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
我第一年做自由撰稿人，過了幾個月緊巴巴的日子以後，開始在一些媒體發表文章。這些媒體包括有《香港英文虎報》、《南華早報》、《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客》、《芝加哥論壇報》、《紐沃剋星報》（the Newark Star-Ledger）、《西雅圖情報家郵報》（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少年學術雜誌》（Junior Scholastic Magazine）和一家叫「現代中國」（Chinanow）的網站。那一年世界經貿組織那些英才們從日內瓦飛抵中國，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國會議；而我撰寫了用於宣傳冊上的討論會紀要。每個組織都有一套自己的規則，也有一套發放酬金的方式。世界貿易組織要我必須穿西裝、打領帶，不過他們會給我300美金一天。報紙通常是一則新聞報道付我300到400美金，如果我能提供一張能見報的相關照片，還能獲得更高的報酬。沒有人會為我的開銷買單。無論誰給我一份稿件的合約，我都來者不拒。
在我發表稿件的這些媒體中，《華爾街日報》和《芝加哥論壇報》是聲望最高的，不過它們給的酬勞都沒有《少年學術雜誌》多。那家雜誌一篇專題報道就給我900美金。《少年學術雜誌》讓我做一個關於三個北京的學齡兒童的報道，這報道裡要有一些基本的中國歷史作為背景。這家雜誌的受眾是美國中學的青少年；編輯要我把每個句子的長度限制在18個字以內。我寫完了草稿，自己讀了一遍，忽然發現我用的是「特別英語」（譯者註：Special English是詞彙量較少、語速比地道英語平均語速慢1/3的英語，由於「美國之音」的廣播而廣為中國人所接受）：
中國的歷史是精華與糟粕並存。中國過往的歲月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比西方各國發達得多。中國人最早發明了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瓷器、鑄鐵、絲綢和指南針。
然而過去的兩個世紀對中國而言，大致是可歎可悲的；尤其從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而言。結果就是現在的中國仍然是個有很多問題的發展中國家。
要做好自由撰稿人這一職業，關鍵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離開來。你要遠遠地注視著你的文章，如同一個忽然暈眩的人注視著自己的身體趴在地面上。從某種程度來說，無論哪一類的寫作都是如此；但對於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自由撰稿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為那些遠在天邊的媒體寫稿感覺很奇怪，那些媒體的編輯對我來說就只是電話裡的一把聲音而已。而且這也算得上是不合法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任何記者在沒有官方授權的情況下開展工作。然而北京和上海仍然有一小群年輕的寫作者，持有的是買來的6個月的商務簽證，希望有一天被某個記者站選上，成為一名全職的記者。這些人惹上麻煩的機率不高，但偶爾會出點事。我來北京前不久，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了一個關於中國的敏感新聞，中國警方對此的反應是不斷去騷擾一批ABC駐中國記者站的助手，這些助手都是外國人，也沒簽訂正式的工作合同，最後他們都不得不放棄工作。
無論如何，我還是盡可能去發表我的文章。這麼做要冒一定的風險：我的報道可能引起當局的注意，但也可能引起一些編輯的注意。我每週都發信投稿，也學會把一段經歷寫成好幾個故事，就像那回我在北朝鮮邊境的旅程一樣。（那段旅程一共發表了五篇不同的文章。）同時，我也留意著那些不同種類的固定工作。在《華爾街日報》工作的麥特。福尼把他以前的一份差事轉給了我，就是為《香港英文虎報》寫一個每週一次的專欄。每週二我就交過去一篇600字的文章，然後我就能收到150美元，還有那篇從樣報上剪下來的發表文章。我每次為了護照的事情去香港時，從來沒上過虎報的辦公室。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人曾經看過我在上面發表的文章。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寫作方式更為輕鬆。我常常漫無目的地長時間旅行，等待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有時我就是在北京城裡閒逛，找一個人或一處地方來寫寫。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首都北京正處於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兒的自由市場經濟已經興盛起來，然而還未達到完全標準化的、大規模的經濟模式。小規模的生意分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每一樁都值得拿出來寫成故事。雅寶路那邊的一條小胡同裡專門做賣給俄羅斯人的皮大衣生意；新街口有好些很棒的走私CD和DVD店。人們都知道地鐵天安門那一站有很多賣偽造發票的人，他們服務的對象是那些從內地來為黨公幹的腐敗官員。他們就在地鐵站的出口那兒轉悠，嘴裡小聲地說著：「發票，發票，發票。」那些人總是站在陰暗的角落，眼神飄忽不定，手插在口袋裡——隨時準備抽出一疊報銷單。
玉蜓橋的市場全部是賣沒有許可的電子商品的：用過的產品，廠商用於擺設的模型，試驗的裝置，工廠裡流出的零部件，還有就是假貨。每件產品背後都有一個可以打消你疑慮的故事，一個口頭上的信心保證。有天早上，我在市場裡閒逛，和一個賣主聊天，他是賣台灣製造的松下音響的。他向我解釋到，他賣的產品這麼便宜，是因為他不用交稅——他有個朋友在廈門做海關。另外一個賣主告訴我，他賣的揚子牌洗衣機是在安徽省的工廠裡直接提貨的，這批產品沒有通過廠家的質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表面有些小小的刮痕。這個賣主旁邊的男人在賣CR2型號的鋰電池，這些電池在高檔商場專櫃的電子產品中已經使用過了。但這男人指天發誓說，這些電池還有一半的電，價錢則是原來零售價的六分之一。
我對兜售故事的人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一次我在山西省省會太原旅遊時，遇到了一個街頭集市。那兒全是這種東西：手錶，打火機，佛教的護身符，還有手工做的鞋墊。每個賣主都是把蓆子往地上一鋪，上面擺上他賣的東西，就可以叫賣了。
有個賣小冊子的攤子前聚集了一群人。賣小冊子的男人二十歲出頭，你可以從他外表就看出他是從外地來的：黝黑的膚色，骯髒的衣領，廉價的藍色西裝。但是他口才很好，人們都被他的言語吸引住了。在這兒演講的關鍵在於語速：決不能太快，不能顯出很急切地樣子。他說話的樣子很平靜，好像他正等著享受這一整天似的；他的話聽起來不會太生硬，也不像有預先排練過。他賣這些小冊子不是為生計所迫，而是這些小冊子確實值得一賣。
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他在地上擺了一張白色的布單，上面手寫了一系列的問題：
毛澤東和鄧小平，誰更好一些？
一則從未公佈的重要新聞？
世界瞬息萬變，中國在20年後還會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
「這些所有的問題，你都會得到答案。還有更精彩的內容，」這個男人說：「只要一塊錢而已。」
他瞥了一眼圍觀的人，顯然留意到人群裡有個不太尋常的身影，但他還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你是外國人也好，當地人也好，這都沒關係的。價錢就是這個價：只要一塊錢。我不會騙你的。所有的問題都在裡面，你會得全部答案。」
那些小冊子印刷質量很差，紙做的藍色封皮裡釘了有20頁，封面上寫著：
科學新聞、奇聞和秘密療法
張宏（經濟學家）
深圳科學新聞出版社
毋庸置疑，這家出版社的名字你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那個經濟學家很可能是「查無此人」。在北京這種政治監控比較嚴密的城市，這個賣小冊子的男人可能會被驅逐出城，或者是被抓到派出所去，他賣的東西要全部沒收。但在鄉下，時不時可以看見賣這種小冊子的人，這個國家的媒體都由當局掌控，這些人就在邊緣地帶活動。他們販賣謠言、秘聞、民間傳說、陰謀論——那些都是在人們頭腦裡悄悄迴響的聲音。我總是對他們賣的東西感到好奇。一塊錢真不算多。你在報紙上可從來看不到那樣的消息。
那本小冊子裡有21篇文章，按照一種神秘的邏輯排列。「為什麼毛澤東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這篇文章後面，緊接著就是「如何看出你生男孩還是女孩」。「中國需要迅速解決的十大問題」的前一篇文章是「十種人會短命」。有一篇文章寫的是一位89年民運的工人領袖，他現在被關在監獄裡。另一篇的內容是關於劉少奇的那些妻子們，劉少奇是前任的中共副主席。這些文章裡有醜聞：「500個懷孕的女空姐。」也有建議：「如何治療脫髮和白髮。」有欺詐：「打麻將的作弊手法。」還有祖傳秘方：「如何避孕」（用小蘇打和棉花）；「如何流產」（用發酵過的發酵粉和燒酒）。
那些文章都很短；裡面的句子簡潔明瞭。所有問題都會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有三個原因：1.他被劉少奇所威脅；2.他想繼續階級鬥爭；3.他希望全面發展馬克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如果一個孕婦右側的乳頭顏色比左側的乳頭深，她就會生兒子。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的好。如果你有規律地做運動，就不會禿頂。中國20年以後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你左側乳頭顏色更深，你就會生女兒。
2000年3月，我接了個活兒，是寫一篇關於「澱粉」的報道。有家叫多爾·奧利弗的荷蘭公司要發行一本公司內部刊物，他們想報道一下他們公司在中國東北部的工作情況，那個地方以前叫做「滿洲」。奧利弗公司給這個地區最早的兩家玉米澱粉加工廠供應離心機，工廠名字一家叫黃龍，另一家叫大成。我的任務是去報道一下這兩家企業的成就。用中國人的話來說，此處的「報道」該叫做「宣傳」。報道和宣傳除了叫法不同，在這兒意思可沒什麼兩樣。1997年，中共中央委員會把「宣傳部」的英文翻譯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但中文名稱可是一點兒也沒變。
這篇報道多爾·奧利弗公司付給我900美金。我的攝影師朋友馬可·梁的酬勞是1000美金，公司付給他更多錢的原因是他承諾說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們動身前一晚，多爾·奧利弗公司寄給我另一篇內部刊物的樣稿，讓我作參考。那篇文章是用簡單的「特別英語」寫成的，它的開頭是這樣：「沒有什麼原料能像澱粉一樣，用途如此廣泛。」往下的內容就是說從唇膏到紙張到干粉，所有東西都要用到澱粉。每一年，全球的澱粉產量一共是5千5百萬至6千萬之間。大量的澱粉用於提取糖分，這個傳統是從拿破侖戰爭的時候開始的。那時英國人切斷了法國進口糖的途徑，法國人不得不從澱粉中提取糖分。也許你要說法國人輸了那幾場戰爭，但他們可從澱粉上嘗到了甜頭。文章裡還有這麼一句話：「像『漢堡王』這樣的快餐店會用澱粉讓薯條變得更脆。」
我很有興趣瞭解更多的內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馬可乘飛機前往滿洲。
從長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會看見一堆堆黃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這個城市是滿洲國的首都，滿洲國是日本人入侵中國以後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權。在長春的市中心，還有一座宮殿，是日本人為前清的皇帝溥儀所建造的。日本人讓溥儀做滿洲國的首腦，這首腦有名無實，就是個「假的皇上」。遊客可以去參觀偽滿洲國皇上的宮殿，但我和馬可都沒有時間去了。此次採訪的負責人明確地告訴我們，接下來的8個小時我們必須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們剛到長春，情況就變得複雜起來。原來黃龍和大成這兩家工廠我們沒法都去參觀，儘管我原來的任務就是要報道這兩家工廠的事情，並且寫一下它們如何齊心協力幫助中國製造更多的澱粉。有個負責人告訴我，要我換一個主題寫好了；我們是不能去黃龍的。他沒給我解釋為什麼。
我們來到了大成，馬上就發現它是同時從多爾·奧利弗和威斯伐尼亞這兩家公司購買離心機。威斯伐尼亞是德國公司，也是多爾·奧利弗的競爭對手。這兩家公司的離心機擺在一塊兒，同時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給馬可照相出了難題。他必須要調整好鏡頭的角度，把多爾·奧利弗離心機照下來，而背景裡不能出現威斯伐尼亞的機器。威斯伐尼亞的機器是米黃色的，多爾·奧利弗的是藍色。多爾·奧利弗的機器從底部裝進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亞的從頂部。兩家公司的機器都發出巨大的轟鳴聲。工廠裡瀰漫著一股麥芽的味道。工人們穿著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著共產主義風格的紅星。
馬可照相的時候，我採訪了一個負責人安排的工人。我們坐在這個會議室裡，我問他多爾·奧利弗和威斯伐尼亞這兩家公司的離心機有什麼不同。
「多爾·奧利弗的機器從底部裝進玉米粒，威斯伐尼亞的機器從頂部。」他回答。
這一點我剛才已經注意到了。我問他生產質量上有沒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一樣，」他說：「但威斯伐尼亞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爾·奧利弗公司在中國的首席代表，是中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前任成員，也是我們這次採訪任務的主要協調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頭。他正在用手機通話，我希望他沒有聽見我們的對話。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壓低聲音問：「你為什麼覺得威斯伐尼亞的機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個工人聳聳肩說。他今年25歲，一頭短短的黑髮，鬍子濃密。他每個月的工資是125美元。「多爾·奧利弗的機器有點太複雜了，」他說：「威斯伐尼亞的機器操作起來更簡便。我們工作時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爾·奧利弗的機器。」
我知道我們所說的並不符合宣傳內容。我有些擔心，如果王先生現在關掉了手機，這個工人會不會遭殃。我換了個話題，和工人談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廠裡負責質量檢驗的工作。工人還說起了他十個月大的女兒，與剛才說到多爾·奧利弗離心機的時候相比，他此刻熱情得多。他說女兒應該快要學會走路了。
我的第二個採訪對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這個機構是1957年成立的，當時的名字叫做「地方工業技術學院」，最初的科研目標是研究如何從甜菜裡提煉糖分。然而那個時期的中國變革不斷，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龍繩的生產問題。然後「文革」就來了，像郭先生這樣的人就不得不離開了工作崗位五年多。對於那些年他幹了些什麼，郭先生並沒有細說。他只是明確告訴我，那段時間他並沒有參與尼龍繩的產業建設。
1970年初，當「文革」進入尾聲，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設計研究院」。那時它開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煙濾嘴的質量。這對於郭先生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變，這一回是玉米澱粉的事。至於這機構為什麼還叫「石油化工設計研究院」，那就沒人說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歲，他屬於那種斯文型的中國男人，說話聲音輕柔，如果談到一個讓他不自在的話題，他就會呵呵地乾笑兩聲。郭先生說到「文革」時笑了兩聲，說到他幼年在長春經受的饑荒時笑了兩聲。說到研究香煙濾嘴那六年，他也笑了兩聲。我在長春會面的人裡，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煙的一個。
在長春的五星級賓館——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國「宣傳者」（而不是「記者」）的訪問，讓郭先生稍有點受寵若驚的味道；這可能也是他時不時呵呵乾笑地原因。然而他無疑是個極其聰明的人。當他真正能夠靜下心來做「玉米澱粉」的科研時，他已經是一把年紀了；然而採訪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對於玉米澱粉的瞭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說出和玉米澱粉有關的數據。他告訴我，從1980年到現在，中國的玉米澱粉產量增加了1,150%。他說，在中國，40%的玉米澱粉用於做味精；而在美國，60%的玉米澱粉是用來做人造甜味劑。這兩個數據似乎從某種意義上表明了兩個國家之間巨大的差別。
我在採訪中接到了馬可打來的電話。他正在工廠外面拍攝。
「這兒有好大一個玉米堆。」馬可說：「你該來看看。」
「我在酒店裡呢，」我說：「我正在採訪一個玉米澱粉的專家。過一會兒我會去的。」
「這玉米堆該有50英尺高，農民們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這兒來了。」馬可說：「我這一輩子還沒見過這麼多的玉米呢。工廠用機器把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說的機器吧，就是他們叫『反鏟機』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該來看看。」馬可說。像許多攝影師一樣，馬可常常被那個一英吋的鏡頭裡呈現的世界所迷惑。
「我們很快就會過去的。」我說：「但我必須先採訪完這位玉米澱粉專家。」
「你採訪完讓他跟你一塊兒來吧，」馬克說：「可能需要給他也照張相。」
馬可掛了電話，我繼續採訪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數據：在美國，糖的人均消費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國則少於8公斤。至於全球的澱粉產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國，排名第二的是中國。玉米在中國的價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噸玉米的價錢大概是將近200美元，現在已經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兩聲。他的澱粉數據已經全部說完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我試著想一個新的宣傳式的問題。最後，我問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兩聲。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來做糧食的。」他說：「我小時候天天吃玉米。我記得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但現在，如果我還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館裡，碰巧有一道特別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會再吃了。沒人再吃玉米了，現在人們都富裕起來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採訪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靦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檯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點兒，但他只是搖搖頭，乾笑兩聲。不過他很喜歡那杯沙冰。
在中國東北，玉米粒裡含有的水分介於32%到38%之間。在中國中部，這個數字只有14%。所以在長春，瀝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長的時間。
在坐車回去大成工廠時，王先生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我把它記了下來。
我最後一個採訪對象是徐先生，他是長春玉米產業發展區的區長。1980年代，他建立了黃龍工廠，這是中國第一家從事玉米澱粉加工的企業。徐先生用了5年時間，才拿到興辦這個企業的各種政府文件；但這段困難時期過了以後，黃龍工廠開始生產的頭一年，就賺到了7千萬美元的利潤。後來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廠。他實際上就是現代中國的玉米澱粉之父。採訪前，我在徐先生的辦公室裡等他，他還在開會。
和我一起來的是王先生，多爾·奧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還有兩個從荷蘭總部來訪的荷蘭人。馬可還在外面。他時不時打給電話給我，問我徐先生到了沒有；因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對象。馬可特別想攝一張這樣的封面照。同時，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兩個荷蘭人一個叫維姆，一個叫吉斯；兩人都不怎麼說話。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說了些自己的事情。15歲的時候，他考上了中國海軍潛艇學院，他在那兒讀了7年書。1976年，他告別了潛艇和海軍，在外語出版社裡找了個工作。他學過英語，最後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負責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註：北歐地名，包括丹麥、挪威、瑞典和冰島）派發共產黨的宣傳材料。後來，他加入了國家經濟委員會。他沒有說在裡面做了些什麼事。
離開政界以後，王先生就來了多爾·奧利弗公司工作，負責把離心機和其他設備賣到中國來。像郭先生和許多我在中國見過的中老年知識分子，王先生說起他的職業生涯時，並不是把一個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來。相反，他的話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簡介拼湊而成。他寥寥數語就說完了一段經歷，語氣中不無嘲弄的意味；就像這些經歷屬於另外一些人，而現在些人已經去世，時間漸漸抹去了他們留下的痕跡。
王先生談到這些簡介時，他最有興趣的是在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的那個人。
「我大概會做到總理。」他說。「如果我繼續留在政界，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
「需要用多長時間呢？」我問。
「那取決於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訴我，人捲入政治後會發生什麼事。1990年代初，在黃龍企業取得巨大成功後，徐先生打算在大成開第二家工廠，他決定把工廠取名為「小黃龍」；這兩家企業將成為中國玉米澱粉行業的核心。這事情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忽然來了一場政治危機，徐先生從黃龍企業淘汰出局。他為他建立的工廠耗費了巨大的心血，最後卻失去了對工廠的掌控權。
「所以他獨自創辦了大成工廠。」王先生告訴我說：「他這是為了報復。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黃龍』這個名字。」
我對與徐先生的會面越來越有興趣了。我想知道，這個聽起來頭腦冷靜、鐵血心腸、精於計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竟會為了報復對手而創立一家玉米澱粉廠。
「這就是政治。」王先生說下去：「你總會被你的副手們幹掉。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對手們通通幹掉。如果你是個溫和、善良的人，你就會被人排擠掉。他們會把我幹掉的。」
每次王先生說道「干」（原文：fuck）這個字眼時，維姆和吉斯都嚇得跳了起來。王先生的英語說得棒極了，但他跟很多外國人一樣，雖然精通這門語言，卻沒有意識到一段話裡用三個「fuck」會帶來什麼樣的反應。反應就是荷蘭人會跳起來。
他說著說著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時馬可的電話打了過來。
「那個負責人來了嗎？」
「還沒。」我說。
「我剛才照相時，有個工廠裡的人發彪了。」
「出了什麼問題？」
「我給那些臉上有塵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興了。他衝著我大喊大叫，要我離開。我跟他解釋了一會兒，最後他才讓我留下來。」
「他是不是覺得你想展示工廠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馬可說：「也可能是他覺得我是另一家工廠派來的間諜。」
我想要不要告訴馬可大成和黃龍工廠的「血拼往事」，不過那太複雜了，一時說不清楚。我估計馬可在那兒會照顧好自己的。我告訴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給他打電話。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國家經濟委員會裡的角色是什麼。不過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卻擺了擺手，沒有回答。他感興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採訪那個工人，你問他多爾·奧利弗和威斯伐尼亞哪一家的機器比較好，他說了些什麼？」
那一瞬間，我戒備起來，然後我回答道：「他說兩家公司的機器基本上是一樣的。」
「他說不同之處是什麼？」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訴我，多爾·奧利弗的機器從底部裝進玉米，威斯伐尼亞的從頂部。」
「不不不，不是這個，」王先生有些不耐煩了：「他說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說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這麼說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訴你，威斯伐尼亞的機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嗎？」
我想騙他，不過我意識到我已經陷入王先生的圈套裡了；那個工人也一樣。
「是的。」我說：「他是這麼告訴我的。不過他也說差別不是很大。」
現在維姆和吉斯感興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著我。
「你知道嗎？」王先生說：「他是對的！」
沒人說話。王先生呵呵笑了起來。
「我們的機器在設計上沒有威斯伐尼亞的離心機好。」他說：「他們公司的機器更好用一些。」
那兩個荷蘭人看著地板。
「瞭解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王先生說：「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產品更差一些，我們還怎麼去做生意？」
房間裡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腦海裡重複了兩遍他的問題，但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這是很久以來我聽過的最有智慧的一個問題。
「每個人都說他們的產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說：「他們一定要說自己的產品怎樣比對手的產品好，而且他們也相信自己說的話。但事實上是，如果你意識到自己的產品更差一些，事情會變得好辦很多——你專心做買賣就行了！」
現在我知道王先生為經濟委員會做的工作是哪一類了。每次我遇到像他這樣的人，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那麼多中國人都能處理得游刃有餘。
那兩個荷蘭人看起來坐立不安的樣子，直到王先生終於換了個話題。他告訴我加工的澱粉和普通的、未經加工的澱粉這兩者間的不同之處。它們的差別很細微，我聽得不太明白。這時維姆說話了。他想把這說個明白。「加工的澱粉基本上相當於原油這樣的材料，」他說：「是一種碳水化合物。」
馬可終於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進辦公室，和王先生討論呆會兒給負責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們的討論逐漸演變成了「不簡單」的爭論。
王先生想讓負責人在他的辦公室裡拍照。他指著一面牆，牆上掛著李鵬和周稽裘的書法，都鑲在鏡框裡。這兩人都來過大成工廠。李鵬是前任總理，89年事件時是他宣佈了官方的戒嚴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誰，不過王先生篤定地告訴我，這是個很重要的官員。周稽裘的書法寫的是「玉米生產產業的光明未來」。李鵬的書法寫的是「中國長春玉米生產基地」。李鵬那差勁的毛筆字在整個中國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讓徐先生站在這些書法前照相。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為烏有。
「這兒的光線不好。」他說：「在工廠裡拍比較好，我可以照一張他站在多爾·奧利弗離心機前的照片。」
「你沒法這麼做！」王先生斬釘截鐵地說：「他肯定不會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業的老闆，你怎麼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這是政治問題——沒有那麼簡單的！」
馬可眼看著越來越沮喪的樣子。「這樣的話，我只能用一張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說：「你覺得這樣徐先生會滿意嗎？」
「我可不建議你這麼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個高級官員，你不能用一張級別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個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級別的人物放在封面上！」
他們倆繼續爭論了一會兒。兩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馬可在意的是光線的問題，王先生關注的是政治的問題。看起來光線問題和政治問題是不能相容的了，這時徐先生走了進來。大家都站了起來。王先生說話了，就像剛才的爭論壓根兒沒發生過一樣，他直接就問徐先生是否能和我們一起到工廠裡面去，攝影師想讓他站在多爾·奧利弗的離心機旁照張像。徐先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我們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風吹得到處都是。遠遠地，可以看見馬可所說的那一大堆玉米。確實很巨型。我們走到了機器房裡。
馬可小心地調試鏡頭，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亞的機器。徐先生勉強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條紋的西裝。照相時他露出了驕傲的笑容。他今年57歲。
然後我們重新回到他的辦公室，我對他進行了採訪。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上面有兩個主要的頭銜：長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書記，長春玉米產業開發區區長。這個開發區是效仿深圳特區建立的。
我問徐先生，從1980年代他創立「黃龍」開始到今天，所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原來最大的問題是行政方面的問題。」他說：「以前，我要一個個政府部門跑，而且所有東西都必須要經過國務院的批准。但現在這個審批權已經下放了。我只要去長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來審批，因為我現在是長春市的市委副書記。只要我在那些申請審批的材料上簽字，其它部門就都會批准的。」
說完以後，徐先生咧開嘴笑了。我把他說的話記了下來。
他又向我詳細解釋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業項目可容易多了；這為他的企業發展掃除了很多障礙，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澱粉產量能翻到四倍，而現在的年產量已經達到了50萬噸。由於玉米價格的下降，大成的獲利更高；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玉米價格還會往下掉。徐先生說到前景時，臉上浮現出了笑容。採訪結束的時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還想設立一些加工廠，生產濃縮澱粉，」他說：「我希望通過這些新的產業，可以為農民們創造一些就業機會；玉米價格下降後有些農民的日子不太好過。」
寫那篇宣傳稿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稿子有1000字，我在裡面放了盡可能多的數據。在文章裡，我沒有提到多爾·奧利弗的機器有時會出現故障，沒有提到黃龍和大成兩家企業之間的恩怨情仇，更沒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裡的位置怎樣幫助他的工廠擴張。在滿洲，我學到了一點關於「宣傳」的重要真相：關鍵信息不是你寫在文章裡的那些，而是你沒有寫下來的。
幾周之後，有個雜誌的女編輯告訴馬可，他們沒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為封面。他們準備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個曾經用了6年時間研究香煙濾紙的專家。編輯們覺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屬，因為他在照片裡的笑容是如此燦爛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