1個生還者的家人；而這個生還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國當局拘留，等待美國移民局開審。不出意料，這種移民者都要求獲得政治避難，但實際上他們背井離鄉的原因大多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在一個福建人的村子裡，我碰到了一個年輕男人，他告訴我說，他曾在紐約州的牙買加拘留中心呆了4個月，後來他的政治避難申請被移民局拒絕了。「蛇頭」給這些偷渡的人弄來護照，收費一般是在3萬到5萬美元之間；這些人為此背負債務，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廳或血汗工廠裡工作數年，才能悉數還清。
倘若這些事情發生在中國較為貧困的地區，還是能夠讓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經濟發展卻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滿足於這種符合中國標準的舒適生活。為支持福建當地版的「美國夢」，興起了一整個行業：蛇頭、欺騙性質的簽證服務、為移民作準備的英語課程。在一個叫「譚頭」的村子裡，有三個私人英語學校，提供的課程有「餐館英語」、「生活英語」和「出國英語」。我看到一個開課的廣告，名字很簡單，叫「餐牌」。另有一個廣告招牌是這樣承諾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國工作1天半的工資，就可以學一整個學期的「餐館英語」。有一家學校開設了粵語課程，因為在美國好些中餐館區裡，粵語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學習另一門中國的語言，為的是非法在美國工作。
好些當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並且拚命工作，最終在美國成了餐館的老闆，或者做起了別的生意。他們會寄錢回去給福建的家人，這些家人就在村子裡建起一棟棟高大的房屋。這些房屋的構造通常是橫向狹窄而豎向伸展；1層可能只有3個房間，整個房子卻有5層樓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磚砌成，大大的窗戶上鑲著綠色的玻璃——這顏色在當代的中國建築中很常見，總是會讓我想起《了不起的蓋茨比》裡的畫面：戴西的碼頭盡處那一點綠色燈光。
但在福建，這更像是一束閃爍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數年的時間才能穿越銀河。很多成功的事跡時屬於中國的上一代人，那時候中國的經濟狀況並沒有給人民提供什麼機會。實際上，如今留在家鄉才可能是福建人較好的選擇；儘管當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國他們才可能有長遠發展的機會，也大概能過得更開心。然而大家眼裡總看見那些高高立起來的房子，也不斷地有人選擇離開。他們追隨著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們真的去了以後，很可能會發現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頭」村裡，我看到一棟6層高的樓，大門上題寫著三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德聲園」。「德聲園」的意思是「擁有美德和聲望的家園」。我在裡面看見一位老太太，她很驕傲地告訴我說，她有四個子女在美國，有個女兒還開了一家餐館。我問她那家餐館在哪兒，老太太拿起筆，一筆一畫地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了5個英文單詞。她不會說英語，而她的英文寫得很奇怪，像是並不懂它的意思，只是憑對字母形狀的記憶寫下來的。不過，她只寫錯了一處：
鄉寸旅館 新澤西州艾迪生小鎮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萊塢說起要去美國，我都會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擔心他高估了美國的經濟機會。我也知道如今雅寶路上的生意越來越難做了。過去，從俄羅斯和中亞來的商人總是絡繹不絕，他們很多人都是通過參加「旅行團」獲得簽證的，簽證的時限是一周。有專門的機構替他們安排這種「旅行」，獲得來中國的旅遊簽證要比商務簽證容易得多。我能想像到那些從莫斯科起飛的包機，裡面坐滿了一臉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裡佈滿血絲，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來度假的。
1999年末，雅寶路上的俄羅斯人和中亞人越來越少了。有時波拉特會用他那套匯率變動的語言向我解釋這種情況。他告訴我，哈薩克堅戈（註：哈薩克的貨幣名稱）貶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顧客現在大多數都呆在哈薩克國內了。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塔塔爾人的情況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後一筆大的服裝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筆交易，把3000條廣東生產的藍色牛仔褲賣給了一個哈薩克人。差不多同一時期，他還談了另一筆生意，幫幾個俄羅斯人買了一船假的諾基亞手機電池（波拉特告訴我，那些電池只能用15天）。那兩筆買賣結束後，波拉特的中間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這個情況的部分原因，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實力，讓做小買賣的外國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嚴重打擊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說起現金匯率的時候，他都要強調當局調控所造成的影響——或是深圳邊境出了個問題，或是打擊中亞海關辦公室的賄賂現象。從這些貨幣兌換商的角度看，這些事情是導致匯率變動的原因；然而實際上有更為強大的經濟力量決定了匯率的改變。中國政府想要保持對經濟的控制，在過渡時期確保社會的穩定局面，所以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其與美元的匯率被牢牢固定在一個點上——在銀行，你用1美元會換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幣。然而這種人為操控的穩定匯率導致了黑市的發展興旺，為人們在中國發財提供了其他的機會。當中國的富商對國內的股票和地產市場沒有信心時，他們就會儲蓄美金，或者用美金進行海外投資。不過情況近來有了很大變化。從1999年開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開始迅速發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幣現金去進行投資。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時候，1美元可以換回來9塊錢；一年以後，黑市交易的匯率就掉到8.7了。這對中國經濟來說是個好現象，然而對波拉特這種商人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國家經濟的日趨繁榮正在讓黑市走向毀滅的命運。
然而不管怎樣，波拉特還在從兌換貨幣的交易中賺到不少的錢，我也知道他的語言能力在中國比在美國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訴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國要過得好。不過，波拉特堅持說，錢的因素與他要去哪兒生活的決定無關。「我不是個生意人，」有一回他對我說：「我是受過教育的，我還曾經做過老師。北京這地方不是我的家，這種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對待做生意的冷漠態度真令人不可思議。在如今的中國，人人都公開地說著錢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們的很多對話話題都圍繞著各種兌換匯率和批發價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讓某一部分的自己抽離了這個世界。他語帶嘲諷地說著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個陌生人指揮他做的。當他告訴我那批假的諾基亞電池時，我問他會不會擔心，一旦俄羅斯人發現電池的質量那麼差，他們會非常生氣。「他們知道那些電池是假的。」波拉特說：「否則，怎麼可能賣那麼便宜？那些俄羅斯人從來不會生我的氣。我只是中間商，那些東西又不是我生產的。」
他的生活被鮮明地分割成兩半：一半是實用主義，一半屬於理想主義。他在雅寶路的商業環境裡謀生，然而他閒下來的時候卻多半在考慮那些遙遠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書的日子已經成了遙遠的記憶。當我們談到新疆時，他常把它叫做「東土耳其斯坦」，那個獨立的共和國1949年以後就不存在了。至於美國，聽起來也是個那麼遙遠的地方。他說他喜歡讀關於美國歷史的書，尤其是關於亞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這個總統解放了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波拉特熱愛美國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壇公園開爵士音樂會的時候，他都要設法弄到一張工作通行證。他一遍遍地看電影《教父》：儘管德尼羅在戲裡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極了，簡直就是個傳奇。
起初，我以為只是因為雅寶路的一切讓人沮喪，而波拉特的美國夢是他暫時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他其實不是真的要去美國，只是需要說說他的美國夢。但後來，我逐漸意識到波拉特身處一種複雜的狀態中。雅寶路上那些賴以謀生的小生意確實困擾著他，而他對其他維族商販的態度，有時是相當勢利的。每次他遇到別的維族商販，總是友好地與他們握手；但一轉過身來，他就直言不諱地告訴我，這些人沒什麼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這正是他與其他那些維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個流落北京城的知識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問題。
維族的文化裡劃分了界限分明的階級，知識分子階級在農民和商人之上，並自覺維持著這一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階級之間的界限更加明顯，每一階級都自有一套和中國人交流的關係。
在新疆這樣的地方，中國人會把經濟發展當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維族的農民有時能從政府出資興建的基礎設施中受益，也能得到農業的補助金，所以他們可能消極地服從了中國人的統治，甚至有些人會持歡迎的態度。維族的商人也是很講求實際的，他們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經弄到中國生產的商品。但很多維族的知識分子強烈地反對北京當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層次低的維族人在他們眼裡，也成了當局的合謀者——這一事實讓他們的內心更為痛苦。
對於波拉特這樣的人，是為生活所迫而從商的，內心就更是充滿了憤怒。而另一種知識分子的極端，就是理想主義與信念變成了正統，這對他來說是同樣的邪惡。他憎恨那些商販們的眼光短淺，但他更討厭那些癡迷於空洞觀念的人。在雅寶路，他對兩類人的批評是從來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鮮人，在他看來，北朝鮮人是由古到今最為糟糕的共產主義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時，他們會到維族餐館裡來，通常是三、四個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間商，沒有一個曾經和這些阿富汗商人做過生意；這些阿富汗人來到雅寶路，不是為了買湯米。希爾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樂斯菲斯（North Face）的。這些男人蓄著鬍鬚，樣子憔悴，夏天裡也裹一身長袍。有謠言說他們是販賣珠寶和毒品的。每次他們走過，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們跟共產黨人一樣，」又一次波拉特對我說：「阿富汗國內沒有自由可言。你必須有某種信念，而且不能問任何的問題。所謂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它們的實質一模一樣。」
對於維族的知識分子來說，對伊斯蘭教持懷疑態度並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這支少數民族並不屬於特別虔誠的教徒，但改革開放以後，維族人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198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特意鼓勵伊斯蘭教在新疆的傳播，為建造穆斯林建築提供資金，甚至贊助了維族的宗教領導人去伊斯蘭教聖城麥加朝聖。當局希望宗教信仰的興盛，能平息當地的動亂；所以1985年發生的一系列暴動，讓當局非常意外。當時幾千名維族人遊行示威，抗議漢人遷徙到新疆來；他們也指責中國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區做核試驗。波拉特參加了那次遊行，然後第一次被關進了監獄。
那次遊行示威主要是與政治相關，但中國領導人相信，伊斯蘭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後，當局忽然改變了策略，面對維族人的暴動，採取了壓制宗教活動的方式。然而伊斯蘭教持續在當地發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勵政策和隨後的鎮壓手段，起了相同的積極效果。而對於波拉特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當初毛澤東主義的盛行一樣，是很有威脅的。他認為維族人正走出一種貌似正統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種。
維族人的圈子相對來說比較狹小，在那個圈子裡，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無幾。他定期會給幾個流亡在美國的新疆人打電話，也會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時不時聚聚，一起吃飯。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他們或淪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數民族學院裡教書——中共嚴格控制著這些學校。
200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波拉特邀請我出席他為一個維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訴過我這個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時會在中國電影裡扮演外國人，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這個人剛在南方參加拍攝了一部電影，現在要回新疆去，途經北京。
波拉特在日壇賓館的維族餐館訂了一張長桌子。日壇賓館就在「好萊塢」夜總會旁邊。那晚上來了總共有12個男人。在中國，我常感到自己的樣子和周圍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覺得好多了。那晚來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樣，輪廓很深，鼻樑很高。只有一個微妙的細節，會讓人覺得不大對頭——我們之間的談話主要以中文進行。我知道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並不愛說這種語言；他們是為了讓我有融入感而特別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動。（註：這些維族人基本不會說英文，而我不會說維語。）
他們全是維族人，除了有一個是出生在中國境內的塔塔爾人。那個塔塔爾人告訴我，中國50多個少數民族中，塔塔爾族是唯一一支故鄉不在這個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20世紀前半葉，因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爾人逃離故鄉，越過了蘇維埃的邊境；他就是那些塔塔爾人的後代。
那塔塔爾人頭髮是金色的，那個維族的兼職演員也是。「他是個假洋鬼子，」波拉特對著我開玩笑地說：「你是個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這個詞用語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國人。我問那個兼職演員，他的電影演得怎樣；波拉特擺出一副敦厚的樣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國人手裡多少回了？」波拉特問道。
「好幾回啦。」那男人咧開嘴笑了。
「你在《鴉片戰爭》裡被一個中國女人殺掉了！」
另一個維族人——他是個教授，說話了。「那部電影的劇組，在中央民族大學裡找了很多學生做臨時演員。有人還在拍戲時受傷了——我記得是個哈薩克族的學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過話來，他說他曾經在一部宣傳影片中扮演法帝國主義者。「我處決了一個中國革命者。」那個男人驕傲地說。他也是一個教授。「那天是我的幸運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來，紛紛舉起了手裡裝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擺滿了維族人的菜餚：烤羊腿，囊餅，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漸漸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談的語言不再限於中文；後來他們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了。我靜靜地坐著，觀察著他們，聽著他們說的話。我喜歡那種土耳其語系的發音，他們說著這樣的語言，臉上都煥發出光彩。晚餐快結束的時候，波拉特站了起來，慢慢地繞著長桌，依次向客人一個個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寶路的心臟地帶，他看起來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對這個城市的作息更為熟悉了。北京時間並非穩定不變的：偶爾，會有那麼一星期，長得像不會結束似的；或者只為了一個短短的早晨，就動用了好幾個月時間的籌備——例如1999年的國慶日紀念。有些日子，黨想要人們銘記；有些日子，黨希望大家遺忘。有些日子，什麼事情必須發生；有些日子，似乎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偶爾又會有那麼幾天，出現了一些新的時刻，會在未來的日子裡紀念。
通常，日曆上出現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鄰近地區搜尋一番。那個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週年紀念，也可能是舉行全國人大會議的時間。無論是哪一個，給人感覺都是一樣的：大街小巷裡出現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戶地檢查居住證。這段日子對北漂的人來說是很煎熬的，因為很多人都沒有相關的文件；維族人此時也會遇到麻煩。每次北京的某個重要日子來臨，波拉特總是想方設法地表現得低調些。
不過，對北京城裡的大多人人來說，這只是一件無可奈何的麻煩事；那些警察也這麼認為。毋庸置疑，是最高層下達了命令：某政府機構告訴下一級的政府機構，某日要特別警覺云云，接著這些話又逐層傳遞到下面的有關部門裡。最後，命令傳達到負責社區事務的警察裡，他們就奉命來到處搜尋一番。不過，他們執行這種任務時常是心不在焉的，他們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後就走到別處去了。每次他們來敲我的門，我都保持沉默，裝作沒聽見。我從來沒有在我所住的公寓裡辦過什麼登記手續，因為這地方嚴格來說是不准記者居住的。
當然，每個北京的記者都會對這座城市的日曆了熟於心。對於某些事件，媒體已經有事先寫好的稿件（譯者註：此處指境外媒體）；到了那一天真正到來之時，時間就被分割成小時計算，記者們都在天安門廣場上蹲點，觀察是否會有遊行示威。通常來說，那天都過得很無聊，甚至會讓人很不愉快；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違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曆上圈起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無法拼湊成型，很難找出什麼特定意義：這兒一場示威，那兒一個週年紀念。這種狀態符合黨的利益。如果一個人去廣場上紀念六月四日，另一個人是去紀念對法輪功的鎮壓，這兩個人永遠都不會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沒有重疊；歲月步履蹣跚地前行，沒有留下任何的訴說。
不過，如果你親眼看到了一個事件，然後它再度發生；那感覺就非比尋常了。那種情形，像有一條穿過了好些年頭的細線，把時間長河裡的兩點連接到了一起。對我來說，第一個這樣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對我來說，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騎著自行車，漫無目的地閒逛，希望能觸摸到大街小巷的脈搏。今天，我快要騎到市中心的時候，傳呼機響了，我找了個公共電話亭，按傳呼機上的號碼撥了過去：是伊恩·約翰遜，我《華爾街日報》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邊。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築群落的統稱，位置在紫禁城旁邊。有謠言說那兒有些人在抗議。
我騎著車子，從文錦路往西去，經過北海公園，隨後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裡外站了有三四層。大部分是中年人，穿著樸素——看上去像從鄉下來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算一下人數：100，500，1000，2000。只是文錦路一帶，據我目測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婦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麼一會兒，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統計人數上，沒有留意到別的事情。但隨後，我突然發現了四周的安靜。沒有人喊口號；沒有人大叫，沒有人唱歌。沒有橫幅，沒有標語。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兒，平靜地凝視著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著頭腦。有幾個北京當地人剎住自行車，問那些聚集的人，他們在這兒幹什麼。沒人回答。有個男人開始激動起來。「你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說：「這只會給我們每個人帶來麻煩。你們為什麼要這樣？」
沉默。我下了車，走到人群裡，希望找到一個願意說話的人。我試著和一個中年婦女說話：沉默。一個老者。沉默。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又一個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後，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為體面一些，說的普通話帶著口音，我聽不出是哪兒的方言。我覺得她應該是個首領之類的人物。「我們練習Falun功，」她告訴我說：「我們只想得到官方的認可。大家都指責我們，誤解了我們。我們要政府承認我們是一個好的組織，否則就會持續集會。」
我們的交談很短，接著就來了輛黑色的轎車，停在路邊。車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搖了下來。那個女人急急地走過去，車門打開了，她低頭鑽進車裡。幾分鐘後，她從車裡出來，然後那輛車就開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搖搖頭。她沒有說一句話，就擠進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見了蹤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會過後，時間加速了。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在以前也曾發生：自從共產黨1949年掌權以來，中國的宗教氣候經歷了劇烈的改變。起初，共產黨人對宗教持批評態度，到了「文革」期間，他們蓄意要毀掉所有宗教。毛澤東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種信念；不過，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隨後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兩年以後，鄧小平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中國再次面臨「信仰危機」——這種精神空白從19世紀開始，就折磨著整個民族。
如今，很多中國人奉行的似乎是兩條「不完整信念」：唯物主義、民族主義。不過傳統的宗教信仰也開始復甦了，教堂來了新的信徒，被毀壞的寺廟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這些信仰有著嚴格的限制，共產黨只承認五種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國人開始沉迷於氣功。氣功是一種鍛煉身體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練習和沉思冥想。從來沒人把這些鍛煉方法稱為「宗教信仰」，任何一個宣稱有新信仰的行為，都無異於向黨挑釁。氣功的練習者們把他們那一套註冊為「鍛煉身體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個來自東北的男人創了一套新的氣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稱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氣功派別，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鍛煉，但它分明也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極富魅力的領袖；它的書籍裡強調信念和鍛煉並行；它所用的很多符號和術語源自佛家和道家。無論它註冊時填的是什麼，它看上去更像是個宗教組織。
它的傳播也像是宗教的方式。Falun功有三個基本原則：真、善、忍。對身處改革開放巨變的普通中國人而言，這些簡單的道德準則，迎合了他們的心理。1990年代，Falun功獲得了好幾百萬的信徒，很多人在早晨的公園裡一起鍛煉。我在涪陵住的時候，在茶館遇到了一群Falun功練習者，他們想要說服我一起加入。他們給了我李洪志的書，還整天往我住的地方打電話。這些人的狂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他們並無惡意。我很煩那些一大早就擾人清夢的電話，不過那些信徒說話總是很有禮貌。他們的真誠是毋庸置疑的：鍛煉Falun功讓他們的生活富有規律。
1990年代後期，開始有無神論者在中國的媒體上批評Falun功，說它是一種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種固定模式出現了：如果有一篇關於Falun功的負面報道出現，信徒們就聚集在這個媒體的所在地，舉行一次和平的抗議集會，要求這家媒體撤回報道。很多的媒體所屬級別不高，他們通常會選擇讓步，因為怕被上頭指責惹來麻煩。1998年5月，北京電視台播了一段採訪，有個教授批評了Falun功；隨後2000多個抗議者出現在電視台門口。這時候剛好是北京日曆上某個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電視台迅速播放了另一個節目，那個節目表達了對Fa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議的人陸續離開了。
那一次，信徒們領悟到和平抗議是個有效的途徑；他們也開始變得訓練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組織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學的一份學報發表了一篇針對李洪志的評論，是批評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經移民去了美國。幾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學的校園裡，然而這一回學報拒絕撤回文章。最後，這些抗議者們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國家領導人提意見，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會事件。那一天，當局的高層領導人最終同意會見Falun功代表，代表們表達了他們的意見，然後讓集會的群眾和平地離開。
這次集會抗議活動沒有出現任何衝突，不著痕跡地結束了，只是集會時關閉了其中一條車道。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第一次意識到，Falun功已經成為了一個如此訓練有素的組織。隨後的幾星期，當局對此事保持著沉默，這在中國通常是個壞的預兆。北京的報紙沒有發表關於這次抗議的隻言片語；電視台的新聞也沒有任何報道。沒有辯論，沒有公眾演講，沒有任何形式的評論。好幾個星期，這座城市都在靜靜地等待著。
然後一場風暴爆發了：7月22日，當局下令取締Falun功。更多的抗議者出現了，等待他們的是隨後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頭目們被審判，然後送到了勞改所。10月26日，共產黨人加快了進攻步伐，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公眾運動，宣稱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練習者繼續抗議活動。他們常走到天安門廣場上，豎起橫幅，打蓮花坐，或者把兩條胳膊舉過頭頂——這是Falun功練習的開始動作。便衣警察監視著廣場上的情況。外國記者們靜靜觀察。不久，一些總部在香港的人權組織報告說，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間被毒打至死。
2月，一個叫陳子秀的老奶奶死了，當時她正被山東省一個小城鎮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樣，試圖去北京參加抗議活動；還沒走到天安門廣場，就被一個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練習者對他們的信仰是不會撒謊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門一帶巡邏，問經過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陳子秀去世以後，她的女兒想找人報道這件事情；通過層層關係，她最終聯繫上了伊恩·約翰遜。約翰遜與這位女士會面，並在《華爾街日報》頭版發表了這篇報道。文章見報以後，約翰遜繼續追蹤調查Falun功組織的構成，這和警方的反應可謂如出一轍。他發現，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個例證：在各個地區，每出現一個從當地逃脫至北京參加抗議的信徒，當地警察局就要被罰款一次。「取締Falun功」是上頭啟動的一個想法，最後被具體化成十足的殘暴，其中原因至為愚蠢、又至為實用：為了錢。
然後，在你意識到以前，又一個4月25日來臨了。北京的日曆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週年紀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約翰遜離開廣場以後，就輪到我過去了；那時大概是早上九點多。天空是黃色的：北京正在經歷一場春天的沙塵暴，風把戈壁灘的沙吹向了南面，這些日子裡眼睛都是睜不開的。我可以在齒間嘗到風的味道。
廣場上，便衣警察無處不在——有些扮作賣紀念品的小販；有些假裝是遊客。像以往一樣，這些男人大部分理著平頭，穿著磨破的褲子和廉價的風衣。他們的穿著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們走來走去，一會兒又站著，盯著某個目標。他們總像要伸出手來指認某個人似的。很快你就會意識到，這些男人並沒有經過很好的訓練，他們的任務是恐嚇威脅，而非潛入敵人身邊。看起來，他們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個：一旦發現抗議者就馬上弄走，不管採取什麼方式。
他們留意著來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同時也注意著外國記者。攝影師注定是悲慘的下場——保證拘留，鮮有例外。唯一的問題是，他們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張照片，並藏好膠卷。對於我們這些文字記者來說，只要遵守一定的規則，相對來說情況還是好一些。這些規則是：絕不要在公共場合拿筆出來寫；不要拿出筆記本；避免用中文和別人交談。試著混到遊客裡頭。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堅持說自己只是去廣場參觀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國遊客裡。這個幌子很好——遊客裡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樣，戴著頂棒球帽。我還認出了他們的口音：元音很扁，輔音R很重，是美國中西部來的。有個男人告訴我，他來自伊利諾伊州；還有一個說是從愛荷華州來的。我們跟著一個年輕的中國導遊，他把我們帶到廣場北面的旗桿下面。講座開始了：
「紅色是共產主義者的代表色。在中國，紅色也有傳統的寓意，代表著幸福快樂。大的那顆黃色星星代表共產黨。小的那幾顆代表著四個階級，分別是士兵、農民、工人和科學家。」
然後講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導遊說，他有個表哥，曾經是這廣場上國旗班的一員。他的表哥總是筆直地站在旗桿旁邊，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這個工作所帶來的光榮感讓他忘記了疲累。我心想：「這是個假的故事」；緊接著，我們前面就有個小個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蓮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來：6個便衣警察。他們押著這個男人站起來的時候，已經有輛貨車從廣場遠處的一個角落快速地開了過來。那個抗議者一句話也沒說。他大概35歲左右，穿著一件樸素的藍棉袍，是農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癱軟下來；便衣們把他抬進貨車裡。貨車的窗戶上都圍上了布單，看不見裡面。貨車駛回了角落。
「他媽的，」一個中西部老美說：「他不就在地上坐著而已嘛。」
另一個美國遊客，一個臉膛紅紅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張現場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聲叫著：「我拍到了一張照片！」他咧嘴笑著，揮舞著他的相機。他見我在看著他，就走了過來，笑容滿面。
「如果我沒拍到，那可真該死！」
「你應該把照相機拿開。」我輕輕地說。不過另一輛貨車已經加速駛來了。一個穿著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這個美國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機交給我。」他用中文說。
導遊急忙翻譯給美國人聽。美國人乖乖地把相機遞給了他；他把膠卷都扯了出來。這個警察和翻譯說了幾句話，翻譯的臉色就變了。
「他說，我們必須和他走一趟，」導遊對美國人說：「他要我們去有關部門那兒。他要問你一些問題。」
那個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兒，嘴巴張得大大的。我決定此時該和這些美國中西部遊客脫離關係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廣場，過了幾分鐘，才繞了回來。則是我看見一個中年婦女正要在國旗前打開一條橫幅。一個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個抗議者還是個女人。她站在旗桿的右側，把雙臂舉過頭頂；兩個男人跑了過來，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遊客。但沒什麼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體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歐洲人。那群遊客的中國導遊說著意大利語，我假裝能聽懂，猜想著他所說的話：「那顆大的黃色星星代表著……」然而不遠處，有個平頭男人死死地盯著我，然後對另一個平頭男人說了什麼。我決定要離開廣場了。
忽然，國旗那邊傳來一陣騷亂。一下子出現了10幾個人：男人和女人，高喊著口號，雙臂舉了起來。便衣警察衝了過來；猛打幾拳；有人大叫。他們踢了一個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還是踢。那些抗議者一個個被拖走了。
最後，只有一個小孩獨自站在那兒。她看起來只有7歲左右，很可能是跟著她父親或母親到這兒來的，但所有的大人現在都被押到了貨車裡。小女孩穿著一件綠色毛衣，頭上綁著相同顏色的絲帶。當警察推著她走向貨車時，她垂下了頭。
那群意大利遊客呆呆地看著那輛貨車。沒有人說話；那一片沉默像黃色的天空一樣沉重。這個小孩是被帶離廣場的最後一個信徒。
幹部 （Cadres）
審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會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憲法 （Constitution）
消費者（Consumer）
中國政協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記者站，我把關於抗議活動的國外報道整理歸檔，然後寫下了我自己的見聞。不過，無論是這次週年紀念，還是廣場上出現的那一幕幕場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學者們常常談及中國正逐步邁向法治，我也覺得會有那麼一天，當中國的發展變化都已塵埃落定，反思過去，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合理過程。然而如今身處這樣的進程之中，感覺卻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處「好萊塢」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錢商包圍之中，飽餐一頓；然後騎上15分鐘自行車到另一個地方，看著一個人因為雙手舉過頭頂而被捕。
從個人角度而言，這事更容易想通。顯而易見，個人在中國違反法律是件自然不過的事。法規多得數不盡數，很多還是不合情理的；而這個國家變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規範也不知不覺就已經過時。實際上，每個我熟識的中國公民都做過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過他們做的事都只是極其輕微地觸犯了法規，所以也沒人會為此擔心。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實信息的住宿登記，或是做小本買賣時從沒有執照的批發商那兒進了些產品。有時候，這簡直像在演喜劇：夜深人靜的時候，北京街頭總有人出來遛狗，因為要拿到正式的養狗牌照花費貴得嚇人。那些狗通常是長得像老鼠一樣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牽著；一旦看見警察，主人們就會忽然清醒過來。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擊隊。
無論每個人有怎樣的問題，這也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能解決。人們對合理制度沒有基本的意識，覺得其他人的麻煩和自己沒有關係。對Falun的鎮壓讓大多數中國人感到不安——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點細微的失誤，並沒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幾乎都不會對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為他們絕不會想到，這和他們自身與法律的關係會有什麼聯繫。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國人從來沒有很強的社區歸屬感；中國人最重視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聯繫的人。不過，缺乏一個理性的法律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問題。
毫無疑問，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會感到更為孤立。我和這兒所有的人一樣，生活在相同的環境裡：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規，無法避免的違法行為；但我在這個體制內的風險更少。無論我對廣場上的抗議者多麼同情，我都只能是隔著一層東西去觀察他；因為我決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樣的境地。不會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勞改所裡。當局能對我做出的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我驅逐出境。有時候這會讓我感到困擾，因為我的中國生活就像是我所觀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過，在各種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極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時間；通常我只是必須把稿子寫出來。這是我和許多公民的一點聯繫——我們都是冷漠的實用主義者。
那一年春天，在發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後，我終於接到了《國家地理雜誌》委派給我的一個任務。他們叫我去採訪一些中國的考古遺址，不過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記者簽證。中國政府不會允許一個違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們的考古遺址。
幸運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國護照。這回我坐飛機去了香港，換了護照，申請了記者簽證。然後我用新的簽證過關到了深圳，然後到那些考古遺址去。當我把採訪都做好了以後，我馬上回了香港，然後再拿著我舊的商務簽證，再一次過關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個中國相關部門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會覺得十分可疑。如果他們更為密切地關注我的行動，還會發現其他的疑點：我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沒有辦理住宿登記。我在北朝鮮邊境遭遇搶劫，去過當地派出所備案。4年以前，我作為和平隊的一員，被美國政府派往中國；而和平隊是一個在冷戰最厲害的階段建立的組織。
我認為當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過，這並不等同於他們同時知道了所有的事。這只是我的猜測，我總覺得當局更擅長獲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像他們的檔案，我腦海裡都會出現一望無際際的資料櫃——其規模絕非華爾街日報記者站裡面的檔案櫃能相比；所有檔案都按照某種系統排練，這系統比字母表順序複雜古怪得多。我的記者簽證可能記錄在一處；我的商務簽證則在另一處；我那假的住宿登記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過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當局的注意，這些東西就可能被一股腦兒地搜尋起來。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存有這樣的恐懼，特別是我現在已經做了更多的採訪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賣給了《紐約客》，這本雜誌隨後就刊登了我在丹東遭遇搶劫的故事。我提議寫一個關於深圳的專題，雜誌編輯同意了。最後我辭掉了剪報員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結束以後，我發誓我受夠了那些小冊子和宣傳用語了。我決心做全職的記者工作，並且要獲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報社比雜誌社更容易獲得記者證，這是我接受《波士頓環球報》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他們需要一個在北京的特約記者。這份工作沒有薪水，甚至連津貼也沒有；不過報社會擔保我申請記者證，但我要把所有必須的材料準備好。中國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數不盡數：簡歷、自傳、雜誌營業執照、介紹信，還有專業資格證明：
「茲證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個完全符合資格的記者，能勝任外國記者的工作……」
所有東西都是我自己寫的。伊恩給我看了以前《華爾街日報》用過的舊的申請材料，我再寫一個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頓去，讓那兒的編輯簽名。寫這些東西語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語。寫上細節也很關鍵；我需要捏造出一條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軌跡——即使這完全是無中生有，以後一旦惹上麻煩時，則可出具書面形式的證明。我聲稱過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國。在北京，我用華爾街日報記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個虛構的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請表格上簽了名，蓋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記，宣稱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裡的；而我從未打算在那個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傳材料裡，我創造了一個記者形象，他具有無比優秀的條件，並且天真得讓人吃驚。他有兩間大學的學歷證明，曾經從事與教育、寫作相關的工作，經驗非常豐富。他曾進行過對中國的考察研究，卻對政治、宗教和人權問題沒有一點兒興趣。他對新疆和西藏一點兒也不感冒。他喜歡商業類的報道。他聰明至極，但還聰明到被改革開放沖昏了頭腦、以為百無禁忌：
親愛的新聞專員：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與其他國家的聯繫也顯著加強。隨著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經濟影響力變得越來越重要，世界不能錯過今日中國的種種故事。《波士頓環球報》是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大規模的日報社之一，我們報社認為，增加中國的報道，對於其環球視野是極為重要的……
五月的時候，現今黑市的匯率掉到了8.6元人民幣兌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閒，我和他常常坐在維族餐館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兒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裡了，餐館老闆終於買了台冰箱。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後的又一「巨變」，不過我已經開始懷念過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讓你懷舊傷感的事情，可能僅僅發生在一年之前。
這個城市平靜地度過了北約轟炸事件的一週年。沒有任何的抗議活動或者公開紀念活動；國外媒體上有一些報道，如此而已。夜晚漸漸暖和起來，我們倆在餐館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著商販們來來往往。有些人也已經成為往事了：坐在黑色奧迪車裡的錢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煙頭的維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們的蹤跡。
有一天，從北朝鮮大使館出來了一夥男人，他們的車停在餐館門前，是來吃午飯的。波拉特和其他幾個維族朋友正在吃飯，他們都抬起頭看著那些人。過了好一會兒，波拉特終於站了起來，走到旁邊北朝鮮人的那張桌子去。「我喜歡那個徽章，」他指著其中一個的大衣翻領說：「我給你1美元，你把它給我吧。」那個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鮮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說：「兩美元。」
北朝鮮人站起來，往餐館外頭走去，桌上的面還沒有吃完。我們再也沒在維族餐館裡碰見他們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買到了新的身份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國大使館附近的服裝市場裡轉悠，碰到了一個中國人，那中國人說他是個「簽證顧問」。他們攀談起來，那人給了波拉特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間公司就在雅寶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說只要8千8百美元，就會安排好一切，包括簽證材料、簽證申請和機票。波拉特又去了幾趟，考察這個公司是否可靠，最後他同意了這筆買賣。
第一步，是要給波拉特捏造一個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護照，草草記下了他之前出國做生意的經歷，然後比對著替他設計了個沒有瑕疵的身份。那人決定，波拉特應該有一個中國大學的高等學位，並且與好些國際公司做生意，參與了高層次的貿易活動。重要的一點，波拉特要是個有錢人。
通過關係，那人給波拉特弄來了新的文件。有個政府蓋章的文件證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學位，另一份文件讓他成了一家大型貿易公司的老闆。一份銀行帳單證明了波拉特有將近300萬美金的財產。他還獲得了一張新的中國公民身份證，證實他有4個孩子。波拉特要撫養這麼多孩子，銀行裡又有巨額的存款，簽證官會認為，他只是要出國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來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當以後，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訴了我。他向我解釋整個申請計劃，並且強調，從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並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只是裡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這些文件一樣真實。
美國這邊的手續更為簡單，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銀行證明。那間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磯有一個聯繫人，他會弄來一個公司的信箋抬頭——當然這個公司並不存在，準備好一封邀請信。那封信很短，語焉不詳，是用「特別英語」寫成的：
親愛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誠意邀請你2000年10月出訪美國，為期兩周。
此次出訪的目的是請你檢查我們的產品，並與一些美國公司展開會談。有些美國公司批發出售此類產品。不過，你需要親自來查看貨物，並談妥交易價格。
波拉特去美國大使館進行簽證面談的前一天，那個顧問仔細盤問了他5個小時，確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圓其說。這個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經去其他國家做生意的經歷，這些經歷證實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虧本買賣——爛在尼泊爾境內的葡萄，哈薩卡斯坦那一大堆蟲蛀的衣服，都搖身一變，成了一個精明商人成功的商業之旅。他在人生之路裡踏出的一步步腳印，自然而然地帶領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個腰纏萬貫的男人，一位四個孩子的父親，一名即將出訪洛杉磯兩周的企業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館做簽證面談。真正的面談時間不到5分鐘。簽證官問波拉特的問題只有兩個：你打算在美國呆多久？你的護照上說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這樣嗎？波拉特回答：兩周。是的。簽證官往他的護照上蓋了個章，說道：「歡迎到美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