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燒書籍。公元前221年，他成為史上第一個稱帝的統治者。他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開鑿運河，並建造了最初的萬里長城。他毀掉一切的經典書籍，包括歷史、哲學和詩歌。他活埋知識分子。在他的統治下，所有中國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種書寫文字。
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議，不僅要毀掉書籍，更要毀掉書中傳達的思想：「如果誰敢在私人談話中談及古詩或文獻，就把他處死。誰要維護舊的一套，拒絕新的事物，就要他滿門抄斬。」
所有這一切，都在100多年後，被一個漢朝的歷史學家記載下來。漢朝是秦朝覆滅後誕生的新朝代。這個歷史學家寫的書叫《史記》，這本書成了往後兩千年的經典。
對於一個研究中國古文的學者來說，依姆雷·加蘭博斯（譯者註：中文名為高奕睿）的出身可謂不同尋常。如果依照他母親那邊的血統，他是個中亞人：他的外公是塔塔爾人，他的外婆是哈薩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爾濱——那是中國東北部的一個城市，長大以後，她往西部遷徙。在烏拉爾山區，她生下了加蘭博斯的母親。這個女孩往西走得更遠，她在莫斯科讀大學，並與一個匈牙利人相愛。接下去的故事還是往西發展：依姆雷·加蘭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統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爾族，四分之一是哈薩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結實健壯，有黑色的頭髮和長長的睫毛。他很靦腆。在電話裡，他寡言少語，甚至只擠出一個字來回答。第一次與他會面會很尷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會驚歎他思維的敏捷；而且你會知道，作為一名敢於創新的學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享有盛名。
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加蘭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內容是關於中國古文字的發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漢字的竹簡，這些竹簡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絕大多數的竹簡是在20世紀後半期才被發掘出來。過去，學者們無法接觸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們只是研究像《史記》一樣的經典，這些經典被歷朝歷代的人不斷抄寫複製，流傳了下來。
這些竹簡刻於秦始皇統治結束後的幾個世紀，然而刻下的漢字依然不是統一的字體。同一個字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一如原始的文化總是缺乏明確的標準。通過這些證據，加蘭博斯建立了一個新的理論。他認為，秦始皇統一文字是歷史的誇大，很可能是人們虛構出來的；其他各種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蘭博斯的論文裡，他記錄到，許多個世紀以來，歷史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個焚書坑儒的故事裡，但他們卻忽略了「那個安靜而持續不斷的過程：對歷史文本進行選擇、複製的過程」。
加蘭博斯的觀點很簡單：審查制度制約了想像力，但創造、篡改的過程可能更具破壞性。 為了完成一個故事，為了在歷史事件中找出意義，你否決了詮釋歷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國像其他偉大文明一樣，在書寫下來的歷史背後，許多故事仍然無法被言說。
在加蘭博斯看來，中國的文字統一過程其實主要是在漢朝完成的。漢朝有記載自己歷史的書籍，還完成了漢字的第一本字典；漢朝對書寫文字的重視，為為日後兩千年的皇權統治打下了根基。「人們談論的是書面文字的世界，」他說：「像拜占庭文明和中華文明，這些文明流傳下來的書寫文獻創造了一個世界，它比真實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義。負責管理古代中國的那些官員，他們是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考察的主要內容就是背誦經典。他們幾乎是生活在一個文字的世界。無論哪一個外來者，最終都會被這種文明所征服，變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終都演變成了『元朝』——老天，他們原來可是不折不扣的遊牧民族，幾乎沒有自己的書寫文字。但在那個時期，他們開始變得像漢人，他們被漢人同化了。我想，這種書面文字的世界是時間長河的紐帶，它使這種被我們叫做『中國歷史』的東西成為可能。」
「中國歷史，並非是人民的數量或者其他的什麼；它是人們創造出來的那個極其龐大的書寫世界。這個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沒了創造它的人們，吞沒了周圍的每一個人。」
加蘭博斯是一個天生的懷疑論者。他對整潔、規則、或是謀劃的事物都表示懷疑，在他看來，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後，通常都是一團混亂的事實。這種看問題的視角也許是遺傳的——他有塔塔爾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無法說清。除了一些簡單的細節，他的家族歷史不詳。他不知道為何他的哈薩克族外婆會生活在中國的東北，以及她後來為何遷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爾族外公相遇，以及他們前往烏拉爾山的路線。
加蘭博斯甚至找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說明他最初進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的匈牙利長大，此時的匈牙利規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須服兵役。高中畢業以後，他就去服兵役，並且很快地發現，部隊這樣的地方容不下一個天生的懷疑論者。他在部隊裡受到了處罰：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區，進行額外的六個月集訓。那段時間裡，加蘭博斯主要擔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裝自己患了疝氣，還做了手術，只是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養時間。那時手術是在條件簡陋的情況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時不時仍能感到腸子裡一陣刺痛。
在疝氣手術之後，他憑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脫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個士兵考取了大學，他強制服兵役的時間就會縮短半年。加蘭博斯申請了多個高校，然而他的申請錯過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個：一個在中國做研究的項目，外加獎學金。他接受了這個項目，覺得這總比在部隊裡再呆六個月強。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這麼捲入到這一整個中文世界來。」他解釋到。
有一天晚上，我和加蘭博斯在北京見面，去喝了一杯。我們的對話轉向了歷史內容。他告訴我，人有一種天生的傾向，會選擇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時間，誇大它們的重要性，然後把它們整合到敘事裡。
「這就是歷史在人們腦海裡形成的過程，」他說：「這些重要的人物和時間構建了歷史。然而，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你要知道，也許這些被記載下來的事件從未發生，或者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當時還發生了許多其他的事情，它們實際上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中國人說，每500或600年，就會出現一個聖人。而實際的情況，要我說可變性更大，也更為複雜；歷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發生。顯而易見，講授歷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總不能就說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發生』。無可避免的，你總要在浩瀚的歷史海洋中選出一些事物。」
我們坐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酒吧裡，這個酒吧靠近後海——後海是北京中心城區的一個湖。這兒是中國首都最後僅存的幾個完好的古老城區之一，而我們身處的酒吧開著一排正對湖面的窗戶。這是個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閃現著岸邊紅色和黃色的燈光。加蘭博斯說著觀念的力量，然後他指向了我。
「這就是中國人對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個記者。」他說。「對於西方來說，你們所創作的任何東西，就是中國。否則的話，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隨意抽取的數字——可能媒體上會公佈一些關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數據，人們看到了或許會想：『哇，這個數據很低嘛。』又或者大家會覺得它很高。但是，你們這些記者對數據做出了解釋，又添油加醋地寫成了新聞報道。如果你寫道我們今晚坐在後海邊上的事情，人們會想：『哇，中國是個很酷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在他們腦海裡形成的過程。然而，你書寫下來的那些，可能與事實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