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4日
那個夏天是天安門廣場示威十週年。從五月下半月開始，國外報紙刊載了一系列紀念文章。我在局裡把文章剪下來，將它們歸類在T字母下：
茶葉
智庫
天安門廣場
貿易展
運輸
週年紀念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對中國人無法公開談論的這個事件，很難給它命名。剪報時，我把外國媒體使用的名稱做了一個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門廣場鎮壓
天安門廣場屠殺
天安門廣場取締行動
對天安門廣場民主示威的血腥鎮壓
六四鎮壓
對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的血腥鎮壓
1989年6月4日軍隊對示威的鎮壓
天安門廣場附近對學生抗議者的鎮壓
北京的報紙上沒有任何報道。從1989年開始，政府控制的媒體很少承認這個事件。中國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對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時，我的幾個好朋友認真地問我是否真有學生在鎮壓中死亡。在當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頭的北京，對事件是否發生的問題沒有任何錯覺。人們清晰地記得具體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個謎。沒人準確知道鎮壓是怎樣進行的，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國媒體估計至少有數百人喪生。
已有充分信息證明，事件最廣為使用的幾個名字都是不太準確的。大部分傷亡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環繞城市的街道，特別是城西。鎮壓實際開始於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發生後，一位勇敢的中國記者通過國家媒體官方英文廣播發佈了一條消息：「這是北京國際廣播。請牢記1989年6月3日。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劇的事件。幾千人，其中大部分是無辜平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槍殺…」
十年後，大部分追悼儀式的時間都稍稍做了調整，地點也集中到廣場上。儘管細節已經模糊，但基本的回憶與當年那名記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據說，他受到處罰，在外地接受了幾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與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輪流出發去天安門，看是否有紀念活動發生。我們錯過了兩起最顯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參與者，各持續了幾秒鐘。一位中年男子打開了手寫著標語的白傘：
記住學生運動
將國家財產分給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圍過去將他帶走，不過美聯社的一位攝影記者拍下了這一刻。過了一會兒，一位男大學生向空中撒傳單，並立即被捕。傳單上寫著反政府標語和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
我值下午晚些時候的班。廣場本身已經被隔離起來——給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為了紀念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廣場正在進行整修。不過，天安門——「上天平安之門」前面，仍有一塊開放區域。那天陽光燦爛，外地遊客們聊著天，與背景中的毛主席畫像合影留念。
過了一會兒，我開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遊客。他們都是三四十歲的男子，許多人理著平頭。他們穿的不怎麼樣：舊褲子，便宜夾克。他們看上去沒受過多少教育。他們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興的樣子——不笑、不拍照、不買紀念品。他們東走西逛，東張西望，一副游手好閒的樣子。有時，一名男子會站在一群正在談話的遊客背後，似乎試圖偷聽對話。每隔一段時間，一名平頭男子會溜躂到另一名平頭男子跟前，說了句什麼，然後溜躂著離開。有幾個人手裡拿著捲著的報紙。我看見一名男子舉起報紙，拿到臉旁邊，對著報紙說話。我處於好奇，走過他身邊，偷看了一眼。在捲著的報紙裡，我瞥見了黑色塑料——對講機。
我看著便衣警察們忙活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是唯一可見的週年紀念了。然後，我騎車去雅寶路的穆斯林餃子館，準備早點吃晚飯。我吃飯時，一個蹬三輪的師傅停下車子，問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邊的餐桌，這樣他吃飯時可以盯著三輪車。他點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著花生，邊喝酒邊吃。他喝酒很快，不過從臉上看不出來。他露著的雙腿粗糙多節，好像是從陳年硬木板上雕刻出來似的。
離晚飯時間還有點早，我們是僅有的顧客。飯館老闆——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邊打盹，兩條胳膊搭在髒桌面上。三輪車師傅告訴我，他夏天一天能掙10美元以上。他是滿族，他為此驕傲。他告訴我滿族是怎樣建立清朝、統治中國將近300年的。滿族是尚武的民族，漢族沒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練武。當滿族人可真是牛極了。
吃完花生後，三輪車師傅叫醒老闆，要了一大碗餃子。和花生一樣，他把餃子也浸到醋裡。很長時間裡，我從沒見過這麼能吃的人。出於好奇，我問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於是他去問飯館老闆。
「六四，」老闆立刻回答。他兩個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漢字「十」。他臉上毫無表情地說，「十週年。」
在雅寶路，我學會了從波拉特那裡獲取消息。他似乎認得這一區的每一個人，他的人脈交際可真厲害。7月初的時候，喜力啤酒在這兒的公園贊助了一場外國音樂節，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證。在表演爵士樂的舞台前，我們六個人站在舞台周圍，整個北京都找不到這樣一群更不像樣的維修工了：一個美國剪報員、兩個維族中間商，一個中國服裝商，還有兩個中國人是在工人體育館做保安的。通過帶保安們來聽爵士樂，波拉特以後可以免費觀看任何一場工人體育館的足球比賽。
通常，波拉特和我會呆在那家維族餐館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喝著從下水道裡拿出來的啤酒，觀察著來來往往的人們。如果有個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會問波拉特這個人是誰，而他通常都知道這個人的事情：他來自哪個遙遠的國度，他在買賣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現了他不認識的人，這肯定不是什麼好事。那個留鬍子的阿富汗人是個謎，有流言說他販賣珠寶和鴉片，但波拉特不能確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鮮人是另外一個謎。他們的大使館就在街道那邊，是一座巨型的復合建築，大門上貼滿宣傳照片：興高采烈的朝鮮小朋友們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見快樂的民眾。
偶爾，那幾個北朝鮮的外交官員會從維族餐館外面經過。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單獨行動；他們總是幾個人一起，穿著黑色西裝，身體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販、批發商和妓女之間，顯得格格不入。波拉特總是指著他們衣服上別的徽章給我看，那刻有金日成頭像的徽章洩露了他們的身份；波拉特還能靠著他們的外交車輛牌照的編號，辨認出北朝鮮大使館的專車（編號為133）。北朝鮮人開的是一輛中國製造的黑色奧迪，車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見車裡的樣子。大使館就更為神秘了——在那些宣傳照片的後面，沒有任何聲息。那座大門永遠是關閉的。
6月的一個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維族餐館見面，兌換了幾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這意味著他要在那兒消磨一段時間。晚上他一般會到餐館裡和人談生意，那些現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車停到餐館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沒有帶超過4萬美金，他都可以到車裡做好一筆現金交易；不過如果是要談更大的生意，他就會去附近一個朋友的辦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額是20萬美金。
維族餐廳老闆掀開下水道的井蓋，拿出幾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時，才把錢拿出來，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訴我說，那天早上雅寶路上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時候匯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於客氣，為我開出了1：8.85的匯率。如果去銀行用美金換人民幣，最高不會超過8.26——這是官方的匯率。中國的貨幣是不許兌換的，並且和美元掛鉤；匯率從來不會有大幅度的改變，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寶路上的現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幣換1美金。
「這個星期匯率掉下來了，這是因為一個北京的大老闆，他有一艘船的美金還沒運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釋道：「那些錢現在仍然在深圳，在它們運到香港之前，匯率是不會再往上漲的了。」
現金的黑市交易由一個奇異的體系操控著，那裡面滿是流言和傳聞。我覺得那簡直是不可理喻，但對於波拉特來說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為此向我做出長篇大論的解釋，比如一個像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地方如何開始打擊一些跨境的貪污行為，讓北京匯率的小數點受到了一點波及。我喜歡聽這些故事，尤其是在《華爾街日報》記者站剪了一天的報紙以後。邁特·福尼是其中一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他正在報道高通公司的事，這家公司嘗試在中國建一個新的手機系統。有時候，完全是因為邁特的新聞，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內就上下3到4點。那些傳聞總是圍繞著一些微妙的信號——公司合同透露的一點內容，或是政府發出的一份沒有直接關係的聲明。那些信號沒有持續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發瘋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計劃行不通，我覺得我可以靠這做一些交易：「一個剪報員和雅寶路現金交易謠言系統之間的內部通道」。
我們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個白種男人和一個亞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邊坐下了。那個女的看起來不像中國人，我問波拉特她是誰。
「她其實是個北朝鮮人，」他說：「她父母在朝鮮戰爭中成了孤兒。」他小心地選用了描述那場戰爭的名稱——「朝鮮戰爭」，而非標準的中國稱呼「抗美援朝戰爭」（反抗美國、支持朝鮮的戰爭）。
「在那場戰爭以後，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樣的朝鮮孤兒。」波拉特解釋道。「他把很多孤兒送到了烏茲別克斯坦，由當地人收養。這個女的父母也是那樣，他們在烏茲別克斯坦長大，然後結合。這女人在那裡出生的，現在來北京做生意。」
我問他這女人會不會說朝鮮語。
「他們全都不會說自己的語言了。」波拉克說：「他們現在和烏茲別克人沒什麼兩樣。」
我們又叫了兩瓶啤酒。一輛黑色的奧迪從東面緩緩駛來，在路邊停下。波拉特讓我稍等片刻，然後拿起那個皮的錢夾子，鑽進車裡。車窗一片漆黑，而汽車的引擎一直還開著。當他回到我們的桌子旁坐下時，我感覺到了他衣服裡滲出了空調的涼氣。
「剛才那個人是雅寶路上最大的現金交易商之一。」他說：「他的一個朋友是中國國航的飛機師，有時候會幫他把美金運到國外去。」
天色漸黑，我們叫了麵條和烤羊肉吃。那個朝鮮族的烏茲別克女人和她的夥伴已經吃完了，他們付了賬，一起離開。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烏茲別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許對她來說真是一件好事吧；不過雅寶路上的事情，誰又能肯定呢。
那個夏天，我決定去一個叫丹東的中國城市，做些調查。丹東和北朝鮮之間只相隔了一條鴨綠江。我想我可以在那個完全隔離的國家邊界，找到一些寫作的材料。當我告訴波拉特我的計劃時，他笑了。他說，北朝鮮這個地方，讓中國看起來很美好。
我在丹東的第三個晚上，凌晨兩點在旅館房間驚醒——房間裡站著個小偷。這是一家屬於中等水平的旅館，10美元住1個晚上；而丹東則是一個中等規模的中國城市，如果不是剛好與北朝鮮一江之隔，這個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東宣稱它是「中國最大的邊境城市」，而鴨綠江江邊全都是一排排租給遊客用的望遠鏡。遊客大多是中國人，他們希望透過望遠鏡，第一次看看外國的模樣。望遠鏡旁邊的標誌承諾：「只需1元，就可出國！」而花上10塊錢，就可以坐一會快艇，更近地看看對岸的北朝鮮人——在炎熱的下午，他們常常在江邊游泳。在適合結婚的良辰吉日，丹東的新人會依照傳統租來一艘船，在結婚禮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著船到北朝鮮人那邊晃一圈。
在丹東會產生很多聯想，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關窗戶睡覺的原因。我的房間在二樓，我以為沒人能闖進來；但我沒有注意到有個一尺來寬的屋簷就在我的窗戶下面。我也沒有像以往旅行時那樣，把我的腰包和護照放到枕頭底下。我把它們和我的相機、錢包、採訪本和兩條短褲一起，就丟在梳妝台上。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個小偷正在把所有東西攬到懷裡。有那麼一刻，我們倆誰也沒動。
當你的生活穿行在兩種語言之間，有那麼一些時候，它們之間的界限會突然消失。在中國，我曾在半夜裡被電話鈴聲驚醒，拿起聽筒以後，我需要好一會兒才聽懂對方說的話——那是我在美國的一個舊友。偶爾我在用中文和別人交談時，不知何故，一個無甚關係的英文單詞會忽然跳到我腦海裡。夢中穿插著中文和英文對我也不是什麼稀罕事。我做過的最奇怪的夢，是夢見密蘇里那些我認識的人，全都說著中文。當我從那些夢中醒來，我會躺在床上，漫想著我的潛意識是如何透過層層的語言和記憶浮現。我想如果發生一件突如其來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潛意識的最深處到底是什麼了。
在丹東，我從床上彈簧般地彈起，怒吼道：「草泥馬！」小偷轉身，向門口跑去，抱著我所有的東西。在第二次罵完這句髒話之前，我已經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馬」說出口時，我已經以最快速度奮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裡。走廊裡沒有燈，只有一個個房間門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個小偷也拚命跑著，但我漸漸和他拉近了距離；我們轉了個彎，滑過廉價的瓦磚地板。我光著腳，除了一條四角短褲以外什麼也沒穿。在走廊的盡頭，有一個出口和一條樓梯，我就在那兒抓住了他。
我舉起拳頭，拚命往那人身上打。他並沒有還手；他手裡全是我的東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馬！」），就有些東西從他懷裡掉出來。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機掉出來了（「草泥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來了（「草泥馬！」）；再來一下，我的兩條短褲飛到了半空（「草泥馬！」）。錢包，採訪本，護照——我讓它們通通躺在地上。憤怒完全沖昏了我的頭腦，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懷裡的全部東西都掉了出來。現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絕望地拉著每個門的把手：鎖了，鎖了，還是鎖了。我追著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頓。最後，他找到了一個沒有上鎖的房間，從那個房間洞開的窗戶裡，他在兩層樓上跳了下去。
我差點就跟著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緒拖著我的身體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過來了。我往下看，那個小偷碰上了好運——在我們這層下面有個寬闊的平台。我住了嘴，這個夜晚立馬就安靜了下來。我聽著那個小偷的腳步聲拐過旅館。他仍然拚命跑著。
當盛怒過去了以後，我感到了疼痛。在打鬥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過那個男人時弄斷的。旅店裡值夜班的經理陪我去了當地的醫院，叫醒了那兒值班的醫生。他打了個哈欠，砰一聲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後給手指照了X光。指關節看起來還是彎曲的，於是那醫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這回那個照X光的機器出了問題，醫生叫我明天早上再過來，說到時就會有操作X光機的技術人員。旅店經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報案。我昏頭昏腦地回答了警察的問題，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對話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點，我終於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實。
幾個小時以後，旅館的老闆來了，陪我回醫院去。老闆是個帥氣的男人，他的頭髮打了很多嗜喱，油光滑亮地貼在前額上。他穿著一件全新的白襯衣，一條燙得筆直的男褲。他再三為昨晚的盜竊案向我道歉，並向我介紹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鵬。」他說。
我以為我聽錯了：「李什麼？」
「李鵬。」
「跟前總理的名字一樣？」
「是的。」他說。那個男人無奈地笑笑，我想我並不是第一個問這個問題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鵬正式宣佈了官方的戒嚴令，很多一般的中國人會把他和那次鎮壓事件聯繫起來。後來，據香港的報紙報道，憤怒的北京市民紛紛打電話並恐嚇了二十個叫李鵬的北京居民。
他們中間至少有一個改了名字。十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很流行講關於李鵬的笑話。
「你喜歡李鵬嗎？」我問那個旅館老闆。
「NO。」他說，故意用英語加重語氣。他顯然不想說這個話題。他問我關於昨晚盜竊案的事。
我已經把我記得的所有關於那個小偷的東西，都告訴了警察：他的頭髮是黑色的，他在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現在我面前，我不會認得他。
這種含糊不清的描述讓警察感到困惑：你怎麼可能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弄斷了手指，然後對他毫無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記得追他的種種細節：不知為什麼，那條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著光的門，留給我的印象最為鮮明。我也可以回憶起那條樓梯口，我的相機彈到空中，還有那扇洞開的窗戶。我還能聽見我大叫著的那個詞在旅館裡迴響。我最難以忘懷的是那種盛怒的感覺，一想起來還是感到不安。然而那個小偷本身我卻記不起來了。李鵬皺起了眉頭。
「那是個小孩嗎？」他問我。
「不是。」我說：「不是個小孩。」
「那你怎麼輕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們美國有小偷嗎？」
我告訴李鵬美國也有小偷，但他們帶著槍，你不會去追趕他們。
「在中國，大多數小偷隨身帶著刀，」他沉思著，說道：「不帶刀的算哪門子小偷呢？所以我覺得他是個小孩。」
「他不是個小孩。這點我可以確定。」
「那他怎麼不還手呢？你怎麼那麼輕易就抓住了他？」李鵬的聲音聽起來簡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說。
警察對我的問話也是大同小異，我開始感到厭煩了。當我們重新回顧昨晚的事件時，侷促不安的感覺層層傳了出來：首先，他們對一個外國人在這座城市裡遭遇偷竊事件感到羞愧。接著，在承認了這個不幸的事實以後，這個外國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實，讓他們感到更為羞愧。除非是一個特別蠢的小偷，才會在凌晨兩點被一個外國人追打；所以這個小偷必定有什麼嚴重的問題。警察們提出了種種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個殘疾人；或者是個特別窮的外來移民。警察們強調，丹東是個現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遊業正在蓬勃發展。外國人半夜醒來發現有個小偷在他的房間裡——丹東可不是這樣的地方。
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另一個可能：這個男人是北朝鮮的難民。警察向我保證，這個邊境地區沒什麼難民，因為河對岸的城市新義州，並不像北朝鮮的其他地方那麼窮困。據在新義州有親戚的一些丹東居民說，新義州的人一天吃兩頓飯。然而在更遠的東邊，在饑荒和愚昧的經濟政策雙重打擊下，據估計每年有7萬北朝鮮人逃亡到中國來。很可能他們中有一部分人來了丹東。這種可能性困擾著我：如果說當地人希望那個小偷是殘疾人，我卻希望他強壯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個經驗老道的小偷，聰明狡猾，跑得很快——總之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希望他是個中國人，而不是一個北朝鮮人。當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個挨餓的人一頓，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鵬和我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想到了一個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個吃白粉的——所以他體質虛弱。這樣就說得通了。」
「這兒有很多吸毒的人嗎？」我問道。
「啊，沒有。」李鵬馬上回答：「我想丹東沒有什麼吸毒的人。」
市裡最主要的風景勝地是鴨綠江上的斷橋，這座橋曾經連接著丹東和新義州。1950年11月，朝鮮內戰的第一年，當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隊向中國邊境緊逼過來時，美軍的炮彈炸毀了大半座橋。1993年，在修復了一半的橋身以後，中國把它向遊人開放。遊客們可以沿著橋走，看看爆炸以後留下來的遺跡——那在河水中間消失不見的橋身，並花上一塊錢，透過望遠鏡看看遙遠的對岸。北朝鮮人沒有修復屬於他們的那半座橋。那一半空蕩蕩的橋架子橫在鴨綠江上，一直延伸到對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屬於中國的那半座橋上，問那個出租望遠鏡的人，對面的北朝鮮人在幹什麼。
「他們在游泳。」他說。
我給了他一塊錢，透過窺視孔望過去。在遙遠的對岸，站著一個漂亮的北朝鮮女孩，她穿著舊式的有裙擺的游泳衣，上面佈滿紅白的條紋。當她走到河裡時，身體不由得冷得顫抖起來。在她身後，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個大人周圍，那個大人也許是個老師。我選了個淘氣的小男孩，透過望遠鏡跟著他。他打了另一個男孩一拳，離開了人群亂跑，又向一個女孩扔沙子。老師在斥罵他。不遠處站了個士兵，他背著一支步槍。望遠鏡的圓形鏡頭裡裝下了所有這些人，有那麼一刻我迷失在這小小的世界裡。這時出租望遠鏡的人問我我的國籍。我後退了一步，離開了鏡頭，然後回答了他的問題。
「如果美國和中國現在打仗，你覺得誰會贏？」
「我想美國和中國現在不會打仗了。」
「假設他們真的打起仗來，」他說：「你覺得誰會贏？」
「我真的不知道。」我說。看起來是時候問他生意怎樣了。他說「還可以」；在出租望遠鏡的地方旁邊，他還擺了個攝影攤，遊客可以在那兒好好打扮一番，然後以身後的斷橋為背景照張相。他們可以穿傳統的朝鮮族服裝或是全套的中國軍裝，那套軍裝還配有頭盔和塑料做的步槍。
另一個小販在橋上弄了個冷飲店，遊客們可以在那兒買到「泰坦尼克號雪糕」吃，那個雪糕的包裝上有李奧納多和溫斯萊特的照片。冷飲店的主人說，這座橋是國有的，私人商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遠鏡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橋旁邊，我停下來和另一個為遊客照相的攝影師聊天。「你覺得中國能加入世貿嗎？」他問我。「四月的時候，朱鎔基出訪美國，所有報紙都說中國很快就會加入世貿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轟炸事件後，形勢好像不太妙。」
我們聊了一會兒。攝影師老是提起世貿。我問他為什麼對此事這麼感興趣。「報紙上說，如果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就會有更多的外國遊客到中國來。」他解釋道：「當然，如果中國的經濟不斷發展，也會有更多的中國遊客到這兒來。這事會對我有影響的。」
我總是喜歡去丹東這樣的小城市旅行，這些地方沒什麼外國人。當地人都急於和我說話。對他們來說，和一個美國人說會兒話，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們聊天，會讓我聯想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複雜關係。通常，人們都會不可避免地說到曾經的戰爭與衝突，他們也全然相信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故意欺壓中國。然而，他們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卻友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並且他們總是熱切地討論著國際貿易關係的話題。
起初，這種矛盾的態度讓我感到不解；我覺得始終有一天我會弄懂人們的真實想法的。然而後來我漸漸意識到，即使是在一個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觀點也可以同時存在。遠方的一個爆炸事件可能引發人們的一種反應；和一個說中文的美國人交談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種想法。如同如今這片土地上的風景，是如此錯綜複雜。如果你來參觀一座橋，它被美國人炸毀、由中國人重建，又出租給小商販，讓他們在橋上賣泰坦尼克號雪糕；那麼當地人對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邏輯，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鴨綠江上的斷橋座落在「丹東邊境合作經濟區」的盡頭。當地人驕傲地稱這兒為「開發區」。在改革開放的春風終於吹到這個國家的角落以後，丹東步入了迅速發展的十年；開發區正展示了發展的成果。人們告訴我說，十年前這兒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些農民搭的棚屋和臨時的小碼頭。現在這兒餐館林立，有冷飲店、卡拉OK廳，還有一個叫「歐洲花園」的高級商場。
開發區東邊的邊界處有一個通往清代皇家獵苑的大門；還有一座新橋，橋對岸就是北朝鮮，橋上架著鐵軌，能走火車和汽車。在這座橋和高級商場之間，有一間24小時營業的性病診所，還有一個芬蘭浴洗浴中心，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廣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個裸著上身洗澡的外國女人。
在通往皇家獵苑的大門處，遊客們可以追捕「野生的」雲雀、白鴿、山雞和兔子。這些動物都用繩子拴綁在地，遊客們可以花上一塊錢，用0.22口徑的獵槍或一把弓箭射殺它們。花上三塊錢，他們就可以任意射殺拴綁的兔子。遊客們可以把殺死的動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兩個來自廣東的遊客在那兒獵殺雲雀。那是一對20多歲的年輕情侶，穿著時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樣子。他射得太偏，雲雀們甚至都沒有掙扎，拴綁的繩子一動不動。它們靜靜地坐在太陽底下。這是我看過的最愁眉苦臉的雲雀。
「我喝得太醉了，」這男人說：「你來射吧。」這人是在丹東長大的，現在帶著女朋友回家鄉來玩。
「我不想開槍，」她說：「它太響了。」
「拿著，」他說：「你來射。我太醉了，都沒法看清目標。」
「我不願意。」
「來吧。很容易的。」
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槍架在圍欄上，這樣就更容易瞄準了。獵苑老闆通常是不允許這種行為的，因為這就不是打獵了；但他這次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邊，聽著他們之間的對話，想著這與海明威的哪個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裡，總是有著槍、動物、女人和爭吵的醉漢。和眼前的場景唯一的區別是，海明威故事裡的動物從未被拴在地上。
終於，這男人說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徑的步槍，獵苑的老闆幫她把槍架到圍欄上。她射了三發子彈，每次槍一響，她就大聲尖叫，雙手捂著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雲雀看起來像睡著了。
天漸漸暗了下來，此時的開發區燈火通明：餐館、卡拉OK廳和洗浴中心外頭，螢光燈和霓虹燈不停閃爍著。而在鴨綠江對面，北朝鮮的河岸一片漆黑。沒有任何用電的跡象，也沒有北朝鮮人晚上來游泳。
在丹東，我在鴨綠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認識了兩個開快艇的當地人，一天裡好幾回，他們會開船載我去看北朝鮮的河岸。我們會經過一些撞毀的遊船，還有一些看起來是廢棄了的工廠。在北朝鮮人下海游泳的沙灘上，有些小孩子們朝我們招手微笑。全副武裝的士兵像塊石頭一樣站在各自的崗位上，盯著游泳的人們。他們看起來像拿著手槍的救生員。
中國和北朝鮮有良好的官方關係，但丹東的老百姓會說他們的鄰居領導無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這個問題，中國人就會聳聳肩。「沒有意思。」他們說。即使是那個對世貿組織熱情高漲的攝影師，當我問他有沒有想過去北朝鮮旅遊時，他看起來也是一臉不耐煩。「我可以從他們那兒學些什麼？」他問我。丹東人沒有一個為他們鄰居的貧窮或孤立狀態感到不安，在共產主義盛行的前30年裡，他們自己已經飽嘗箇中滋味。
對我來說，北朝鮮是一個悲劇；而這個國家竟然對外封閉了近半個世紀，簡直是不可思議。船沿著河岸航行，我留意著那些小小的細節：一艘空空的遊船，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一個游泳的孩子。在我看來，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義，就如丹東人覺得與我的簡單交談非比尋常。
不過，雖然中國人和我一樣都望向對岸，我們的原因卻不盡相同：我要看到裡面去，他們想看到外面去。中國遊客們紛紛湧向北朝鮮的河岸，只是因為這兒是他們離出國旅遊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們有錢，就可以越過邊境。我住的旅館有組織這樣的旅行團，最低的價錢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護照，只要有中國居民身份證就可以了。對中國公民來說，去北朝鮮比去香港容易，香港在兩年之前正式回歸中國。中國政府在丹東邊境有如此寬鬆的政策，因為他們確定任何跨過鴨綠江的人都是想要回來的。
每天早上，普通團和豪華團的旅客都會在我住的旅館門口集中，準備出發前往北朝鮮；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個人向他們做了個簡單的旅遊介紹。他所說的東西，讓我想起我隨和平團第一次到中國來時所聽到的話。那個導遊說，中國遊客參觀北朝鮮的紀念碑時，應該有尊重的態度，還有就是不要給那些正在勞作的人照相。中國遊客要謹記：北朝鮮是驕傲的民族。此外，當經過非軍事區時，要注意不能向另一邊駐守的美國士兵喊「hello」。
「你會注意到，那兒並不像中國這麼發達，」導遊說：「你不能跟北朝鮮人說，他們需要改革開放；或者告訴他們要以中國為榜樣。請記住，很多北朝鮮導遊中文說得很好，你們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鮮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唯一一次要直接開戰的衝突。這場戰爭從1950年6月開始，當時北朝鮮向南部進犯。美國與其它聯合國的國家一起，很快對南韓進行援助；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隊一直打到了中國的邊境。那一年10月，毛澤東開始號召「志願軍」去幫助北方的鄰居。這場戰打了三年，有5萬4000名美軍喪生。外國的歷史學家估計中國的傷亡人數達到了90萬之高。不過準確數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為中國對歷次戰爭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東當地的紀念館宣稱戰爭中死去的中國人只有1萬1千人。
當我在鴨綠江的碼頭之間閒逛時，我曾告訴其中一個開快艇的船員，說我希望能與參加過朝鮮戰爭的人會面。那船員認識這樣一個老兵，是他父親的朋友，他約了那個老兵，我們三個一起吃飯。當我們在餐館門口見面時，那個老人的雙眼睜圓了。「我以為你說他是個從美國來的中國少數民族！」他大聲說道，猛地轉身就走。船員趕緊追上了老人，試著跟他說明白，安撫他的情緒。他們說了很久，終於回來了。我向老人解釋道，我只是對歷史感興趣；我向他保證不會公開他的名字。最後他終於同意跟我們一起到餐館裡的包間就餐。
老人以前參加的是中國海軍，在朝鮮戰爭中他並沒有目睹什麼直接的軍事行動，當時他的部隊被派往台灣海峽了。後來，在1964年的時候，他在台灣沿岸的一場戰役中腿部受傷。他今年6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40年了。他走路時有些跛腳。打傷他的敵人是台灣人，但所用的槍是美國製造的。老兵把這個細節告訴我，並確認我明白無誤地聽懂了他的話。
我們叫了菜和當地的啤酒，過了一會兒老人開始放鬆下來。他問我那根包紮的手指是怎麼回事，聽完我的回答後要了搖頭。「如今很多東西都是沒有把握的了。」他說：「比如說，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還有一個和從前不一樣的地方，現在中國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窮。不像是毛澤東時代，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那時候沒有人犯罪。你在旅館裡被打劫的事情，這在過去根本不可能發生。」
我問他河對岸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金日成在世的時候，他就像毛澤東一樣，」他說：「他是個偉大的人，每個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日成的兒子並不像他父親那麼好。他太年輕，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沒有經過戰爭的鍛煉；他沒有受過磨難。金日成小時候就參加了戰爭，所以他成了個偉大的人。」
一小時後以後，採訪整個兒顛倒了過來。桌對面的老人不斷向我發問：美國的工資水平怎樣？美國人怎樣看待中國？他們對北約轟炸事件有什麼想法？
這老兵告訴我，他有個兒子，拿了大學畢業的文憑，卻拒絕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個年輕人去了一家私人企業，那兒給的工資更高，但他的職位不是鐵飯碗。他已經26歲了，卻還沒結婚！他怎麼想的？這是他在大學裡向他的美國老師學來的嗎？美國人覺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長期穩定的職業更重要嗎？
我向老人解釋，某種程度而言，他兒子的想法和美國一些年輕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斷地回到同樣的話題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過了；中國還需要一個毛澤東。他喝了很多酒，說話開始含混不清，並且大聲抱怨起來。他罵著他的兒子，又嚷嚷說餐館的服務太差。他說外國人來到丹東不應該遇到搶劫的事。
帶我來的那個船員禮貌地提議說，我們該走了。那個老人忽然生氣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機會和外國人說話，」他提高嗓門說：「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間。」他站起來，差點被椅子絆倒了；那個船員及時扶了他一把。一個女服務員走進房間，老人大聲說：「買單！」
我已經付過賬了，女服務員就向老人解釋了一番。「我有錢！」老人嚷嚷：「讓我來付錢！」那個船員試圖扶著他往外走。「我來付錢！」老人又嚷嚷起來，手裡揮舞著一疊人民幣。
最後，我們把他拉出了門外，夜晚清涼的空氣讓他稍稍平靜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謝，謝謝他來和我見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讓我們送。
那個船員看著老人遠去的身影，歎了口氣。這個33歲的男人說：「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國現在的事情。」
我在丹東的最後一個下午，鴨綠江裡滿是中國人結婚的遊船。有錢的新人雇了兩層的大遊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們的儀式都是一樣的：遊船飛速地開到斷橋下，停下來照些照片，然後沿著北朝鮮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著顏色鮮艷的衣服，或粉紅或橙或紫；她們站在船頭，像裝飾的鮮花。這天天氣炎熱，北朝鮮人也在河裡游泳。
一個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員開船載我到河上，我們穿行在一隊隊結婚的遊船之中。倪士超告訴我，今天是農曆第6個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過總的來說，結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們覺得以9結尾的年份兆頭不好。」他解釋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時候，北京有一場暴動；79年的時候，是『四人幫』的審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們美國人來炸了這座橋。」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說：「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總而言之，59年也發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澤東指揮的「大躍進」運動關鍵時期，但歷史書上抹除了那一段災難。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倪士超對近代發生的事情印象搖擺不清；他對審判四人幫的事情也記錯了，事實上那是1980年才開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問道。
「那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說。我們的船在那座斷橋的陰影裡開著，船下是緩緩流淌的鴨綠江。「那一年不同。」他說：「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從丹東出發，我向著日本海，沿著國界一直走。沿路經過的地方有輕微的污染情況，一輛輛汽車從白樺林中開過。我隨身帶著帳篷和睡袋，到了長白山就露營。這是一個巨大的火山口，現在裡面滿是湛藍清冽的湖水，中朝的邊界把湖水從中間切斷，看起來像是一塊破裂的藍寶石。晚上南邊吹來凜冽的風，我在帳篷裡總是以為外面有腳步聲。
當地人告訴我說，這兒的國界沒有圍起來。湖邊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長滿了青草，白天；我就沿著那兒一直走。走了半個小時後，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綠之中有一點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細地看了看周圍：沒有樓房，沒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幾十公里之外，那一帶都是崎嶇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國呆了這麼久，這兒是我所見過的最空曠的地方了。
那一塊石頭一面寫著中文，另一面寫著朝鮮文。我習慣看見的都是線狀的邊界——河流，柵欄；現在面對這空蕩蕩的曠野中孤立的石頭，讓我有種奇怪的感覺。邊界原來只是一個概念，在這無人的曠野上毫無意義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北朝鮮走了幾步，然後把相機放在一塊石頭上，調好了拍照時間。在那張照片上，天空湛藍，白雲低低地掛在地平線上。我跪在那兒，影子落在那塊標誌邊界的石頭上。我的左手上纏著髒髒的白色繃帶。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國家的山。
（註：以上藍色文字部分由「Hi!PDA」論壇starship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