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錢對我沒多大意義。我一個月掙一千塊，而一個中國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匯率下。在農村地區，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農民們可以省點錢，因為食物是自己種的。[1]
我的薪水相對來說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張去重慶的水翼船票為80元，雖然你可以坐慢船來省錢，那是二十四元，多數當地人也是那麼做的。在頭一年裡，我經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裡一隻老鼠跑過我的頭上，在我睡覺時。
我醒了，開了燈。船艙裡滿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著長尾巴。它們四散在地板上，鑽進人們的行李中去。其中一個爬上了下鋪的一個女人身上。那個女人在被單下轉轉身，沒醒來。我對那些老鼠看了一陣。最後我離開了船艙。
餘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聽江水流過。我想著坐這船省下的錢，大約是七個美元。在那次後，每當我要往上游去時，我都選擇了水翼船，但這種情形也很少。我在重慶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沒什麼興趣到那兒。多數時候我並不旅行。
呆在涪陵，讓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沒有理由去存錢；小心開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塊錢，那意味著一年的節儉生活可以獎勵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隊生活的一個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麼低，省錢毫無意義，但我的涪陵生活那麼簡單，那麼便宜，讓我不需要擔心我的預算開支。在某個意義上，我此時是最富裕的，因為那就像是玩具錢，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裡晃蕩時，我胡亂消費了不少錢，買任何吸引我眼球的東西——書，圖片，小飾物，黑市的卡帶。有一次我挑了個竹子的釣魚竿，不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廳的角落裡，讓它在那裡積灰。在軍品店裡我買了人民解放軍的制服與配件。那種店裡賣所有的東西——衣服，鞋子，野營裝備。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塊；手銬130塊。有三百塊，可以走進去買一把高力度的電子槍。如果你有單位證明的話，可以花不到兩百元，買一個殺氣騰騰的催淚瓦斯。他們不賣手槍，但你可以買到槍套。
從不同的店裡，我把我的制服一塊一塊拼起來：舊式的解放軍褲子，上面有紅黃色的長條，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錯的部隊夾克，帶墊肩的，一頂短沿的紅軍帽，額頭上有一顆紅星。當我花十五塊錢買肩章時，那個售貨員很嚴肅告訴我說那玩意兒不對——顯然外國人應當在肩上掛別的什麼東西，當他打扮成人民解放軍的軍官時。我反正還是買了；它們跟我帽子上的紅星，褲子上的條挺配。
有時候我會在上課時穿那制服，那總會讓我的學生們很興奮；他們有些人想說服我每天都穿。我從沒全副武裝進城過，但我時常會穿那褲子，那挺舒服的。許多農民和棒棒軍也會穿它們，而有時候人們問我是不是維族人。
除了我浪費的錢之外，幾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為我每頓飯都在外面吃。餐館可算這城市裡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沒理由讓我自己在涪陵做飯。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學生之家。通常是我一個人去，但一周裡會有些時候我們四個志願者在那兒中午聚餐。我們向馮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亞當在餐牌上寫下外文。除了我們外，沒人會點意粉。後來，他們有了台電話機，亞當和我有時會提前訂餐。這種專業感讓餐館的人很高興，他們也開始打電話到我們的寓所，邀請我們去吃飯。我會接電話，而黃小強會問：你們來吃午飯嗎？你們想吃點什麼？亞當和我告訴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後我們跑下山，乘熱吃飯。
我最喜歡星期天晚上的餐館，當它擠滿了學生時，而街上全是享受週末最後時分的人。但在下午時分也很好，這時生意不多，我會獨自坐著看報紙。我會跟他們一家人聊天，經常談到錢，幾乎涪陵每個人都在談錢。我已經習慣了談論那個，即便對我來說，那不是真的錢，而我每個月都讓它從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我坐著看黃凱在餐館的台階上玩兒。他像冬天裡所有的中國小孩一樣，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褲子是她媽媽手織的。他的褲子在褲襠處開了口，因為他還沒學會上廁所，他的屁股和腿內側因為寒冷而發粉紅。他快二歲了。他穿著一層一層的汗衫與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夾克，是他媽媽在城裡買的。「質量很差，」她的態度不以為然，當我為了那衣服讚揚她時。「只有二十元錢。」她總是告訴我黃凱衣服與玩具的價格。
我吃著米粉，從我美國製造的塑料耐爾吉水壺裡喝水。在中國，這種野營的水壺乃是無價的；它們由硬塑料做成，能夠盛滾水，那種滾水在中國的酒店，餐館，火車，輪船上都有供應。當我初次來到四川時，這種水壺還不普遍，雖然偶爾在成都那樣的大城市裡，我見到一個的士司機在用。通常那是通過一個親戚或朋友從發達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兒買的。
在1997年的早春，幾個成都商店開始囤積冒牌的耐爾吉水壺了，到了六月，每個人都有了。成都是個相對時髦的城市，外國風尚較易快速傳播，經常不需任何原因。城裡多數的自行車後擋泥板上，都裝飾有「英特爾奔騰於內」的貼條，跟那些美國的電腦上的一樣。成都幾乎所有的自行車都只有一個檔，肯定也沒有英特爾在內；但那個貼條很時髦，你在哪兒都可以見到。
對於冒牌耐爾吉水壺的需求比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個如成都般喝茶成癮的城市，水壺通過社會各階層迅速傳播。他們首先為的士司機所擁有，他們比較容易在這種潮流中先導——的士司機有一點獨來獨往的品質，錢也不少[2]。在那之後，生意人跟上了，然後是小姐們，最後，到了夏天，甚至茶室裡的老人也從假冒的耐爾吉水壺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塊錢從四川任何一個城鎮裡買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個標牌，把它們形容作美國人做的太空瓶。但它們顯然是中國工廠的產品，因為它們沒什麼標準，而商標經常拼錯。在那個意義上，事情跟十七世紀並無太大變化，當時一個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國的商業模式。「中國人非常善於模仿，」他寫道。「他們能把見到的所有歐洲貨模仿到完美。在廣東省，他們把幾種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於把那些貨品當歐洲貨賣到內地。」
即便在這些水壺普及到了涪陵後，黃凱還是對亞當與我用的水壺十分著迷。這跟那閃亮的塑料有關，也因為它們和外國人的聯繫有關，黃凱始終不太信任外國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著我的水壺，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蹣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說。「股票。」
我轉向他的媽媽。「他覺得它跟電視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著說。她手指向水壺的一側，那兒顯示著容量的標記水平，從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還在減少。
黃凱忘了那水壺，轉去了台階上。他爬在地面，褲子裂開，在地上滾著一隻玩具車。過了一會兒，我聽他對自己嘟嘟著。「毛主席，毛主席，」他說。我不知道什麼促使他說這個：在他家的客廳裡，有一張毛澤東的畫像，也許他想到了那個。他還沒到兩歲，腦子卻已經混雜了許多的東西。
毛主席憎恨金錢。他的父親——一個狡猾，貪婪的地主——掙了不少錢，也許部分是出於對他的叛逆，毛澤東憎恨任何與錢相關的東西。身為一個貧窮的革命者時，他鄙視它，身為共產黨的主席時，他拒絕碰它。
毛是新中國的父親，是以，也許部分是出於對他的叛逆，現在的中國人許多時間想的，談的，都是錢。也許只是因為現在他們的錢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賺，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麼多新錢，卻總還是不夠。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談錢。
這沒有什麼可羞恥的；當說到財務問題上時，沒理由羞羞答答。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的收入，而一旦某個朋友有了樣新玩意——一件襯衫，一個收音機，一隻筆——你會問他花了多少錢，他就會告訴你。提到錢，就好像過去人們碰面時的習慣：吃飯了嗎？直到最近，這國家多數地區都還是窮的，而吃飯乃是人們找到真實樂趣之處，就像他們從掙錢中找到真正樂趣一樣，不管是怎麼掙的。
我喜歡這種坦誠；它幫助我去瞭解人們的生活，因為我可以問他們的收入或開銷，不用擔心冒犯他們。我總是告訴人們我自己的薪水（當然，考慮到何偉對他收入的態度，這並不難）——一般說來，這是人們所問的第二個或三個問題。在第二年裡，這種自我揭露幾乎不需要了；看起來城裡的每個人都已知曉。一天夜裡，我坐在南門山一張椅子上，跟聚攏來的人聊天，有人問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應前，另一個聲音叫道，「他一個月掙一千塊！所有師專的老師工資都一樣！」
人們總是在談錢，而我不會把他們形容為貪婪：我在涪陵所認識的中國人非常真誠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個人一起吃飯，他或她會付錢；事情通常就是這樣，我就是沒辦法。我們的學生也是如此——如果他們剛巧在學生之家吃飯，而亞當與我也在，他們總是想要付賬，儘管他們的財政很緊張。同學們一般的預算乃是每個月兩百塊錢，或者說是二十四美元，那對他們的家庭來說，已經是不小的開支了。因為師專的多數學生都來自貧困的農村地區，學校給他們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補貼。
在米粉店裡，我們學會了提前付賬，當學生在身邊的時候，儘管老闆並不贊同這個。「你們是他們的老師，」馮小芹有一次對我說。「他們尊敬你，而他們應該為你付賬。那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她也很大方；我經常在餐館裡免費吃飯。
部分的原因僅是因為「外國朋友」綜合症，但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他們對彼此也是這樣。他們特別對他們的家庭慷慨——如果關係較近的親戚需要錢，他們毫不猶豫，也不期待歸還，錢就給出了。我的一個一年級學生，阿默，現在已畢業了，在西藏教書，那兒的收入是一個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鄉下教書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資寄給了鄉下的父母，他們都是農民，而在這種慷慨行為中，沒有一絲負擔或後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責任，」他只是那麼說，當我問起的時候，而他解釋說，只有這樣，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學費。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為八年，如果他提前離開的話，罰款高達兩萬塊，但我從沒聽到他抱怨這份支撐他父母與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個價格，而罰款乃是生活中常見的一部分。如果考試沒通過，學生會被罰十元，教室清潔不合格，兩元，早操錯過了，一塊半。我從另一所四川學校的和平隊員那兒聽說，一個學生被罰了五百元——足夠兩個月的開支了——因為在校園裡公開和女朋友牽手，當一個政府代表來城裡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成年所做的準備，而成年後也有其罰金。有時你得為一個新工作而交錢——一個反向的獎金吧。廖老師起初在她家鄉自貢一所學校裡教書，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結婚後，她想搬來。她申請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這時糾紛開始。自貢的單位要求她付五千塊錢才能准許她離開，而涪陵師專也可以要她那麼多錢，才讓她開始工作。但涪陵這邊把那錢給免了——顯示出他們很希望廖老師來中文系工作。她很為此驕傲，涪陵師專給了她工作，不收一個子兒。你得是一個好老師，才能免費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個孩子的價碼，超過了一萬元，至少在接近師專的鄉下是如此。在城裡很少有人敢那麼做，如果一個女人生了第二個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險。如果她不是為一間國有單位做事，會有別的壓力手段，有了第二個孩子，可能導致這個女人被迫做絕育手術。
多數城市居民看來已習慣了計劃生育政策，接受其後果，而無抱怨。畢竟，他們每天都在涪陵擁擠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協，這使得人口控制顯得容易理解。但在鄉下的態度便不同。在那裡你可以躲避權力部門，而中國人給這些躲避行為一個詞兒——超生游擊隊。一個女人會去跟親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並不普遍，那裡權力部門控制很緊，但隨著你往山裡走深了，家庭的規模就逐漸增長。
一次我在公交車上碰上一個農村婦女，她剛從集市回來，我們的談話很簡單，跟我許多次與說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樣。她問我掙多少，從哪兒來，為什麼來涪陵這麼糟糕的地方。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題——人們總是奇怪，一個有自尊的外國人何以住到涪陵來，工資才一千塊。對此，我沒有回答；我不會告訴他們真相，說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歡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為工資少，我才覺得富裕，我不需要擔心存錢的事兒。
我告訴那女人我是被美國政府派到涪陵來的，那是最簡便的解釋方法——在中國，每個人都理解政府決定你的工作是什麼意思。我向那個婦女問到她的家庭，她說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小兒子。
「但兩個孩子不會給你帶來麻煩嗎？」我問。
「是的，但也並不厲害。我們得付罰款。」
「你的兒子多少錢？」
「四千塊。」
「那不像現在那麼多，是不是？」
「是。現在人們要付一萬塊。我們沒付那麼多。」
「那很好，」我說。
「那時比較便宜，」她帶著懷舊的氣息道。「在那些時候，罰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夠存四千塊麼？」
「除非是年頭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說。
女人坐在那兒微笑著，想著她那四千塊的兒子在家裡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籃裡的東西，又轉向我。
「你們國家有計劃生育政策麼？」
「沒有。」
「那你能有幾個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說。「如果你想要十個孩子，你可以有十個。沒有限制。但多數人只有兩個孩子，因為他們只想要那麼多。」
那婦女帶著憧憬的微笑，搖搖頭。我想到底是哪個讓她更訝異呢——有一個國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國人太傻了只要兩個小孩。我碰到的許多農民好像都傾向於後者，有時他們對美國農場的反應也是這樣，對一個四川農民來說，美國人真是不可思議的既幸運又不努力。他們發現密蘇里平均一個農場有292英畝的土地，實在驚人，同時農場還有機械化設備，偶爾會接到政府的補貼，然而，還有會有一些年份它們不能收支平衡。就農民們所想，你真得是一個很糟糕的農民，才能把這麼好的條件給浪費掉，就好像你真得很笨，才會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才生兩個孩子。
我的部分學生乃是罰款尚少的最後一代農民了。二年級的口語班上，有三十五個學生，其中只有兩個是獨子。那兩個乃是不用錢的，而其他人花的錢也很少，如果有罰款的話。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衛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萊克斯有一個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婭的弟弟只要190元。傑裡米是一百元。他是家裡的第六個孩子，而之前五個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個中國農民的話，這一百元花的真夠值。
他們的家庭許多都如此——一連串的女孩，跟著來了一個男孩，標誌著孩子的數量到此為止。在那些日子裡，罰款很少，而農民們還是跟隨傳統模式，要孩子要到一個兒子為止。罰款，和其他與錢相關的事務一樣，不算敏感話題。有時我戲弄傑裡米，因為他只花了一百塊錢。我向朱莉婭提議，用五百去買她的弟弟，這樣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資上賺一倍，她只是笑笑，搖頭。
我的學生畢業後，多數被分配到了鄉下工作，在那兒他們每個月掙大約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這錢很少，但工作穩定，而且他們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產主義中國並沒有獨立找工作的傳統，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數學生都感到害怕，他們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們接受的原因，還在於他們拒絕政府工作的話，會遭到懲罰。如果他們選擇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們收到的獎學金，那加起來大約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裡，權威部門開始改革這些規則，準備取消自動分配製度，但我的第一批學生還是受傳統體系支配。
更為進取些的學生往往會付這罰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來迴避分配的工作。五個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職位——他們全部都是黨員，而他們去的理由除了金錢外，也有愛國精神。諾斯是一個班的班長，他在烏江涪陵搾菜廠找到了個銷售的職位。兩個最出色的女孩學生在浙江的私營學校教書。安妮，那個跟我住在同一棟樓的女孩，則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書，然後她去了深圳，那個靠近香港的經濟特區。
對四川移民來說，深圳乃是那種讓人憧憬的地方。人們在那裡賺錢很快，很容易，有時不需要關係，或者不需要受過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點運氣。在我們和平隊員所去的所有四川師範學校裡都流傳著深圳傳奇故事。學生們低聲議論著某些同學，他們因為種種原因被開除後，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發了財，感謝學校拋棄了他們。在我來的頭一年裡，一個英文系叫棟的學生因為作弊被開除，之後他跟隨著標準的放逐路線去了深圳。但在那個興旺的城市裡，他卻困住了——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關係。而第二年對棟來說，乃是徹底沒面子了，在付了一筆巨額的罰金後，他回到了學校，繼續學業。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關於失敗的人，沒有那麼多的傳奇故事。有時你會聽說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當錢用完了，但大多數時候聽說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從深圳給亞當與我寫來相當生動的信，描繪那裡的人才市場，她得付十塊錢去和潛在的僱主面談。那是個緊張而又昂貴的求職場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儲蓄花光。最後，她們把資源組合起來，讓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場，那兒她得到一個面試的機會，那個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語。面試讓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資；老闆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絕多次了，接受了這個。
她在畢業前，從未離開過涪陵，現在，突然間，她在這個或許是中國最叫人興奮的城市裡，全靠著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後不久，她寫了一封信，描寫她在辦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頭兩天裡，我們辦公室只有一個女孩向我顯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現好像我並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單。我想到了你——你剛來涪陵時，肯定感到孤單吧。我鼓勵自己，努力去和她們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後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們的一員。
在我們的辦公室裡，只有八個人。除了老闆（一個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輕的女孩。她們從三個不同的省來。露露，魯雲，徐麗，莉莉從江西省來；易曉英從湖南來，李娜從四川來。露露是最漂亮的一個，個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歡她。魯雲對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個涪陵同學）。徐麗是個古典美人，大多數男孩子打來的電話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歡她，因為她的話有時很傷人。莉莉是另一個秘書，比我早來了兩天。她給我們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負責。是以她在辦公室裡不受歡迎。曉英大概是最關心減肥的女孩。她的電腦很好，而英語很差。我們有一個口頭協定，她教我如何用電腦，而我教她英語。李娜是唯一一個可以跟我說四川話的。但四川話很容易懂，所以在我們說的時候，沒有一種優越感。
哦，講到這兒，你還不知道我們公司做什麼的。我們公司在幾個月前剛從台灣搬來。它的業務有出口服裝，珠寶。我的工作是和顧客保持聯繫，通過寫信，傳真，接收訂單，把單發給工廠，尋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為我對工作不熟悉，露露在這些日子裡給我很大幫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從股市裡賺到快錢。涪陵的證券公司營業部就在南門山旁，一個巨大的房間，有成排的椅子，人們坐在那兒，望向大電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陣我經常去那兒，想要跟人們練習中文，但沒一人想要聊。他們只是直直盯著滾過顯示牌上的錢。
我的許多朋友都有投資，雖然有那昂貴的三千元註冊費。過一定時間後，這錢是可以退還的，但這是個很大的數目，人們經常湊起錢來，作為一組來註冊。廖老師通過她的一個親戚投資，而學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過黃小強的妹妹投資。一天下午，他們帶了黃凱去營業部，因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會很興奮，反覆大叫「股票！」，當股票信息在電視上顯示時。然而一旦面對著市場的真相——擁擠的人群，閃耀的價格板，噪音，這地方整個喧囂的能量——他嚎啕大哭，無法安撫，直到他們回了家，那兒熟悉的毛主席畫像裝飾在客廳牆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個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萊默從紐約打電話來，提醒我說，中國的股票市場投機情況很嚴重。他在華爾街研究新興市場，而為了我的緣故，他總是留心中國的情況。
那天我跟廖老師上課，我告訴她現在可能是退出市場的好時機。她不以為然——我知道什麼呢？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上海指數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國股票市場歷史上最壞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師損失了一千塊。黃小強家也差不多。他們在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的，而黃凱撿起了一句話，不斷在嘴裡嘟嘟。「跌了，跌了，」他說。在一周內，他們賣完了所有股票。[3]
我下一次跟廖老師上課時，她怯怯地笑著，在她走入辦公室時。
「你是對的，」她說。「我忘了你的話，直到那個禮拜一，在我回家看電視後。但那時已經太遲了——市場已關了。後來，我告訴我的丈夫你知道會跌。」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說。「但我在美國的朋友覺得可能會跌。這是他的工作，他很瞭解。」
「我們應該聽的。」
我問她虧了多少，她告訴我了。她說每個人都虧了錢；兩年前，股價一直往上躥，而現在，全年沒一個好的月份。我告訴她會一直給她更新克萊默的報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電話，有時她會在晚上給亞當或我打電話。一天夜裡，她打來電話，報告說她漲工資了，現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賀。隨著時間流過，我發現這乃是教師工作最讓人滿意的一個方面：因為從前的學生偶爾會打電話來，報告他們成長與獨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們衡量的基準點經常與錢有關：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遷，一個新BP機。一次某個學生打電話來說他買了部手機。他就手機跟我談了好幾分鐘，然後，他順便提到，他還訂了婚。
我對安妮說，如今她的工資和我一樣高了，這讓她笑出聲來。但在電話上聽來，她好像有什麼好笑的事兒，最後我問她出了什麼事兒。
「公司在香港有個代理，」她慢慢說道。「他經常來深圳。他是個老男人，他喜歡我。」
「這話是什麼意思？」
沉默。我又問了一遍。「他為什麼喜歡你？」
「因為我胖。」她在電話那邊緊張地笑著。她是個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畢業後長了點肉，某個方面來說，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說他喜歡你是因為胖，那是什麼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麼？」
「也許。」
「他結婚了麼？」
「他離婚了。他在台灣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長時間來一次深圳？」
「一個月兩次。」
「那是個問題麼？」
「他總能有辦法跟我一起。」
「你會離職麼？」
「他說他會幫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話。那兒的工資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說去香港的話，能掙多得多。」
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該如何來處理。「那聽起來不是個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個工作，不該找他幫忙。那只會在未來製造問題。」
「我知道。我想我也不會那麼做的。」
「你應該試著迴避他。」
「我那麼做了，」她說。「而且我告訴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來的話。」
「你覺得那是個大問題嗎？」
「現在不算。」
「好的，如果那成了個大問題的話，你應該離開那個工作。那情況會很糟糕的。」
「我懂，」她說。「我覺得沒那個必要。但這也不是什麼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話，我會的。」
孔老師的一個遠方堂親曾被拐賣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師的近親，但他們的姓氏一樣。我們在一次課間談到了她，當我們在討論販賣人口的時候。
我問那個女人是否能逃離她的丈夫，而孔老師說他們還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賣的；現在他們結婚已經超過十年了。
「她還算相對滿意，」孔老師說。「她的丈夫有點錢。」
在一定程度上我覺得相當吃驚，很顯然的——畢竟他是買了那個女人。但除了財務原因外，她不對那種侵犯行為而憤怒嗎？
「我不太清楚，因為我不怎麼認識她，」孔老師說。「但我想，她想要離開豐都。她是從一個特別貧窮的鄉下來的，你知道，對一個女人來說，想要離開那裡也不容易。通常她們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們是被騙的。有人會允諾給她們在哪兒找個好工作，一旦她們到了那兒，就被當作新娘給賣了。她們遠離家鄉，毫無辦法。我想這就是我堂親的情況。」
「那她從沒回來過？」
「在五年後她回來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寫信。但過了一陣，她給家裡聯繫上了，後來回了一趟家。現在，她已經回去好幾次了。她喜歡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樣的，如果這女人是從非常窮的地方出來的。如果有嚴重問題的話，往往是她們被賣給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樣的丈夫，她們當然不會幸福。那時就會有麻煩，但只要有足夠的錢，那些女人也不會太難過。」
「通常她們都被帶到離家很遠的地方？」
「是的，有時那會是個問題——丈夫會住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無法走脫。有些人不識字，沒法寫信回家，或者她們不知道該怎麼回家。美國會有很多這樣的事兒麼？」
「不，」我說。「美國不會有很多這樣的事兒。我從不知道誰被買賣。」
「現在的中國，這種事兒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較普遍，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現在已經不多了，但在偏遠的地區，我聽說那還是個問題。」
每年，在美國文學課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讀獨立宣言，在課本裡。中國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內，因為其中有點革命意識，那總是合適的主題，對中國學生來說。他們從來不會把美國憲法，或者人權法案放進去。
我佈置了那一章，然後我讓學生們寫他們自己的宣言，從某個限制他們的東西中獨立出去。幾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稱要從學校獨立出去，雖然有一些回應不同。馬克思，人如其名，宣稱要從金錢獨立出去。
我們是金錢的奴隸，我們所有人。但我們都清楚知道，金錢只是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們想要所有的東西都不受金錢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車子，所有一切。我們不想跟錢作戰，只因為至少錢給了我們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遠遠大過好處。我們必須擺脫金錢。金錢是我們社會的暴君。我們必須把它扔掉。
沒有一個女孩寫到錢，也很少有人宣稱要從學校獨立。許多人都想要從其父母那兒獨立出去——她們寫到母親如何讀她們的日記，阻止她們自由選擇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稱要徹底從男人那兒獨立出去。一個學生寫道：
法律和上帝給了每個人平等的權利。他們給了我們自由去逃避恐懼，給了我們自由去逃避索求，給了我們言論的自由，愛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卻幾乎摧毀了我言行的自由，愛情的自由。
他這人充滿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開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說話。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們笑個沒完。我不知道在他身邊有多少個「小妹妹」。但他討厭我這麼做。在我們戀愛前，我有許多的朋友。我喜歡跟他們聊天，出去玩，跟他們開玩笑，等等。在那時，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麼。我像一隻快樂的小鳥。現在，當他看見我跟男孩聊天，他就會敲我的頭。更過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獨，性格都變了。有時，為了一點小事，我會大發脾氣。我找不到原來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魯。所以我決定永遠離開他。當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脅我。他說，「如果你離開我，就殺了你。」我的天，我該怎麼辦？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給每個人平等的權利。現在我大聲宣佈，我必須獨立！自由與獨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愛情！
在我和安妮的電話交談過了沒多久，她寫信來，說香港人對她的追求已冷卻了。她對工作感到滿意，現在，從前的一個同學從涪陵來到深圳，來試試她的運氣。她們將住在一起，還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總是擔心她的姐姐，她的傾向是不停換工作。最近一次亞當與她交談時，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聽起來多少有點像金字塔組織，老鼠會。這種騙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國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亞當跟我都盡可能有技巧地建議安妮去說服她姐姐找另一個工作——金字塔在中國四處崩潰，而政府近來也在鎮壓它們。安妮在她的信裡給了我一個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況現在好些了。坦率說，她的能力比我強。她所缺乏的是運氣。雖然這些日子以來她掙的錢很少，她卻成功交了不少朋友，獲得了經驗。我們覺得，無論她將來做什麼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親不那麼想。他們越來越擔心她，因為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卻既無穩定工作，也沒有一個男朋友。這是很滑稽的事——當他們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時候，他們很不高興，甚至發火了。我在他們眼裡還是個小女孩——三四年的差異就這麼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讀了許多遍；能和一個年長博識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樂趣。我的父親或許是一個博識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願是個受寵的小孩；我們很少談論什麼嚴肅的事。
幾個星期後，安妮給我打來電話。我問到她那個香港男人，而她笑了。
「他喜歡所有他看見的女人，」她說。「因為這個，他不是什麼問題。」
她告訴我她的工作進展不錯，而我問到她姐姐如何。
「她挺好。」
「她找到新工作了麼？」
「是的。她接電話。」
「那是什麼意思？」
「人們給她打電話，」安妮解釋說，「而她跟他們說話。」
「她跟他們交談？」
「是的。」
「有很多人打來麼？」
「是的。」
「他們談什麼？」
「關於麻煩。」
「什麼類型的麻煩？」
「關於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陣停頓。
「你姐姐喜歡她的工作麼？」
「我想她喜歡的。」
「工資怎麼樣？」
「她一個月掙六百塊，」安妮說。「但如果打來的人多了，她也就掙得更多。」
「誰打來電話——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許多的人打電話來。」
「他們為什麼打？」
「在深圳的每個人都有很多麻煩。」
「為什麼？」
「這兒有很多的感情問題。有些人說在深圳沒有真愛。人們都忙著賺錢，為了生存。」
我們在涪陵的頭一年時間，亞當最好的一年級學生是一個叫珍妮的女孩。她遠遠超過其他學生，無法相比，這種智力上的距離所帶來的某些東西，讓她在社交中疏離開來。她在班上沒有朋友，總一個人打發時間，她經常跟亞當或我說話，以練習她的英語。在那個學年的尾聲，她看起來相當抑鬱，之後，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錯過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亞當頭一次上課時點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亞當問她是否病了。有幾個學生搖搖頭。沒人說話。
「她遲些時候會來嗎？」亞當問。
「不，」沙儂說，他是班長。「她今年不會來了。」
「為什麼？」
「她死了，」沙儂道，然後他笑了。那聲音充滿緊張不安，毫無幽默感，是那種中國式的笑，僅僅是對一種不舒服的狀況作出的反應。要區分這種笑聲與正常的笑，並不困難，但無論如何，它總是讓外國人的脊柱上一陣發涼。學生們低下了頭，而亞當迅速轉變了話題。那一天的課，長達兩個小時。
很難談及那個話題，而我們一直也沒聽到多少信息，因為沒有一個學生很瞭解珍妮。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乃是在夏天裡，她跳下了一座橋，在她的老家。當中國人自殺時，選擇從什麼東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築，山崖。有時在鄉下，他們會吃農藥。他們傾向於選擇一種比較徹底的自殺方式，相比美國人而言，尤其是美國女人，她們常會吞安眠藥，而通過洗胃又救過來了。
中國女人比中國男人更易自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殺案例發生在中國，女性自殺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國也是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數量高過男性的國家。[4]
在涪陵，有許多的跡象顯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亞當與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經歷。在我們的頭一年裡，一個女孩新生常躲在亞當的公寓外，她指責他，說他愛她。亞當想跟她講道理，問她為什麼會這麼想，而有時她說是從自己的身體內聽到的。另外幾次，她編出個故事，說傅主任召集了一次會議，告訴所有同學亞當對她有意思。一次她憤怒地指責亞當，說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還說，像所有美國人一樣，他是個懦夫，和騙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煩，那女人叫歐小姐，在下城區一家百貨公司工作。她四十多歲，未婚，而她總是在奇怪的時間打電話來——早上六點鐘，她會邀請我去看她。她給了我禮物：筷子，書，手織的毛衣。她是一個和氣，無害的女人，起初時我想要表現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種絕望的孤獨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兩三周，她會寫詩給我，從英文書上抄的，或者翻譯她自己寫的。「我們一同開啟未來的夢想吧！」有一次她寫道。「和諧的家庭環境，乃是事業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爾，她給我發較長的信，其中一封標題為「讓愛情之樹常青」：
你應該充分瞭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盡的源泉。她可以影響他，給他自信，帶領他，讓他興奮，她可以讓怯弱的人勇敢，讓軟弱的人堅強。這都歸結於女人發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潛力。
好女人是一所學校，她可以影響，鼓勵，給你作為榜樣，以一種神奇的精神力量。讓你一生受益。男人應當進入這所學校，來修煉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強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遠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喪，但我難以找出這不快樂的背後原因。兩性關係是難以充分瞭解的，因為這些是敏感，私人的話題，而我是個外來者。但即便從我的這種遠距離，我也察覺到了一個巨大鴻溝，在當地女性與男性的生活體驗之間。
我特別注意到了他們與金錢關係上的區別。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錢乃是雄性的——我總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聯繫在一起，在某個程度上，它還跟代表了當地男性氣質的穿著規則產生了連繫。城裡的男人幾乎從來不穿短褲，不管天氣多熱，在涼爽的季節裡，他們小心地穿著西式風格的外衣（西裝），把牌子的商標顯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熱的天氣裡，他們穿著閃亮的絲綢襯衫，輕薄寬鬆的聚酯纖維的褲子。他們把BP機和手機顯眼地掛在皮帶上，而皮帶在他們窄窄的腰上圍個一圈半。他們把錢裝在肥大的黑色皮夾裡。他們對鞋子相當挑剔——多數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總是擦得晶亮。這乃是我跟城裡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飯時常幹的事兒：我們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後我們才去餐館。
有些涪陵男人會把小指甲留兩英吋長，因為這是他們不做體力勞動的標誌。我的許多男學生有這種指甲，在他們那因為田間勞動而粗糙的手上，看起來女氣地很荒唐。但沒有一個學生打算回到農田里去，而他們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進步的清晰指標。涪陵多數長指甲的男人都在這類過渡的階層中；他們往往之前是農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機，公務員，或者小企業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會留指甲，因為他們的財富已夠明顯了，在他們不菲的服裝和手機中。
小指甲，像許多男性配飾一樣，代表著錢——不騙你說，銀行與商店裡的男人偶爾會用其長指甲去數鈔票。涪陵女人也有她們那種飾物，來顯示其來自上等階層，但總體來說，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質化。上層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夾的動作中，也比女人要顯擺得多。當其中一個男人付賬時，他會賣弄著打開皮夾，讓旁邊的人看見裡頭厚厚一沓現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著大多數的錢——他們掙得快，花得快，談得也快。他們的機會比女人多，她們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觀的獨立工作，比如開的士。到得最後，錢對男人來說，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難想像在改革開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麼樣，因為如今的情況讓我吃驚，金錢已經成了他們身份中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當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裡。在涪陵生活一年後，我發現我最不享受跟某個的特定的社會群落打交道：年輕有錢的男人。那裡當然會有些例外，但當我試圖來給這個群落做平均定義的話，我所見的是這麼一個男人，他被一系列相當狹隘的目標與願望驅動，成了某種男性氣質秀的滑稽諷刺漫畫。他傾向於對買BP機和手機相當熱情，而他努力工作，是為了收集不斷升級的VCD與卡拉OK機。他不停地抽宏聲香煙。他喜歡大聲說話，而且他對面子非常在意，有點趾高氣昂的作派。在週末，他又會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場毫無意義的拼酒大賽，彼此挑戰，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樂子，他會到卡拉OK吧或美發廳去找妓女。
我意識到，我有點偏見，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裡，我與幾個富有的年輕男人交上了朋友，他們不在那種刻板類型內。但不管怎麼說，我發現跟中低層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師那樣的人在一起時，感覺舒服得多，他會思考，有趣，一點兒也不物質主義，而我多數的男孩學生也沒有涪陵富人的那種洋洋自得的勁兒。即便黃小強那樣的小企業主，他顯然花很多時間去想錢，也不會去展示出那種男子氣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對有錢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標準。事實上，這種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蟬翼，只需要一點時間就能刺破；但我還是沒有那個耐心。除了少數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個階層的人都省略不提。[5]
我產生這種偏見，還跟我自己作為一個男人在涪陵的行為有關，尤其當我參加那種男子氣例行表演的時候，而那種活動在當地中上層的男性生活裡扮演了一個很大的角色。在我們的第二年裡，亞當與我都對宴請活動厭倦了——毫無意義的鬥酒，不停的恃強凌弱，那白酒策略。在頭一年裡它還有點娛樂性，主要因為我們的社交活動極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憶。但它們也是最讓人尷尬的。在第二年的聖誕，學校舉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個重慶代表團的幹部來了。隨著酒精流淌，很難想像還有一個比這更吉祥的巧合，聖誕與幹部——那就像把太陽系九顆行星排成一列那樣。（十字是不詳，成列是吉祥）。從我聽說這次活動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醜陋不堪。
酒局上的幹部超過了三十個，而到了節日宴會結束時，亞當與我用四川話發著誓，拿著塑料玩具槍彼此發射，在餐廳裡。至少這是我後來聽說的；我對那最後的兩個鐘頭已失去記憶了，只是從桑尼和諾林那裡聽來的（她們也去參加了宴會，雖然大多數的注意力都在亞當與我身上。）
在另一種文化環境裡，我醒來時可能會滿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沒一點兒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傷，但我知道沒必要道歉，因為根本沒人會那麼想。也許每一個幹部都曾在過去一年裡，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頭蠢驢，毫無疑問，由於亞當與我的失控，他們昨晚的娛樂很是升級了。畢竟，玩具槍就是從那兒來的——一個到訪的外國朋友推薦了那個禮物，而幹部們馬上發覺了他們作為聖誕禮物的潛力。有人從街上買了搶，上了子彈，然後放到我們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總能作為男人行為不當的有效借口。在頭一年裡，一次我獨自坐在學校食堂裡吃飯，三個喝醉的體育系學生來到我的桌邊，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們，但他們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擠，而笑聲越發大起來。最後我站起來，有一陣好似免不了要開架，但食堂的員工跑過來，把那些學生給推走了。但他們僅僅做了那個——他們沒有記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們確保學生離開後，向我道歉，解釋說那三個男孩喝醉了。在他們的眼裡，就只需要說那麼多了——喝醉的學生不需要為任何事情負責。
男人的酒局是偶爾會導致挑釁行為，但我不喜歡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長與無聊。當我回頭看第一年裡的那些場面生動的酒局時，當時文學雜誌要找我去寫關於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許多浪費的機會。那桌上滿是知識分子，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而幾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賽老師喝酒上，而他並不願意喝啊。它讓我想到了高中時的PARTY，只不過這些男人都已經四五十歲了。在第二年的聖誕宴席後，亞當與我終於採納了和平隊最初的建議，拒絕再去參與任何拼酒活動。
但這個決定是我們自己要做的，沒有別人期望我們行為要有責任感，而不去表現出喝醉的傻瓜的樣子。到了後來，這大概成了我對涪陵男人最強的偏見，尤其是上層的男性——一般來說，我看不出有特別高的期望值在他們身上。這裡看起來像是一個極度男性主導的文化，男人獲得的自由空間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這情況變得尤其高調，當男性的自豪感因為賺錢的成就而膨脹的時候。[6]
我通常避免和有錢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時我忍不住想把這種偏見擴展到所有的年輕男人身上。這種態度乃是我極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個程度上，這是對於涪陵所有針對外國人的騷擾的自然反應，這些騷擾總是來自年輕男性。我去城裡的每一天，都有人對我喊叫，也許只有不到5%的這種噓聲來自女人。一般來說，這是男人想要顯示男子氣的結果：如果我見到三個年輕男人朝我走來，我敢肯定其中一個會朝我喊些什麼，為了在朋友面前長臉。在這個道理上，它和美國發生的騷擾情形是一樣，總是來自於年輕男性，不過在涪陵，它成為了日常功課。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結論，男人給我找麻煩的機率，遠遠多於女人，而我因此制訂了我的習慣規則。如果我去購物，看見兩個人在賣同樣的貨物，我總是先會去女人那裡，因為她騙我或嘲弄我的機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別的和平隊志願者也是這麼做的；這是一種偏見，然而它源於生活經驗。
所有這些反應與偏見，讓我更難去釐清涪陵的兩性關係。我個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雖然我本能地學會了對男性更警惕，我卻發現我親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對一接觸時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個外國男性，在涪陵這樣的四川小城裡，立在你與女人之間的樊籬是很多的，而我迴避越過，因為不想惹麻煩。和平隊的工作人員曾經建議我們不要在這些小城裡跟人約會，因為人們很容易對外國人大驚小怪。但即便沒有這些建議，我一眼也能看出那問題會很複雜，而我們隊裡的男性成員都對此態度嚴肅。我們這兒有七個男人，而在這兩年裡，沒有一個曾和中國女人發展出什麼浪漫關係。
因為這緣故，當地女人總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為進入我們日常英文談話的第一個中國詞。它意思是年輕女人，但也傳達了涪陵女人的那種外國味兒，以及我們身為外國人感受到的樊籬。事實上，這個詞幾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採納，部分因為年輕女性工作者無處不在——服務生，商店售貨員，火車乘務員——她們都只是被稱作小姐。但同時，這個用語還有一個含糊的意味，因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發廳那些可疑的年輕女子身上。涪陵的人們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們可以和她們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夠的錢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實現第四「陪」，跟客人睡覺。
不可能準確定義小姐的含義，因為其暗指的範圍很寬泛。安妮是小姐，李佳麗，那個在茶室裡纏著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個曖昧的用語，它也是合適的，因為社會對涪陵的年輕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麼，很難準確定義。她們不像年輕的上層男子，他們的願望可以很清晰歸納出來，我發覺對於一般的年輕女子，沒有等同的簡單定義。她被期望去早早結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嚴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賺錢，然而工作環境中的歧視比美國的情況更嚴重。傳統的道德規範在瓦解，但這一過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賣淫變得普遍，婚外戀也是。我吃驚地發現，在涪陵，許多我的年輕已婚朋友在欺騙他們的配偶，然而離婚對女人來說，依然還是肯定的恥辱。
當一個女人與已婚男人發生戀情，人們說她偷人，偷男人。而對於偷女人，則沒有同等的詞彙。如果一個單身男子與一個已婚女人發生浪漫關係，人們形容她是水性楊花。再一次的，這個詞彙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語言也在保護男性免受責備，原諒他們不謹慎的行為。中文的其他方面還有更直白的性別主義。如果你想罵一個女人，可以說她「臭三八」，因為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期望之下，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壓力似乎對她們特別沉重。在鄉下，許多男人離開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對應著每一個棒棒軍或建築工人，都有一個農民的妻子在家，獨自種田。中國的農業勞動力中，66%是女人。社會學家認為這種不平衡部分導致了女性的高自殺率，它主要發生在鄉下。這些鄉村的自殺很少是出於貧窮；事實上，它多數是發生在相對富裕，受過些教育的農民階層中。亞當的學生珍妮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案例：她並不窮，她有著讀書的機會，對農民女孩來說是不尋常的。但珍妮的職業道路很可能會是回到家鄉教書，對於一個如此聰明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叫人抑鬱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潛力，同樣也看清了她未來人生的淒涼：去做一個鄉村的教師，早早結婚，生孩子。到了後來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7]
當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況還有更糟的。中國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女人走得更遠；比中東地區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國也有明顯的進展，解放後的改革讓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產黨總在發動打擊販賣人口的運動，同時支持女人的離婚權利。中國女性所受的教育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好得多——但在某個意義上，也讓她們更多意識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國生活的許多方面一樣，女性獨立的問題，也到了一個過渡階段，而它看起來特別的痛苦。
而因為傳統的集體思想，所有的事情又變得更複雜了。我在涪陵住的時間越長，就越是對「個人」這一概念的看法所驚訝——以我的觀點，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與在中國所見的最大差別。在涪陵的人們，其自我的意識，看起來大部分是外來的；你是被別人對你的看法所定義的。那總是儒教的目標，定義個人的位置，乃是嚴格按照她與別人的關係來進行：她是某人的女兒，另一個人的妻子，又另一個人的母親；而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責任。這是一個很好的保持社會和諧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諧與打破了，缺乏自我定義這一點，會使得重建變得困難。每一次我在讀文革中受害者的個人陳述時，都察覺到這一點，因為那些故事裡滿是恥辱感，令人驚奇。這一天，某個人是個好共產黨員，第二天，風向變了，他成了個恥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會上「坐飛機」，兩隻胳膊被往後拉，痛苦得彎過來。這種變化並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恥辱感煎熬著，的確相信他們自己是有問題。這就好像麥卡錫主義攻擊的一個目標人物立即崩潰了，承認他錯了，或者一個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為她的確是個「骯髒的猶太人」。在中國，情況經常是，人們沒有一個內在的羅盤，來幫他們挺過這些事件。[8]
群體思考可能成為有毒的環圈——你的自我身份從群體而來，即便它變得神經錯亂了，還是被你尊重著，這樣，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離析。這一傳統，有別於將自我意識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價值觀念上，而不理會別人說什麼。在某些時期，它也部分導致了這個國家的災難。文革展示出了中國社會可能變得如何瘋狂，但在一個較輕的程度上，任何一個過渡階段都必定會出現問題。在近來的幾十年裡，對社會角色以及人的預期所造成的破壞，無過於改革開放了。[9]
群體精神造成的問題，對女人來說特別嚴重，她們生活在既嚴格限制又缺乏確定性的狀況中。跟男人相比，她們在中國社會中的傳統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經濟導致了含混曖昧的預期與需求。總體說來，這些改變無疑是積極的，但它們來得太快，對於夾在中間的人來說，自由可能會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們經常不知去哪兒尋求幫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學生那兒看到這種情形；多數時候，她們非常親密，互相支持，然而當一個成員顯出跟大家不同時，她們又會殘忍地孤立她。沒有人對珍妮顯示過興趣，而每個班裡，至少有一個學生看起來很孤獨；多數情形下是一個女孩。與眾不同並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國的情形，而對一個來自農民背景的女孩來說，這一點尤其真實。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環境，自得其樂。結果就是，她們成為了外人，不是出於選擇，而是無能為力的自然傾向，那也自然讓她們覺得自己是錯了。
在某個程度上，安妮也曾經如此。她從來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樣，但她同時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後來，她的這些品質給了她足夠的自信，可以罔顧群體裡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僅是天資極其聰穎，那或許讓她的孤立感更為尖銳。
這些壓力的核心，經常都是錢。農村婦女看著她們的丈夫離開了去找工作，獲得了物質安全，然而把他們的配偶孤立了，有時這種孤獨感就摧毀了那些女人。女人們可以靠自己掙錢；這是獲得獨立的一條途徑，但職業生涯中也許會有性別主義的歧視，而有人會批評說，女人不應當去往那個方向努力。安妮那樣的女人會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兒有錢；但深圳的錢有很多的賺法。那兒既有小姐當秘書的，也有小姐當三陪：像安妮這樣的小姐，像李佳麗那樣的小姐。她們全都竭盡所能去掙錢。而圍繞在她們身邊的，有許多早已出賣了自己靈魂的男人，而經常的，這些女人不得不獨自去周旋於這個不確定的世界。
在學期的尾聲，中國新年前，歐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門下。信裡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證明的複印件，還有五百元錢。信是用混亂的英文寫的：
親愛的彼得：
很久沒見你，你最近去哪裡了？
請記住：「要事第一。」你能告訴我，我能幫你嗎？
「抓住機會！所有的生命都是機會。走得最遠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雖然語言不是徹底的聯繫，表達愛情不是誤解。」
「最好的關係，是那些我們用自己的誠實與理解來創造的。」
因為不容易，我們應當加倍珍惜。
「奇跡會發生的，但一個人必須努力工作。」
「勇氣與力量會給你幫助。」
「一個好的妻子，還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財富。」「幸福嫁給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點，變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個要求麼？我肯定你能做點事兒的。我抱歉打擾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幫助。請到我的家裡來吃飯，一起過春節，可以嗎？祝你好運！
真誠的
歐曉梅
又及。這是我的健康證書。[10]
健康證書上註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臟，胸肺都沒什麼問題。她的牙齒，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齡是三十歲，那不真實；證書乃是原件的影印本，顯然這個細節被改動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準確的。
在健康證的右上角，有歐小姐的一張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輕了二十歲。這是一張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個年輕得多的歐小姐戴著厚框眼鏡，整齊的卷髮。她在相片中笑著，一個漂亮年輕的女人，面對鏡頭充滿自信。
那幾張一百元面值的鈔票被整齊折好。那比歐小姐半個月的收入還多。即便在美國這也是個不錯的數目，六十塊美元現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兩個月。如果你把那個數目乘以二十的話，可以給自己買第二個孩子。[11]
我對歐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頭一年裡，我發現，直截了當反倒是鼓勵了她；一次我態度堅決地要求她別在夜裡來我的寓所，而她變得很興奮，下一周的每個晚上都來現身。我所有的關於歐小姐的故事，若是脫離了上下文來講述，彷彿很搞笑，但它發生的時候，我只是很煩，被弄得悒悒寡歡，因為她看上去那麼絕望，那麼不快樂。[12]
我帶了錢去找費曉雲，她在同一家百貨店的另一個部門上班。費曉芸可能是城裡我認識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親切溫和的；她是最先跟亞當與我說話的人，在我們的中文還很糟糕的時候。進城時，我經常停下來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瞭解歐小姐的問題。我把錢給她，解釋了情況。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節了，」費曉雲說。「那個時候有很多的傳統，其中一個就是給別人錢。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她只是想表現她的善意。」
多年前，費曉雲曾經在大學裡讀書，因為這個，她的普通話聽起來很舒服。我聽著她清晰的音調，搖搖頭。
「在春節人們會給小孩錢，」我說。「我瞭解這個傳統。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會把那麼多錢給一個成人。如果我給你那麼多錢，只因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當嗎？」
「不，那不恰當。」
「這個錢的情況也是一樣。我覺得很奇怪，很尷尬。」
「是的，」她說，歎了口氣。「有一點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歡費曉雲的地方——她不會因為我是外國人，就覺得可以向我說謊。她很同情歐小姐，想要維護她，然而同時她也瞭解我的難處。她看了看信封裡的錢，表情有點難過。
「請你幫我把錢還給歐小姐，好嗎？」我問。
「好的，我肯定會的。」
「你可以對她說，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請不要鼓勵她——我不想她再來麻煩我了。我不想沒禮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給我打電話，或者來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會跟她說的。」但我能看出，費曉雲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歐小姐是那種已經滑過了界限的人，你對那種人沒什麼辦法。我猜想，當我要永遠離開涪陵的時候，肯定會跟她有點小麻煩，後來也的確那麼發生了。但站在百貨店裡時，我不怎麼擔心未來的事。在涪陵，我總是一次處理一個問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錢還回去。
我謝過了費曉雲，希望她春節快樂。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幾個星期後，她跟我說已經把信還了。我把歐小姐的健康證放在一個文件夾裡，把它忘在那兒。但有時我發現自己在想著那張老照片，我納悶，為什麼那個年輕女人沒有結婚，發生了什麼事兒，讓她變成今天的樣子。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沒有扔掉那張照片。
[1] 譯註：這個收入數字也許不準確，偏低。
[2] 譯註：的士司機的地位改變，在過去十來年可謂巨大。
[3] 譯註：何偉這一段不大準確，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說的那樣大。那次下跌，談不上是中國股市典型的災難，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國朋友也肯定沒那麼神奇。這裡的筆觸不夠格調，或許不無編造。
[4] 譯註：這些數字從哪裡來的，何偉沒有解釋。關於女性自殺的數字，我覺得顯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國信息不太透明有關。在全球來說，中國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鄉村的情況，我不瞭解。
[5] 譯註：何偉關於中國寫作的志願，乃是著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書中幾乎從不提到任何中國當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顯然不是沒有跟那個階層的人交往過。涪陵後，他在北京當了幾年記者，而美國記者很容易跟中國名人打上交道，跟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啊什麼的。何偉自有他的厚度與自信，當然，他的寫作主要是給美國讀者看的，這也是原因之一。
[6] 譯註：何偉這個觀察很有意思，從文化教養乃至談吐舉止上，當代中國社會對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們的沉重壓力，往往是在賺錢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說是過高了。
[7] 譯註：好像一個鄉村版的林黛玉啊。
[8] 譯註：何偉就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的分析不無道理，雖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當。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個人陳述資料到底是什麼。如果是回憶錄的話，應當不至於如此，而如果是當時被迫寫下的檢查一類，它當然不可能是真誠的，可以理解為無辜的人受刑訊逼供寫下的偽供。
[9] 譯註：群體思考過分發展，會造成的問題，不但是中國，在德國歷史上，日本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因此而造成的惡果。發展為社會意識形態，就是民族主義，或者說狹隘的愛國主義。
[10] 譯註：老實說，這封信我讀來是心酸，心碎的感覺，heart-broken. 要知道這不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啊，還夾了五百塊錢，真叫人不知怎麼說她好，嗨，絕望的人啊。何偉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話，我想他的感覺也會是一樣。而他即便同情的話，也愛莫能助，這我也理解。
[11] 譯註：用來形容歐小姐的詞，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適了，Desperate，同時有非常渴望，以及絕望，不顧一切之意。當代的過渡社會中，在感情問題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謂多了，即便年輕漂亮的人也有那樣的。我常想，我們當代中國的情感教育實在缺位，家庭，學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幫助，許多人大概都是通過閱讀，或者看影視中的愛情戲來受教育的，然而這些資源良莠不齊。在這方面，西方社會的確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國社會，乃是緩慢演化的，沒有多少劇烈動盪，一些核心的價值觀也始終保留著，而他們社會組織對於個人的心理輔導幫助，也比較容易得到。
[12] 譯註：何偉用的詞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