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
深圳總是生氣勃勃的。這座城市的發展速度飛快，人們有時會把建造高樓大廈比作雨後紛紛冒出的春筍，因此它又被稱為「一夜之城」。像北京這樣的城市裡的知識分子，會對深圳冷嘲熱諷，而他們的理由千篇一律：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品味。然而對於從內地移民來深圳的人們來說，這座城市有著迥然不同的意義。對他們來說，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壞共存，一面是殘酷，一面是成功。在這個國家不斷興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個。
在我來深圳之前，我聽過許多關於深圳的冒險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學生們喜歡寫這座城市的故事；有時候深圳是他們小說中的背景；有時候他們會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經歷。在一節寫作課上，我教完了一個關於對話的單元，就叫學生們寫一下他們最近的談話。一個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對話，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裡最重大的一個決定：
「我決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說。
「媽媽不會讓你去的。」
「我會試著去說服她。」
「我支持你，」我說：「不過你確定你已經考慮周全了嗎？」
「我很清楚我要面對的是什麼。這意味著我以後永遠都不會有一份鐵飯碗似的穩定工作。我可能會被開除，或者還會出現更糟的情況；不過我還這麼年輕，精力有得是，這有什麼要緊呢？」
沉默了一會兒，我說：「嗯，我覺得你是對的。在那座飛速發展的城市裡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運。」我加了一句。
「謝謝你。晚安。」
「晚安。」
現在我姐姐已經在那座繁榮的城市五個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還記得我們之間的對話，她還是不是依舊保持著旺盛的精力。
那時候整個班的學生對於我來說，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寫滿了求知的慾望；而艾米莉則是我最早記住的學生之一。我呆在中國教書的第一個學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剛開始教書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佈置作業；我經常隨意地在黑板上寫一個問題，然後要學生在10分鐘之內圍繞這個問題寫一段話。有一天，我提的問題是：「有兩種生活擺在你面前：一種是平凡的生活，但你會有很長的壽命；另一種是你會生活得特別快樂，但你的壽命只剩下20年。你會選擇哪一種？」
幾乎每個人都選了第一種。在中國農村地區，做出選擇並不是一件難事。許多學生指出，無論生活有多幸福多開心，20年的壽命也是不夠的——他們的家庭太貧窮了，他們要負起家庭的責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課堂作業中學到最多東西的人。那以後，面對著四川的學生們，我在傳達「追求快樂」這樣的美國觀念時，就會更加小心。不過那次作業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選擇是壽命很短的那一種生活。她那一年19歲，是我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她寫道：
我意識到，很久以來，我的生活都談不上真正的快樂。有時候，我會把我的頹廢歸咎於我所處的環境，特別是我們這所學校裡那種壓抑的氣氛。但我看到我身邊的同學都過得很快樂，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問題是出在我身上。
從她那一年所寫下的所有作業來看，她就是個與眾不同的學生。她與他的同學成為鮮明對比；她迴避黨的路線；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過良好的教育，這在我的學生之中是很少見的；她的父親是我們學校數學系的教授。她寫過一些父親在文革中的遭遇，當時他被下放到農村的礦井裡工作。有一個單元是學習「商業寫作」的，當時我給學生們佈置的作業是讓他們給一個美國機構寫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選的機構是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德鄉村音樂協會。她告訴我說，她很好奇鄉村音樂聽起來是怎樣的。還有一回，在一篇日誌的開頭，她問我有沒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說她還從來沒有見過黑人，除了在電視上。當我的文學課上演《仲夏夜之夢》這齣戲時，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婭。她是個出色的演員，不過她演每個角色時臉上都帶著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遠遠地看著自己的樣子。她有高高的顴骨，豐滿的嘴唇，寬寬的臉上一雙黑漆漆的眼睛，總是在不停地眨動。她取的英文名來自小說家艾米莉·勃朗特。
畢業之後，她馬上離開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這是我們英語系裡幾個更神秘莫測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體育算是很好的，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帥小伙。黯逆的臉方方正正的，一頭硬硬的短髮直豎著，黑黑的眼睛給人一種冷冷的感覺。他很容易發脾氣，他的英文名（Anry）與單詞「生氣」（Angry）只差了一個字母，看來不僅僅是巧合。幾年以後，艾米莉告訴我說，黯逆以前經常挑剔她的言行舉止。
「他曾經跟我說，我和別的男人講話時不應該面帶笑容。」艾米莉回憶到：「我應該保持面無表情的樣子。他經常因為這個罵我，說我笑得太多。他還說我和男人說話時老眨眼，很不像樣。我曾經站在鏡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讓自己變得舉止正常起來。那時候，我相信他說的每句話。後來我知道他大錯特錯。」
他們倆離開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錢；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藥捉魚，因為引線太短，炸傷了自己。那場事故以後，他哥哥就幾乎全盲了，也不能用雙手幹活。他家裡還有妻子和一個兒子要養。用炸藥捉魚是犯法的，但在邊遠的農村，農民們還是會這樣做。
對艾米莉來說，她的父親在學校裡有份穩定的工作，所以錢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實際上，在我面前，她從來都說不上到底為什麼她要離開涪陵。「內心深處有什麼在召喚我。」有一次她這樣說。「我媽說我總是不滿意開開心心的人生。她說我注定要吃苦的。」無論怎麼說，她都難以想像，在涪陵做個學校老師這樣的生活，如何能讓她感到滿意。「教書對女人來說是個好職業，也很容易找到一個好的丈夫，因為男人都喜歡娶老師做妻子。這樣生活會過得很舒適。但是這種生活太舒適了，我覺得就跟死了沒有什麼差別。」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雲南省省會昆明，他倆在那兒各找了一處住的地方，然後就去找工作。新的經濟環境下興起了好些「人才市場」，或者叫「就業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場和就業中心。他們都沒有碰上什麼好運氣。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語最好的學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場招聘的人從來沒有問過她的學歷。很多招聘廣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職者身高必須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頭；事實上這麼說的意思就是要「長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對於傳統的審美標準來說，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幾個月以後，她只找到一份秘書的工作，工資很低。她決定去另一個城市闖闖。
深圳自然成為了她的選擇。從四川出來的年輕人是聽著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長大的，那些故事總是充滿了傳奇色彩：一個去那兒打工的人成了百萬富翁，一個年輕的秘書步步晉陞至貿易公司的高層。艾米莉小的時候，她經常聽見鄰居們的議論，說一個當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闖出了一番事業，經常寄錢回家給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媽媽常稱讚那位女孩，說她是獨立自主的典範；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選擇了南下。
然而黯逆卻決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兒有些親戚。他們倆為此大吵了一架，最後分道揚鑣：黯逆去了東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剛剛辭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個月的時間，不停往當地的人才市場跑。在人才市場，來自工廠的招聘人員擺好了攤位，對求職者進行面試。人才市場的門票一張10元，相當於1美元多一點兒。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積蓄了，於是一周以後，她們就開始只買1張門票。她們也把其他的資源結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學歷較有優勢，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於是通常是由姐姐帶著艾米莉的簡歷到人才市場裡去。她為艾米莉排隊，最後替她獲得了一間台灣貿易公司的第二輪面試機會。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試，公司的老闆似乎對艾米莉的英語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資是每個月870元——相當於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給我寫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頭兩天裡，辦公室只有一個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當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獨。我想到了你，你剛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覺得非常孤獨吧。我鼓勵自己要表現得熱情，要主動和她們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終見效了，我很快成為融入了這個群體。
在我們辦公室裡一共只有8個人。除了老闆——他是個老頭，其他全是年輕女孩子。這些年輕女孩來自三個不同的省份。露露（註：人名均為音譯）、陸雲、徐麗、莉莉是從江西來的，奕小英來自湖南，林娜來自四川。露露長得最好看，也最能幹，但她是我們中間最矮的一個。陸雲心地很好，讓我想起以前的同學艾爾安。徐麗屬於那種古典美女，男孩打來辦公室的私人電話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麼喜歡她，因為她說的話有時候挺惡毒的。莉莉是另一個秘書，比我早來兩天。她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頭腦遲鈍、不負責任。她在辦公室裡屬於不受歡迎的那一個。小英是我們中間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著怎麼減肥。她的電腦操作很熟練，但英語很差。我和她有個口頭協定：她教我怎麼用電腦，我教她英語。林娜是老鄉，我可以和她說四川話。但四川話幾乎人人都聽得懂，所以我們說四川話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優越感。
噢對了！到現在，我還沒告訴你我們公司是幹嘛的。我們公司是從台灣搬過來的，不過幾個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時裝和貝殼首飾的生意。我負責發郵件或傳真給客戶，和他們溝通，接受訂單，把訂單交給工廠，然後找到最合適的公司，把我們的貨物送到客戶那兒去。露露這些天幫了我許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斷從南方漂移過來。她給我寫信，偶爾晚上她的老闆回家了以後，她會給我打電話。她常說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換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間做塑料傢俱的工廠裡當會計，然後她又找了一份做旅遊銷售的工作。後來，她又進了一家金字塔式的傳銷公司。她知道這公司就是騙錢的：這種金字塔式的傳銷騙術在中國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進行打擊。然而她還是去了這公司的招聘會，還把艾米莉帶去了。「那兒很多的銷售人員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們很會說話。」艾米莉後來告訴我說。「我覺得這不是個賺錢的好方法；但對於提升自我、增強自信來說，倒是很不錯。」
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來了電話，告訴我說她的工資漲到了1000元，相當於120多美元。我祝賀了她。然而電話那頭的她聽起來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後，我問她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公司在香港有個代理人。」她遲疑地說道。「他經常到深圳來。他是個老頭，他喜歡我。」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沉默。
我換了個角度。「他為什麼喜歡你？」
「因為我長得胖。」她在電話那頭緊張地咯咯笑起來。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後胖了一些，這樣她看起來應該更好看了。
「你說他喜歡你是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嗎？」
「也許吧。」
「他結婚了嗎？」
「他離過婚。他是台灣人，在台灣有兩個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個月兩次。」
「他給你帶來很大的困擾嗎？」
「他常常想方設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說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幫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資要高得多。他說如果我去香港的話，我可以賺很多的錢。」
我小心地斟酌詞句。「這可不是個好主意。」我慢慢地說：「如果你想找別的工作，也不該叫他幫忙。否則以後你會有更多麻煩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會那麼做的。」
「你應該試著避開他。」
「我是這麼幹的。」她說：「他來深圳的時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覺得問題很嚴重嗎？」
「現在還好。」
「如果問題變得很嚴重，你應該辭職。可能會出現很糟的情況。」
「我知道。」她說：「暫時還不用。不過這份工作並不是很好，有合適的機會，我會辭職的。」
深圳是中國境內唯一建了現代城牆的城市。城牆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鐵絲網製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鐵刺。整座城牆有67公里長。如果從北面進入深圳，就會走進城牆間的其中一個關卡，然後經過一條穿行在綠色小山坡之間的高速公路。離市中心越近，路兩旁的新樓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紅嶺路交界，豎著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徵著這座城市的心臟。告示牌上面是一張鄧小平在深圳的特寫，同時還寫著一句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當地人和遊客都經常在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當鄧小平去世的時候，幾千名深圳市民自發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獻上鮮花和輓聯，還舉行了其他的紀念活動。他們唱著「春天的故事」，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國的其他城市都有可紀念的歷史，深圳的突然崛起卻包裹著神秘的色彩：奇跡般的誕生，仁慈的神。從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故意不開發這片區域，是因為毗鄰的地方是香港。共產黨人害怕英國的資本主義殖民地會帶來政治和經濟的污染，他們給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禦前線」。在國有經濟的年代，這片區域的國企寥寥無幾，多數居民靠釣魚和種田為生。
1978年開始要進行「改革開放」，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面臨著一個問題：該從哪個地方開始實行這條政策？他們不想以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做試驗，在這些地方進行徹底的改革，一旦出現了失誤，將造成政治上無可估量的損失。鄧小平決定在邊遠的、尚未發展起來的區域做試驗，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經濟特區」。政府希望通過減免稅務和投資政策上的優惠，會吸引外國公司到這些特區投資建廠。1980年，中國正式劃出最早的兩個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珠海和當時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毗鄰。
1980年代，中國政府陸續給予5個城市或區域「經濟特區」的地位，但深圳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中國官員稱這座城市為「改革試驗室」和「試驗田」；深圳成了「對外開放的窗口」。他們把這座城市的興起當作一場試驗，而深圳的優勢在於沒怎麼受到過往的干擾。中國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讓一批批工人下崗，對工廠進行重組；深圳的經濟卻是一張白紙。政府為這座城市制定的發展策略簡單直接：建造基礎設施，引入外商投資，吸引外來勞動力。20年內，這座城市的人口從30萬迅速膨脹到4百萬。同一時期，深圳的生產總值（GDP）每年增長30%。1980到1985這五年之內，深圳試行了超過200條經濟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隨後都推行到中國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這兒的居民大多年齡不到29歲，老人寥寥無幾。深圳大學沒有歷史系；但你可以申請讀它的高爾夫球場管理系（這裡會提供中國境內最棒的相關課程）。在深圳博物館，一些關於古代中國和鴉片戰爭的展覽都做得馬馬虎虎，一副應付遊客的樣子，並照例盡責地附帶著一句這樣的題字：當你陶醉在這壯麗的「一夜之城」時，你可曾想過那些勤勞勇敢、為祖國流血流汗的先輩？
深圳博物館裡現代歷史的展覽部分要鄭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題字，不過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廳的其中一處記錄道，1987年12月，這座城市召開了新中國第1個公開拍賣會，拍賣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權。旁邊是一張照片，紀念中國的第1個人才市場——這是另一項迅速流行全國的「深圳發明」。還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國首個證券交易市場；1988年首棟移交私有市場的國企建築。其中一件展品驕傲地記下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1996年，深圳開了中國第1間沃爾瑪超市。
除了那些標語以外，實際上沒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間」就發生的，而且過程總是伴隨著反對之聲。如果把鄧小平稱作這個城市的神，那麼他應該是希臘人所說的守護神，不時會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對抗。鄧小平相信經濟特區會幫助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然而這裡面還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灣的投資，巧妙地增強這些地區和大陸之間的聯繫，讓它們變得更加緊密。然而保守派則擔心會產生截然相反的後果；他們覺得像深圳這樣的城市是允許外國公司來剝削中國的勞動力。很多經濟特區恰好是以前的貿易港口城，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這些城市被迫對外開放。反對鄧小平政策的人有時候會對此進行攻擊，說等同於外國帝國主義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經濟特區裡出現了一系列的走私醜聞，對鄧的批評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個應對措施，就是給深圳建了城牆，於1984年竣工。這是一個古老的中國式解決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牆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守住城內的一切。（譯者註：聯想長城興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擋住外來的敵人。）官員們希望這樣可以限制改革中潛在的危險影響。這座城牆確證了政府加強控制的想法；一道實實在在的界線，劃出了試驗城市的範圍。中國公民必須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發出的邊防證，才能合法地進入深圳。
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鎮壓事件中佔據了上風，有些人開始擔心深圳會不會因此喪失它的特區身份。然而3年以後，那個仁慈的神回來了。1992年，鄧小平進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將繼續進行。南巡的關鍵時刻是鄧小平來到深圳的時候，這位88歲的領袖發表了這樣的講話：「我們從深圳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敢於闖禁區。」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節的內容：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啊，中國，啊，中國，你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捧出萬紫千紅的春天。」
在深圳當地，沒有什麼居民意識到他們正在參與一場大型的試驗。然而他們感到了前路的不確定；他們會把這座城市的發展形容為一名當權者施恩的結果，而非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我去過深圳幾次，有一回遇到了一個商人，他告訴我說，鄧小平死後，人們會往深圳那塊巨大的佈告牌獻上祭品，以此來表示對他的感謝。然而這麼做也有恐懼和迷信的因素，這有點像傳統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他們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影響。還有一回，我和一個來自湖南省的出租車司機聊天。「這地方原來就是個很窮的村子，後來鄧小平來了，說要在這兒建城市。」他說。「中國的事情就是這麼辦的。一個人出來說，我們要幹什麼，然後就幹成了。這就是社會主義。」
儘管中國的領導者試圖牢牢掌控者他們的改革試驗，深圳的某些方面還是按自己的軌跡前進。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逐漸成了主導，這兒的工廠管理人喜歡招女工，因為女工的工資相對更低，管理起來也更容易。雖然目前還沒有可靠的數據，但顯而易見深圳裡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當地人常說，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個女人才有1個男人。深圳的賣淫行業開始盛行，同樣流行開來的還有「二奶」，她們是工廠老闆們的情婦，這些工廠老闆通常在台灣或香港已經另有家室。
政府給深圳豎立邊界是希望加強監管，但卻引發了意料之外的結果。很多老闆把工廠搬到了圍牆的另一邊，那兒的土地更便宜，執法也沒有那麼嚴。深圳地區由此就被劃分成兩個世界，當地人稱為「關內」和「關外」；意思就是「圍牆內的地方」和「圍牆外的地方」。好幾個世紀以前，這種說法用於山海關一帶；山海關是長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國的皇朝和滿洲之間的分界。在深圳，人們把舊的說法套用到新的邊界上。在圍欄之外，衛星城一個個興起，它們大部分是沒有規劃、髒亂不堪的。這些衛星城內，廉價建造的工廠和工人宿舍雜亂無序地擴張。這兒的工資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關內，工傷事故和工廠起火的事情發生得更為頻繁。
就是這兒，在關外，艾米莉在一個叫龍華的衛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開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業就新增了一個生產部門，並發展成為一家頗具規模的工廠，有自己的工場車間和工人宿舍。這家工廠生產鋁製品、銅製品、低檔次的銀飾，還有上色並塗了亮漆的廉價塑料珠子；這些東西都用塑料袋裝起來，然後出口至香港、南亞以及美國。
艾米莉那個關於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結束了。我們打完那一通電話以後，過了幾個星期，她又打給我，我就追問她那個香港人的事情。
「他對女人是見一個愛一個。」艾米莉邊笑邊說。「所以，對我來說他不是個問題了。」
她告訴我說，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獨的心」電話熱線裡接聽電話，那些在深圳離感到失落傷感的人會打電話過去，跟接線員聊天。她這份工作的收入沒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輕鬆。依照電話數量的多少，她還會得到相應的獎金；有很多人打電話進來。我問艾米莉，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打去電話熱線。
「每個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煩惱。」她說。
「為什麼呢？」
「有很多關於愛情的問題。」她說：「有些人說，深圳沒有真正的愛情。為了生存，大家都忙著掙錢去了。」
她的聲音聽起來比學生時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電話聊天過後，我常常會想，那些年輕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興的城市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萬萬的人像候鳥一樣遷徙：這些默默無聞、你從來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們南下。身在其中，一個像艾米莉這樣的年輕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來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春天的時候，有一個叫朱雲峰（音）的男人來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飾廠工作。他學過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裡，他估算錯了一個金屬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個男人本來要合力搬起那個金屬部件，然而那部件滑開了。朱雲峰放了手。其他三個男人來不及反應，都壓斷了幾根手指。公司承諾會付給受傷的工人賠償金，也沒有因為這次事故而處罰朱雲峰，但他還是決定不幹了。面對那些傷殘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雲峰來到首飾廠上班的時候，艾米莉並沒有留意到他。他是個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個子，有一頭濃密的黑髮，由於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寬。他長得不算英俊。不過，後來艾米莉開始漸漸注意他。艾米莉喜歡他走路的樣子——裡頭有一種自信。
兩個月後，她的辦公桌抽屜裡開始出現了一些小禮物。她收到了兩個洋娃娃，還有一個羊的小雕像。她沒有問大家是誰送的。
6月的時候，艾米莉和朱雲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後來到了當地的公園，不知為何卻只剩下他們兩人。艾米莉不知道他們倆是怎麼和大家分開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來；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她那時候22歲。他是26歲。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說。
「你想和誰一起走？」朱雲峰說。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們後來就回了工廠。幾個月以後，朱雲峰告訴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園的時候，他覺得他們倆有可能會成。他看出來了，艾米莉的心思當時搖擺不定。
那家工廠雇了50個人。台灣籍的老闆公開告訴工人們，他來到中國大陸的唯一一個原因，就是這兒的勞動力更便宜。工人們都不太喜歡他們的老闆。有些工人1小時的工錢不到1塊人民幣，相當於12美分左右；這意味著他們為了要拿到足夠過活的薪水，就得超時工作。工人們每次說起他們的老闆，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說起他們的台灣老闆一樣，都會用兩個詞來形容他：小氣、好色。不過這家首飾廠的老闆心眼沒壞到哪裡去，這家工廠的條件比很多「關外」工廠要好一些。這兒的工人們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時下班以後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時間前回到工人宿舍。這時間通常是11點或12點，取決於老闆當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棟六層樓的樓房，老闆把最上面兩層都做宿舍用。宿舍裡每個房間住著4到10個工人。這是家「三合一」的工廠——產品、倉庫、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棟樓裡。工廠的這種佈局在中國是不合法的，工人們都知道；他們也知道這棟樓底層裡貯存的一些原材料屬於極易燃的物品。還不止這些；曾經有個電工來為這棟樓做檢查，他告訴艾米莉和其他的秘書，這棟樓的電路是有問題的。從那以後，艾米莉就自己畫了張從大樓裡逃生的路線圖。如果晚上發生火災的話，她打算先跑到6樓宿舍的平台，然後跳到隔壁大樓的樓頂上。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會去對別人說什麼「這是違法的事情」，因為根本沒人要聽。在「關外」，這樣的「三合一」工廠比比皆是，工人們也沒什麼辦法。他們都是背井離鄉出來的。
10月裡一個星期六的夜晚，朱雲峰和艾米莉一起過馬路時，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臟差點掉了出來。朱雲峰緊緊地拉著她。
「我太緊張了。」當他們走到馬路對面時，艾米莉說：「我不想這樣。」
「怎麼了？」朱雲峰問：「你以前從來沒和人拖過手嗎？」
「拖過。」艾米莉說：「但我還是很緊張。」
「以後我們都會這樣。」朱雲峰說：「你應該很快就習慣了。」
後來，當艾米莉告訴我這個故事時，她一邊說一邊止不住地笑。她做了個中國女人常常會做的動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憶裡的快樂滿得都溢了出來。
每隔6個月，我都要坐上火車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國，正式的外媒記者護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擔保，向政府申請常駐新聞機構證和記者證。我現在還沒有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每年都要去兩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兒的旅行機構買一張6個月內多次通行的商務執照，也沒人會問我什麼問題。這成了我固定的遷徙路線：每當夏秋之交，或是冬盡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時候。
1999年4月，我這麼來回折騰，辦下了我的第1張中國簽證。在火車上的旅程是愉悅的；由北往南，我喜歡看著那些光禿禿的平原逐漸過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綠。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把我所需要的簽證辦下來了；然後當天我就過關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輛去龍華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廠就在那兒。她告訴我說當地只有一家外國的餐館——麥當勞，她就在那兒等我。她向工廠請了一天假。
我們已經有兩年不見了；不過她看起來沒怎麼變。她穿著一條式樣簡單的綢裙子，是藍色的，頭髮紮在腦後。她對著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這是美國朋友的會面方式。我們主要是說中文。她告訴我說，如果用母語說話，她感覺會自在很多。她學生時代的那種靦腆樣子已經蕩然無存了；她現在成了我的嚮導，飛快地拽著我穿街走巷，來到另一個巴士站前，搭上一輛前往深圳特區關內的車。在關口，穿著制服的守衛檢查了我們的證件——我的護照，她的邊檢證。然後我們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一直把我們帶到這座城市的心臟。
一年之前，當我還在和平隊的時候，亞當·邁耶（譯者註：與何偉同在涪陵教書的美國人）去深圳探訪了艾米莉。他告訴我說，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內容是去了鴉片戰爭博物館，那家博物館就在附近的海邊。要到博物館去，就必須先叫輛摩托車；要叫輛摩托車，你就必須和一幫摩托車司機討價還價。那些人說話惡毒，而在他們眼裡，一個外國人就相當於馬路上掉下來一袋新鮮的肉。亞當和摩托車司機激烈討論了有半個小時，為他在之後的博物館之旅做好了熱身準備——博物館裡面充滿了「活生生的歷史」。裡面有一處展覽是講洋鬼子怎麼用武力從中國奪走香港的，有張圖片上是一艘外國來的戰船，上面站滿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亞當也捲進了這「活生生的歷史」中，好些中國的遊客看見他時都嚇了一大跳，好像圖片裡的洋鬼子從戰船上跳下來一個，直接站在他們面前。艾米莉以前總是很欣賞她的外國老師，覺得我們倆很有幽默感；通常我們跟她開玩笑，她也覺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亞當在「活生生的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讓這個可憐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問我，我最想去什麼地方。
「我想去鴉片戰爭博物館。」我說。
「我不要回那兒去。」她說。
「邁耶老師可喜歡那兒啦。」我說：「他叫我一定要去。我們可以叫個摩托車過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強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們的行程選擇限定在三個主題公園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動物園，廣告宣傳說是「與遊客互動的野生動物」；第二是中國民俗文化村，在那兒可以看到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他們會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裝；還有就是錦繡中華，那裡面有中國各個著名景點的微縮景觀。我最終把選擇權交給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麼選，我們注定要體驗的，只是一些最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娛樂。
她選了深圳野生動物園。如果從「允許遊客餵食動物」這一點來說，廣告宣傳裡所用到的「互動」一詞可謂千真萬確。遊客們喂動物吃很多不同的東西，有紅蘿蔔、堅果、芹菜等；當他們喂光了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裝袋拿給動物們吃。公園裡到處都是小販，叫賣著一塊錢一袋的餵食。這些人鐵定是按照售出餵食的數量拿佣金的，他們和那群載人去鴉片戰爭博物館的摩托車司機一樣，使開渾身解數叫你買東西。「一塊錢！」小販們叫著。「來喂鹿吧，只要一塊錢。」「來喂鹿吧，一塊錢！」那些鹿就像這兒的其他動物一樣，眼神呆滯，身體臃腫，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在猴子山那兒，小販們開始威脅我們。有個男的對我們說，如果你不餵那些猴子，它們就會攻擊你。如果沒有一袋一塊錢的紅蘿蔔，猴子山可是個危機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塊錢。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錢買一袋紅蘿蔔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們不餵那些猴子會怎樣？你不想看看嗎？」我說。她抬了抬頭，笑了。果然如那個男人所說的，有隻猴子想要搶走艾米莉的錢包，而我不得不緊緊抓住我的棒球帽。我們離開猴子山時，那個男人朝我們做了一個得意的表情。
當我們來到鱷魚池時，那兒只剩下一隻鴨子了。它關在一個很小的籠子裡，兩眼直視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鱷魚對視，就像我在機場過海關時所表現的一樣。倒數第二隻鴨子剛被投到鱷魚池裡，那些鱷魚還在爭相撕扯著。每隻鴨子要25塊人民幣。我把錢包拿了出來。
「我不想把鴨子扔到鱷魚堆裡。」艾米莉說。
「你不用這樣做，」我說：「管理員會替你把它扔到池子裡的。他也不是把鴨子扔到鱷魚堆裡，他只是把鴨子扔到池塘裡。」
「我不喜歡鱷魚。」她說：「我不想餵它們。也沒見你喂別的動物。」
「鱷魚可是友好的動物。」我說。「看，那一隻在笑呢。」
池子裡，有只鱷魚搶到了倒數第二隻鴨子的一塊肉，現在它正張著嘴，往外吐著水，水裡是有些鴨子毛。
「它們的嘴天生長成那樣的。」艾米莉說。
我很耐心地和她講道理。我說，把鴨子關在籠裡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特別是在致力於保護野生動物的野生動物園裡。這只是野生動物生存的方式：它們在危險重重的環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鴨子沒有活下來，也不是我們的錯，我們沒有親自動手、也非主宰鴨子命運的真正元兇。我們沒有碰過那只鴨子一根毫毛；我們只是把25塊錢交給了一個男人。三塊美金，就可以買到一隻鴨子的自由，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說，鴨子的翅膀是被剪過的。「那個嘛，」我說：「它還可以游到對岸去，然後遠走高飛。鴨子認真走起路來，走得可快了。而且誰知道呢，或者他們沒把鴨子的翅膀剪對；或者鴨子會給我們一個驚喜，一下子飛起來，飛到隔壁的鞋廠，然後開始它的自由生活。我們總得試一試，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
過了一會兒，為了要說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來越來偏激了。我告訴她，鱷魚是一種稀有動物，現在都快要瀕臨滅絕了，如果不餵這些鱷魚，它們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駁我說，這些鱷魚看起來最近都不會挨餓的。雖然我不願意承認艾米莉說的話，但很明顯她是對的。眼前的鱷魚們看起來像快要膨脹得爆炸了。倒數第二隻鴨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並沒有被吃掉；它的一塊塊肉在岸邊漂浮著。
最後，我的辯駁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層面，這道德感又簡直不堪一擊：如果我們不把鴨子扔到鱷魚池，其他人也會這麼幹。我們不比別人道德感強，也不比別人道德感弱，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們是人，欣賞一池鱷魚和一隻修剪過翅膀的鴨子惡鬥，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麼說，這只鴨子有什麼特別的呢？憑什麼要區別對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鴉片戰爭博物館的表態上一樣，艾米莉的態度非常堅決。最後，我們還是讓那只鴨子留在了籠子裡。
我們的野生動物園之旅以「百獸盛會」結束；這場遊行每天都在園內的舞台上演。
表演延續了「互動」這一主題，動物和人一起登台。一個身著天鵝服的年輕女人，領著一隊邊走邊拉屎的天鵝，搖搖擺擺地走過舞台上那條骯髒的小路。隨後出場的是一群穿得像鸚鵡一樣的女人，肩膀上站著真正的鸚鵡。然後是男人們騎著大象和鴕鳥來了。有只鴕鳥把他身上的騎手甩了下來，這只狂怒的鴕鳥追趕著騎手，那男人拚命地往前跑，圍觀的人們全都歡呼起來。
表演在熊的遊行中達到了高潮。有些熊穿著戲服，有些熊騎在單車上，有些熊用後腿支撐著身體，像喝醉了一樣搖晃著走路。最早出現的來做客的熊，它們推著小車，小車上堆滿了巨大的結婚禮物，那些禮物是用木頭做的，還漆上了顏色，包括一個冰箱，一台電視，一大支長城葡萄酒。那一對幸福的新人最後出場。一隻熊穿著西裝，另一隻穿著裙子；它們和一個馴獸師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們進行了個簡短的儀式，兩隻熊用後腿站起來，鞠了幾個躬，然後馴獸師就把它們推進展台上的新房裡。那個馴獸師拿著一條鞭子。這婚禮看起來是脅迫的。那新房的紅色大門上貼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雙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場的觀眾幾乎全是來自中國上等階層的年輕人。有人告訴我說，晚上這兒有灰狗的競跑看。
在離開這個城市之前，我們在鄧小平的佈告牌前停留了一會兒。野生動物園讓我目瞪口呆，腦海裡還是一片混沌，參觀佈告牌則像是在淨化頭腦——這是我們關內之旅的懺悔儀式。這是個灰濛濛的下午，我在那兒給艾米莉照了張相。像傳統中國人一樣，照相時她沒有笑，擺出了一副嚴肅的樣子，背景是那個偉大領導人的肖像。
我們的回程顯得很漫長。我們坐的巴士在市區的摩天大樓中穿梭：藍綠色玻璃閃著光的證券交易所，雙塔的地王大廈。車往北走，我們經過了一些嶄新的住宅區；幾英里後，房屋逐漸稀少。車行的路穿過了空空如也的綠色山丘，來到了深圳的邊界：那是一條長長的、低低的線，由鐵鏈連接而成。在關口的檢查站旁邊，豎了個廣告牌：觀瀾湖高爾夫球會，中國第一個72洞的高爾夫會。
車出了關，路旁都是一堆堆還未完工的水泥建築，還有打地基時形成的巨大的基樁孔，旁邊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樣高。我們經過了一家安全級別較低的監獄，它的牌子上寫著：第二勞改所。我們坐的巴士繼續往北走，工廠區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眼前：一棟棟圍著柵欄的宿舍，一個個煙囪往外噴著一團團濃煙。這樣的城市景觀表明這個城市還未到發展成熟的年齡，也是中國新興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經長滿了一堆堆雜草；還未完工的住宅區粗製濫造，那些房子的牆壁已經污跡斑斑，並出現了一道道裂縫。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是未完工的，質量又那麼差強人意，以至才剛建的看起來卻那麼破舊。
道路兩旁的廣告牌上都是工廠的產品，這些廣告的目標客戶幾乎都是採購大量批發零部件的批發商，產品包括有交流發電機，空氣壓縮機和熱泵。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東西，即使對於一家很好的廣告公司來說，宣傳這些產品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然而這些廣告牌的設計如同這兒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這些廣告上都只有一張圖片，圖片上是個令人費解的東西：一個機械零件，或是一個刀刃狀的部件，印在一片灑滿陽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鏈齒輪下，印著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專業製造液壓機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屬工作潤滑劑（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運紙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們在一家戶外的飯店吃飯，那家飯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廠附近。在中國的城市裡面，夜晚通常是一天裡最令人愉悅的時候；而關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終於讓這兒的一切具有了親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廠區看起來如此單調、缺乏人性，上班時間一到，一條條街道上連個人影都不見，就像是已經廢棄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從工廠的圍牆內忽然湧出了一群群的年輕人。他們成群結隊，看起來很開心，就像是聽到最後一聲下課鈴響的學生。我在飯店裡坐著，看著那些年輕人從人行道上走過，他們說著鬧著，互相調笑。除了工作以外，他們在這兒沒有什麼別的職責——沒有家庭，沒有傳統風俗。從這個意義來說，他們是自由的。
吃飯的時候，艾米莉告訴了我他們工廠老闆的一些奇聞軼事，逗我開心。她老伴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是美籍華人，最近為了談生意從三藩市飛到深圳來，他去了艾米莉的辦公室，用傳真給他老婆發了封充滿愛意的信，然後馬上到外面找了個小姐。艾米莉的老闆常常對他工廠裡的年輕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現如出一轍。旁邊的一家工廠老闆也是台灣人，為周旋在他那兩個四川二奶之間，他花費了太多的精力，以至於最後連工廠都倒閉了。
艾米莉邊說邊笑，我在想，對於那些一個宿舍裡住了10個人的年輕女人來說，這種故事該有多麼流行。來深圳之前，艾米莉從未想過有人會這樣做。她告訴我說，她最震驚的事情，是聽到了她那個涪陵鄰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鄉，那個年輕女人的故事被到處傳頌，她是四川人在深圳獲得成功的典範。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實際上那個女人當了一個香港老闆的「二奶」。
艾米莉對到深圳來的生意人沒有什麼好感，尤其是那些台灣人。她的男朋友朱雲峰最近辭掉了首飾廠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廠，那兒的台灣老闆對工人們很好。然而艾米莉認為，像這樣的老闆只是個例外，絕大多數的老闆都是剝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說，一年前她老闆在台灣的公司倒閉了，然後不無嘲弄地說：「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敗的。」
當我問到政治氣候的問題，艾米莉說深圳的政治約束要比她的家鄉少得多。但她也指出，這兒的勞工情況可能造成了同樣效果的限制。「老闆們取代了政府，控制著一切。」她說：「可能這都是一回事兒。」
艾米莉說到鄰近城市一個台灣老闆的手袋廠時，表情特別激動。像關外大部分的工廠一樣，這家手袋廠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過分的是，老闆規定平時工廠大門要上鎖。除了週日以外，工人無法離開工廠。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說。
「很多工廠都那麼做。」她說：「他們那些人和政府關係很好。」
艾米莉有個朋友在那家手袋廠工作，那兒的台灣老闆命令每個員工在生產線上工作至午夜，每當發現有員工表現出疲憊的樣子，老闆就衝他大聲叫罵。有個工人抱怨過，老闆就開除了他；那個工人要求領回最後一個月的工資，老闆找人來把他打了一頓。這個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決定必須要有所行動。我問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機構，還是說她把這件事告訴了記者。
「都不是。」她說：「我給這個老闆寄了封信，裡面寫著：『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還畫了一副骨骼在裡面。」
我不懂「骨骼」這個詞是什麼意思，艾米莉就把那兩個字寫在手掌上給我看——中國人要說清楚一個詞時，常常這麼做。但我還是不懂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最後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邊，在桌子上畫了個草圖。
「一副骷髏？」
「是的。」她說：「我畫了一副骷髏。不過我沒寫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個深懷不滿的員工』。」
她咯咯地笑起來，用手摀住了嘴。服務員過來清理了我們的桌子。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從前在涪陵的時候，我的寫作課上沒有包括「死亡威脅」這一項。最後，我問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嗎？」
「我想它有一些幫助。」她說：「那家工廠的工人說，老伴收到信後非常恐慌。之後他對工人好一些了。」
「你為什麼不向警察投訴呢？」
「沒有用的。」她說：「那些老闆全都有關係。在深圳這個地方，每樣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飯後，艾米莉問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東西嗎？」
我們走上了一條小路，那條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條小溪，在黑夜裡緩緩地流淌著。這條路兩旁沒有路燈，但路邊站了好幾十個男人。他們手裡拿的煙發出橘紅色的光，像暗夜裡的螢火蟲。我問艾米莉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在找妓女呢。」她低聲在我耳邊說。不一會兒，有個女人走過來了，她走得很慢，邊走邊東張西望；有個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說話。兩人談了一會兒，那個男人走開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個女人繼續往前走。艾米莉說：「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單獨留在這兒，會發生些什麼事情？」
「不想。」我說：「我們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雲峰的公寓裡，那公寓就只有一個房間。他現在的工作允許工人獨自租房子住，這也是朱雲峰離開那家首飾廠的其中一個原因。他賺的錢比艾米莉多，但他很節省，那公寓也是很簡陋的。附近的房子貼滿了寫著黑體字的傳單，那是私人性病診所的廣告。他住的那棟樓裡樓道的牆上也貼著那樣的傳單，我們跟著那些傳單一路走到4樓，就到了朱雲峰的公寓。牆是還沒上完漆的，天花板剝落，水管還沒造好。熱水器還未安裝好。像關外無數的東西一樣，這棟樓還未完工，看起來卻像是已經廢棄了一般。太多東西等著要興建，承包商們在一個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馬上轉戰到另一個地方去。我發現，這地方只有一種東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廠的產品；不過這些產品一做完就馬上要出口到國外。
朱雲峰的公寓裡最主要的傢俱是兩張鋪著籐席的木床。牆上沒有任何裝飾。他沒有多少值錢的東西，只有一個熱水瓶和一堆書。他如今的工作是為工廠做模具，那家工廠生產一些銷往國外的家用工具。
夜裡，艾米莉走了以後，朱雲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說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樣，有學過英語。我看得出來，他對艾米莉很是欽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種東西，讓艾米莉覺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訴我說，朱雲峰長得不帥。她說的是實話：朱雲峰的臉上有許多痤瘡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樸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關於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帥哥不可靠」的理論。
我的第2次中國簽證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個月：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按照傳統，每逢重大的週年慶典，中國就要在首都舉行閱兵式，由國家主席現場檢閱：15週年慶典是毛澤東，35週年慶典是鄧小平。40週年的時候沒有舉行這樣的遊行慶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時候看了太多軍人了。不過，如今風平浪靜的十年已經過去，輪到江澤民來檢閱他的部隊了。
首都為此整個夏天都在緊張籌備。天安門廣場被柵欄圍了起來，要重新粉刷，長安街上的好些建築也重新裝修了門面。8月16日的夜晚10點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過晚飯，乘坐出租車回記者站，途經長安街時，忽然整條街道上都響起「聖母頌」的甜美樂音。交通全慢了下來：汽車司機搖下了窗戶，騎自行車的人停在了路邊。每個人看上去都一臉迷惑的樣子。第二首歌響起了，是「聖誕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時我們才意識到是有人在測試閱兵式使用的新的揚聲系統。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現在街頭的，是一輛接一輛的坦克、運送部隊的裝甲車、還有自動推進的導彈發射器，它們經過長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門廣場開去。事先沒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報上發佈了不起眼的聲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區將進行交通封鎖，時間是下午4點30分至凌晨2點，但報紙上並沒有提到這些部隊的武器設備。當時我正在記者站剪報紙，當我聽到外面巨大的轟鳴聲時，我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著一列的軍人，把目瞪口呆圍觀的群眾擋在身後。父母們讓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讓他們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寶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飯。他咧開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現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問他，他會如何慶祝這個週年慶典，他說那個星期他會盡量不出門。他聽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說警察正在加強對維族人的監控，因為當局擔心一些分離主義者會安放炸彈，或者在慶典上搗亂。
在北京，為了緩解污染的情況，當局下令工廠暫時關閉，還在典禮前安排飛機投放了一些播雲催化劑。9月的最後一天，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來時，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藍，當天的閱兵式進行得異常順利。江澤民穿一件中山裝，鈕扣扣到脖子低下，檢閱部隊時他喊道：「同志們辛苦了！」沒什麼新鮮事——「皇上」的服裝和從前一樣，那句呆板的口號以前的諸位領導人也喊過。閱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國歌，取代了我們那天聽到的「聖母頌」。我對著電視看了一個小時的閱兵式，感到很無聊，就出門去雅寶路吃飯了。波拉特遵守諾言，到處都看不到他的蹤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維族餐館一個客人也沒有。
當局宣佈，為歡度國慶，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傑佛遜·福斯特和南希·德魯由於積蓄不多，並沒有出外旅遊，他們倆在玉慶度過了平靜的一周。在建國50週年當天，他們去了威利的四個學生家裡做客。對於外來的老師來說，這是在當地建立人脈關係的好方法。有一個學生家裡是開皮鞋廠的，那學生的父親給了威利一雙新的皮鞋。後來威利給我寫信，信裡半開玩笑地說：「有趣的是，這還是我第一次從學生家裡受賄。」
在更遠的南部，深圳關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廠只放一天假。深圳關內的大部分公司都給了員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圍牆之外的工廠生產計劃更為繁重。艾米莉工廠的員工認為，他們的老闆對國慶假期如此吝嗇，是因為他是個仇恨共產黨的台灣人。
那一周週末，我的簽證就到期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車，過關去了香港，買了我那張新的簽證。
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關內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選擇的景點是地王大廈。我們的行程依舊：麥當勞裡碰頭，去關口的巴士，深圳邊境上的檢查。路兩旁一直是低低的綠色山丘，還有一片片的住宅區，忽然市中心就出現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樓：棟棟高樓聳立，鋼和玻璃的材質閃著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棟儼然在其中伸出了頭，那就是地王大廈。
我們買了去地王大廈頂樓的票。玻璃做成的觀光電梯帶著我們飛速上升，來到了第69層。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經濟特區躍入眼簾。在中國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種挨擠的狀況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後你發現自己腳下是一大片亂糟糟的鋼筋水泥的海洋：那麼多的樓房，那麼多年的忙亂發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卻截然不同。道路是寬闊筆直的，市中心隨處可見一片片的綠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區那些漲水的魚池反射著光芒，像一面面鏡子。這座城是經過規劃的；它不是幾年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互相堆積的成果。
那座摩天大樓裡有一個展覽，內容是頌揚深圳和香港的歷史。深圳的展區不大，門前掛著條標語：「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區裡有一人高的鄧小平像和撒切爾夫人像，這兩位領導人對殖民地回歸的條款進行了談判。展覽到1997年的政權交接結束。那兒有一張香港最後一任英國總督彭定康的照片，共產黨當局非常鄙視他，因為他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最後幾年嘗試實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廈的展覽壓根兒沒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連彭定康的名字都沒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簡意賅的說明：「殖民統治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