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8日
我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站最後一個剪報員。記者站又小又擠，只有兩個房間和一個臨時改造的廚房，全部職員包括有兩個外國記者、一個秘書、一個司機和一個剪報員。平時司機和我共用那間廚房。我的東西包括一套剪報用的裁剪機，一把金屬製尺，一張桌子，桌面上壓蓋著一層玻璃。每個下午，外文報紙就會把這張桌子堆得滿滿的。如果我在裡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關於中國的報道，我就會把報紙平攤在玻璃上，剪下那篇報道，把它放進主辦公室後頭那排檔案櫃裡。每個月，《華爾街日報》付給我500美金。
記者站位於市中心的大使館區，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幾英里。我在使館區的北邊租了間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個大雜燴：看起來很舊的磚砌的單位住房，幾條傳統的胡同小巷，還有一間豪華酒店。在行人道邊上的角落裡，佇立著巨大的百事可樂廣告牌，明亮的泛光燈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國首都的這一片區域裡，生活仍然可以過得很簡單。飯館裡提供的午餐不超過1美元，而我騎著單車到處去。當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來，一些年輕的情侶就在百事可樂廣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記者站裡，剪報員已經銷聲匿跡；因為他們已經過時，所有東西都在電腦化中。過去，紙質檔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輕人願意做一份剪報員的工作，是因為它讓人邁進了新聞業的門檻。剪報員有時會協助記者做調查，如果發生了重大新聞事件，可能還有機會做一些現場報道。一般來說，這工作1周只需10幾個小時，剩下充分的時間讓人去旅遊和進行自由寫作。剪報員可以瞭解這一行的規矩，發表一些文章，最終成為一名真正的駐中國記者。我以前在這個國家呆過一段時間，主要是教英文和學中文，但我從來沒有做過記者。我來到北京的時候，帶著三個書包，一疊旅行賬單，一張沒有限定日期的聖·路易斯回程飛機票。那年我29歲。
小小的記者站讓我感覺愉悅——報紙新鮮的油墨香，舊的瓦磚房裡迴盪著我一知半解的語言。記者和秘書說英語也說中文；司機是個高大魁梧的男人，說話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邊整理那些剪下來的新聞故事，把它們分類放入檔案櫃；一邊看著它們的標題欄，想像這就是我日後要學會的那門語言。檔案是按照字母表順序，以主題分類排列的：
民主（Democracy）
民主黨（Democracy Party）
遊行（Demonstrations）
殘疾人（Disabled）
災難 （Disasters）
異見者（Dissidents）
複雜一些的主題會再做細分：
中美——匯兌（U.S.-China-Exchanges）
中美——關係（U.S.-China-Relations）
中美——醜聞（U.S.-China-Scandals）
中美——峰會（U.S.-China-Summit）
中美——貿易（U.S.-China-Trade）
在我開始當剪報員的頭些天，我希望這些檔案能為我的中文學習提供有用的訓練。我經常翻開一個檔案夾，拿著那些泛黃的報紙，讀上幾十個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圍繞著同一個主題。然而不久我就開始只看看標題；過了一段時間，即使是標題我也看煩了。為了個給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悶，我就按照字母表順序讀那些檔案的標籤，想像著一些情節把它們串成故事：
科學和技術（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密和間諜（Secrets and Spies）
安全（Security）
性（Sex）
P開頭的一部分檔案標籤讀起來像個悲劇，整個故事有一種高高在上的筆調，但總共只有六個詞：
政黨（Party）
愛國主義（Patriotism）
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人口（Population）
貧窮（Poverty）
另外一個系列故事跳躍性太大，讀起來深奧難懂：
學生（Student）
風格（Style）
超級大國-新威脅（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Superstition）
茶（Tea）
有一次，我把這個序列故事指給記者站的站長看。他告訴我，遲早所有中國記者都會寫一篇關於茶的報道。
1999年5月，美國的一架B2戰機從密蘇里的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到達布爾格蘭德，往那兒的中國大使館投下了一串衛星導航的炸彈，炸死了三名中國記者。《華爾街日報》為此建立了一個新檔案：中美——大使館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個「中美匯兌」檔案的旁邊。
當炸彈襲擊發生時，我剛好在南京，那是中國南面的一座城市。這是我的第一趟調查研究之旅：我計劃為一家報紙寫一篇遊記，內容是關於這座城市的歷史——南京曾在許多不同時期做過中國的首都。南京這個地方，常常經歷重大事件，然後又退居二線，目睹著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為定局。好些世紀以來，形形色色的軍隊佔領過這座城市，偉大的領袖們來來去去；最後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紀念碑，什麼也沒有留下。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種歷史的記憶。
這個城市到處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樂皇帝讓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塊碑，以此來紀念他的父親、明朝的創始者。1421年，永樂皇帝遷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們把那塊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們是沒想出什麼辦法來把那東西運走。
當我去參觀那座石碑時，周圍只有稀落的幾個遊客。採石場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滿了新長的枝葉和低低的灌木叢。那座被遺棄的紀念碑由三個部分組成：寬大的底座、拱形的頂部、石碑本身。這個石灰石做成的龐然大物佇立在那兒，像某個心不在焉的巨人隨手把它扔在那兒，然後就走開了。紀念碑長147英尺，相當於三層樓的高度。幾個世紀以來，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跡，看起來就像小孩的寫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跡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沒有人來刻寫當初計劃好的悼詞。參觀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沒有任何圍欄。
一個叫楊君的年輕女人在售票處工作。她今年20歲，是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在這個國家裡，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正潮水般地湧進城市：有超過1億的中國人離開家鄉，大部分是到東南面新興的工廠城市去。社會學家形容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和平遷移。這就是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一代人畫出了中國未來的輪廓。
在這歷史性的時刻，楊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塊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當我問起她關於石碑的事情時，她看起來很不耐煩，只是飛快地念出一堆數據：石碑寬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遷徙的工作估計需要10萬人；它重達兩萬六千噸。我問她這兒遊客多不多，而她瞪著我，好像覺得我是個白癡。「遊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聽起來像是對我的控訴：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試著換一個角度。「有沒有人從石碑上面掉下來？」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兩個人，」她說：「有一個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個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個是剛剛被女朋友甩掉。後來他還活下來了，而那個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們又閒聊了一會兒。那個年輕的女人不斷回到死人的話題，透露著那些一模一樣的細節：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試圖自殺的人活了下來。當我離開那兒的時候，楊君看起來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訴我，那個傷心得試圖自殺的男人跳下來後破了相，一輩子都沒法復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筆記本收集各種東西：談話的片段、博物館的門票、隨意的觀察記錄。在中山陵的頂端，一個英文標誌吸引了我的視線：
整座陵墓的地圖看起來就像一個警鐘，代表了孫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鬥爭精神，代表了他為喚醒民眾和拯救中華民族、拯救中國所付出的貢獻。
在推翻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運動中，孫中山是至為重要的領導者。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是清朝，其統治持續到1911年。在中山陵裡，小商販們售賣一套中國領導人的紀念章；這些中國領導人被人民共和國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三位中國領袖：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每個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條他最著名的口號，小商販的硬紙板上整齊地排列著那三個句子：
天下為公
為人民服務
實事求是
這就是20世紀理想主義所留下的軌跡，濃縮在13個漢字裡。現代的手工藝品常常是這樣；他們把混亂不堪、眾聲喧嘩的過去簡單化了。在南京博物館，我買了一張圖表，上面的標籤寫著「中國古代史概要」。這張圖表按照歷史時間的順序，畫成螺旋形狀。所有事物都從中心點開始，那小小的一點上標注著「元謀人」。元謀人生活在170萬年前。元謀人之後，北京人出現在了時間軸上，然後圖上忽然一個轉彎。到夏朝的時候，時間軸剛好畫完了一圈。
商朝和周朝緊隨其後，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狀的圖表每轉一圈就變大了一點，像是在不斷加速之中。每到一段歷史的終結，例如一個朝代、一段戰亂時期，圖表上就會出現一條標誌線和一個黑色的「X」，隨後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這個螺旋形圖表沒有分支，也沒有終點。螺旋形圖表轉了三個大圈，才從元謀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裡時間軸終於打破了圓圈，伸展開來，指向圖表的上方，並最終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個朋友正在吃晚飯，忽然聽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陣喧鬧。當我們付賬的時候，遊行的人們已經在外頭一湧而過了。隔著一條街，仍聽到他們的聲音在黑夜裡迴盪。
一些外國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來嚇呆了——像南京這樣的城市，從未聽說過會有大型的街頭遊行示威。其中一個外國人告訴我，昨天深夜，北約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北約宣稱此次轟炸事件是一個意外，但有些中國人在此次轟炸中喪生。這條消息剛剛才在中國國內廣播。
被遊行驚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沒有汽車，沒有單車。我意識到要跟進這個事件，呆會兒打電話向記者站報告；我就跟著示威人群後頭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們喊叫的口號就聽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美帝國主義！」
我沿著街道慢慢跑過去，身邊都是遊行的人，肯定有幾千個。他們舉著標語和中國國旗，喊完了口號，他們就開始唱中國國歌。忽然人群開始奔跑起來，到了一個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漸放慢了腳步。在那個環形交叉路口正中間，佇立著孫中山的塑像。
我混進遊行的人群裡，想看一段時間遊行，再找個人採訪一下。那些年輕人瞪了我好一會兒，不過他們的注意力隨後就回到了遊行和喊口號上面。一個學生喊了一句，然後其他人跟著喊：
「打倒北約！」「打倒北約！」
這情形讓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過的那些中國學生——在上課之前，他們齊聲地朗讀課文，以便把課文熟記下來。而這些遊行的人看起來也像我以前的學生：他們絕大多數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輕人，戴著眼鏡，穿著系扣的襯衫。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向前走，拐了個彎，又拐了一個，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來都一樣。人群又開始奔跑起來，我以為我們快到達某個目的地了。然而過了一會兒，我們又慢了下來。再拐了好幾個彎以後，我終於認出了一個標誌：孫中山塑像。我們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選了走在我左邊的一個學生——一張友善的臉，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冒著汗——我問他我們要去那兒。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後轉向了我。
「你是哪國的人？」
我告訴他我是一個美國記者。
「打倒北約！」「打倒北約！」口號聲此起彼伏。
「對貝爾格萊德發生的事件，你有什麼看法？」那個學生問到。
「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說：「我只是在這兒報道這個抗議活動。」
「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美帝國主義！」
「你的政府必須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戰爭，」那個學生說。「為什麼美國一定要做世界警察？」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聳聳肩，表示抱歉；我沒有預料到會在南京和人談論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時候，北約為支持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人，開始了轟炸行動。這些穆斯林因為在科索沃地區要求更多的自治權，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襲擊。早在中國大使館受到炸彈襲擊之前，中國國內的媒體——它們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堅決地反對北約的行動，為南斯拉夫總統斯洛博丹·米洛捨維奇辯護，稱他是「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中國看起來像是主要在擔心科索沃問題有可能對台灣、西藏、新疆的獨立運動造成影響。
當我們一路前進時，學生們走到我身邊來，一個接著一個。開始的時候，他們很有禮貌——毫無例外的，他們都告訴我這次遊行不是針對個人的，他們不會因為我是美國人就怪罪我。通常他們會好奇地看我的反應，不過他們主要是想向我表達他們的想法。他們知道這次襲擊是有預謀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彈；這些炸彈來自3個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從何而來，不過所有人都這麼說。3枚炸彈，3個不同的方向。這不可能是意外。美國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
「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美帝國主義！」
有一個年輕人告訴我，他叫吳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名在讀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學生都拒絕告訴我姓名，而吳明是中國媒體上一個常見的筆名（它的讀音聽起來就是「無名」的）。然而這個學生看起來最為真誠，他問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寫下來。我很高興地把我的筆和紙遞給他；因為一路在喊叫和行進中記錄，我已經開始頭暈眼花了。
這是春天裡一個溫暖的晚上，天氣還未變得炎熱，但路邊的樹已經長滿了葉子，新生的枝葉伸展出來，形成一片綠蔭。南京還有古城牆，我路過時匆匆地看了它兩眼。夜晚的古城牆隱隱地呈現出深黑色，頂天而立。到處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著那些示威者——現在他們已經有了一定的節奏。堅定的喊口號：一聲叫喊，一聲鼓響，眾人的齊聲喊叫；一聲叫喊，一聲鼓響，眾人的齊聲喊叫。我們向前走，然後忽然跑起來，然後我們繼續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腳步加快，吳明就放下了手裡的筆。有一次，出現了一條新的口號：
「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確定我聽到的對不對，於是我問吳明，人們在叫什麼。「不吃肯德基。」他說。我們在一家肯德基的連鎖店前放慢了腳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譯，就是「肯德基」；然後人群又往前湧去。過了一會兒，我看到了南京大學的大門，然後是麥當勞那金色的拱形標誌。
「不吃麥當勞！」「不吃麥當勞！」
後來我才知道，中國的各個地方都發生了遊行示威——這是自文革以來最激烈的反美遊行。在北京，共青團組織了好幾隊的大學生，用公共汽車把他們送進大使館區。學生們就在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所屬區域遊行。國家電視台新聞播放了北京遊行的鏡頭，全國的學生們很快就組織了起來。在四川的省會成都，遊行抗議的人放火燒了美國總領事的家。他們用鐵的自行車座，猛力地擊打領事館的防彈門，試圖把它砸破。在北京，學生們往美國和英國領事館投擲石頭、磚塊和墨水瓶。這種肆意毀壞公共實施的行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館，其中包括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很顯然，由於是阿爾巴尼亞這支少數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約的行動，學生們為此感到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國家的政治中心了，這個城市沒有任何的外國大使館或外國領事館。好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們的遊行隊伍仍然在市中心兜著圈，尋找著目標。有時我們向前走，有時我們在麥當勞的金色拱形標誌前停下，大聲喊口號。當吳明把我的筆記本還給我時，我把它們放到口袋裡；當重複的事情一再發生，就沒什麼必要記錄下來了。拐一個彎，一陣猛跑，再拐一個彎：孫中山塑像。另一個學生靠近我說話：美國科技、三枚炸彈、三個不同方向。打倒美國，打倒北約。三個不同方向，三枚炸彈。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們向前走，我們奔跑。還是孫中山塑像。
另一群遊行的人在南京大學旁邊的麥當勞連鎖店門口，向安靜地坐在長凳上的羅納德·麥當勞發起了攻擊。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間麥當勞的一名員工談話，她告訴我說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麥當勞叔叔砸爛了。中文直接把羅納德·麥當勞叫做「麥當勞叔叔」。跟我談話的員工看起來很緊張，她說今晚他們就會暫停營業，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發生。外頭，一片明黃色的玻璃纖維還粘在凳子上，那是麥當勞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國主義！」
幾天之後，我讓《華爾街日報》的中文助理幫我看看吳明草草寫在我筆記本裡的評論。可是她無法辨認出一句完整的話。
遊行的第二天開始，已經沒有必要再問人們任何問題了。如果我站在路邊，人們就會走上來，對話通常都是這樣的開頭：「你來自哪個國家？」通常，人們會對我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直到我終於聳聳肩走開。對我來說，頭天晚上的興奮感已經逐漸消失了；追蹤尋找信息和讓信息追趕著你，這可是兩碼事。我想告訴人們，我只是一個剪報員——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記者，我也無法發表中國人對我說的那些生氣的話語。
一夜之間，餐館和商店門口紛紛掛起了紅色的國旗；一整天，學生的示威隊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電視直播一直在滾動播出：在貝爾格萊德被炸毀的大使館，三名喪生的中國記者的照片。國家的媒體形容此次襲擊是蓄意的，是「美國領導的北約」所做出的軍事行動。北約和美國都發表了聲明，宣稱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場意外，但這些聲明都沒有在中國國內的新聞裡報道。如今還不清楚中國政府會如何應對這次襲擊事件。
那天下午，我試著繼續為我的那篇關於歷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鬆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是為了紀念1937至1938年掃蕩了整座城市的屠殺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軍隊佔領了南京，強迫國民黨政府丟下首都，逃往內陸。攻城取勝之後，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殺害、強姦平民百姓。
60年過去了，歷史學家仍然為當時的真相而爭論不休，而死亡的數字則成了敏感的話題。中國的學者聲稱死了30萬人，但很多國外的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數據有所誇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組織徹底地否認了曾經發生過大屠殺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對來說中立一些的日本歷史書，也寧願稱這次事件為一次「意外」。對中國人來說，它仍然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最深的傷口；中國人討厭由外來者告訴他們，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紀念館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寫成標語：
不要忘記歷史
過去是未來的指引
有許多巨大的標誌牌，上面沒有一個字，只寫著：
300,000
在紀念館的主廳裡，玻璃櫃中陳列著遇難者的骨骸。展廳的另一部分陳列著黑白照片，這裡展示了士兵如何極有天分地記錄下他最惡劣的時刻。很多日本的軍人愚蠢到照下他們惡行的照片，然後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館沖洗。中國的技術人員把翻曬的照片拿給外國的記者，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殺的確鑿證據之一。
我慢慢穿過那個靜悄悄的、掛滿了照片的展館。在展廳的一個角落，我發現自己正在凝視的三張系列照片，是一個中國男人被砍頭的過程：一個跪著的身影；一把舉起的砍刀；一顆頭顱在灰塵中滾動，像一個毛茸茸的球。然後我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在南京做更多這樣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館，外頭是空闊的院子，我坐了下來。我想離開南京了。這時候遊覽一個陌生的城市，顯然不太明智；而寫一篇遊記是我此刻最不願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車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樣的旅途將充斥著一通通憤怒的對話。我獨自坐在長長的石凳上，試著讓自己鼓起勇氣，然後走出紀念館，回到城裡去。
在庭院中間，有一群鴿子在太陽底下搖搖擺擺地走著。這些鴿子也屬於紀念館，有一個館員專門負責飼養它們。這男人豎了個臨時的標誌牌，一塊木板上龍飛鳳舞地寫著幾個大字：
請勿捕捉和驚嚇鴿子，請勿大聲喧嘩。
我走過去，讀招牌上的字。鴿子的看護人和我攀談起來。他的名字叫做龔邦興，今年60歲；他從當地的一家玻璃廠退休後，就幹起了這個飼養鴿子的工作。他一個月賺8塊多美金。他喜歡說話，而他唯一想說的話題就是鴿子。聽到別人說鳥的事情，我還從沒有這麼開心過。
龔先生告訴我，這些鴿子對紀念館很重要；因為坦白說來，大屠殺的展覽是壓抑得令人窒息。
他說，如果其中一隻鴿子生病了，會很快轉染給其他的鴿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時間清理羽毛和鴿子屎。這不是個輕鬆的活兒，但他喜歡。我問他紀念館裡有多少只鴿子。
「一百多隻，」龔先生說：「但確切數目我說不準。我害怕去數清楚——這麼做是不吉利的。萬一我有天再數，發現數目不對了怎麼辦？那樣我會擔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筆記本裡寫上了他的聯繫方式，要我如果以後再來南京，就和他聯繫。他穿著一雙很大的黑色橡膠鞋，戴著頂土黃色的帽子。帽子的邊緣有一點白色，是鴿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向我提到北約轟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種解脫。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記者站裡積滿了報紙。我略過所有關於外國的新聞，只看關於中國報道的標題：
政治宣傳——烽火四起的遊行抗議凸顯中國根深蒂固的歷史特性
騷動背後：中國人扭曲的世界觀
對美國的憤怒在中國各省蔓延：轟炸大使館事件為緊張氣氛火上澆油
記者站也訂閱了《中國日報》，這是共產黨的英文報紙，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來：
人民被這樣的罪行激怒了
霸權主義注定會失敗
調查：大使館轟炸事件是蓄意而為
每晚7點，我和記者們一起收看中國的新聞。我們也收聽國外的廣播，不時要檢查一下收音機的天線，信息總是斷斷續續。北約宣稱他們原本是要轟炸南斯拉夫軍隊供給系統的總部，但是他們拿的是一份舊地圖，上面標的地點是錯的。在遊行開始的第一天，中國最有權力的幾個領導人都沒有發表公開聲明，也沒有露面。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傑（James Sasser）和他的職員們一起，被困於北京大使館內，分吃供給海軍的食物；外面的抗議者們不斷向大使館扔石頭、磚塊和墨水瓶。中國的警察在大使館門口站成一排，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等待著他們尚不清楚的上級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個高級官員第一次對外發表講話。這個副總書記級別的人並不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錦濤——黑頭髮，黑西裝，深色的領帶，緊張的眼神。此時正是中午：這是一次特別的全國廣播。在他短短的講話裡，胡並沒有提到關於遊行抗議的事情：
「我們相信廣大的人民群眾會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考慮好整體局面，有序、守法地進行各種活動。」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軍來到了美國和英國大使館外，把這兩棟建築圍了起來。很明顯，最糟糕的時間已經熬過去了。第二天，克林頓在白宮前面發表電視講話，第一次用到了「道歉」這個詞：
「我已經向江主席、向中國人民道歉。但我認為，區分開一個釀成悲劇的錯誤和一次蓄意的種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國國家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播放了克林頓道歉的片斷。然而當克林頓說完「向中國人民道歉」，後面的就被剪掉了——沒有提到任何關於「種族清洗」的內容。12日，美國大使終於可以走出大使館。那一天，3名遇難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電視新聞從機場開始：莊嚴肅穆的音樂，一臉悲傷的官員，淚流滿面的親屬。中國媒體從憤怒轉向了悲傷；最後，這件事終於成為過去。新華社——中國政府的英語新聞機構，出現了這樣一條新聞：
北京（新華社）——中國革命博物館負責人馬軍海（音）今天說，上週五由美國領導的北約所策劃的炸彈襲擊中喪生的三名中國記者，他們的遺物將由博物館收藏。
「這些東西確實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它們有著非常大的教育意義。」他說：「……這些遺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書包，鋼筆，筆記本，還有錄音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翟惠生，今天給我看了他那兩名喪生同事的書包。那書包仍然散發出強烈的火藥味道。」
我不喜歡離開記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盡量在記者站裡拖延時間，嘗試找到一種分散精力的途徑——再看一個新聞節目，再讀一個新聞故事。但事實擺在那兒：對於這份500美元一個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時間。而我那200美元一個月的公寓房間，同樣有它的限制：沒有電視，沒有空調。那個廚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沒有從美國帶什麼書來。無論我願不願意，我都必須要在戶外呆很長時間。
吃飯是其中最難受的一件事。在中國，過去我總是喜歡到便宜餐館去，那兒有種親切感；我也喜歡泡在麵店和茶館裡，這是我學習中文的一種途徑。但是我現在學會了一種新的肢體語言：我總是低著頭，擺出一副笑臉，試著讓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說話，我都點頭；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話我也一樣。有時，人們會說到台灣問題，他們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還有各種外國勢力過去如何侵犯中國。有些中國人對我說，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礎。每當有人問我國籍時，我都誠實地回答他們——我打算在這兒住下去，任何的謊話都可能給以後帶來麻煩。
我主要是去雅寶路上的餐館吃飯，這兒是記者站到我家的必經之路。雅寶路是俄羅斯人的地帶——從前蘇聯和中亞地區來的商人都聚集在這兒，做批發服裝的生意，這些服裝都是中國工廠製造的。對於一個希望避免受到關注的白人來說，雅寶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帶是最好的選擇。但我也並不能輕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羅斯人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顯然是以前被打斷過。他們的眼窩像被什麼重東西壓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壓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後勁。他們把現金裝在一個塑料小袋中，用皮帶捆紮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這一帶主要是俄羅斯商人的交易地區，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數民族在雅寶路出沒。這兒多數的餐館和商店都是漢人開的，還有一些是當地的穆斯林開的。在轟炸事件過後，我發覺這些穆斯林開的餐館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國人在那兒吃飯，他們故意來找麻煩的幾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會對北約在科索沃的軍事行動感到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進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餃子館。當我走進去的時候，裡面吃飯的人中止了談話。有三張桌子坐的是漢人，另外一張坐了兩個維族人——維族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於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認得其中的一個維族人；過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館碰見他，但除了一句簡單的「你好」，我們就沒說過什麼了。在雅寶路有很多維族人，通常他們做貿易的中間商。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有些維族人看起來就跟我一樣，都像外國人。
我一個人坐下來，叫了些水餃和一瓶啤酒。女服務員拿著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餃走過來，向我微笑。沒過多久，就有一個中國人說：「你來自哪個國家？」
我回答了他，然後所有人都抬起了頭。發問的那個人繼續問道，為什麼美國人必須要擔當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個吃飯的人開始說起關於鴉片戰爭的事。還有一個人開始喋喋不休，說的就是那個無法避免的話題——科技。
「既然美國是這樣發達的一個國家，它怎麼可能說此次轟炸是一樁意外呢？」他說。「他們竟然宣稱是用了一幅舊地圖的緣故——豈有此理！」
我承認我對這些事情同樣感到疑惑不解，然後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轉移到水餃上去。那個男人再次重複他的問題。「美國人可以從太空上看到任何的東西，」他說：「有這樣先進的科技，怎麼可能搞錯了轟炸的地點？」
我雙眼盯著眼前的水餃，希望這個人會感到問下去很無聊。他還要說什麼，那個我認得的維族人開口了。
「有這樣先進的科技，」他說：「美國怎麼可能只殺掉三個中國人？」
餐館裡變得十分安靜。這人問維族人他是什麼意思，維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說，如果美國是這樣發達的一個國家，有這麼先進的科技，」他說：「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殺掉不只三個中國人。」
「廢話！」其中一個中國人嚷嚷：「你說的全都是廢話！」
然而維族人還在繼續說。「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癡一樣，還相信電視上所講的一切。」他說。「如果美國人想殺中國人，你現在就已經死掉了。」
其他人紛紛反駁他，爭吵持續了10分鐘。被遺忘在一邊的我，安安靜靜地吃完我的水餃，付了帳單。正當我要離開的時候，那個維族人走過來，介紹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張小紙片上草草地寫下了名字和手機，並邀請我有時間和他一起來吃晚飯。所有人都默默地看著我們。當我走出飯店、踏進夜色的時候，飯店裡的爭吵聲再次響起。
那一個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會面。我會打他的手機，和他約時間一起在雅寶路吃晚飯。我倆從來都沒有去過彼此住的地方。對於住所，我們都太「驕傲」了。他就在那個餃子館旁邊租了個房間，相當簡陋，他要到街對面去上洗手間。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間堵塞的時候，我就要走去街那頭的瑞士酒店。我們說的話也不是很多，但我們的交情來自於一個事實：我們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
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寶路，他靠賺取差額來做生意。像很多維族人一樣，他語言能力很強；新疆是這個國家種族最多的地方。在那個地區，除了漢族以外，一共有13個民族聚居，維族人有8百萬左右，是那兒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這個民族叫做「維吾爾」，在英文裡，有時會寫作「Uyghur」。）波拉特會說維語、漢語、俄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和土耳其語。他靠自己的語言技能，在中國批發商和外國商人之間充當中間人，替他們談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兌換美金。有時，他一次就兌換好幾萬美金，賺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過，私下的現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轉移如此大筆的現金也是危險的事情。1999年，有兩個維族錢商就在雅寶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願做一些名牌服裝的生意。
他四十五歲左右，從1990年就開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處跑，常常是在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那些年頭，一般的中國人要拿到護照和簽證是很困難的事，不過波拉特學會了如何通過適當的賄賂拿到他適當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兒的語言與維語很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兒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試圖把新疆葡萄從西藏運到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去，然而在尼泊爾邊境他被季節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壞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憶：德黑蘭的一個藝術品經銷商和波拉特說，他可以靠賣伊朗發現的古代中國畫賺很多錢，波拉特被他說服了；然而後來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畫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國的。那次買賣波拉特損失了一筆錢，然後他就開始專門從事服裝貿易了；但要牽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總是會有風險。1993年，在存款已經累積到1萬美金的時候，他把絕大部分的錢都押到了一次陸運的貨物貿易中，那次所運載的貨物是中國製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薩克斯坦。他的錢都沒了。有蟲子鑽進了裝貨的木板箱。
1997年，波拉特來到了北京，開始在雅寶路上做一名中間商。這一帶已經成了黑市服裝批發商的交易中心地帶，那些衣服都是中國東部和南部的工廠生產出來的。外國牌子在裡面最受歡迎：樂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湯米·席爾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發商們賣的是冒牌貨或者工廠的廢品，然而只要標籤看上去像真的，就沒什麼關係。諾蒂卡（Nautica）、阿迪達斯（Adidas）、天伯倫（Timberland）。這些牌子的便宜貨在俄羅斯和東歐賣得很好——只要中亞廣闊的地帶邊界之間總是模糊不定，而外來者永遠都分不清那兒的少數民族。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塔塔兒人——他們全都到雅寶路來了。雅寶路一帶基本沒什麼女性出沒。街頭矚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羅斯人、蒙古人、漢人；當商人們快談好一場生意時，她們就在餐館外頭慢慢地踱過去。
波拉特幾乎什麼都賣。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筆生意，把兩卡車假的555牌鞋子賣到一個商人協會去，那個協會的人來自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賺了兩千美金。還有一次，他幫一些俄羅斯的商人，買到了一批冒牌的諾迪卡服裝，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廠生產的。那一次他也賺了不少錢。對他來說，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還遊說了一些俄羅斯商人，讓他們買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廣東的工廠生產的，胸罩上面貼著「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時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賺0.25美金。
照我看來，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錢生意人的樣子。他穿著簡單，談妥了一單生意以後，他也不會像雅寶路上的其他中間商一樣，開始向大家吹牛。那一類人屬於最純粹的商人，做冒牌貨的生意，賺取中間的差價，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們說的話當真。不過波拉特似乎和他們不太一樣。他有一頭黑中帶白的卷髮，眼睛是棕色的，看起來有些憂傷。他不常笑。他的膚色是深棕色，下顎有著硬朗的輪廓，還有一個中東人的高鼻子。當他真的笑起來時，他的臉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經常用一個中文詞「假的」，他對他販賣的那些東西鄙視至極。按他的話來說，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廢物，是糞便——都是「假的」。我們認識後不久，他有一回閒聊中提到，本來他是在新疆的中學教維語和維族文學。他如此貶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當初為什麼不繼續做老師。他有一種粗獷的帥氣，然而它的雙頰線條如此分明，像被刀削過一般。他稍有一點發胖。他總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我不知道他賺的錢怎麼用。
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請我和另一個商人吃飯。我們在北日壇路一家小小的維族餐館碰面，那兒已經成了我最喜歡的地方。那家餐館前面有一個寬闊的露台，我們可以在那兒吃飯，看著商人和妓女在街頭走過。通常，我們會喝燕京啤酒。餐廳老闆會從露台下來，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個井蓋打開，拿出兩瓶啤酒。井裡的涼水相當於餐廳的飲品冷藏設備。在那兒吃飯很便宜。
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來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臉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長長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細細的鬍鬚，身上穿著廉價的灰色西服。他來雅寶路買批發衣服，波拉特給他介紹中國的賣主。
「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語或漢語和你交談，」我們握手後，波拉特說。「他還想問問你，我們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
白酒是中國的一種穀物的酒類，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為喜歡它的味道。我不情願地答應了，然後餐館老闆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們桌上。我猜這個年輕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過絕大多數的中亞商人都很會喝酒。他們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鄉了。
在我們這一桌，語言不停地轉換著，波拉特是中間人。他和那個年輕男人說土耳其語，當他轉過來和我說話時，他用漢語和我談論大使館轟炸事件。他一直惦記著這件事——遊行抗議都將近過去兩周了，但他還是不斷地說起，還經常是和陌生人討論這個話題。早先他在餃子館的忽然爆發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他喜歡激怒漢人。
「他們腦子有問題，」在給我們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後，他說。「那些學生全都很蠢，他們什麼都不懂。」
「北約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嗎？」我問他。
「我當然同意。因為阿爾巴尼亞人是少數民族，他們就被殺掉了。我聽美國之音的廣播，我知道那兒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是一個新疆的維族人。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我點點頭，但他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明白了嗎？」他說。
「我明白。」我回答。
「很多事情，要公開地在北京這個地方說，是很困難的。」他說：「明白了嗎？」
「我明白。」我回答。
他仔細地盯著我看，然後笑了，向我舉杯。我們三人都把杯子裡的酒一飲而盡，像所有剛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樣做了個怪臉。那個阿塞拜疆人通過波拉特問我，美國人通常喝不喝這種酒。我搖搖頭，然後波拉特說起了俄羅斯人喝酒的習慣。這是「國際對話」間最容易談論的話題，我們三個人都有俄羅斯人醉酒的故事，結果雖然我們分別從維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國人的角度講，講出來的故事相似度卻驚人地高。波拉特負責在我們之間翻譯故事。年輕的阿塞拜疆人評論說，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沒有俄羅斯人厲害，但最擅長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長喝酒的俄羅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驕傲地說明了這一點。服務員為我們端來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著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戀戀不捨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蓋。
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了維族人身上，波拉特說有一些維族人長得像歐洲人。「我最好的一個朋友是金髮的，」他告訴我。「他看起來比你更像外國人。他看起來太像外國人了，有時他甚至在中國的電影裡扮演外國人。你有沒有看過電影《鴉片戰爭》？」
我點頭。這部由政府投資拍攝的電影1997年公映，那時正好快到香港回歸的日子。那一年愛國主義大行其道，整整兩小時，那部電影充斥著邪惡的英帝國主義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國人。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個鏡頭，一個外國人被中國人割斷了喉嚨？」
「不太記得。」我說：「不過我應該看過的。」
他說我不可能錯過那個鏡頭——就在螢幕的正中間，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嚨割斷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後來還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資的電影，主題是慶祝澳門回歸的。
「在那些愛國影片裡，有一些維族人和哈薩克人經常負責扮演外國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釋道。「戲分比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國人來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維族人和哈薩克人扮演。」
「他們的酬勞高嗎？」
「不是特別高。我的朋友賺了3000塊錢。不過那也不是什麼辛苦活。」
3000元相當於不到400美金。當我問到波拉特喜不喜歡看那些電影時，他大笑起來。
「當然不喜歡。」他說：「你知道他們拍的那些關於中國歷史的電影——全都是假的。事實並不是那樣。」
當我們在用中文交談時，年輕的阿塞拜疆人安靜地坐在一旁，不過他看起來似乎在認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繼續說下去：「我情願看美國電影。」他說：「教父系列的電影是我的最愛。德尼羅演的電影我都喜歡。」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馬上意識到他和那個演員長得還有幾分相似：風塵僕僕的樣子，硬朗的下巴，眼睛裡蘊藏著一種力量。他是維族版的羅伯特·德尼羅。那個年輕的阿塞拜疆人還在盯著我看，最後他終於和波拉特說話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說：「你是個猶太人嗎？」
坐在穆斯林的餐館裡，這個問題讓我大吃一驚。那個年輕人探身過來，波拉特解釋到：「他說你長得很像猶太人。」
「我不是。」我說：「實際上，我是個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國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羅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話翻譯過去，年輕人的臉顯得很失望。他們說了一連串的土耳其語，然後波拉特向我解釋道：「我朋友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他自己是猶太教徒。」
「啊，」我說：「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猶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說，然後他再次向我們舉杯。
波拉特是第一個讓我聯想到中國的面積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維族人和漢族人放在一起比較，看他們的地理，文化，語言，歷史——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像來自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們就像是在一個國家裡相遇的南極和北極。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遠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佔地面積是整個中國的六分之一，相當於阿拉斯加州和紐約州加在一起那麼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積最廣闊的沙漠。那兒的古代歷史仍然不詳，最早的居民是遊牧民族，沒有留下什麼書寫記錄。偶爾，一些早期的中國朝代會在那兒駐軍，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適合漢人傳統的耕種，帝王們並沒有持續地控制這片區域。直到公元9世紀，維族人的祖先才開始在那兒大規模地聚居。不過，他們通常都生活在綠洲上，把廣闊的山脈和沙漠都留給了遊牧民族。
維族人常常做中間人。他們用維族的表音符號，教會了蒙古人書寫（早期維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歐的字母）。他們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亞勢力之間的調停人。維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實用的，當新的軍事勢力興起時，信仰常常就相應改變：在不同時期，維族人信奉過薩滿教、摩尼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還有佛教。在公元10世紀，他們開始信奉伊斯蘭教。從那以後，將近1個世紀的時間，他們不再使用「維吾爾」這個詞來形容他們這個族群。他們的書寫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儘管中國人很為他們歷史的延續性驕傲，維族人的許多基本特質卻是不斷變化的：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書寫，他們的宗教，還有他們的政治同盟。不過他們似乎總是能在夾縫中生存下來。在現代社會，他們這種特質還是很明顯；每個中國城市都可以看見做生意的維族人。通常，他們開餐館或者賣一些新疆的特產，像葡萄乾和蜜瓜之類，他們還控制著現金的黑市交易市場。在中國，少數民族的成員在漢人掌控的經濟體制下佔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見的事情。有些雅寶路上的商人曾告訴我一句維族人常說的話：「當美國人登陸月球，他們發現有個維族人在那兒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語言建立起來的友情——我們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經常來餐館的維族人說什麼，但他們的肢體語言很有表現力。他們長得比漢人壯，走起路來一搖一晃的。他們握手很用力——這在中國是很少見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張桌子，那兒的維族人就會站起身來。他們拒絕吃豬肉。他們喝酒很厲害——看來伊斯蘭教某條禁令並非根深蒂固。他們的長鼻子曬成黑紅色，眼神銳利，整個人顯現出一種體格上的自信與優越，通常讓一般中國人感到緊張。零星的幾個來維族餐館吃飯的中國人，總是自顧自地吃，從來不會多管閒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邊，我也是一樣。特別是有個身形巨大的維族人，兩條眉毛濃得嚇人，一看就很會打架，我可一點兒也不想挑戰。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他剛談成了一筆大生意，把50萬隻天津製造的避孕套銷往烏茲別克。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就像「月球上的維族人」那樣讓人印象深刻。另一個晚上，這個眉毛很濃的人在餐館裡呆到凌晨，和另一個維族人一起喝著伏特加酒。他們倆把酒喝完以後，就開始用煙頭輪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後來，他們倆每次見面，就會握手並拍拍對方帶著傷疤的手腕，呵呵笑著回憶起那個見鬼的夜晚。
現代的日子對維族人來說並不好過。18世紀，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圖把這個地區納入自己的疆域。當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終於在1884年吞併了這個地區，並改名為新疆（新的邊疆）。1911年清朝覆滅，新疆就像這個帝國的不少區域一樣，面臨著流失的危險。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開始爭取獨立，並稱他們自己為「維吾爾族」——這個名字已經將近1千年沒有用了。1944年，正當國民黨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與共產黨人的鬥爭削弱了力量時，北疆的一群維吾爾、哈薩克和白俄人進攻並打敗了當地的中國衛戍部隊。叛亂者宣佈成立一個多民族國家，名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接下來的五年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基本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進行活動，並與蘇聯建立了密切聯繫。但蘇聯人從未給予他們公開支持，蘇聯人很可能是將新生的共和國看作未來與中國內戰勝利者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是在邊緣求生存的風險：強大的鄰國總會拿你當棋子利用。1949年，共產黨人控制中國後，他們邀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最具魅力的幾位領導人來北京開會。這些領導人離開新疆赴蘇聯阿爾瑪.阿爾塔搭乘飛機，從此再無音信。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了新疆，中國人宣佈那架飛機墜毀了。許多維吾爾人相信，他們的領導人實際上是被處決了，成了毛澤東和約瑟夫·斯大林之間秘密協議的犧牲者。
新疆從此一直處於中國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區域發現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氣貯備，移居去那兒的漢人數量激增。很多維族人的騷動是出於一種恐懼，他們擔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寶路，我觀察著那些商人：中亞人，中東人，還有其他我辨識不了國籍的人，想知道他們中有多少是來自那些少數民族，那些在大國歷史的邊緣進進出出的民族。通常，維族人的命運不是由語言、文化或傳統所決定的；某個大國領導人的一時心血來潮會更具份量。蒙古最近宣佈獨立了，如果新疆當初是落入蘇聯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裡，就有可能走上這樣的道路。在中亞的大博弈中，維族人是其中一個失敗者。
在我與波拉特混熟了以後，他告訴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親加入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軍隊。像軍隊裡的許多同伴一樣，他父親的左肩上有一個步槍圖案的紋身。帶著那樣的紋身進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險的；「文革」結束時，他的父親成了跛子。波拉特說他希望在真實的維族歷史中，能記下這一段事情。他也想寫下自身的經歷，其中包括1985年因為抗議中國法律而入獄的事情。他告訴我這就是他不能繼續在新疆教書的原因；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他離開了那裡。他還說，他存了有4萬美金；他發誓，在不遠的將來，當存夠了錢而時間上也合適的時候，他就會想法子逃到美國去。
我試著寫下那篇關於南京的旅行日記，然而最後我還是放棄了。我自己承擔了那次旅途的費用，把我的失敗歸結於去的時間不對，然後我就忙其他的東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館轟炸事件已經變成一個遙遠的回憶了。有時，中國人會在交談中提到這個事情，但他們極少會為此展開討論。當他們果真深入的討論這個話題時，他們失望的情緒似乎比憤怒要濃，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國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們為大使館的損毀所做出的賠償。我碰到的中國人幾乎沒有認為那次襲擊是偶然事件的。
在記者站剪報的時候，我時不時就會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蹤報道。7月份，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局長喬治·特內特在國會面前作證。他承認，北約轟炸行動有900個目標點，其中只有1個地點是由美國中情局負責調查研究並決定的：中國大使館。特貝特強調說是因為那份過期的地圖導致的錯誤。
3個月以後，倫敦的一家報紙《觀察家報》，發表了一篇調查文章，宣稱實際上那次轟炸是蓄意的。那個新聞故事的依據是對三名在歐洲的北約官員的採訪，三人接受採訪的條件都是報道時必須匿名。他們說，美國軍隊的官員故意要轟炸中國大使館，因為中國大使館偷偷地幫助米洛捨維奇。這個報紙的報道說，在北約轟炸行動摧毀了塞爾維亞人的無線電發射台以後，中國人允許他們用大使館做替代，向科索沃發佈軍事指令。
《觀察家報》推測，中國人幫助米洛捨維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換取一架隱形戰鬥機的殘骸，那架戰鬥機是不久前被擊落的。那架被擊落的美國戰鬥機對中國情報部門來說有著很高的價值。無論如何，中國軍隊和塞爾維亞軍隊從前就有合作的歷史。而且，如果說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是一贓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確的意外了。三顆炸彈全部投放在中國大使館的南部，那兒恰好是防禦人員的辦公室和情報部門的中心。大使館其他的部分完好無缺；傷亡人數出奇地少。像許多其他的國外媒體一樣，《觀察家報》宣稱，喪失的三名中國「記者」中有兩個其實是情報人員，在國有媒體中這是很常見的角色。
但僅此而已——沒有有名有姓的消息來源，沒有證據。北約否認了這些指控，沒什麼美國的報紙再提這件事情。在記者站，我剪下這個故事，把它放入檔案裡：
中美——大使館爆炸（U.S.-CHINA——embassy bombing）
中美——匯率（U.S.-CHINA——exchanges）
中美——關係（U.S.-CHINA——relations）
中美——醜聞（U.S.-CHINA——scandal）
中美——峰會（U.S.-CHINA——summit）
中美——貿易（U.S.-CHINA——trade）
（註：以上藍色文字部分由「Hi!PDA」論壇starship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