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做全職作家以後第一個住下來的地方。在我過去的人生歲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師就是學生；而之前在中國的時候，我兩者都是。從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國和平隊志願者的身份，來到一個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講師，同時我在那兒學習中文。
在涪陵師範學院，我的學生絕大部分來自農民家庭，師範學院把他們培養成英語老師，然後他們就去邊遠的中學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國人那兒，英語這個科目還是禁區：在文革的種種政治運動中，接觸任何一門外語都是危險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國，英語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輕的一代人對英語學習有著出乎尋常的熱情。我第一年在中國教英語時，有時會懷疑，這門語言對學生究竟有沒有實際的用處。在涪陵，一共只有兩個外國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絕大部分學生，等待他們的命運是去更為邊遠的地方教書。儘管如此，他們學習非常刻苦，盡一切辦法搜尋所能獲得的英語資料。晚上的時候，他們拿著短波收音機在校園裡漫步，收聽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或者美國之音（VOA）。
D.J.說：「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學生」
在我搬到北京之後，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裡一片混亂的遊行、自由職業所要處理的瑣碎事情、華爾街日報的那些放檔案的櫃子。然而，當我以前的學生打電話或寫信給我的時候，所有這些不快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春天裡的一個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電話，他如今在長江邊上的一條村子裡教書。吉米的聲音聽起來激動不已；他交了個女朋友，他也很喜歡他的新工作。我問他教多少個學生。
「94個。」他說。
「多少個班？」
「1個。」
「你一個班有94個學生？」
「是啊，」他說：「教室裡擠著呢。」
和吉米聊天過後，我試著去想像他工作的情形：在長江流域的邊遠村落教94個中學生英文。在我的辦公室裡，這看起來是件多麼抽像的事——我對著的只是那些貼了標籤的檔案：
學生
風格
超級大國（新威脅）
迷信
茶
（譯者註：作者此時在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站擔任助理記者和剪報員，裡面存放的檔案按照首字母順序貼了標籤，以上五個詞分別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
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電話。D.J.和我從前的許多學生一樣，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沒人搞得清他們取名的原因；現在他正在四川最窮困的地方教書。他一個月的工資不到40美金。D.J.的一個同班同學告訴我說，當D.J.收到他人生裡的第一張工資單時，他興奮得立即去買了個新的足球，然後自個兒踢了一整個下午。
「我為我的學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電話裡說。「大部分的英文名都來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學。但我想告訴你，我為其中一個學生取名叫亞當（Adam），另一個叫彼得（Peter）。」（譯者註：作者本名為Peter Hessler）
亞當·邁耶（Adam Meier）是美國和平隊的另外一名講師，1996年時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
我被D.J.感動了，就對他說，我很感謝他。當他再度開腔時，我可以聽到他語帶笑意。「那個叫彼得的學生，」他說：「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個。」
弗裡曼的相親歷程
像多數來自農村的中國人一樣，我以前的學生都打算很早就結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學生來信，信裡描述了他們的求婚過程。弗裡曼（Freeman）寄給我的信是用電腦打印的，這在中國的邊遠地區可是件稀奇的事。弗裡曼在一本美國雜誌上看到演員摩根·弗裡曼的照片，從此決定用他的名字作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裡曼的其中一封信裡，他告訴我他是如何通過做媒的親戚去找到一個老婆的：
從涪陵師範學院畢業以來，我的父母和親戚全都急著給我找女朋友。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介紹女孩給我，但這一個個女孩從我旁邊走過，全都沒有成為我的老婆。從他們的介紹中，我大概已經認識了3打的女孩。有些女孩胖得跟豬一樣；有些女孩瘦得要死，跟旗桿和魚竿沒什麼兩樣；有些也是很漂亮的，但當她們看了我一眼，就馬上走開，只留下一句話：「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當然，我家裡人為給我介紹這些女朋友，銀子和財物可都是嘩嘩往外流。
現在我終於找到一個女朋友了，2000年後她就會成為我的老婆。她並不好看，臉上還有許多麻子；不過我愛她，因為她比我更有錢，或者我更愛她的錢……
我現在教的是初二年級的英語。我覺得在這兒教書是件困難的事。這兒很窮，人們仍然沒有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我還有很多東西想告訴你，但我不能寫下來。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電腦寫的。我會再寫一封給你。
你的：弗裡曼
農民的兒子：威廉·傑佛遜·福斯特
過去，絕少中國人會離開家鄉，而且中國五分之四的人口都是農民。然而，這種情況在1978年後發生了改變，當時鄧小平決定開始進行自由市場的改革。最終，這個政策廣為人知，它的名字叫「改革開放」。在80年代，資本主義形式的變化開始在中國沿海地區嶄露頭角，
大片的工廠區崛起，為新興的國外貿易服務。中國內地湧來了大批的移民，他們在建築業或裝配線上工作。到90年代，平均11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是正在遷移中的。
離開家鄉需要的是膽量和魄力。比起留在農村的人來說，遷移者一般更有能力。通常，農村裡學習最出色的學生完成學業後，就會來到沿海城市。對於我的學生而言，做出離開的決定尤其艱難，因為他們如果是留在家鄉，政府已經給他們提供了一份穩定的教職。每一年春天，教室裡都充斥著興奮的談話，說著往南方或是往東部去的話題，那兒的收入較高，但遷移過去的人就沒有了傳統單位的保障。我的許多學生都說過這個話題，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最後選擇離開家鄉的學生有些共同之處：他們的學業非常優秀；他們的性格開朗活潑；他們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們的觀點與眾不同——他們的作文常常脫穎而出。
威廉·傑佛遜·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就是這樣一個優秀的學生。起初，他的英文名叫威利（Willy）；但在他畢業的那年春天，他忽然把英文名改作「威廉·福斯特」。我還沒適應在他的作文上看到這樣的簽名，「傑佛遜」又加了上去。在作業中，他常常把簽名連在一起寫，3個巨大的名字龍飛鳳舞地佔據了第1頁上方整片的空白。對於改英文名的事情，他從來沒有徵詢過我的意見；但他曾經提過他崇拜威廉·傑佛遜·克林頓，因為這個美國總統和他威利一樣，來自一個大國的窮困地區。1998年，大學畢業的威廉·傑佛遜·福斯特去東部尋找他的機遇，對此我毫不感到意外。那一年他23歲。
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當然他的英語口語是全班說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學生跟我打電話時，都寧願用中文；只有威利堅持要用英文——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掌握這門語言。然而，我不能說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尋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瞭解得最多。畢竟，他只是中國1億遷移者的其中一個。
鄧小平與廣安鎮
威廉·傑佛遜·福斯特於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雙龍鎮10號村第3生產隊。那兒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什麼重要的大事。10號村沒有出過名人，也沒有什麼古建築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兒最古老的建築是橫跨蝸牛河的勝利橋。這座石橋是在40年代建造的，剛建好不久就被洪水沖垮了，後來整修了一半，橋身的寬度剛好能容一人通過。橋上並沒有打過什麼勝利的仗，然而「勝利」是新中國一個很流行的地名。為簡單起見，共產黨人用數字為當地的農村和管理單位重新命名。10號村的人口數量少於1千。
50英里以外，在四川東北部，橫越那些低低的綠色山麓和太陽下閃著光芒的稻田，是一個叫「廣安鎮」的地方，鄧小平在那兒出生和長大。1975年，廣安鎮只是中國其中一個偏僻的農村；而鄧小平也只是其中一個曾經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兩次政治清洗。1977年，鄧小平恢復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後，他迅速爬升，很快成為這個國家最強有力的領導人；然而他從來沒有回過故鄉廣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時期那樣發揚個人崇拜，毛澤東的故鄉已然是人們心中的聖地。從某種程度而言，鄧小平讓他的故鄉、這四川的一個角落停留在貧窮而被人遺忘的狀態，以保護這個國家。
雙龍鎮比廣安鎮要窮，而10號村還是雙龍鎮裡面較窮的地方。這兒沒有正式記載的歷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雙親一樣，是不識字的。當地過去發生的事情，有些被人們記住了，有些就留在過去，不被言說。威利的父親生於1941年，他告訴他的兒子們，他人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歲月是大躍進時期。那一場政治運動從1958年持續到1961年，當時毛澤東瘋狂推進更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這場運動的結果是引起大災荒，有幾百萬的中國農民死去。那時候，威利父親的好些親戚以及兒時玩伴都餓死了，但是現在的威利父親拒絕談到當時的情形。他覺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細節，應該被逐漸遺忘。
他把兒子取名為：李毛，李澤，李東
威利父親願意記得大躍進過後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與大躍進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響的主要是城市和受過教育的社會階層——這也是如今文革這段歷史比大躍進更廣為人知的原因之一。雖然文革的政治鬥爭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當運動波及到農村時，往往減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這樣：一場運動就像一串從遠方傳來的編碼，這裡一點兒那裡一小段，村民們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有一個姓李的10號村村民陸續生了三個兒子，他驕傲地把三個兒子依次命名為李毛、李澤、李東。每當他在田里幹活，叫他三個兒子來幫忙時，他就會大喊：「毛，澤，東，馬上到這兒來！」他宣稱，這是他表達自己熱愛毛主席的方式。儘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當農民們從村裡的宣傳大喇叭中聽到「階級鬥爭」這個詞兒，並開始進行模仿時，他就變成了一個容易攻擊的目標。在10號村，農民們綁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來，斥責他亂用主席的名字，並且強迫他在公共廁所裡喝尿。
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窮，也沒有文化，難以變成攻擊的目標。實際上，對這對夫婦來說，那段日子還是挺幸運的——威利的母親生下了三個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個，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兩年後出生。1975年，他們的母親生下了第三個兒子。他們給這個嬰兒取名叫「小紅」，因為他身形很小，膚色又發紅。紅色在中國象徵著吉祥；確實，這個小嬰兒出生的第一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威利還不到10個月的時候，毛主席逝世了。
「你下次和毛主席會面是啥時候？」
當毛主席的死訊公佈時，威利的父親正在雙龍鎮另一頭的一個化肥廠裡幫忙蓋房子。那兒一共有三個工人，當大喇叭裡傳出這個消息時，他們全都停下了手裡的活兒。聽完了廣播，沒有一個工人說出一句話。許多年來，他們一直重複著這個口號：「毛主席萬歲！」如今，他的死訊聽起來是讓人難以置信。
那一晚他們沒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簡陋木棚裡，三個工人一起躺在一張寬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過了一晚。威利的父親沒有睡著；他知道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斷來來去去的政治運動，這一次非比尋常。未來會發生什麼，他無法預期；然而他敢確定，一切都即將改變。
那晚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悄悄的流淚。後來他才知道，另外兩個工人也和他一樣，整晚都沒有睡著，靜靜躺著流淚。
10號村的毛主席追悼儀式在當地學校的操場上舉行，那操場灰塵滿天，擁擠不堪。整整7天，沒有一個人工作；他們都在趕做悼念用的白色紙花圈，並且在一幅逝去領袖的畫報面前不斷磕頭。追悼儀式的的頭1天，有個叫劉玉清的女人在10號村的群眾中脫穎而出，因為她的哭聲最響。第2天，村民們開始覺得這個女人有些不對勁。到了那一年年末，這女人總是在稻田里漫無目的地奔跑，到處跟人說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聲稱，她與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一起，設計了村裡的勝利橋。她常常說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訴別人她要趕緊去參加很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威利小的時候，劉玉清總是在蝸牛河附近偷偷出沒，在河裡洗她那纏繞成團的頭髮，唱著關於毛主席的歌曲，還把那些歌的歌詞改掉，換成自己編的一些充滿性暗示的歌詞。她用直白的當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們聽到了就會大笑，並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會面是啥時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嗎？」當劉玉清的兒子們長大後，要去農田幹活時就把母親鎖在屋子裡。
農民工的詩歌
關於「一切都將改變」的預測，威利的父親是對的。雖然他不識字——他從來沒有上過一天學，但他很聰明，當經濟改革逐漸滲透到村子裡來的時候，他反應很快。80年代末，他在雙龍鎮組織了一幫人，開始做私人的建築工作。到了改革開放第五個年頭，威利一家在第3生產隊中成了較為富裕的人家。
還有其他的跡象顯示他們的世界正走向開放。1980年，威利的叔叔成了村裡第一個離開家鄉出去工作的人。他去了甘肅省，在很遠的西部，在那兒的勞工市場呆了好幾個月。不久，其他的村民開始離開，但他們大部分走的是跟威利的叔叔相反的路線，他們去東部。另一個最早一批的遷移者是威利的鄰居，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在村裡是最有文化的。因為他有小學五年級的學歷，他在黑龍江省的一家造鞋廠找到了工作。後來他回到了村子裡，告訴別人他在外頭那段時間發生的故事，還寫成了詩歌。威利小時候很崇拜這個男人，還很喜歡聽他念自己的詩歌。
100多個人聚在威利家看電視
當地的第一台電視機出現在第4生產隊。每天晚上，威利都和他的哥哥們一起，走半個小時的路，來到第4生產隊。電視機的主人蓋了一棟兩層的樓房，晚上，他就把電視機放在二樓的露台上，以便讓下面所有的人看到。有一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們一直仰頭看著那個樓台上的電視機，看了四個多小時，完全被它所迷住了。看完以後，他們不約而同地覺得脖子又酸又痛。就是那時，威利的父親決定要採取行動。
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往事，其中一件就發生在1982年的那一天，他家成了第3生產隊最早擁有電視機的一戶。很多年過去了，他仍然記得當時的情形：
「我非常驕傲，非常開心。大家把電視機搬進家裡，但沒人知道它是怎麼開的。所有人都試了一遍，但就是沒有圖像出來；這過程可能有5到6個小時。那天有100多個人聚集在我家裡，絕大多數人都呆在最大的那個房間裡。那間房和大廳沒什麼兩樣，人們一行行排隊坐著。後來終於把電視打開了，能看到的只有一個頻道：四川電視台。香港電視劇在那時很流行，我們總是看一個關於霍元甲的電視劇，霍元甲是個歷史人物。他是清朝的一個功夫大師，並與很多擅長日本功夫的日本人決鬥。那些日本人來到中國，向霍元甲挑戰，霍元甲一個個擊敗了他們。這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我現在還記得電視的主題曲：
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哪個願臣虜自認？……歷來強盜要侵入，最終必送命。」
（譯者註：此歌詞為粵語。威利在他的英文寫作裡寫到了上面這一段話，並把歌詞譯為英文）
電視劇《霍元甲》結束後，接著放映的是一個墨西哥的肥皂劇；對於第3生產隊的村民來說，這個電視劇也非常好看。這個墨西哥肥皂劇中文叫做《誹謗》，劇情發展飛速，裡面的人物紛紛捲入了婚外情。按照慣例，那些情婦都是心腸惡毒、陰險狡猾的，而那些妻子就那麼的純潔無知，讓看的人都為她揪心。在威利的家裡，村民們經常一邊看一邊大聲嚷嚷著他們的意見，而這些意見總是驚人的一致——對妻子的同情，對情婦的輕蔑。《誹謗》第一次給第3生產隊的人們介紹了外國人的私生活。
四川經常會下雨。當天下起雨，那些威利家裡坐不下的電視觀眾就會站到外頭，隔著窗戶看，手裡撐著雨傘。威利家那台電視的屏幕是14英吋。不久，電視可以收看到另一個頻道：
「人們大聲地叫著：『換台！』我就說：『不換，你們得聽我的！』我就像個老闆一樣，可傲慢了。由我決定大家看哪一個頻道。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看電視劇，忽然聽不見對話了。電視機沒有聲音了。有些人覺得很失望，離開了我們家。我走到電視機前，把它關掉。還在看的人們大叫：『你不要這樣！』但當我再次把電視機打開時，又有聲音了。不久，這種情況再度發生。我如法炮製。有時候，只關掉一次是不管用的，我必須不停地把電視機開關20次，30次。我們都快把電視弄壞了。有時候電視圖像不清晰，我就去舉著天線。很多人輪流去舉天線，以便讓大家看上電視。」
威利眼中的學校：哥哥和板凳
威利小的時候，他天天看著兩個哥哥去上學。一大早，戴建民和戴和平沿著土路往南走，兩個人一起抬著一張板凳。威利看著他們走出去，消失了好幾個小時，然後又帶著那張板凳回來。在威利看來，這就是學校：一個和哥哥及板凳有關的儀式。
村裡的學校搭的是土牆，老師們是當地簡單培訓過的農民，他們的職業仍然是種地為主。如果講課的老師今天田里有活要干，學生們就自由活動；而農忙時節，學校乾脆關閉。威利的兩個哥哥上完五年級都沒有再唸書了，他們都成了農民和勞工。
當威利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開始趕不上改革開放的浪潮。新的經濟變幻莫測，一個機遇敲門的時間非常短暫：有時候，一件產品或一種技能過了一兩年就沒什麼價值了。在1980年代初期，本地人的智慧和勤奮足夠勝任小規模的建築工作，那也是威利的父親發跡的時間。然而過了不久，競爭越來越多，為項目出價投標則需要精明的頭腦和計算。有時威利的父親組織了一項歷時很久的建築工作，最後自己卻虧本了。他經常提醒威利沒有讀書的壞處：威利說：「我父親說了，沒有讀過書就出去幹活，真是太虧了。他說這樣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會欺騙你。如果你不學習，你就只能做苦力。」
威利的兩次「奇跡」
這個男人決定，在對待小兒子的教育問題上，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他交了更多的學費，把威利送到鎮上的小學去，那所學校聲譽要好一些。不過，威利讀書生涯轉折點是純粹的「奇跡」——至少多年以後威利回憶起來，他覺得那是個奇跡：
「當我讀小學時，四年級以前我都不是個好學生。我覺得要學的那些科目都很難。但我想後來是發生了奇跡——到我讀五年級時，我的數學忽然變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老師在黑板上寫了許多數學問題，叫我們以最快速度計算出來，而我總是第一個完成的人。後來在中學入學考試中，我在70個學生中考了第二名。」
很快，威利的父母就不再讓他幫忙去田里幹活。他們家的田地大概是四分之一英畝。他的哥哥們都抱怨父母的這個決定，但威利的父親覺得這個小兒子會有更大的出息。威利經常幫助父親的建築生意做些計算的工作，然而到中學時，這個男孩發現他對數學不再感興趣了。幸運的是，另外一道光照進了他的學習生涯：
「到六年級時，老師發給我們英文課本。另外一個奇跡就此發生。開始我的英語學得非常非常糟糕。我們的老師來自農村，他自己也剛剛高中畢業，並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他的名字叫『譚興國』，『振興祖國』的意思。我聽不懂他說的話，英語考試常常不及格。我從來沒得過60分。然而到了那個學期快結束時，我開始自學。我偷了些粉筆，在我家的門上寫單詞。我想像那扇門就是黑板。我把單詞寫下來，然後朗讀。我喜歡這樣：我自己做老師，我自己做學生。對於我來說，那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
那個學期結束的時候，發下來英語期末考的試卷；我十分吃驚地發現，上面的問題對我來說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那次考試我得了80分。從那時候起，我對自己學英語有了信心。」
1995年春天，威利的中學生涯到了盡頭。他參加了高考，考上了涪陵師範學院的英語系。他和另外兩個男孩是第3生產隊裡頭回出現的大學生。
威利說：「你的早洩怎樣了？」
威利是我班上那個坐在最後一排的學生，桌面上總是有本攤開的字典。在我的考試中，他總是能得到高分；如果我上課時叫到他的名字，他能很快地答出問題。然而他不是那種積極舉手要回答問題的學生。對他來說，課上得太慢了；如果我在上課時走到教室的最後一排，他會飛快地移開一沓紙，以免我看到他正用那本字典學些什麼。他個頭很小，但很壯實，皮膚黝黑。他戴著眼鏡。他穿著整潔，然而他的著裝往往如是：褪色的襯衫，大衣的袖子上還貼著商標——這些衣服都是便宜貨。像我的很多學生一樣，他的外表可以用一個中文字形容：「土」。「土」是「粗俗、俗氣」的意思。他看起來像個農民，他也具有農民那種粗魯的幽默感。有一次，剛上完課，其他學生都走出去了，威利悄悄地流到我旁邊，用仔細研究過的英文發音對我說：「你的早洩怎麼樣啦？」（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
他總是嘗試說一些新的短語，通常都是下流話。語言把他給迷住了。他喜歡「土人」（yahoo）這個詞，他是在《格列佛遊記》裡看到這個詞的。從亞當。邁耶的西班牙語課上學到「唐托」（Tonto）後，他就經常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當我有一節課講到英文吸收的外來詞時，他聽得如癡如醉，然後他的字典裡就多了個經常使用的詞：「苦力」（coolie）。他也喜歡「所謂」（so-called）這個短語所含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意味：中國那「所謂的愛國主義」，學院那「所謂的早操」。他對四川當地的方音更是有著特別的興趣。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年裡，威利和班上的幾個學生一起，教了我許多「土話」——「土話」在中文裡是「當地俚語」的意思。在四川，你要侮辱一個人的話，可以叫他「瓜兒子」或是「龜兒子」。當地人「錘子」的發音和「陰莖」的發音相同。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當「牙刷」被當做形容詞使用時，就是一個貶低人的詞：「你這個人真牙刷！」在籃球比賽中，如果運動員沒有投中，或是表現不佳，四川球迷就會高喊：「陽痿，陽痿，陽痿」。當我與威利班上的同學一起打籃球時，他常常會假裝很熱心地走過來說：「我知道你有嚴重的陽痿問題。」
威利愛上了南希
但威利表現出來的這種粗魯很大程度只是虛張聲勢，至少他在現實生活中不是那樣的人。他在師範學院第二年的時候，開始關注另一個叫南希的英文系女生。南希是個很小巧的女孩子，有一雙黑亮的眼睛，長相清秀。南希很害羞，如果有男生在課外和她搭訕，她就整個人嚇呆了，什麼也不會說。威利一直猶疑不定，他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才鼓起勇氣，用中文給南希寫了一封信，信裡讚美了她的美麗、文靜和品德。在信裡，他請求南希給他一些單獨相處的時間。
師範學院由一些保守的幹部領導，他們批評學生談戀愛是分散學習注意力的舉動。談戀愛的那些年輕的學生，有可能會被學校記過，這個處分會記在他們個人的政治檔案裡，以後會發給他們的僱主。南希沒有給威利回信，但第二個週末，她靜靜地跟隨著威利，在校園裡逛了一圈：
「後來我們去了電影院。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這真是尷尬，我覺得尷尬極了。我現在不記得電影演的是什麼了。好像是個美國大片。電影結束後我把她送回宿舍。這種狀況持續了好幾周。她話很少。
有一天晚上，我們去了運動場。我們只是坐在台階上，天很黑。我們在那兒開始交談，我們說了很多話，很開心。忽然，門衛過來了，他問我們為什麼在那裡。他記下了我們的姓名。南希很害怕，她說她命該如此。從那以後，她就變得非常憂傷。我試著再約她出去，但她拒絕了我。好像有一兩個月的樣子。」
和威利不同，南希是個悲觀的人。她的悲觀繼承自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是四川北部的一個農民，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他總是找不準自己的位置。南希的父親夢想著賺大錢，總是做出層出不窮的計劃，想搭上經濟改革的順風車。1990年代中期，四川的養豬產業興旺起來，全省各處紛紛建起了豬飼料廠。有一個廣安旁邊的小鎮——就是鄧小平故鄉的那個廣安，那小鎮以豬飼料出名，南希的父親決定他要成為村裡第一個使用新品牌豬飼料的人。他坐了7個多小時的車，專門去那兒買回了豬飼料。隨後的幾周裡，他的20頭小豬一隻一隻地全死了。他很可能被人騙了，買了冒牌貨。在中國新的經濟環境裡，所有東西都有冒牌貨；有冒牌的手機，冒牌的皮爾卡丹胸罩，甚至還有冒牌的豬飼料。做冒牌豬飼料最普遍的方法是：在真正的飼料中混入豬無法消化的油菜籽殼。
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釋；然而在偏遠的農村，人們並不這麼認為。奇跡保佑了威利；命運詛咒了南希的父親。有一年，南希的父親買了輛摩托車運貨，然而他把摩托車撞毀了。然後他嘗試養兔子，但兔子得了瘟疫，全都死掉了。到處碰壁。
檔案調動：威利的第一次賄賂
到威利他們畢業那一年，威利終於讓南希擺脫了對那條「禁止約會規定」的恐懼。但畢業的到來卻成了他們更大的威脅。如果他們接受政府安排的教職，他們就要回到各自的家鄉去教書，彼此分隔幾百英里。
那一年春天，浙江省一個私立學校的校長來到涪陵招收新老師。這是每年的規矩：招聘人員總是在4月出現在這兒，希望能利用沿海地區和內地收入的差距招工。像涪陵這樣的地方，他們開出的工資可以吸引到當地最優秀的人才，而要在東部招人，工資是幾倍都不止。
人們管那個來招聘的校長叫「王先生」。他穿著一件傳統的中山裝，上面有兩排銅紐扣，還有硬短領；外國人有時候把這稱為「毛裝」（Mao Suit）。王先生告訴學生們說，他16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近幾年他在浙江省玉環島上創辦了「百才高中」。根據王先生的說法，玉環島上經濟發達，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來到島上，在當地的工廠和貿易公司裡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對於新來的老師，王先生承諾會提供免費的住處，每個月給800元工資——大概相當於100美金。如果威利和南希在他們各自的家鄉教書，工資還不到這的一半。不過，如果他們要走，就要得到涪陵師範英語系的黨幹部的同意，同意這對年輕情侶的檔案遷出。
威利和南希提交了申請。從政治角度而言，他們的申請沒有什麼說服力：兩人都沒有入黨，他們也不是黨幹部特別寵愛的學生。他們都因為談戀愛和其他違反規律的行為受過批評。當畢業臨近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聽到任何有關他們檔案的消息。
最後，威利採取了行動。他並沒有徵詢任何人的意見，好幾年後，他說當時他只是聽從自己的「第六感」。有一天晚上，他帶著南希，來到了英語系黨書記的家裡。那個黨書記不是很友善的人，威利對他也從來沒有好感；但那天晚上書記笑著請這對年輕人進門。他說，聽上去玉環是個好地方，經濟發達。但浙江省很遠，轉移檔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威利解釋道，全世界的一切如今對他都不重要，他只想到東部去。他拿出一個信封，把他放在身前的一個茶几上，說道：「請幫我一個忙。」
「我會試試，」黨書記說，然後他把這對年輕人送出了家門。沒人提到那個信封半個字。
還有另外一個幹部，是負責處理畢業生工作分配的。威利和南希也去他家拜訪了，做了同樣的事。兩個信封各放了500元；加起來相當於威利父親半年的總收入。這是威利人生裡第一次賄賂官員。
畢業前不久，學院通知威利和南希，他們的檔案被送往東部。
彼得·海斯勒
華爾街日報
建國門外外交樓7263號
1999年12月3日
親愛的彼得，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的高興。我認為，你這個從太平洋那邊過來的外國「牙刷」，對中國來說是個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時候，可能正跟一個中國「賤貨」在睡覺吧。不管怎樣，請你讀讀這封信，它可以當做「偉哥」使用……
這學校的工作並不是很好。我覺得筋疲力盡，實際上我們在學校是被當「苦力」使用。我們還飽受歧視。這兒有個老賤貨負責發工資，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種沒有性慾的女人，一臉刻薄相，她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除了錢以外。半年過去了。我感覺一天比一天好點。無論如何，我慶幸我來了浙江省。畢竟，這兒有更多的機會。我仍然極度狂熱地學習英語，我對自己有信心，有一天，我會成為大人物，而不再是個「牙刷」。同時，我在這兒教書非常成功。從某種程度上說，你和亞當是我教學的偶像……
彼得，我希望你有機會到玉環來看我。我那些「土人」學生想見你想得發狂。
另外，我有好些問題要問你。
1.「KTV」代表什麼？
2.什麼英語詞彙可以描述去另一個城市謀生的人（特別是從四川出來的農民）？
3.「DVD」和「VCD」的完整拼法是什麼？
4.你想做一個美籍華人嗎？
5.你想要有幾個老婆？
6.你仍然陽痿嗎？（你的小鳥還直不起來嗎）？
你的：威利
王先生的《世界名人選》
威利和南希來到玉環時，他們發覺王先生對這個島的描述並不怎麼符合事實。首先，這兒屬於相對落後的地方；烏河上30英里以外的溫州，才是這個地區的新興都市。其次，威利和南希的工作出現了問題。實際上，那份「高工資」的工作並不存在。王先生為雙方之間的誤解而道歉，他給威利和南希提供的教職只有當初承諾工資的一半。他所說的免費住宿也沒有實現。威利和南希只好去租了間房，那兒條件很差，威利提到它時稱它為「我那所謂的房子」。
王先生每天穿著他的中山裝，紐扣一直扣到領子底下。他大概六十五歲左右，一頭花白短髮，一張油亮的紅臉；他是個跛子，且跛得很厲害。他自己透露，他是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時把腿弄傷的。他的太太穿著老式的服裝和解放鞋，總是死死抓住一個絲綢錢袋，那個錢袋已經被她的手弄得黑乎乎油膩膩的。這個女人負責管理學校的財務；每當她付工資給威利和南希時，她總要扣掉一些莫名其妙的費用和罰款。她是威利見過的最討厭的賤貨。
百才高中也並不存在，至少從校址來說是如此。學校辦學地點每年都不同。王先生會弄一些短期租約，租的地方要不就在還沒有完工的樓房裡，要不就在以前公立學校廢棄的建築物裡。大部分的學生來自邊遠的海島；因為他們沒有通過公立高中的入學考試，父母在絕望中把私立學校當作了救命稻草，把他們送了過來。在中國，強制性的義務教育只有9年，高中不在其中。
王先生的生意王國變化無常，但種類可是五花八門：王先生的其中一個兒子在附近做的生意，是為當地警察局養獵犬。王先生的辦公室就像學校的其他部分一樣，是還未完工的，裡面沒有什麼傢俱，只有一張桌子和一些書。最大部頭的一冊書的書名叫「世界名人」，介紹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王先生把這冊書擺放在書桌上最顯要的位置，有訪客來到辦公室時，他就叫人隨便翻閱。當威利翻看那本書的時候，整本書裡他唯一認識的人就是王先生。關於王先生的介紹裡，詳細地描寫了他對中國的熱愛，以及他作為一名黨員，如何為黨的事業無私奉獻。那本書還介紹說，王先生常常用自己的錢資助那些交不起學費的學生。
不到兩個月，南希就辭職了，回到了四川。她在自己的村裡找了一份教職。而她的一個鄰居，帶著鄉下人特有的耐性和堅定，開始對她展開追求。
第一年工作，威廉·傑佛遜·福斯特瘦了一圈。他想念南希，對百才高中的憎恨則與日俱增。這個學校主要招的都是外地老師，他們的工資只是當地老師的三分之一，因為王先生知道外地人要在這兒找一份新工作很不容易。同時，很多學生意識到這學校是個騙局時，就會退學；每當有學生退學，威利的工資就要扣掉一點。威利基本存不下錢來。
美國之音不能在美國境內廣播
每天夜幕降臨之時，威利就用他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以作消遣。這個電台原本是美國政府二戰時創建的；首次廣播是在1942年的德國，當時珍珠港轟炸剛發生不久。從那時起，這個電台不斷擴展，如今用55種語言進行廣播。根據電台的性質，它致力於提供可靠而權威的新聞消息；它自稱是「美國的」，而這個「美國」只是一般化的概念，沒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不過，事實上聽這個電台的美國人少得可憐。美國法律嚴禁「美國之音」在國內廣播，擔心任何政府資助的新聞消息來源都可能變成政治宣傳。這就是典型的美國式悖論：成立一個電台，提供一種聲音，然後為了保護自己的民眾而不讓他們收聽。
然而在美國境外，每週收聽這個電台的人數據統計有九千萬。在中國，「美國之音」總是非常流行，在1989年民主遊行的時候，電台方面聲稱有六千萬中國人每週收聽「美國之音」。十年以後，中國的大城市通常都能上網，也能看有線電視，但在像玉環這樣的小地方，「美國之音」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來源。它用普通話、粵語和藏語進行廣播。
「美國之音」也提供英語節目，其中有一種節目的語言是所謂的「特別英語」（Special English）。在電台網站上，可以看到對「特別英語」最貼切的描述，而這描述本身就是「特別英語」：
「特別英語」有三點獨特之處。它的詞彙量只有1500個。這些詞大多數是描述物體、動作和感情的。其他的詞更難一些。它們用來報道世界大事以及介紹醫藥和科技的新發展。「特別英語」的書面形式是短小簡單的句子。每個句子只傳達一個信息。「特別英語」中不使用英文習語。它在口頭表達中語速較慢，大概比標準英語的語速慢三分之一。
「特別英語」是冷戰時期的產物。1950年代末期，當蘇維埃政府頻繁阻斷「美國之音」的廣播，廣播員決定採取一種更為簡單的語言形式，在電流乾擾中這種語言形式更容易被聽眾接收。他們發明這種語言時，並沒有打算把它作為教學工具；但它很快就被運用在教學中了。世界上成千上萬的人，通過這種特別語言的廣播來學習英語。
「特別英語」：語言中的麥當勞快餐
在涪陵，我的學生們以一種宗教式的狂熱來收聽這種廣播節目，模仿廣播員說話的語音節奏。很快，亞當和我也學會了這種說話方式，因為只有我們說「特別英語」時，別人才能聽明白我們的話。我倆是那座城市裡唯一兩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在涪陵呆了幾個月後，我倆的日常對話已經全都是使用「特別英語」了，但自己是渾然不覺。我第一年在那兒，有個紐約的朋友來探訪我，他懷疑我和亞當開始忘記怎麼說母語了。他總是提醒我們，拜託說話時別用對待小孩子的口氣。
有時我會想，「特別英語」是不是相當於語言裡的麥當勞——一種慢節奏的快餐語言。不過，我自己也正在學中文，不久我就意識到，我正逐漸建立一套自己的「特別中文」。對於學習一門新的語言，這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方法：首先，你要有一套基本的句子結構和簡單詞彙，就像畫家開始畫一幅肖像畫時，要做基本的構圖；隨著時間推移，你學會了一些更複雜的詞彙和短語，並把它們整合到你已有的知識結構中。感覺就像是生活在一個粗略地勾了輪廓的世界裡，而新的具體細節一天天地出現。
在玉環，威利幾乎每天晚上都收聽「特別英語」的廣播。他有一個劃了橫隔線的筆記本，當他收聽用「特別英語」播出的各種節目時，就把一些單詞和短語簡略地記在本子上。那些單詞和短語都沒有分類，全部混雜在一起：
大部分美國人週六早上很晚起床
特別英語
美國之音
華盛頓
總統停止科索沃
總統可能會飛往布爾格萊德
取決於這次會議
通常，被記錄的話題都是新聞。偶爾，裡面會摻雜一些來自美國文化、政治和歷史節目的內容：
一樓：國會圖書館
火爐旁邊：喬治·華盛頓
132間房20間臥室
34間浴室
私人=遠離公眾
總統及其家人的房間禁止參觀，但他們沒有把這些房間當做自己的，這些房間不屬於他們
白宮屬於美國人民
「美國之音」的電台節目中，威利最喜歡的一個叫做「美國習語」，裡面介紹的短語按照「特別英語」的標準，其含義過於隱晦或是過於複雜。在威利的本子裡，他列了個這些短語的單子：
改過自新
先見之明
嗤之以鼻
坐立不安
（譯者註：威利記下來的以上四個短語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後一個應該是威利的筆誤，正確寫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
不幸的是，「美國習語」這個節目不介紹下流話，但威利找到一些別的資料來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國俗語」；但他最寶貴的一部字典是從杭州的一家舊書店買來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語字典」。那本字典收納的詞彙幾乎全是關於性和色情的，還有繪圖。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書隨便翻開了一頁，第一個跳入我眼簾的單詞是：
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名詞。1.一個女性獨裁者。2.一個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為中作為施虐的那一方。
威利把南希「騙」上去東部的火車
1999年的中國農曆新年，威廉·傑佛遜·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號村，他大多數的小學同學如今也都遷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裡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館或工廠裡幹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應該比這些同齡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這一年賺的錢還差點不夠回家的路費。在四川省的另一邊，南希的生活也並不容易。在那所村裡的學校，她一個月的工資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個農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達愛意了。
南希關於命運的看法在她回到家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她可以預期到留在村裡的命運是什麼：一份毫無前途的工作，一段了無趣味的婚姻。在春節的假期裡，她穿過整個四川來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強迫她保證了假期結束後就回到村裡，這樣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認為，對這一兩個人沒有結婚的年輕人來說，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穩定了。
但南希與威利重聚之後，威利並沒有花太長時間，就把南希勸上了往東部去的火車。他向南希保證，他們不會留在玉環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這個學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還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一星期以後，南希的父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們把電話打到威利那「所謂的房子」裡，大聲責罵他；如果南希接了電話，他們就邊哭邊問南希，到他們老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過了一陣子，他們還招來了好些親戚，讓他們打電話去恫嚇這對情侶。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執的一個——這女人有超過一周的時間，每天都打一通電話給他們。每一次，她都對著威利憤怒地高聲尖叫，然後又忽然冷靜下來。「你要負責的，」她說：「你要為你所做的一切負責。」
1999年4月18日
親愛的彼得，
你現在怎樣了？
我希望你在北京不會感到孤單。一些中國小姐肯定能讓你火熱起來。但你最好小心一點，有些中國女孩會吹得你一會兒熱一會兒冷。
這些天來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氣一樣……事實上，我對學校裡的一切都感到了一點兒無趣和厭煩。很長一段時間了，我都沒心思上課。我一站在教室的講台上，就希望下課鈴趕快響起。所有的學生都是土人。他們有一些極為野蠻，又沒有教養。很多學生想要退學，有一些我沒辦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覺到學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學生會逃離這所學校……
我最有興致的事情，是可以通過「美國之音」和一本叫「美國俗語」的字典學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語運用自如。我害怕這兒的一切會摧毀我的堅強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種方式排解……
玉環是個很小的地方。換句話說，它有點與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絕了。我擔心繼續留在這裡，我的英語能力會退步。你知道，我對英語非常狂熱，它就是我生命中較美好的那一半……
順便問問，你報社的電話是64911166-56599嗎？我要在前面加區號010嗎？你對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有什麼看法？
保重！
你的：威廉·傑佛遜·福斯特（打印）
威廉·傑佛遜·福斯特（手寫簽名）
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
在「五一」勞動節的開始，威利買了一本新的筆記本，在扉頁上小心翼翼地寫上了名稱：聽力日記
威廉·傑佛遜·福斯特
配偶：南希·德魯
1999年5月1日
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畢業那一年取的，亞當·邁耶給她出的主意。實際上，這對情侶並沒有結婚，他們甚至還沒有正式計劃要結婚。要在以前的中國，他們這種情況算是一樁醜聞：一對沒結婚的年輕人住在一起。有時，他們會遇上麻煩。有一次，他們去一家溫州的賓館時，那兒拒絕為他們提供房間，因為他們拿不出結婚證。不過這種問題算是很少會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沒人會就此小題大做。外地人在這兒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當地人根本不想理會他們。
那個春天，威利繼續每晚學英語，寫著他的「美國之音日記」：
北約峰會
（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稱為希特勒
（2）日本
西藏問題 新疆問題
反對對內政問題的干涉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表示同性戀並不是由基因所引起
比爾·克林頓 科羅拉州 丹佛
在北約轟炸事件過後，威利的日記條目變得更為混亂了：
1999年5月8日
我們沒有其他的企圖
軍事基地
表達深深的歉意
戰爭罪犯
向中國駐科索沃大使館發射的導彈襲擊使中美關係嚴重惡化
1999年5月9日
據說貝爾格萊德把武器運到中國大使館
中國給予貝爾格萊德-情報
聯盟
人類社會
完成任務——合作
中央情報局
「打倒美國！」「打倒北約！」
威利悄悄離開玉環
那個星期威利不斷地給我打電話。他擔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漸冷卻下來後，我們仍然定期通電話。有一回，他提到說有可能來北京找工作，我告訴他如果他來的話我會盡最大能力幫助他。
但是他決定去溫州再試試運氣。他在那個城市裡參加了一些招聘會，但是沒有人願意聘任一個來自四川的年輕老師，文憑還是來自長江邊上一所沒聽過的學校。有一天，他偶然在報紙上看到玉慶的一所私立學校招老師；玉慶是溫州邊上的衛星城。他去了那所學校，學校的一個女校長接見了他，然後讓他試教一節課。威利總是能在這種場合表現出色：他英文說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說話對他來說很輕鬆。在他試教以後，那個女人決定僱用他，讓他9月份開始來上班。
威利對這個女校長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經驗告訴他不要輕易相信任何的承諾。不管怎樣，至少那所學校是真實存在的：它就在那兒，校址每年都不變。威利覺得這就是個好的標誌。
他考慮得越多，就越意識到，無論如何都不會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
那個夏天快結束的時候，威廉·傑佛遜·福斯特和南希·德魯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為新學期他們會繼續在那兒教書，而威利喜歡這個主意：到最後一刻，校長才發現要找兩個替補的老師。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兩個書包、一部電視、一堆舊毯子、還有一共200美元的積蓄。他們離開了玉環，連一句「再見」也沒有留下。
（註：所有小標題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