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在春季學期開始時來看我了。自從我來到中國後，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沒見過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動我父親，終於他鼓起勇氣，成了行。我母親決定留在家裡。[1]
我在重慶機場接到了我父親。我們住了一家碼頭邊的中國人旅館；我覺得沒理由去住一家外國人旅館，花的錢多三倍。在那個夜裡，旅館的工作人員電話打來兩次，衝入房間一次；總是說要檢查我們的護照。每次的打擾都把我父親嚇壞了，他本就在艱難倒著時差，我跟他解釋說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
在上午，我們搭了九點鐘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館一樣，我的這個選擇，也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們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時間減半。我想我父親也許想嘗嘗當地的江上生活之風味，但五個半小時的味道是太多了，而這艘慢船上面滿是失業的四川人，去武漢找工作的。走道上，他們一群群如傷兵般，睡著，抽著煙，隨便吐痰。船上太擁擠，無法閒逛，而江上的霧氣太重，也無景致可看。我父親在他的床板上顫抖，直到我們終於抵達了涪陵。
在碼頭上我跟的士司機講價，直到有一個人願意接受15塊的價錢，把我們帶到學校。的士上宏聲牌香煙煙氣騰騰，而且，跟往常一樣，司機很為接載外國人的特殊責任感而驕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飛馳。行人們慌忙閃躲。我們在烏江大橋上劇烈搖擺，而深綠色的江水在下方遠處。我父親緊緊抓著安全帶。過了橋。引擎轟鳴。
「為什麼，」我父親問，「他要一直撳喇叭？」
整整兩天，我父親一直無法入睡。那噪音，那塵土，那語言，無盡的蜂擁的人群，大街上持續的喧鬧——所有這些太夠嗆了。在夜裡，他躺在床上，聽著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適應這城市，而現在，只有十天的時間給他。
他總能從大強度的鍛煉中找到慰藉——五十六歲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決定說，這是治療他失眠症的最好辦法。畢竟，跑步這種簡單活動，在我剛抵達涪陵時，對我起到過安撫作用。所以有那麼兩天，我帶著他長跑，跑過插旗山的山頂，跑入鄉下崎嶇的山丘，農民停下來看著我們。我們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確保我們的步子要夠快。
這是有用的——兩天後，他睡得很好了。但現在他的鼻子跟水龍頭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嚨跟燒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裡。在餘下的時間裡，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發作了，我也病了。我父親建議我們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國渡過的最長的一周半。那感覺就像是看到鏡子中的自己，頭一年的自己，不過現在被壓縮到了十天當中——所有的害怕，煩擾，著迷，陌生，對於這個城市；這一切都在一個星期多點的時間裡擊中了我父親。我發現很難預測下一件攪擾他的事情會是哪樣，因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經不再是從一個純粹外來者的眼睛裡看它了。對我來說很合適的一艘慢船，對他來說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經擔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卻一點不是問題。和遍佈世界的很多和平隊員一樣，我發現父母的來訪乃是一種揭示：我突然發現，我學到了許多，又遺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對噪音與空氣較為適應了，那以後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城裡走動。我們觀看街邊的醫生給農民的腳掌做手術；我們看著鐵匠做鑿子；我們去看棒棒軍，他們也看著我們。我們看著店員用手做蘭州拉麵。我們逛到了市場，看工人把鰻魚去腸。一天上午，我們撞到老城區一家小店，一個男人正拿著把髒刷子清洗注射器，我們也在邊上看了。
「那些是給醫院的，」我問他時，男人大聲說道。
「那家大醫院？」
「對，大醫院！」
那就是我會去看急症的地方。「他們會重複用這些針頭？」我問。
「當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譯給我父親聽。我告訴他那些宣傳標語牌上說的什麼，我把城裡的熟人都介紹給他。他見了黃小強，還有學生之家的其他老夥計；他見了公園裡的那些工人；他見了燒烤檔的攤販，還有那個十歲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紹給了茶室裡的朋友，當我們離開時，三個對面美發廳的小姐喊著我的名字：「何偉！何偉！何偉！」
「那是什麼意思？」我父親問。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們格格笑著，從街對面叫著我的名字。她們掛著濃妝，染了頭髮。有一個在抽煙。
「你們嚷什麼？」我用中文問。
「我們在叫你，」一個道。
「為什麼？」
「我們想讓你過來。」
「你們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從李佳麗那兒——她是我們的朋友。」那個小姐說完，她們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說。
當我們走下街時，她們在背後大笑。我父親回頭看去，問「那些人是誰？」
我覺得去拜訪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們見了李神父，在他的屋裡聊天。他很有禮貌地對我父親說話，由我做翻譯，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彌撒時，依然會用拉丁文。
「告訴他，我曾經在拉丁彌撒中，做過祭壇男孩，」我父親說。李神父點點頭，說在涪陵再沒別人懂這語言了。我問我父親他是否還記得傳統的禮拜儀式，他點了頭。
「以聖父，」他說，「聖子，聖靈之名。阿門。」
「讓我進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應道。
「向上帝致意，他將快樂賜予年少的我，」我父親說。
有幾分鐘，他們在用拉丁文做彌撒儀式。近一個星期來，我一直在做翻譯，現在的感覺很奇怪，坐在那裡沉默無語，聽著他們說話，卻不明白他們說的每個詞，而我對他們本是多麼瞭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語會混上四川話；我父親帶著美國口音。他們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種生了繡的古老語言作正式對話，然而很清楚的是，在這對話的交流中，這兩個男人彼此看見了對方。在他們的儀式結束後，李神父經常糊塗掉，直接用四川話對我父親表達，以為他會懂似的。但在我們離開時，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願主與你同在，」他說。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父親說。
我們去了涪陵南邊的高山上露營，在那兒，金佛山的海拔超過了七千英尺。亞當與我曾經到過那個美麗的地區，完全未開發，除了三線工程時安排在那裡的老舊軍工廠外。自從鄧小平在1980年代開始解散這些項目後，涪陵大點的工廠都轉為了民用，但許多偏遠地區的小工廠，則被遺棄了。交通狀況太差，不值得改造它們，而且許多的偏遠工廠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興盛的日子，有些工廠也建得太快，太馬虎，只用得了幾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親和我穿過一個高狹的山谷，那兒滿是空蕩蕩的倉庫與工廠，破舊不堪，牆上有消褪了的標語，二十年前寫的：
備戰！備荒！為人民！
破舊的牆在宣告它們的緊急狀況，在沉默的山谷中。但這兒再沒有人去念了；工人們被轉移去了重慶，或者涪陵，或者他們所來的地方。這裡只有我父親和我，獨自步行，穿過這山谷的廢墟，它們是為了回應美國核彈的威脅而急急安置在這裡的。[2]
我們野營了兩晚，徒步走去一個山洞，它是一個深洞，可以把我們帶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這洞口是天然的，不過為了某種不明的軍事目的，它裡面是被拓展開的，也許它曾經是個軍需品工廠，也許是個儲存庫——現在，它就是個長長的甬道，一直穿過金佛山的心臟。我們用手電筒覓著路，在黑暗中大約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後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們回到了學校，發現一個英文系的學生，叫白琳達的，死了，在我們野營時。星期五下午她犯了頭疼；晚上她被送去了醫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沒哪個醫生知道是怎麼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個學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個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黨支部張書記的女兒，一個可愛的小學生，在秋天時，死在課堂上。在某些方面來說，這孩子的死乃在預料之中——她在一年前做過腦部手術，之後，她的名字就改了。因為這個醫療事故，張書記的妻子被准許生第二個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國習俗——更改名字，希望改變身體健康。
人們死在涪陵。當然，死亡發生在世界各地，但在這個江城，它發生的情況看似更頻繁，更突然。而且它經常以奇怪的方式發生；那年遲些時候，一個女人死在天主教堂，當時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來。在我離開的下一年，發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個英文系的學生，滑入了廁所蹲坑，撞到了頭，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時會帶來致命的後果，這兒的醫療條件不均衡，而這些死亡對我的學生的震撼，並不如我想的那麼大。他們會哀悼，然後繼續過下去。[3]
而我的父親也目睹了這一切；和我們其他人一起，他幫助安撫學生們，但他們的悲傷是安靜的，態度也很堅決，他們一貫如此；這種無助與堅強的揉合，真讓人無比酸楚。
之後，那十天的旋風過去了。我父親在涪陵的最後那個下午，我們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這是個溫暖的日子；陽光明亮照著城市。在山丘上輕風吹拂。一個農夫在他的稻田里幹活，他邀請我們去他的家裡休息。我們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這兒沒有人喊叫；沒有車，沒有人群；視野裡不見宣傳標語。我們只是坐著，呼吸著乾淨新鮮的鄉村空氣。
農夫的母親出來和我們聊天了。老婦人八十一歲了，當我問到她是否在這房子裡長大，她笑了。「這過去是地主家！」她說。「我太窮了，住不上這種地方。」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太規整的樓群，老婦告訴我，它建在150年前。現在有好幾戶人家住這兒。屋頂上鋪著瓦，屋簷上有舊式風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鄉下，很少有這樣的建築，我問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麼樣了。
「他們在1950年代被趕走了，在解放後，」老婦說。「他們去了北面，白山坪後面的鄉下。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怎樣了。」
她的兒媳在聽著，她問我。「你們國家有地主嗎？」
「沒有，」我說。
我把所有話都翻譯給我父親聽，而他現在不同意了。「我們美國當然有地主，」他說。我想了想，發覺他說得對。在涪陵呆了兩年後，再說到某個國家的地主沒有被殺掉或放逐，簡直像是奇談了。
「我說錯了，」我對那女人道。「在我的國家裡有地主。」
「我也是那麼聽說的，」她道。「但我們中國的地主全不在了。」
有一個小時，我們坐在前地主的房子裡，跟人們聊天。有人牽著水牛從天井穿過。孩子們從學校回來了。有一個小女孩我父親覺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舉止動作中。橙紅的太陽落在城市後面了。我們謝過了那家人，走了，從田間穿過。
「真想不到我會那樣，」我父親說。「就那麼走到一個中國農民家裡，跟他們那樣說話。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每週都去會一次。」
我看著我的父親；他微笑著，輕快穿過農田。我第一次發現，他根本不像我那麼疲憊。涪陵的一切都閃亮而模糊地從他身邊掠過，十天替代了兩年，現在他要回家了。我羨慕他——但同時我也慶幸，他是對的；我可以隨時去拜訪那個農民的家。
在我父親離開後不久，亞當的父母來了，而他從我犯的錯中學到了一些教訓來規避。他們住在重慶的假日酒店，但他們乘了一樣的慢船，搭了一樣的的士。在開頭，他父母疲憊的表情跟我在父親身上看到的沒多少區別。
在幾天後，亞當計劃給學生安排一個夜間的講座。他的父母過去住在威斯康辛的鄉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燈片，講述美國的農業。亞當去了外辦，跟王先生說了。這是我父親上講座時我沒干的——我的個人方針是不跟外辦有任何交道，因為那只會給自己帶來不可預測的麻煩。但亞當以為王先生或許想聽聽這講座，所以去找他說了。王先生說，很不巧，學生們在週三晚上有事。
「他們有課嗎？」亞當問。
「他們已經有計劃了。我很抱歉。」
「那沒問題，」亞當說。「我們可以在週四上。」
王先生輕輕笑了。他總是對所有事情致以輕笑。這種笑容讓你不信任他，直到你瞭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
「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說。「學生們週四也很忙。」
「在晚上？」
「是的。」
「好吧，我會跟他們說，找一個時間，然後我會告訴你。我想你也許想來聽聽。」
「事實上，」王先生很明確說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學生們講課。」
「為什麼？」
「學校的人覺得那樣不合適。」他再次笑了。
「這怎麼會不合適？他們不是在學英語嗎？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而且只是關於農業——沒有任何政治話題。他們將會談談我們曾經住過的鄉村。」
「是的，但你必須教你自己的課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國大學教了許多年。他們做老師比我強，但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額外上一課。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讓學生們見識不同的英語老師。」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說，「我很願意去聽講座，但譚先生反對。我很抱歉。」
這就是王先生慣用的手段——好幹部/壞幹部。譚先生是個高級別的行政員，負責外辦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壞幹部。事實上，我們覺得譚先生乃是學校裡最討人喜歡的行政員之一，一個友善的人，對我們要坦誠得多。如果允許我們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話，情況會簡單多了，但把他放在一個安全的距離外，會更有用，讓他當個壞幹部。
「這樣如何？」亞當說。「我會上課，然後學生們可以問我父母些問題。行嗎？」
「恐怕不行。」
「所以說，我父母不能跟學生們說話？」
「哦，他們當然可以跟同學們說話！」
「但如果我上課的話，他們不能說什麼？」
「是的。」
第二天，亞當點名後，就下了課。他說，同學們可以離開，但如果他們想留下來聽梅爾先生，梅爾太太講話，那也很歡迎。沒有人離開。他的父母放了幻燈，上了堂美國農業的講座。學生們提了問。問題回答了。沒一個幹部到場，但無疑他們後來聽說了。
到那個學期，我們對那種沒腦子的政治限制越來越難容忍了。一般說來，我避免跟幹部打交道，幸運的是，這還不難。我從來不去外辦，除非絕對必要時，而我也嘗試不跟任何一個行政員說話。在我的公寓裡，有兩台電話：一條外線，一條校園內部線。這個安排很好，因為只有幹部會用校園線，而我從來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個我真的不喜歡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實，證明他特別油滑，不誠實。我對其他人沒有這種感覺，然而他們身上某些東西讓我覺得壓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慘的一例，因為我知道他真心喜歡我們，關心我們的福利，然而他看起來有巨大的壓力，來自上面，有幾次，這種壓力阻止他向我們坦誠以對。毫無例外，事情總是那樣——總有壓力來自上面，壞幹部壓著好幹部。這裡有無數的好幹部，然而你卻從來見不到壞的那個，但好像總是他們來做決定。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亞當，還有我一起寫了個縮短版的「一首聖誕頌歌」，來讓我們的口語班演這出狄更斯的戲。在我們準備期間，傅主任叫我過去，他焦慮不安，跟我說，我們怎麼也不能教同學們聖誕頌歌。
「你知道共產黨對傳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說。「我很抱歉，但是同學們不允許在課堂上唱聖誕歌。」
「那我們還可以談論聖誕節嗎？他們在學習美國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們不能唱歌。」
「那麼非宗教的歌怎麼樣？戲中間有個部分，他們得唱聖誕歌，我可以叫他們唱一點兒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國，許多人都不覺得聖誕節是個宗教節日。比如，有這樣的歌，『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還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說，還是笑得很緊張。「恐怕我們不能唱跟聖誕節有關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這不是我的決定。」[4]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時，即便校園裡的宣傳喇叭，也經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個孩子哪兒去了」，作為中午娛樂節目的一個部分。但我知道這爭論是沒用的；在這種事裡根本無邏輯可言。以同樣的無厘頭精神，我指導我的班級，用一首共產黨的愛國歌曲，替代了聖誕頌歌，這可能是對狄更斯的作品最沒提升價值的了。我最喜歡的那一幕戲，乃是一個狂怒的思科魯喬，揮著他的枴杖，向著一個快樂演奏著「東方紅」歌隊，一邊唱著歌頌毛澤東，而另一邊，那老人大吼道，「漢堡包！」
我們和行政方的問題，大多比那個更荒謬，而且，很少是關於重要的事情：對於教唱聖誕頌歌，我實在也不怎麼關心。然而，過了一年半，我以為部分的尷尬感已經不在了；我們本可以成為好朋友，對於不那麼重要的事情，進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與諾林的漢語家教是兩個年輕女人，來自英文系，在學習過程中，她們成了好朋友。在那個春天裡的一個節日，其中一個老師請她們兩人去她家，然而，最後一刻，她反悔了，解釋說去她家的路出了點問題。這很奇怪——春天的雨還沒來，沒理由馬路會被沖掉。後來，我們瞭解到，系裡的官員向那年輕老師發出指示，不要請外國人去她家裡。表面看，他們是擔心桑尼與洛林會出什麼事，而那老師要負責。但更大的可能是，這指令源於同一種莫名其妙的猜疑症，從一開始就懸在我們的頭上——總覺得外國人很有政治風險，應該保持距離。[5]
這種指令總是在我們的背後發生，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轉移到我們這邊了，發展到我們過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談，每一個微小的變化，尋找人為操控的痕跡。當桑尼與諾林告訴我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衝去了當地汽車站，而司機們跟我說的和預料的一樣——道路沒有問題，這就是說，學校裡有人對桑尼諾林她們說了謊。這是每一個共產主義系統的經典範式，恐懼與猜疑，從一個層面傳導去下一個層面，製造出一個互不信任的網絡。[6]
但我們逐漸發現，這種不信任，我們的猜疑症，是有依據的。我們有朋友來告訴我們事情乃是如何運作，而我們受到控制的程度有點驚人。當電影鐵達尼號在春天上映時，有一個同事邀請我們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這邀請在最後時刻取消了。後來，他直率地解釋道，幹部們害怕外國人發現這片子被盜版了——一個可笑的掩飾，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見到鐵達尼號的盜版碟，小販們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這片子非常受歡迎，在當地戲院，掛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銷板，上面結合了宣傳與廣告：
富通珠寶店是鐵達尼號的唯一讚助商
國家主席與黨書記江澤民推薦
現在，系裡的指令經常是雙重的自我欺騙：我們不但知道電影被盜版，我們也清楚看到了學校是如何想要操縱我們周圍的世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出，這種控制很缺乏持續性，因為在許多方面，學校又給了我們很大的騰挪空間。在我們的教學上，這一點就特別真，邏輯上來說，這方面應當是我們最受限制的領域才對。除了偶爾的小事故，比如亞當的講座，以及狄更斯的戲劇，我們的教學自由度，比在美國還大。沒有人來查看我們的大綱，或者就教學內容來找麻煩，我們完全按照我們的意願去編排課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們居然讓我們上英語文學與美國文化課，那裡面不免時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數方面，他們待我們不錯，而且，考慮到涪陵的偏遠，外國人很少，他們對我們也算給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後小小的幾步，依然沒有邁出，這讓人感到更加沮喪，因為更重大的壁壘已經不在那兒了。到春季時，我意識到，我在涪陵期間，這些最後的障礙不會移除，我嘗試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從前好多了。
特別是我們和學生的關係，在第二年裡，改善了許多。很大程度上是亞當的緣故，他總是一個很盡心的教師，花了很多額外的時間與同學們一起，幫助他們在我們辦公室裡建立起一個圖書館。他是第一個真正贏得同學們信任的外國教師，而由於在同學們心目中，我們兩個幾乎區別不開來，很自然的，他們也將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時間也起到了作用——他們已經認識我們兩年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學會接受外國人；我們的改變非常大，現在，對於如何跟他們接近，我們學會了很多。他們依然喜歡我們的非正式感，隨意感，這一點，從一開始就把我們和其他老師區別開來。但他們也知道，我們可以變得嚴肅，認真，而在那些時候，我們並不是宣傳人員；特別是，當討論美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很直率。那個學期，我教了「德賽爾的寶寶」，以及蘭頓休斯，而亞當的美國文學課集中於民權運動。他對那個部分毫不避諱，放了一段錄像，是詹姆斯梅裡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個種族主義狙擊手打死在那兒。學生們知道，沒人強迫亞當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關於美國的正面課程，關於它的成功之處，在科技，或者經濟，教育方面——亞當的這種行為，讓同學們更願意去誠實討論他們覺得重要的話題。
另一個重大的區別，是我們現在能說中文了。在秋季時，我開始跟幾個同學用中文交流，當我在課堂外碰見他們時。因為他們想聽聽我學了些什麼。而隨著時間過去，我發現，這不僅僅是出於新鮮感；像我一樣，在說中文時，他們變得截然不同。他們感覺放鬆多了，而這不單是語言的問題；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亞當父母離開後的一個晚上，我在學生之家吃飯，這時，吉米，莫，還有佐治來了。他們是我最喜歡的幾個三年級學生，我們用英語稍稍聊了會兒。他們問到亞當的父母喜不喜歡涪陵，我說喜歡的，除了對幹部的印象外。
他們三個靠近來。「為什麼？」吉米輕聲問道。我用英文回答：「因為他們覺得外辦的人對他們不禮貌，而且他們也不理解為什麼。」
「我們外辦幹什麼了？」
現在我用中文回答，講了那個故事。在中國，讓某個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學生們眼裡閃現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訴了他們我對系裡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隨時間累積起來。莫和佐治都是黨員；一年前，我絕不會如此誠實地跟他們交談。但用中文交談，讓每個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隨著我在課堂外與學生的交流更頻繁，我發現這種模式多麼有用：每當有敏感話題，我們就用中文。這讓我驚訝，因為英語本可作為我們的秘密工具——在校園外，幾乎沒人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用它來討論上述話題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聽到。但即便在這麼一個擁擠的餐館裡，說到關鍵處，我們轉向中文，我們談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們和學校的關係。即便最好的學生也經常這麼轉換語言，儘管他們的英語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終於，我意識到，那懼意，不是說怕別人偷聽。關鍵是他們要覺得舒服自在，因為那些帶有不確定性的話題，用他們的本國語言來處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覺到，真正的懼意，他們真正怕的，是他們自己：幾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們自己的頭腦意識中（自我審查）。英語是在學校裡學的，是以它就跟這個教育系統不可區分，跟學校的政治管治緊密聯繫。當他們說英語時，警鐘會自然在他們腦中敲響——這是門學校語言，也是外國人的語言，這雙重的背景下，他們已習慣於謹慎了，無論是想，還是說。一旦我發覺到這些限制是內在的，我開始想，對於那些壞幹部來說，情形是否也一樣。也許，他們只是存在於好幹部腦子的一個角落裡，一種煩人的畏懼，抵消了每個人的良好意圖。
那年春天，幾個男學生決定要起英文的姓氏。外國老師們都有中文的姓，中國學生憑什麼沒有英文的？
我是在某天批作業時開始注意到這個趨勢的：誰是這個喬治·貝克·弗羅斯特（George Baker Frost）啊？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可他驕傲地用大字把大名滿滿地寫在作業紙上端。
我看了作業，發現是喬治寫的，他是班裡最自命不凡的學生，長得很帥，體育也是最好的。他也是個潮流引領者，很快我開始收到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交來的作業，這個原本叫威利的傢伙跟風把自己升級成了威廉·傑弗遜·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沒過多久，威廉·傑弗遜·福斯特說服了自己的女友改名叫南茜·朱爾（Nancy Drew）（譯註：美國著名偵探小說和遊戲的女主角），這是亞當出的主意。接下來，作為班長的莫無法容忍旁人眼中的缺陷損害自己的權威，開始尋訪英文姓氏。他向我尋求建議，很快他的作業簽上了莫·莫尼（Mo Money）的大名。
一些男生答應幫助我和亞當提高方言水平，當我們開始在閒談中使用新學來的詞句時，學生之家的人可高興了。黃能（音譯）自豪地說：「你現在是真正的中國通了！」
系裡發現這個新動向只是個時間問題，喬治·貝克·弗羅斯特在一天課間把我拉到一旁，作為黨員，他跟上邊顯然有些聯繫。
「英語系不讓我們教你那些詞。」他說。
「那些龜兒子，」我用中文說，「他們真牙刷。」
喬治笑了，朝身後掃了一眼。重慶方言裡，說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罵人話。在四川其它地方，這個詞完全沒什麼含義，可不知為什麼，在東部江岸這個詞當作形容詞使用，有著很強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沒用的意思。「我們得小心點，」喬治說。
我本想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不過我還是笑了笑，點頭同意。
「也許你離學校太近的時候可以不說那些詞兒，」他說，「不然他們會找我們的麻煩。」
我們商量好在教學樓附近搞個停火區，不說方言，不過這種限制不可避免地失敗了。這是個危險區——-叫人牙刷比唱聖誕讚美詩更大逆不道——很快，對上邊共同的看不慣讓我們和學生們更接近了。這時，兩種語言的往來交流已經徹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學期我們學了喬納森·斯威夫特之後，學生們就迷上了「yahoo」這個詞。它發音像中文，實際上還有點像「牙刷」，yashua。不管什麼原因吧，學生們經常說「yahoo」，更可愛的是，他們中許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發音，結果發音成了「yafoo」。黃凱（音譯）也是這麼發音的，這算是他第一堂英語課。經常，我到學生之家來吃午飯時，他抬頭看見我，嚴肅地喊道：「Yafoo！」作為文學教師，我覺得這也許是我最驕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要是能看到這個兩歲的中國娃娃穿著開襠褲跌跌撞撞地走路、管老外叫yahoo，一定會激動得不得了。
到秋天，亞當開了西班牙語課，導致事態更為複雜。很快，tonto（傻瓜）這個詞和牙刷、「yahoo」一樣變得無處不在，從教學樓頂講到學生之家。我都有點為系裡的幹部感到難過了——他們被這些胡話搞得有多困惑，壞幹部們怎樣加班加點企圖評估喬納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話的政治風險，我只能憑想像了。他們很可能盼望我們趕緊帶著這些古怪的詞走人，不過那還得要好幾個月呢，三門語言、一門方言還有巨大的潛力被濫用。
作為教師，我不再像第一個春天那樣覺得不舒服了——那種孤獨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國人的感覺，今年學生們也不會因為和我一樣感到羞恥而低著頭了。我很高興地看到，終於可以和他們在課外聊天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既嚴肅又詼諧，一種中國式的完美。第一次，學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來時常讓我覺得是既聰明又不幸的人質的學生們，現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來越完整。
我最喜歡的一個學生是琳達，她不覺得自己需要個英文的姓。她也許是三年級學生中最聰明的，前一年，她曾經被提名為候選人，轉學去位於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那可是比涪陵進了一大步，每年少數幾個優秀學生被選拔出來轉學到那裡，意味著他們從此不會再被鎖定在成為鄉村教師的軌道上。不過，選拔的過程既講政治，又任人唯親，琳達沒能通過走過場的體育測試，因為一名體育老師從大一就討厭她。實際上，琳達是女生裡體育最好的之一，這種不公平在英語系頗引起了些憤怒，不過大家都無可奈何——那名體育老師說了算。這是校園裡肆無忌憚的恃強凌弱被屢屢容忍的一個典型例子，體育系的尤其過分。
琳達平靜地接受了結果。她已經習慣了這種無助與堅強的結合——她母親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親正在和癌症病魔搏鬥。琳達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過手相，兩次的命相都一樣：你父親很快就會去世。我和亞當認為這正說明人不應該去算命，我們也這麼勸琳達。不過，琳達覺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靜地接受下來。那學期，她幾次週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態。即便她父親病重的時候，她仍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
一天晚上，在圖書館，她讓我看她的相冊。看學生的相冊總感覺很奇怪，因為中國人認為照片裡如果沒有自己就失去了意義。觀看一本也許有50多張本人大頭照的相冊，就像是自戀癖突然大爆發，對於一個以謙遜聞名的民族，我總覺得這好比堅固鎧甲上有個古怪的裂縫。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做出回應：看了50張年輕女士容貌的照片後你該說什麼呢？
亞當的策略是看到每張照片都停一下，然後問道：「這是誰？」
「是我！」相冊的主人回答。
亞當再翻一張。「這是誰？」
「是我！」
亞當發現這種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來這招我就不得不離開辦公室，以免我聽到他第二十次提問後忍不住揍他。我沒有他那種耐心，所以我客客氣氣地盡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冊。照片都是標準的小姐姿態——經常是在公園裡，很少笑；有時戴著帽子、化了濃妝、鏡頭用了柔化濾光片；拿著花，下巴朦朧地上挑，後背微微彎著。我用五分鐘看完兩本相冊，看完後還給她，說，「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說，隨後她笑了，「不過夠漂亮了。」
我意識到她說的很準確——她是個漂亮姑娘，但沒有漂亮到讓人分神或是掩蓋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這是我在涪陵經常發現的那種實用主義的又一個例子，跟美國人相比，這裡的人們更有能力冷靜評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們會準確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麼牌。琳達確實運氣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賦，她會盡自己所能用好它。
另一天晚上，我、亞當、她、莫·莫尼四個人一起吃飯，幾瓶啤酒過後，我們開始用中文嚴肅地交談。對話轉到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這在涪陵是個少見的話題。大部分人對1989年發生的事情沒什麼概念；涪陵有過小規模抗議，學生遊行到了南山門，人們還聽說了成都和北京發生暴力的模糊傳言。不過，幾乎沒人瞭解屠殺的規模。少數例外之一是我的攝影師朋友柯先龍（音譯），他認真收聽了美國之音，知道外國媒體報道死亡人數至少有幾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認識的最不愛國的中國人之一。我在那兒的頭一年，學生們對香港回歸激動萬分，他就表示了鄙視，將學生的激動歸咎於他們的無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對民主運動也用同樣的詞評價。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們談起1989年學生運動時，他曾經對我說，「學生們批評的許多問題當然存在，但他們懂什麼呢？他們怎麼能領導國家？學生就是學生。他們絲毫不瞭解真實生活，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他們還不成熟，也沒像老百姓那樣工作過，這意味著他們經常抱怨他們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過後，我能理解他的觀點，至少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國家由21歲的青年們作為自己的道德呼聲，這絕不是什麼好徵兆。不過，中國的這一代21歲青年，居然對不到10年前發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瞭解，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黨員，不過他並不抗拒這個話題，他沒有否認發生過的事情，這也是政府的立場。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說的更準確，爭辯鎮壓的規模也沒有什麼意義。
「不過你得理解，」他說，「我對那時發生的事情無能為力。並不是因為我不在乎——我希望對那件事能有個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當個好學生，畢業後當個好老師。我想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讓我想起了孔老師，他也是黨員，有點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倆都對體制最終能自己解決問題抱有信心，他們相信，這需要他們這樣的人給予一定的寬容、耐心和忠誠。跟黨的理論相比，他們對這種想法的信心更明確：他們這樣的人可以——也應該——為社會做貢獻，哪怕社會存在缺點。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對從現行腐敗體制下發掘出塵封的民主的憧憬嚮往。他們無法接受徹底拒絕合作的想法。
琳達不是黨員，儘管我相信像她這麼有才華的人如果自己願意的話早就入黨了。我問她為什麼不申請。
「我對入黨沒興趣，」她說，「我從沒想要入黨，現在也不想入。我覺得我們在討論的是重要的問題，也許有一天我能做點什麼。但現在，這太複雜了。」
她平靜地說著，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樣真誠。他們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認識的每一個人一樣，但琳達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覺得，通過在最低層面參與一點政治，他能克服對更大問題的無力感。而琳達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裡的牌已經夠多了，其它事情都可以等等。涪陵的許多人都是這樣生活的，兩年後，我終於理解了原因。
這是個乾燥，多塵的三月，到了最後一個週末，我去了烏江上游，一次遠足。這和去年那次遠足同一時間，同一路線。我一直喜歡鄉村的四季變換，那是我個人的忠實慣例，到綠意盎然的春日河邊野營，在三月的尾聲。
我越過頭兩個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鐵廠。在過去一年裡，那兒沒有任何變化，只是現在我可以認出宣傳牌上的漢字了：
勤奮——友好——服從
為遵守紀律而光榮
為破壞紀律而羞恥
三車礦石沿著山坡飛馳而下，工人們駕著一堆堆白色石頭，又笑又嚷。我經過了去年的標語：
高高興興上班來
平平安安回家去
我想，那應該是我今天的聖歌：高高興興，平平安安。我對自己重複著那些話，走過了崎嶇的山丘，然後下到了深綠色的河谷，那兒的溪流朝西向著烏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無處不在——開著花兒的泡桐樹，金色的油菜地，在輕風裡抖動，胡蘿蔔，生菜，洋蔥，扁豆，都在急切生長。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溫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個山谷，那兒有個農民引著頭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裡，褲子捲過了膝蓋。空氣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傳來的濃重香味。老人的妻子與孫子坐在田邊，我停下來跟他們打招呼。
那女人看著我。「我去年見過你，是嗎？」她問。
「是，我去年來過。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兒，笑了。「我記得，」他說。「你有張地圖，還問我該往哪兒走。但你並不理解我們說的話，你走錯了方向。我們想要幫你的！」
我保證說，這次我肯定要搞對。他們問我在涪陵幹嘛，我說我是個教師。
「他也是個教師！」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學教書，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與星期天他在這裡幹活。」
他解開了水牛，讓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歲，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結實。他的黑髮剪成整齊的平頭，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潔的話，看著就像個老師。但今天是一個屬於農夫的週末；他的腿上滿是泥巴，而小泥點從他衣服到頭髮上都是。
他遞給我根煙，自己也點上一根，坐在了石頭上。我放下背包，在陽光下休息一陣。男人問我是不是德國人。
「不，」我說。「我是美國人。」
「這裡最近有個德國人來過。」
「是嗎？他做什麼的？」
「不太清楚。他在這裡研究些什麼。他走得很快——在山裡，他走得比當地人還快！他有個翻譯，他很有錢，自己掏錢來中國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說了，他點點頭。「那比大多數人好了。鄉下這裡，教師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國人要比你掙的多多了。」
他的孫子五歲，在我身後衝來衝去，笑著抓我的襯衣。男人咧著嘴，輕輕責罵他。「他很調皮，」他自豪地說。我點點頭，摩挲著那小孩的腦袋。我在想著那德國人——另一個外國人也來到這偏遠的地方，讓我驚異。老實說，我覺得不爽；我總愛想著自己是唯一一個穿山越嶺，來到這片鄉下的外國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見過另一個外國人，雖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個男人進了餐館，而我不能確定他是個外國人。兩年中，我唯一肯定見到的外國人，乃是在今年一月，當時兩個丹麥遊客困在了涪陵，她們回重慶的船在做維修。我在加州牛肉麵大王館子裡撞到了她們，那是涪陵最近似於連鎖快餐的店面。館子裡有很辣的麵條，我一個星期去那裡一兩次，老闆娘經常問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確的加州風格。我總是肯定她，說這的確跟我期待的一樣，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麵大王的話，這讓她很開心。他們甚至在餐館上還掛了英文牌子，這大概就是那兩個丹麥人進來的原因。
當我進門時，她們的目光如針芒般掃過來，然後，又挪開，好像她們沒注意到我。從我自己過去的旅行體驗中，我知道這是個規律——你到了一個偏遠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別的遊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個遊客，而讓別的外國人這樣對待我，也不會讓我高興。我什麼也沒說，坐在離兩個丹麥人不遠的桌子上。
她們不會說中文，來這個國家也沒多久。她們往牆上掛著的圖片指著點菜，而服務員問他們要不要紅辣椒。她們兩人不能明白，但從服務員的語調中，知道這是個重要的選項，於是她們瘋狂地往詞彙冊裡找。我決定不去幫手，直到他們跟我打招呼。
她們一直在詞彙冊裡找個不停，直到那認識我的服務生問我能不能翻譯。丹麥人好像吃了一驚，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後她們說不要紅辣椒。我有點想使壞，想跟服務生說她們不單想要紅辣椒，而且對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覺得在丹麥這種玩意只是給小孩吃的甜品。但我還是跟她說了實話；我意識到，她們只是跟任何遊客的表現一樣，就像我在其他時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們聊了一會兒，她們難以相信我在這樣的地方住，因為涪陵人對外國人的那種圍觀注目叫她們受不了。
「這些人，」其中一個說，「他們就會一直盯著看。我們去到哪裡，他們就老是盯著我們。他們也會那樣盯著你嗎？」
「是的，」我說，「不過沒像盯你們那樣厲害。」
我說這話，並沒有嘲笑的意思，但那兩女人似乎那樣去理解了。我懶得去解釋說，我的意思是，這裡的人對我已經看慣了。但我還是給了丹麥人我的號碼，出於禮貌，如果她們有需要的話，然後我就把她們留給棒棒軍了。
這裡，在烏江的鄉下，我想著那個德國人，我想這地方有可能發展到外國人很常見的地步嗎。那老婦人見我看著風景，問道我家鄉有沒有類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說。「但我的家鄉比這裡要平坦。」
「農業怎麼樣？」
「那裡沒有多少農民，而他們的土地更多些。一個農夫可以有上百畝地。在我的家鄉的農場，用的是機械。」
那男人點點頭。「那就像新疆，」他說，「還有中國的北方，那裡有更多地，也比較平坦。他們也用機械。但我們這裡不行。」
我們聊了一會農業，他問我美國農民用飛機播種，是不是真的。涪陵鄉下有不少農民都聽說過這個；這是我在田間走時常聽到的問題。我總是說，的確，加州的稻穀有時會用飛機播種，而且我經常能看出，他們的腦子在飛轉，這些四川農民看著他們周圍的環境——犁，水牛，原始的糞肥——而想著如何把飛機的元素加入進去。
今天，那農民搖搖頭，咧嘴一笑，看著他的雙腿，泥巴已經幹成黃棕色了。在這層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強壯緊繃。
「你去年這個時候來過，對不對？」他問。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來的。」
「你有沒有注意過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們有許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還沒來，一切都比往常遲了。太干了。」
有一陣子，他輕聲抱怨雨水的缺乏，說這會拖延整個春天的計劃。但所有農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過這個雙五月年份春季的乾旱。
天氣溫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來過的同一個地方停下來吃午飯，在烏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著下面遠處的河流，想著：高高興興，平平安安。霧已退去，陽光在江面上閃出金帶。
這些山上的人都記得我去年來過。他們也都問到了德國人，他顯然在這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戶農民家裡停下休息，人們告訴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樣。
「他是個專家，」一個老人說。「他在這裡研究樹木。他來這兒，是因為這兒窮。」
老人姓楊。他給我喝加了糖的開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裡的曬穀場上。這兒住著老人與他的兒子，兒媳，以及四個月大的孫子。他們幹得不錯；這裡通電已經有十年了。他們的稻穀在塑料棚上長得很濃密。他們有六頭豬。他們有一隻貓被栓在百事可樂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裝了水，讓貓沒法走得很快。我從來不太喜歡貓，那百事的瓶子真是個好點子。
老人的妻子從房子裡出來了。她七十三歲，激烈地抱怨著他們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經過的一塊美麗的河谷當中。「好幾個月沒下雨了！」她說。「去年這個時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現在！真可怕！這地方太窮了！」
他們就像所有的農夫那樣——悲觀，憤怒，因為這氣候。我經常在相對富裕的涪陵郊區聽到類似的評論，在那兒，我感覺這種抱怨下面掩藏著得意。也許這是一種迷信，一種自我保護，免受驕傲之害。傳統上，中國人對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給他們太多誇獎，因為那或許會帶來惡運。
老婦人邀請我去吃飯，就和那個教師農民對我一樣，我解釋說，我得繼續步行。在鄉下，這是很普遍的邀請——幾乎每一次我在鄉間遠足，總有人叫我去吃飯。似乎你可以在四川鄉下隨便旅行，不帶一文錢，因為這裡的人都那麼慷慨，他們大概覺得不提供一頓飯，或者住宿的話，就是不禮貌。
一會兒後，我碰到了個二十出頭的年輕男人，跟他十二歲的弟弟在一起。那個小孩穿著他的校服，他馬上認出我來。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長跑冠軍嗎？」
「是的。」
「我在學校附近見過你。我在江東中學上學。」
在這片鄉下，沒有中學，而如果孩子們要繼續學業的話，就得去涪陵寄宿。這男孩一個月得付170塊錢住宿費，而他哥哥估計，這個地區大約90%的孩子都繼續讀上了中學。他們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個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圍過來了，盯著我看。十二歲的男孩告訴他們我是贏得涪陵長跑的外國人，他說得繪聲繪色，特別強調我領先了多麼多。聽他說這故事讓我尷尬，雖然如今我已習慣了；即便在一年多時間後，這還是許多涪陵人認識我的原因。
這偏遠地區，有那麼多學生遠行到涪陵求學，叫我欽佩，而且我意識到，這些就將是我的學生畢業後去教的孩子。在這裡，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義——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學，也因為這個單純的事實，在兩年裡，我在這個教育系統裡參與了一個角色，與這些孩子產生了聯繫。
每當我步行到學校後的田地裡，看到那些打穀場上做功課的孩子們，也都有這樣的感覺。在晴朗的下午，幾乎每個平台上都有一個孩子——涪陵的學校佈置了超大量的作業，而學生們極其勤奮，即便他們是來自沒受過教育的農民家庭。我開始發現，這大概乃是我對當地人最佩服的一點：他們對教育非常尊敬，而在這種地方教書，感覺很好。
在這個方面，我的觀點跟頭一年的春季時的想法有了些改變，當時我對於教育系統裡的政治宣傳感到非常悲觀。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頗有幫助——當我走在山上，見到孩子們做功課，讓我想到我自己的學生，還有他們所來，將來所去教書的地方。我開始意識到，雖然宣傳中的許多內容依然叫我噁心，它卻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這些標語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在中國沒什麼會是永遠——但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會從教育中受益，不管國家如何改變。
每當我不確定該走哪條路時，我就去問人們去年我走向哪兒。每個人都知道——似乎沒有一個人不記得我。而他們也談論那個德國人；我希望我見過他，因為現在我對他研究什麼感到好奇。這就好像跟隨庫茲探索剛果；我總是聽到一些信息片段，關於他如何走路的細節，以及他多有錢，穿的靴子是怎樣。然後，我意識到，他肯定也聽說了我，而他也許也覺得他在跟隨某個不知名的外國人，穿過烏江河谷的崎嶇山丘。
到了遲午，我開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過了一處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塊寬闊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著房子。我停下來休息，有一組農村婦女聚集過來。她們多數都在六十多，身著藍衣，我對她們說這地方很美。
「這地方沒什麼好，」其中一人說。「這是個窮山區。經濟很糟糕。」
我總是恭維農民，然後聽她們去損她們所住的地方。她們站在陽光中，在盛開的油菜花，麥田，稻苗中間，抱怨著她們的家鄉多麼糟糕，模樣看上去卻是再快樂沒有了。
一個小女孩走過來。「你是那個在涪陵贏了長跑的外國人嗎？」
「是。」
她轉向那些老婦人。「他們在涪陵舉行了長跑，他是冠軍。」
「所以他可以走那麼遠，」一個女人說。「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麼少！」
「看看他的包多麼大！」另一個說。「多重!」
「他的腳那麼大——看看那雙大鞋子！」
她們把我研究了一陣，我等著某個人來問我的薪水。但一個女人轉向我，問了另一個問題，「在你的國家，你們有計劃生育嗎？」
「沒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個。」
她們搖著頭，驚歎不已。我告訴她們在美國沒有人口問題，所以管理規則跟中國不同。
「你家有多少個孩子？」一個女人問。
「四個。三個姐妹，和我。」
「在這裡不行，」她說。「只有一個——如果你再生一個，得付罰款。」
「要一萬多塊。」另一個女人插話道。
有一些孩子跑來看我，我注意到兩個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麼他們呢？」我問。「他們看起來像兄弟。」
「是的，」那老婦人說。「他們的父母得付罰款。」
一個男孩大約四歲；他的哥哥大約六七歲。他們都很髒，在我們頭頂的一處麥地上，猶猶豫豫站著，對外國人有點害怕。一個大約五歲的小女孩過來了——一個小傢伙，頭髮烏黑，臉龐髒髒。大張著眼睛，那孩子盯著我看。她有雙巨大的烏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貝吉塔，在她小的時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還了一笑。
「她是他們家第三個！」一個女人說。
「哦，」我說。「他們肯定罰了很多錢。」
「不，」那女人說。「他們的房子給推了！」
「什麼？」
「他們的房子給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那個字眼。「這個推了？」
「對的。」
那個詞兒有很多意思：去推，轉，切，移動，延遲，舉薦。但說到推房子時，只是說你把它給推倒掉。當地的計劃生育官員把這女孩的家給推倒了，因為她是第三個孩子。
我在外國的媒體上讀到過類似的故事，但我總是想它們只發生在很偏遠的地區。但我察覺到，我走了一天，而這個美麗的小河谷一點也不偏遠。
那些老婦人搖著頭，看著那小女孩。聽到這番談論，她顯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說：我很抱歉。毫無疑問，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導致了家裡的房子被推到，這個小孩的成長將受多少困擾。但在她的眼裡還有別的東西；它的意味不清晰，無法定義，而它基本上就是說：有些事情比錢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婦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輕輕撫摸那女孩的頭髮，然後她跑去跟別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沒能到去年的露營點。我花了太多時間跟人們聊天，最後縮短了路程。但我在烏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個好的地點，在那兒，我吃了晚飯，讀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傳。我下了決定，在我人生餘下的每個春天，都要重讀一遍這本書。他每次去紅襪子那兒工作時，都不是特別高高興興，而我對此表示敬意。在他的聲音裡還有一種鮮明的美國味兒——那種張揚姿態，粗俗的俚語，文章的節奏。我尤其喜歡這本書如此開始：
「我想要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來，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兩旁的砂岩山崖白而乾淨，突出在粉綠色的烏江水面上。在水線上方十五英尺處，我能見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跡，那將是夏天河流要上漲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滿是返回學校的農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著白色的山崖滑入霧氣之，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個春天。
（以上藍色部分文字由「Hi!PDA」論壇starship補譯）
[1] 譯註：很多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不敢來中國，這是普遍現象。或許可說是美國媒體妖魔化的後果，也反證出中國政府的國際公關還有多少功課沒做。希望奧運會能起到這個公關作用。
[2] 譯註：何偉似乎對那段中國歷史還不算很清楚。自從中蘇關係在1960年代初破裂後，很多的「備戰」都是針對蘇聯的，而非美國核彈威脅。
[3] 譯註：我想起高中時候的兩次死亡。一個是同班的男生，他來自鄉下，突然退學，大約半年後，聽說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迴避談論，包括老師；另一個，是三十來歲的體育老師，聽說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約半年後，就死了。
[4] 譯註：這個情況現在也發生了變化。我的兩歲侄女已經在深圳的幼兒園裡學唱聖誕歌了。中國的變化，從現在看過去，即便只十年，也那麼巨大。
甚至，網上還流傳說法，共產黨內部文件建議給黨員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繼承鄧小平的傳統，現在中共政府，採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說，降低影響。
[5] 譯註：同樣的，我的想法是，中國在發生變化。在私營商業部門，這種管理指令肯定不會發生，而隨著中國社會趨於私營化，中國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門的管轄權力，範圍，在縮小。
[6] 譯註：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當今中國，還普遍存在，不僅是政府層面，在網絡上也有很多來自民眾的聲音。近期的經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說來，孤立的社會，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較容易陷入這種症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