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需要點信仰，」孔銘說。「宗教，或者資本主義的民主，或者共產主義——不管那信仰是什麼，每個人都需要一點。我的信仰是共產黨。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時，我沒被接受。」
孔老師是個黨員，一個前農民，現在涪陵師專的中文系教中國古代文學。他三十三歲，在他的黑髮中有一些銀絲。他常帶著溫和的微笑，上唇的鬍子淡得幾乎看不見。他對漢朝的詩歌懂得很多，他三歲的兒子取名叫松濤：風吹過松林時的聲音。
「在中國詩裡，這是個常見的詞，」孔老師解釋道。「它也曾經被雪萊用過——我在譯文中讀到的。他寫過一首關於森林的詩，當他描寫森林發出的聲音時。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國只有五千八百萬黨員——佔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幾年的時間，孔老師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後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請，以及三個月時間的面談與評估後。「在過去，他們往往會很仔細瞭解你的家庭，」他說。「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不是那樣了——他們轉而看你的想法，那樣好些了。
我想共產主義的基本目標——去幫助窮人，讓事情平等——我想這些目標是好的。黨肯定是有問題的，有些人加入，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他們想要更多權力，在他們成為黨員後，只關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們才會有腐敗，因為有些人只關心自己。如果共產黨越來越糟了，當然普通人不會相信它。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了。但我相信多數人依然支持黨，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張。那裡總會有些問題，然而基本的目標是好的。」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基本目標總是穩定人民，傳統上，這是通過國營的工作單位來維持的。孔老師的單位是學校，作為其結果，他的生活沒有企業主那種的不確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為學校所有，由學校維護，租金大約是三十元——那麼小的數目，交租只是種形式了。學校還給孔老師提供了健康保險，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塊的月工資是不高，然而額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為學校炒掉僱員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孔老師所有的，在美國會稱為「終身任職權」，只是在共產主義的中國，傳統上這種終身任職權是從你開始工作那一刻就給你了，而它乃是給任何一個為國有單位工作的人：教師，政府官員，郵政人員，火車乘務員，碼頭工人，工廠工人。在中國的共產主義下，所有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鐵飯碗。」
但這個用語已經在滑入過去了，涪陵的人們現在對它有兩種用法。通常它是帶有諷刺性的，當地人強調它是一種浪費的機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帶著懷舊的鄉愁，描述著過去舒適的生活，而今在逐漸消失。如何用這個詞，取決於一個人對單位制度的立場，而逐漸的，政府在採納對鐵飯碗的批評觀點。作為其結果，沒有飯碗再是純鐵的了，也沒有哪個單位沒有改革，再也沒有不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發展成為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的奇怪婚姻，持續不停地變化著，重新定義著孔老師那樣的人的生活參數。
第一個重大的變化，將在今年的遲些時候到來，在1998年的六月，當他的住房將要私有化時。他不再享有一個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將被賣給他，價格為一萬塊多一點。這是一個好價錢——然而對一個賺八百一月的人來說，還是很多錢，而他的妻子，作為一個自由職業的攝影師，掙得還要少。當然，房子的價錢可能會上漲，在未來給孔老師帶來利潤——但沒有任何過去的經驗教他把房子視為投資。在涪陵，沒人討論按揭，以及再融資，從來沒聽說過一個普通市民向銀行借款的。要買大件商品的話，你就從自己的儲蓄裡掏錢，或者你得向朋友與家庭成員那兒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錢的話，你就乾脆別買了。
其他的裂縫也在飯碗上蔓延。政府已經決定，單位的保險體系，將被改革。這個改變的細節還沒有決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師將來得去買自己的保險了，從中國新興的保險公司那兒。很快，孔老師與他的妻子，徐麗嘉，將要應付孩子上學的問題了。江東區的小學收取的是標準費用——一個學期一百多點，包括學雜費。這樣的開銷是不難應付的，但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開始在涪陵分化了，因為聲譽好的學校可以收較高的費用，來保住頂尖的老師。江東區的學校滑入了這種競爭環境中，師專的多數老師都選擇把孩子送去下城區的學校。但這種轉移越來越貴——幾年前，轉區的價錢是八千塊，現在，這種一次性的費用跳到了一萬二。而三年後的費用將是多少呢，當孔松濤準備入學的時候？這錢值得花嗎？還有別的中國特色要降落到曾經穩定的社會主義單位中，給這家人帶來更多的困難嗎？這些改變，會不會觸及到臨界點，讓孔老師不再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這些變化當中，孔老師也不是特別焦慮。在必要的時候，自然會做決定；在此期間，他教著古代文學，看著他的兒子成長。這種泰然自若跟他的黨員身份，對政府的服從，並沒有關係。他平靜的原因跟許多其他中國人一樣，雖然在外人看來，這些變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簡單，他曾經見過比這更糟的日子。
「當我小的時候，我們沒有足夠吃的，」孔老師說。「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別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偏遠地區，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為文革的問題——生產和農業方式的問題。在1970年代後期，情況有了點好轉，但還不是很好。我們從來吃不上肉；我總是餓著。每天我們都喝米粥，而且我們只有一點點粥。我們很少會吃到鹽。我們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過。」
「在我五歲的時候，我母親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時候。當然，我們沒有牛奶或者什麼別的給那嬰兒，她也死了。我不記得當時那情形了。但在我十歲的時候，我父親也死了，那個我記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嚴重的感冒，三天內，他就死了。」
「在那之後，情況更糟了。我的祖父沒有力氣去幹活，而我太小了，幹不了什麼，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負擔我們所有人。在那個時候，村裡的生產隊很壞，他們一點也不幫忙。後來，情況改善了，他們開始來協助了，但有許多年，情況都很壞。」
孔銘的早年生活，全都發生在豐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現在大約有三萬居民。從他童年的家裡，要走一個小時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從那條路到豐都，坐車大約要三個小時，是以孔銘直到十四歲才第一次看見豐都城。他幫他的叔叔種田，他們在山坡上種小麥，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種蔬菜。「當時不覺得那工作辛苦，」他說，「但現在就會了，因為我已不再習慣了。」他看著他的手，笑了笑，現在它們是教師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軟軟，塵土與繭子早已不見。
「我現在到鄉下去，」他說，「我不能相信那裡的工作看起來那麼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區，那裡的農民相對要好點了。我不能相信我過去在那樣的對方生活過。而我看到這裡的學生時，他們多數是農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們說不要浪費父母的錢。那麼多的學生都來自跟我一樣的背景，而他們已經忘了田里幹活多少辛苦。在週末他們出去玩，浪費那麼多錢。」
他的初中同學只有少數幾個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沒一個考上大學。他被四川師範學院錄取了，一個四年制的學校，在成都，那是省裡頂尖的師範學院了。1988年畢業後，他在豐都一家貿易學校裡教了六年，然後涪陵這邊給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國，幾乎所有像孔老師這樣靠自己爬升的人，都會充滿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許是傲慢，但中國特色就是，這種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從不去強調過去的困難，因為他知道，情況也許會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間沒有任何的麻煩，」他說，當我問到政治問題時。「我們很窮。在地主之後，有三種農民：富農，中農，貧農。我們是非常的窮——當你窮成這樣的時候，你對文化革命沒什麼可擔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殺人，或者犯別的罪，沒什麼可擔心的。我們家裡沒人受到迫害。
「我記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裡的集會，在1974，1975年。當然，我不是真的理解，當時我在上小學，但我記得很清楚。他們會帶一個地主，或者一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來——通常是一些想賣柴火和蔬菜的人——他們就開個會來批判他。他會這樣站著。」
孔老師展示了：兩腳併攏，腰略彎，低下頭來，下巴頂著胸。他一動不動站了幾秒鐘，然後笑了，繼續講故事。
「他們不再搞坐飛機了。多數就是那麼站著，如果他們的頭不夠低，人們就會逼他低下去。我記得村裡有一個老人，他曾經是地主。在集會上，他們讓他那樣站幾個小時，低著頭。他會把頭轉向一邊，這樣會舒服些，最後，在集會結束，他的頭就一直那樣了。即便在文革結束後，他會走在村子裡，頭斜向一邊。」
孔老師還站著，現在他把頭斜向左邊，在屋裡走著。他又笑起來，搖搖頭。
「當你還小的時候，那種事看起來很興奮。當然它對孩子有影響——在你小時候看到那樣的事情，它會影響到你的想法。在那時我們覺得好玩。在聚會上，他們會批判一個同學的父親，然後我們都會取笑那個孩子：『你爸爸是個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們不懂那是什麼，但我們會說。「
他模仿一個孩子，用手指著，笑著，摀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變得嚴肅了。
「今天人們回頭看那個時代，說很荒唐。它幾乎是滑稽的，因為人們做的事情那麼荒唐。但那個時候，所有那些都是很嚴肅的——那是現實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難理解的。
「也許，到了未來，情況也會一樣。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來，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們知道文革的問題不會再次出現。但從未來回頭看，也許又會不同。今天我們回頭看文革，覺得很荒謬可笑，也許在未來，人們回頭看今天，他們會說一樣的話。」[1]
[1] 譯註：孔老師很有歷史感，我認同他的話。如果多數中國人都有他那樣的歷史感，那樣的心態，無疑將是中國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