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季學期的尾聲，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去了實習。在十二月，亞當與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幾個我們最喜歡的學生；他們在烏龍鎮的一所中學培訓，那個小鎮，在烏江的上游，靠近貴州的邊境。那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學校很榮幸有外國朋友拜訪；有兩天時間，我們發表講話，參加宴請，我們還參加了一次籃球表演賽。
亞當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太久了，使得我們可以發表聯合演講，而不用事前準備；我們知道如何拿對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順暢。我們在烏龍的演講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讓學生興奮，這不是很難。每次演講後，有幾百人圍過來，要我們的簽名，我們一直簽到幹部過來，把我們拖去另一樣事。我們幾乎每個小時都在發表演講，參加會議。
在兩天後，我們就徹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這麼結束的，絕對徹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氣污染導致的鼻竇炎，它最終讓我停止跑步鍛煉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結核，在同一年裡。等到了我離開涪陵的時候，和平隊的醫療文件裡滿是這兩年生的病，受的傷：肺結核，變形蟲痢疾，慢性鼻炎，一隻破了的耳膜，斷了的鼻子（因為打籃球），一隻視力嚴重減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這裡的氣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為外國人的生活壓力所打倒。總是成為注目的焦點，讓人疲憊，而身為一個外國人，意味著你更容易引發糾紛。經常會有些小危機或事件，要求我去關注——一個歐小姐事件，或某個茶室裡認識的人每天給我打電話，如此之類。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為這是我選擇的生活；教書本身很少有什麼壓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國的城裡推，是因為我對其著迷。
旅行通常會增添更多壓力，而沒什麼比這個小小的江城烏龍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壓力更強烈。它也有收穫，因為人們見到外國人的反應，是又驚又喜，但到得後來，想要維持對你生活的控制權，乃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最難想像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國人會來烏龍這樣的地方生活。它肯定會發生的，隨著改革開放加速，但我沒法去設想那會是怎樣，因為看起來，外國人在這裡呆不了三個月。這兒人們的意圖都是很好的，然而他們的善意足以搞死你——無窮無盡的宴席，及種種特別安排。在烏龍呆了兩天後，亞當跟我都病了，我們花了三四天才恢復過來。
春節裡，我們有五個星期的假，從一月份開始。桑尼要去泰國；諾林選擇了南中國，然後去越南。亞當決定乘船去上海，然後轉向南方，去深圳探訪安妮。我計劃去貴州山區獨自遠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憶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車。我還想到了烏龍的筋疲力盡，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來越好了。
六個月後，我就將離開這城市。當假期開始，我發覺，在涪陵的時間有限了，我知道我不會想去中國的其他地方過春節了。這是中國最大的節日，一次家庭的團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寫上三到四個小時。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語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點十一點為止。為了把那語言從腦子裡清走，我在寓所裡又學習一個小時的漢語，閱讀報紙，或者聽卡帶，之後，我去學生之家吃中飯。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裡，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吃飯。廖老師和她丈夫請我去過幾次，孔老師也是，而城裡還有些人經常請我過去吃飯。如果沒人約我，我會到城裡吃，或者返回學生之家，在那裡，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飯。
英語只在寫作時候才用到；在那個月裡，我說的全都是中文。後來，我回頭看時，那個節日乃是我在中國最喜歡的日子，因為終於的，我的中國生活安定下來了，而我精確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當地的日程生活中。這一切都屬於何偉——沒有一個英文系的同事請我過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發生什麼聯繫。後來，在那個春天，我才發現這是出於明確的指示，因為從亞當跟我抵達涪陵的那一刻起，系裡的權威就告知英語教員，不要和外國老師親密交往。就像許多的幹部政策一樣，它源於一個模糊的，毫無意義的猜疑症，也許，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當地米粉店裡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說學校裡說英文的老師要親近得多。但通過孤立我，系裡的權威不過是推動我進入另一種狀況，而現在，即便他們改變了他們的念頭，我也不會拿我的生活來換取用英語交流的友誼了。在那個節日裡，我是城裡唯一的外國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覺得孤獨。
一群當地的小孩時常跑來我的寓所，因為我的陽台上有一串節日的綵燈，在晚上看來很漂亮，高高懸於烏江上。有時她們是何麗帶領的一群女孩，她十一歲，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時候，會有一群野小子，他們跟著王學松，一個九歲的男孩，跟我同樓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媽媽住一起，她離了婚，而他家的大人嚴厲警告他不要去騷擾外國鄰居。但小王和我學會了怎麼去哄他們；他或者會跟一群別的小孩來，或者他會出門，大聲走下台階，然後轉頭，偷偷溜回來，輕輕敲我的門。我喜歡跟他聊天；他會告訴我校園裡發生的事情，學校裡的生活，還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個小孩很被他鄙視，取了個綽號叫蔣介石。小王喜歡看我的電視，看我的照片，從我的陽台上向人們大叫；我讓他想幹嘛幹嘛。我懷念我在密蘇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個小孩在房子裡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陽台上掛了一百個節日綵燈，現在，夜裡你可以從長江上看到它們。它們花了我們兩個小時才安上，之後，作為獎賞，我讓小王把所有燒壞的燈泡從六樓往人行道上扔，它們摔得粉碎，很好看。對於鼓勵他的罪行，我不覺得特別愧疚；每次學校的工人來更換我的燈泡時，他們也是這麼做的。而且他們幾乎跟小王一樣享受，當玻璃在人行道上炸開時，他們都嘿嘿笑。
下城區的涪陵在江對岸的夜裡燈火輝煌。城裡的街道上掛滿了紅燈籠，一排排的彩色燈泡，而所有的樹木都被裝飾了。南門山的小公園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動——它那被煤灰印漬的樹木都覆蓋上了燈泡，在城市的心臟地帶亮得發暈。人群聚集在那裡，看著公園，拍著照片。當節日臨近，似乎城裡的每個人都在夜晚出動了，一個個家庭，年輕的父母帶著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無目的在街上逛來逛去：買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們也返鄉了，驕傲地穿著制服，在街上行軍，一隻眼留意著小姐。大排檔在街上，石級上四處發芽——賣燒烤的女孩，賣紅薯的小販，賣豆腐的男人，火鍋攤檔——好像每個人都在人行道上吃東西。我，也是；我總是喜歡夜晚的涪陵，但現在一切都更強烈，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充滿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邊可憐的樹葉也終於復活了，發出明亮的白光。燈泡的電線拉得不怎麼小心，有時它們會爆炸，著火，那些樹木驕傲地閃著光，突然一聲爆炸，起層煙霧。行人們會停下來看，聊天，說笑，而在火苗消失後——樹枝輕輕嘶響，煙霧漂走——他們繼續在這輝煌的城市裡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學生之家的一家邀請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裡最重要的一頓飯，一個家庭團聚的傳統時光——等同於美國的聖誕晚餐。黃小強早早關了店，我們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腳下的房子。
黃凱現在兩歲了，而他已經到達了開始害怕外國人的階段。從起初，他經歷了循環階段；他先是個容易受驚嚇的孩子，而有時他會跟我一起玩，有時又一看見我的臉就害怕。那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的反應——部分害怕，部分著迷。每當有一個外國人出現在電視上，黃凱會變得很興奮，大叫「何偉！」他的父母說他常在家裡說到我，然而，為了某些原因，那個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達他們家，那孩子就開始哭起來。「他這樣鬧了有一個小時了，」他媽媽說。「我告訴他你會來，他就開始哭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抱歉，」我說。「如果我知道他不開心，我就不會來了。」
「不，那沒關係的！他沒事的——我會把他抱到另一間屋呆一會兒。」
我跟黃小強還有他父親黃能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那似乎乃是多數中國人在春節時所做的——有兩天裡，他們盡可能多看電視。在第一年裡，我佈置了假期功課，讓學生們寫下他們在節日裡幹點什麼，因為我對中國的傳統感興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佈置了。讀到一個歷史比聖誕節還悠久的節日中，慶祝活動被局限在了盯著電視上，實在叫人鬱悶。
黃家的男人抽著煙。整齊排列的解放軍在電視螢幕上邁步。我能聽到黃凱在後面的屋子裡哭，但他已平靜些了。他的媽媽在和聲細氣對他說話，偶爾我聽到她說起我的名字。
「你們美國士兵的走路樣子跟我們不一樣，是不是？」黃小強問
「不一樣。」
「當香港回歸的時候，」黃能問，「那些士兵是美國的嗎？」
他的兒子糾正他：「那些是英國士兵！」
「哦，他們走路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他們這樣走。」黃能站起來，踩著重重的步子。他是一個小個頭男人，四十九歲，而他有那種農民的結實體格。他邁步跨過客廳，膝蓋抬得高高的。「那是你們美國人邁步的方式，對不？」
「多少算是。」
「我們覺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歸時，看起來很好笑！」
「在西方國家，我們不像你們那麼走，我們覺得你們的樣子很奇怪。它讓我們想到了希特勒和納粹。」
「哦，我知道了——你們不喜歡他們，因為打過仗，是嗎？」
「是的。那就像你們中國人看日本人那樣。」
「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喜歡日本人。」
「我知道。」
「他們在南京殺了很多中國人。而且他們也轟炸了你們美國。」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國，我們叫他們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們在美國怎麼叫日本人？」
「在戰爭期間，人們叫他們加普斯。」（JAPS）
黃能喜歡這個發音，他念了幾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嗎？」他問。
「是的。就和中國人說小鬼子一樣。」
「所以你們美國人不喜歡日本人？」
「我想現在多數人都喜歡他們，至少不討厭他們；我們也不再叫他們加普斯了。但在戰爭期間，美國人不喜歡他們。」
「那是因為他們炸了你們美國。」
「對的。」
「然後你們把原子彈丟到日本去了。」
「是的，兩次。」
「美國是第一個有原子彈的國家。」
「是的。」
「在科學上，你們美國是世界第一。所以你們是個超級大國！」黃能跟我豎起大拇指，回去看電視了。這是一次滿意的談話，叫他高興；他是家裡最年長的男人，他有責任讓我賓至如歸。在電視上，士兵們搞完了，現在是一次舞台秀，穿著緊繃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練呼啦圈。馮小芹帶著黃凱回來了。他怯怯看著我，開始在房間一個遠遠的角落玩一輛玩具車。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爾把車子滾到我邊上來。我會撿起玩具，而那小孩因為害怕退縮。我把車子推還給他，他害羞地轉過身去。
王朝素，黃能的妻子，準備好了晚餐，我們所有人都坐下了。那裡有好幾道豬肉菜，全都很辣，還有豆腐，豆芽，一條從市場裡買來的魚。我們可以連吃三天還有餘的（年年有餘）。還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裡。
「我知道你喜歡把飯和菜一起吃！」她對我吼道。「那和我們中國人不同！我們喜歡後吃飯！」
王朝素對我說什麼都是用吼的，和許多美國人碰到英語不好的外國人做的一樣。她是全家裡我最喜歡的一個，一個樸實，不識字的女人，只會說方言，而她有極佳的幽默感。她喜歡我總把自己稱作「洋鬼子」，她也覺得亞當和我老是對新志願者說謊很好玩。在秋天的時候，我告訴王朝素可以收桑尼與洛林五倍的價錢，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為回報，我們會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訴他們兩個受騙了。
「那不禮貌，」她說，很是吃驚。「他們剛來，我們不該騙他們。」
「誰在乎呢？」我說。「他們只是外國鬼子！而他們有那麼多錢——他們兩個都很富。」
「你騙人！我知道你在騙人！下次我要騙你！」那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老笑話——每次我們去到店裡，她就要說她將要怎麼去狠狠騙騙外國鬼子。
她是個很好的廚師，春節的晚餐乃是絕佳。每過一陣，王朝素會吼道，「這菜不好吃！」而我會再次肯定她，說事實上相當完美，而她會盛多點到我碗裡。「慢慢吃！」她吼道。
晚飯後，我們回到了沙發上，我跟黃凱一起玩。他已經不再害怕了，我們一起把車子滾前滾後，孩子笑著。他的父親在看電視，而祖父坐在邊上一把椅子上，仔細剪著白色，紅色的紙巾，切成一條條，來做墳票，墳墓的裝飾。墳票是長長窄窄的圓管，用白紙做的，中間有一條紅色帶子，細細的白線從尾部掛下來。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濤，他們鄉下的村子，在那兒他們要用墳票給祖先的墳墓裝飾。
「我們要給我父親上墳，」黃能說。「我通常一年至少去兩次。他在解放後死的。」
我總覺得，這個詞應該粘在黃能這樣的人嘴裡，難以說出，他獲得的解放是父親被共產黨斃掉。但像我在涪陵認識的所有人一樣，他用這個詞沒有一點諷刺的痕跡。我問他當時幾歲。
「我十歲。」
「那很小。」
「在那個時候，我不懂得死是什麼，」他說。「在十歲，你什麼都不懂。」
他邊做邊笑著，剪著紙頭。我把小車滾過他的孫子旁邊，小孩追著車子，尖聲大笑。
「你們聖誕節跟我們春節一樣，是不是？」黃能問。
「多多少少。那是我們最重要的節日。」
「你們會在聖誕節給祖宗上墳麼？」
「不，我們沒有那個傳統。多數美國人不知道他們祖宗的墳在哪兒。這是一個移民國家，人們經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墳不在我的家鄉；他們在加州，那就像從這裡去上海一樣。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兒——有些在意大利，有些在德國，還有一些愛爾蘭，英格蘭。」
「這麼多國家！」
「多數美國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在聖誕節去那麼多地方上墳。想想要花多少錢！」
「肯定要花很多錢。歐洲離我的家鄉很遠。」
「好吧，」他說，「明天我們只要去白濤。坐汽車只要四塊錢。」
我們全都坐在一起看電視。有一個電暖器來取暖，而男人們也用它來點煙。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現在，這個節日並不令人壓抑了，我跟這個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從我學生的作文中讀到它。我們閒聊著，開開玩笑，突然，馮小芹嚴肅起來。
「當你剛來的時候，」她說。「你會不會有時對中國人感到噁心？」
我被這個問題驚住了，不知道它從何而來。我問她是什麼意思。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人很粗魯，因為他們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應——他們非常好意地請我來到他們家裡，我們似乎離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遙遠。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電視上，而我想最好還是談點別的。
「不，」我說，「我覺得這兒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說，有點不耐煩。「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遠在店裡吃飯，有個女人在對你們兩個大笑。」
梅致遠是亞當的中文名字。我記得那次事件，一個小事——一個月前，一個卡拉OK的小姐笑過我們，嘲笑我們的漢語，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她說了不少話，而我們叫她閉嘴，管好自己的事兒。通常我們不會對那種嘲笑作出反應，然而我們把米粉店當作我們的地盤；人們沒權利在那兒嘲笑我們，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馮小芹想要我誠實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覺得她瞭解我，就像她瞭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樣——她總是在店裡，在那兒她看著我如何對事情作出反應。像所有人一樣，她很仔細觀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時候，帶著一點同情。
「是的，」我說。「我想那個女人很沒禮貌。她在取笑我們，所以我叫她閉嘴。但它沒怎麼影響我；後來他也不說什麼了。」
「她沒文化，」馮小芹說。這是一個普遍的說法，指一個人沒受過教育。馮小芹搖搖頭，繼續道：「所以她那麼對待你，因為她沒文化。涪陵的許多人都是那樣。」
「不，多數人不是那樣。而現在比我們剛來的時候好多了。」
「他們還是不應該笑你。那很沒禮貌，我想。」
她一直看著我，她黑色眼睛裡的某些東西讓我迴避她。我看著那小兒，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說。「你們很好心，讓我今晚來吃飯——那才是更重要的。黃凱是個很禮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們談起了他長大了好多，他會說多少字了。我們沒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為現在那懼怕已經不見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沒有提到，從這個小孩的懼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見的多少困難，人們對於新鮮陌生事物的不確定感。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人類反應——一種本能，就像小孩一樣，無可指責。要花時間與努力去應付它，也需要耐心，現在我才發覺，在對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們邀請我來吃飯，就是很慷慨的。他們知道那孩子會哭，也許會冒犯我，但他們還是邀請我來了。我想到了美國的聖誕晚餐，我懷疑自己會不會請一個外國人，或一個黑人來與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會害怕他的話。也許我會的——但那必須要有個理由。我會想說，這將會是對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課，也是對客人的一個重要姿態，而這會讓我自己感覺很好。我是為自己做的，也為其他相關的人。
但今晚，他們的行為並無任何理由，任何目的。馮小芹理解我，但還沒到那個程度，看不出我從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與她的家人邀請我來，不是為了展現他們沒有外國人恐懼症，或者別的什麼。他們知道我獨自一人過節日，而我是他們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緊。他們只是心胸開闊的人，而這是我在中國所吃的最好一頓。
午夜的爆竹聲喚入了新年。我早些時候離開了黃家，我有點累了。準備睡覺時，爆竹聲起，低低的，有節奏的聲音，像是雷聲滾過山頂。聲音愈發大了，在河谷兩岸迴響，我到外面陽台上去看。
烏江在夜裡顯得陰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隨著午夜臨近，煙火增強了；我能看見它們在街上，在石級上閃亮。聲音的強度加了一倍，兩倍；插旗山那邊也加入了，而在遠處，跨過長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來。在午夜那一刻，整個城市轟鳴起來，它的聲音響徹烏江兩岸，建築物的窗戶也閃著火光。舊年過去了；在河谷的心臟深處，烏江顫抖著，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燒的城市上了色。最後，午夜過去了，煙火熄滅，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過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進了城，街上滿是穿著新衣的人。傳統上，在新年裡你不能穿任何舊的，孩子們穿得尤其鮮亮。許多小女孩都上了妝；所有的男孩都拿著槍。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個節日傳統：塑料的小彈丸槍在哪兒都有賣，在街邊的攤檔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來福槍或手槍，或者兩把都有。這些槍很精確，有力，在美國，可能你賣上兩把就會被起訴。在美國，有可能孩子們會拿它來射鳥，狗，或者貓兒；在涪陵，很少見動物，卻有許多的人。城裡到處都見男孩們互相追逐，喊叫著，發射他們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個潮流，是學生乞丐的出現。在南門山附近總有乞丐；通常他們身有殘疾，有時會出現少數民族的婦女，帶著髒髒的小孩，來拖住你的衣袖。但現在，每次我去城裡，都能見到兩三個學生，穿著校服，因為羞恥而低著頭，身前的信息板上寫著長長的故事，標題是「需要學費」。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們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學學費，往往是因為家裡死了人，而他們向路過的人請求捐助。通常乞討者們會將學校的錄取書與學生證展示出來。其中沒有一個人是來自涪陵；他們是坐輪船經過的。
他們弄到的錢不少——一堆堆五塊十塊的鈔票。這很能說明中國人對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這一點來賺錢；我不能想像這種騙局在美國會引起多少回應。至少它看上去像個騙局；在過去的兩周裡，我注意到其中有兩個男孩顯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證件。他們輪換著上班，而我總是留意到，其中一個人會在旁邊觀察他朋友討錢。我的印象上，在節日的好心情中，他們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塊錢。這比呆在家裡看電視的產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車，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長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廟——人們告訴我，在文革前，這個地區有超過三百家寺廟與神龕，但現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廟裡只有幾個遊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數百人湧去那裡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販們向孩子們賣氣球，而其他的孩子們用彈丸槍來射氣球。我去到哪兒，都見到喊叫的小孩，揮舞著拳頭，而他們的父母買給他們所有想要的東西。像其他的中國節日一樣，春節有時看起來像是獨子政策社會效應的歡慶。
那是一個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裝飾舊墳。在下到街的小徑上，我路過一個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約七歲，膝蓋上放著一把來福槍。當我經過時，我看他一眼，意思說：可別想射我。我繼續往下走。
彈丸擊中了我的後背。我已經在留意裝子彈的聲音，但那槍已經上了膛，我吃了一驚。那小孩早已準備好了，等人經過就射他。
我轉過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發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會把槍留給他，出於一種變態的尊重，算他膽子夠大。然而他僵住了，看著我走近。我已經對這個特殊的節日傳統受夠了，一把抓過槍，在他還沒反應過來前。他驚呆了，有一陣子毫無動靜，然後開始哭嚎。我轉回頭，走遠了。在山腳下，我還能聽到他的哭聲，他的聲音還在遠處迴響的爆竹聲之上。
幾天後，有些鄰居的小孩來玩，我讓他們用來福槍在我的寓所內射擊。他們會比較在春節裡收了多少錢——那是另一個傳統，親戚朋友們會給小孩紅包，「紅色袋子」，裝滿了現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約是一個城市家庭三個月的收入。其他孩子們的進賬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間，除了方思揚，她的錢還不到七百元。她是個可愛的女孩，留著麻花辮，我能看出她覺得很尷尬，節日裡才收了這麼點錢。有一次，我問道方思揚怎麼樣，小王簡明扼要描述了她的社會階層。「她家，」他說，「有小雞和公雞。」
我給了方思揚和其他人一些美國硬幣與明信片，他們走了。小王留在後面，玩著槍。
「我能借嗎？」他最後問。
我上次看到小王時，他乃是全副武裝，我問他發生了什麼。
「我丟了所有的槍，」他說。「我不知道去哪兒了。」
我仔細盯著他，看出他在撒謊。「你家裡人把它們拿走了？告訴我真話。」
他站在那裡盯著腳看，無語。
「你打傷別人了嗎？」
「沒有，」他說，但語氣不堅決。他垂著頭，手指撥弄著槍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給你槍，」我說，「你能保證不去射人嗎？」
「我保證。」
我給了他槍，知道自己非常偽善。他是個可愛的小子，而面對小孩時，我就跟中國的父母一樣軟弱。還有，老實說，我對於他家的成年人可沒有多少感情。他們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卻從未邀請我過去，而每次他們在樓梯上碰到我時，都會放慢語調，說些很簡單的話，好像我是個傻子，或一隻狗。他們的意圖不壞，我知道，而且這也不足以成為我給他們小孩武裝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個小脾氣就是，當地人不把我當人對待。何偉是笨，但也不是那麼笨。
小王把槍藏入外套內，我讓他出了門。他朝我咧嘴一笑，踮著腳尖走下樓梯。我關了門，輕輕的。幾秒鐘後，我聽到他重重衝上樓梯，砰砰敲門，好像他剛從外面玩回來。
二月裡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豐都，去見孔老師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時早已死了，所以他總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過年，他們住在豐都。
我們一起爬上雙桂山的石級，想從高處看看這個地區，幾分鐘後，我們就越過了那175米的水文標識。我們停下來，俯視這個城市。這是一個灰色的早晨，整個涪陵躺在我們腳下，延展在長江的北岸。這裡所有一切都將在新水庫到來後淹沒，我問孔老師他們家人會去哪兒。
「他們會到江對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說。「我們可以吃了中飯後去那兒，如果你想看看它什麼樣子。」
「他們什麼時候搬？」
「還不知道。也許兩年後，或者更久。許多細節還不確定。」
「他們得花錢嗎？」
「政府給了很多的幫助，但也不是免費的。他們大約要為新房子付點錢，但我想不會很多。也許兩千塊，或者再多點。」
「他們反對這個嗎？」
「不，」他說。「他們想搬。你看到他們現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們的新房子會好一些，而豐都城也太髒了。又小又擁擠。新城的空間會大得多，而它也不會有豐都那樣的交通問題了。這兒很少有人對大壩表示反對。」
這是三峽工程的又一個好處了，對於工程師與城市規劃者來說，三峽是一個恩惠，他們終於可以建設一個道路高效，供水通暢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為何不在意搬遷；他們的公寓小得讓人縮手縮腳，位於一條骯髒的小巷內。但與此同時，我喜歡豐都，雖然我是用一個外國人的眼睛來看它——我喜歡那老式房子煤漬的灰色，狹隘的鵝卵石街道，充斥著車流人流。它是一個老舊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髒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麗嘉是孔老師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歲的生日。她的妹妹們也都來了父母的房子慶祝。最小的妹妹二十出頭，在豐都工作，而中間那個，名字叫徐樺，在廈門的一家保險公司上班，那是中國東海岸一個興旺的城市。兩個妹妹都沒結婚。
徐樺帶了一隻手機，還為生日宴會貢獻了三瓶法國紅酒。我們吃著郭女士做的餃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餃子非常好吃。紅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歲，在當地一家電廠上班，喝的時候，露出苦相來。但那酒是進口的，而徐樺很自豪地帶了它來給姐姐生日祝壽。
我一直喜歡孔老師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時，她看起來比校園裡任何人都要輕鬆，也許因為她是個獨立的攝影師，不是學校單位裡的正式一員。許多小企業主也是那樣的——他們跟外國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樺的情形也是一樣，她身上帶有一點東部沿海的見識感。她說我應該搬到廈門去，那兒有很多的外國人，而人們也不像涪陵或豐都那麼落後。廈門有好幾家麥當勞，她說——一個發展的標誌，讓我有點吃驚，因為我已經一年半沒見過麥當勞了。徐樺的頭髮剪得很短，她穿著緊身的白褲子，一件明亮的黃色夾克，帶著墊肩。我問她有沒有興趣再次回四川住。
「為什麼我要回來？」她笑道。「豐都，涪陵——它們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節時回來。那就夠了。」
我們吃飯的時候，徐先生告訴我他有個弟弟住在美國。我感到驚訝，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如今在紐約大學教書。一個從豐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個美國的學術生涯，叫人不可思議，我問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過學。
「不，不，不，」他說。「我的弟弟在台灣長大，和我的三個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沒再談及這個，直到飯後，他去了另一間屋子，拿回來一堆信。
「這些是我美國的弟弟寫的，」他說。「他通常一年給我寫兩次。」
那堆信用一根繩子紮著。徐先生小心解開，然後把信遞給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裡，雖然郵票取走了，因為徐先生收集它們。我緩慢地翻過它們。有些信封從台灣來，有些從美國來。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灣及香港採取的繁體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來的話，讀起來肯定會有麻煩。但我只是剛剛遇見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郵票的空處。
從某方面來說，也不用去讀信了，就像我不用去瞭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細節。那一堆信封已足夠叫人心酸——它們保存地那麼好，充滿敬意，可見有多麼厚重的親密情感在這故事裡，而我知道，它肯定是傷感的。很清楚，這個台灣的弟弟的生活，與豐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他遞給我一張照片，上面一個中國男人穿著畢業禮服，站在哥倫比亞的紅磚樓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輕得多，面帶微笑。他的胳膊摟著一個漂亮的中國女人。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校園看起來明淨干潔。
「那是他博士畢業的時候，」徐先生自豪地說。「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國人，但她在美國長大。」
「他們曾經來探訪過你嗎？」
「沒有，」他說。「我從來沒見過我弟弟。」
他說完後，那堆信顯得更沉了。我正想問到他們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兒插話了，問到我覺得在紐約大學教書可以掙多少錢。
「我不知道，」我說。「但那是個很好的大學。也許他一年至少掙五萬美元。」
「他也有一輛車，」徐先生說。
「大多數美國人都有，」我說。
「一輛車花多少錢？」
「看情況。通常是一萬塊多一點。」
「那他的工資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裡他不怎麼提到錢。」
「唔，我想他們的房租會很貴，你知道。在美國生活的開銷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紐約。」
「他的岳父給他們買了套房子。也許他們可以存很多錢，是不是？」
我不太確定他們到底想要瞭解什麼，但看上去，他們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個男人在美國的生活是個什麼樣。他們問我如何取得美國公民身份，還問我在美國教書是怎樣。我們聊了一會兒政治，而徐先生問了我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邊上，沒什麼問題比這個份量更重了。我回答說我從來沒去過台灣，所以我並不瞭解。
「大多數美國人怎麼想？」他繼續加壓。
「多數美國人也不很瞭解這個問題。我想多數人希望和平。」
「他們認為台灣一個獨立國家，是不是？」
我很高興至少我們改換了發音——每次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總是想用「他們美國」，而不是「我的美國」。那是一個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區別，但我依然覺得很難回答他。
「多數美國人覺得台灣就像一個獨立的國家，」我說。「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經濟。但美國人知道它的歷史與文化和大陸一樣。也許他們覺得它應該回歸中國，但只是在台灣人準備好了的時候。多數美國人認為這個問題比香港複雜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讓他滿意了。我想向他問問那個兄弟的情況，但我心裡覺得還是換個時候跟孔老師談比較安全。我問徐先生豐都過去是怎樣。
「當毛澤東當領導的時候，」他說，「所有一切都很糟。我們不能跟像你這樣的外國人說話。在那些日子裡，沒有一點自由，也沒有權利。但在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後，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現在好些了。」
這跟我經常從四川人那兒聽來的一樣，只是徐先生對毛的觀點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鄧小平的畫像，顯眼地掛在電視機上方。
在我們渡江時，徐樺告訴我她會開車。我們在一條老舊的電動渡船上往南岸區，那兒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設當中。當時我們正在談些別的話題，突然間，徐樺告訴我她懂得開車。
我在涪陵已經住了很久，足以明白這一點值得欽佩。「是為了你的工作嗎？」
「不，」她說。「我在業餘時間學的。」
「就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愛好。」
「那肯定很貴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貴。」
「在廈門要貴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塊錢，上培訓課。但我想有一天我會有能力買車的，所以我想要現在就去學。這就像你們美國——美國人不是都有車嗎？」
「是的。即便學生都有——我在高中時就買了一輛。」
「你看。現在我們中國的生活水平上升那麼快，最終人們也會有能力買他們的車，就像你們美國人那樣。」
渡船在長江的心臟緩緩搖擺著前行。我眼前短暫出現了涪陵二十年後的交通景象，相當嚇人。徐樺繼續說著。
「我想去你們美國，」她說。「尤其是紐約。也許有一天我會去那兒出差，為我的公司。」
幾個星期後，我跟孔老師上課，問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釋說，徐先生的父親是從武漢的大學畢業的，之後，國民黨派了他去成都做電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後，他被調去了台北，那是台灣的首都。他的妻子與兩個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後，跟豐都的親戚在一起。這次調動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親總以為他會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後，當國民黨逃去了台灣，這一家人就永久分開了。他們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當時還是小孩，開始了一個漫長而倒霉無助的人生。
「在解放後，他們的生活很艱難，」孔老師解釋說。「他的母親頭幾年就餓死了，因為鄉下的情況很糟。孩子們勉強活了過來，一旦開始上學，又得面對許多迫害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父親在台灣。在文革期間，他們被打成了叛徒，特務。在那時有黑九類——你知道那些嗎？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間諜，走資本主義路線，還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識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現在有時我們老師也互相那麼叫，當作玩笑。
「兩個孩子沒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們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給他們機會。如果他們想要讀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廠裡找份好工作，他們都沒機會。在政治會議上，每個人都批判他們，即便他們都幾乎不認識自己的父親。
「到了改革開放後，徐先生開始往台灣寫信，看看他父親是否還活著。1980年的時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時，他還不知道他父親是死是活。他們開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親回到大陸，探訪了他。他在台北有個好工作，在電信公司——他在那兒的地位跟大陸的高幹差不多。他又結了婚，在台灣分離後，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個在美國的兒子。
「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開始改善後，政府開始給我岳父這樣的人工作，因為他們受過迫害。這也是改善關係的一個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電廠裡得到一份工作。當然，到那時為止，他已經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談到文革。」
我想著那個豐都的老人，還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經歷常常是這樣——我和人們交流摩擦很久，才對於他們過去的混亂經歷獲得一點點的瞭解，而正是那些經歷使他們成為了今天這樣子。幾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響到徐先生人生的種種力量，之前的，之後的——戰爭，台灣的分離，文革；大壩，新城；他在廈門的漂亮女兒，以及她的手機，她的駕駛課。一個人無助地經歷了這全部，從開始到結束，還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掛在他電視機上的鄧小平像，我記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國紅酒時，他女兒從廈門帶來的。很顯然他不喜歡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慶祝裡昂貴的一部分，於是他擔負起義務來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後他女兒又滿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結束時，我被捲入了一次公眾場合下的爭吵中，在高筍塘，涪陵上城區的要道。這事情乃是從抑鬱中爆發的，到那時為止，乃是我人生中捲入的最嚴重的一次爭吵。
我經常在節日的夜裡去那兒吃飯，因為我已經跟幾個在人行道上的攤販熟悉了。張龍華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會賣香煙，運營一個收費電話，在夜裡，他在一個燒烤攤上賣烤肉。他是個友善，溫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們往往會聽從他的話。偶爾夜裡那兒會有爭吵——有時在客人與攤販間，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攤販們之間，他們已經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劃下了一定的地盤。在夜裡，道上會有很多人，而一個像張先生那樣賣烤肉的，可以一晚賺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兒賣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為扣除了成本後，深圳那邊利潤低。
有一次我看到兩個燒烤小姐打了一場惡仗，從互相指責開始，升級到扯頭髮，越來越暴力，直到最後兩人嘶叫著，彼此扯拽對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圍觀。奇怪的是，兩個女人都跟男人一起賣燒烤，我猜測那是她們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鬥中，這些男人只是消極站在一旁。他們看上去很尷尬，或是驚住了；其中一個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著碳，好像沒事情發生。另一個男人只是傻傻地看著。終於，張先生走過去，停止了打鬥，但此時，一個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爛掉，她站在那裡，胸罩露著，咒罵著，吐著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領回家。她走後，她丈夫留下了，安靜地幹著活兒。
這種打鬥是不尋常的；多數時候，常來擺攤的人們處得很好，互相支持，當出現困難的時候。我喜歡高筍塘的這一點——這裡有一種社區意識，而以張先生為中心，而通過他，我認識了其他的攤販。其中一個是刷皮鞋的十歲女孩，她從小學退了學，因為她家人付不起費用。我不知道對此該做何反應；我經常在城裡找人刷鞋，有時我覺得不如把這生意給那女孩做。其他時候，我又覺得，讓一個小學退學的十歲女孩來給我刷鞋子，實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別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許多方面一樣，我的行為缺乏持續性，而我總也弄不清怎麼做才是對的。
在節日臨近尾聲那個夜裡，我從張先生那兒叫了五串肉，他請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從前那樣。有幾個攤販過來聊天，也有許多路人停下來，看著外國人。
過了一陣，那些關注減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兒讀重慶晚報。我覺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後他向前靠過來，對著我的臉大叫「哈嘍嘍嘍嘍嘍！」他憋足了勁大叫，然後笑起來。我沒有抬頭看——沒理由去理會那樣的人。
我感覺他走遠了，以為他已經離開；通常對付那些騷擾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們。但一陣後，他回來了，抓起張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腸。他把那根香腸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兩件事情特別能讓我發火。其一是身體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沒禮貌地把我推開。另一件，就是人們把我當動物對待，咕咕嚕嚕，或者做露骨的動作，以為這外國人很遲鈍，而且不會說中文。這個拿著香腸的男人成功地觸及了我的兩個敏感點，我的那種慣常的消極立即消失了。[1]
我迅速站起來，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腸。他是一個接近四十的小個子男人，他往回縮，吃了一驚。我往前踏了一步。「為什麼你要來煩我？」我問。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話來。我舉起手來，舉到和他的頭平起，然後收回來，到我的下巴。
「你個子比我小得多，」我說。「你不應該去騷擾比你大的人。下次我會收拾你。」
他往後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圍繞在我們周邊的人安靜下來。我第一次仔細看那人，看得出他是個麻煩。在他眼中閃著卑賤，而且很顯然他很窮。他定定神，開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說。
「我想見見他們，」我說。
「他們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來，」我說。「我會呆在這兒等你。去——滾開。」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侮辱，有幾個人笑了。那小個子男人沒動。
他憤怒地說些什麼，我聽不懂。張先生過來了，我問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張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沒文化。你不會想跟他計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小東西，」我說。只是四川另一個常用的侮辱詞，去問一個人他是什麼東西。我不應該再去進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為何停不下來。邏輯上，我知道這一幕很荒唐——作為號稱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這個五尺高的，威脅說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這場衝突裡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而我能感覺到，對我們兩人來說，這不僅是口頭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窮，在我的悠閒姿態中，他無疑看到了金錢與藐視。那過去的一年半時間我都不是現在這種樣子，而在他表現出的狹隘意識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見的最糟糕的憎恨與恐懼。這種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現在麻煩已經展開，而我不願後退。「去吧，小朋友，」我說。「去找你的大朋友來。」
人們笑了，而他更火了。張先生看起來很著急，叫那人離開，但他不願意。他站在那兒，離我十來英尺遠，狂怒地盯著我。
我轉向張先生，對他說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幾分鐘過去了，人們走開了。那小個子男人還站著，看著。一個常來的做火鍋的女人來跟我聊天，我抱著她的小嬰兒。那個十歲大的刷鞋女孩過來看那嬰兒，在走回去的時候，她對那男人罵道。
「神經病！」她叫著。「不要給那外國人找麻煩！」
我看著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長。部分是因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為人們對我那麼在乎——給我凳子坐，把小孩給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個人在鞋攤工作，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個有著高薪的外國人舒舒服服坐在那裡，吃著烤肉，跟人們聊天。
他再次說話了。在他的眼睛後，他所想的一切都化為了一串憎恨。
「我們中國人不需要這種外國人，」他大聲說。「我們為什麼讓像這樣的外國人來我們的國家？看看他多粗魯，像這樣侮辱我。我們不需要這種外國人在我們家裡。」
那時，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惡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會挑起打鬥，但如果他碰我的話，我肯定要還擊。他所惹怒的那個人，是我自己也不瞭解的，因為那個人我在家裡從不認識。四川給我帶來了部分變化，在許多方面我比從前耐心與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卻對這種情形毫無忍耐。我對人群說道。
「你們中國人不需要那種中國人，」我說。「這種人給了你們一個壞名聲。當我回家時，我會告訴人們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很友善，就像你們一樣，但我也會說，有時會有他那樣的人恨外國人。他才是那個粗魯的人，而他沒任何理由就來騷擾我。他挑起了麻煩。」
一切都靜下了來，只有我的聲音；沉默讓我發抖。我很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緒，讓自己可以清晰說話。「你過來騷擾我，小朋友，」我說。「我告訴你住手。現在你想要找麻煩，我就給你麻煩。過來吧，小朋友。過來。」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張先生過來擋在中間。那個做火鍋的女人對他叫道：「這外國人是個老師！他有文化——你不應該對他那樣。」顯然，沒有人支持他，而沒有幫助的話，他幹不了什麼。他的大朋友始終沒有出現。他坐回到了鞋攤上，從遠處看著我。
我想要離開，但我知道我應該等等，直到顯得我並不害怕。我跟人們聊天，讀我的報紙。緊張氣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個小男人會不會做什麼動作。
我對自己剛才的行為感到羞愧。我很高興高筍塘的人們喜歡我，維護我，但我知道我沒必要為這小事做得那麼殘忍。這事件讓我尷尬；我曾在普林斯頓與牛津受過教育，而不知為何，我覺得有必要去一個四川刷鞋的開戰，直到人們說他沒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種騷擾跟我個人並無關係，而我知道我應對他感到同情，因為他的苦勁兒來自其他壓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後，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給推一邊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誰，我可以去想想我整個人生中所具備的優勢；但在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這種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壓力，肯定將改變你，而我心中的某種東西早已變硬了。真的，我不確定那男人是否全錯：也許涪陵的人們不需要這種外國人。但在某個程度上，這個外國人也是他們幫著造出來的，好也罷壞也罷，我們黏在一起了。
我納悶那個小男人在想什麼。他坐在攤邊，看著我。沒有人停下來找他幹活。過了一陣，開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對張先生說。
「當心你的錢，」他說，向那個小男人擺擺頭。
「那不是問題，」我說。我謝了他，走了。我故意從那小男人身前經過，他沒動。我走開了，沒有回頭。
[1] 譯註：有一個說法，來自電影學院一個老師，他歎道：中國人的尊嚴底線比較低。何偉的反應，正是從另一面印證了這個。這大概也算文化差異的內容之一。可能那個侵犯何偉的人只當是開玩笑，雖然是一個很爛的玩笑，他卻不會意識到，在何偉看來，這是觸及尊嚴，而變得如此嚴重。
以我的經驗，有些時候一群熟人聚會，往往會拿某人取笑，玩笑話會說到傷人的地步，但卻不破壞氣氛，從不會有人當場翻臉。這是否也算尊嚴底線不高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