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小強想要一台VCD機。他想要一部手機。他想要輛車，可以去做個的士司機。他想要往股市裡投更多的錢，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讓他身邊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兩歲的兒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這些東西，但現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學生之家，而他盡力把它做好。
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個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江東區的中心，街對面就是師專的大門，那兒有女人在擺攤賣些水果，小吃。幾乎總有學生坐在餐館的六張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當學生們上完了政治課，前來吃晚飯。在學生之家樓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們會下來用餐。小姐們帶著BP機，化著濃艷的妝，大聲說著話，她們邊上就坐著面孔稚嫩的學生，剛剛結束他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討論。
黃小強認識所有的當地人——公交車司機與水果攤販，陶瓷廠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學生與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們的例行日程，公交車的時間表，工廠的排班，以及師專的政治會議，而他個人的例行日程則與江東區其他人的生活纏繞在一起了。餐館的時間表很簡單：早上六點開門，晚上十一點關門。「很辛苦，」黃經常說。不過他的話只有一半當真，因為他有太多的幫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個漂亮的二十五歲的女人，名叫馮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廠上班，也時不時過來幫助。而通常那兒還有別的工人，親戚，以及朋友，從黃的家鄉白濤村來，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實上，在所有的工作者裡，黃小強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個。他的妻子與母親是餐館的樑柱，因為黃花了太多時間抽宏聲牌香煙，培養與當地人的關係。
他二十六歲，在五年前，他從成都乘長途火車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說。「那兒有工作干，而且還不錯，但天氣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熱。」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廣州，那兒天氣比較好，但工作卻不對他的口味。
對於四川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常見的範式。在過去，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超過1.2億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歸入了新成立的重慶直轄市管轄。這個變化是要提升這個地區的管理水平，也是為了三峽工程準備，但這個分割時間太短，影響不到一般人對四川的觀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稱為四川人，而這片地區還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來自四川。
而且他們經常會去別的地方。這片地區的大山與河谷很久以來都是艱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輕人離開這裡，在每一個中國城市裡，都可能見到四川移民。他們常做的工作有餐館，或者建築工地，或者美發廳的員工。中國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麼喜歡四川移民，說他們工作勤奮，然而沒文化，聰明然而不可信賴。有些人說四川女人水性楊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當然是我們所熟悉的刻板說法，窠臼印象，對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工業移民都是一樣。而那些話對四川人來說，一點也阻礙不了他們的決心，也跟其他離開艱苦環境的人一樣。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處，在他們吃苦的能力。他們不理會人們怎麼想，而且他們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麼，只要那是工作。而他們一群群繼續離開。
但黃小強回了家。他結了婚，買了這家米粉店，墮入了常規的生活。在早晨，他與其他工人做抄手，餛飩的當地版，在中午，他們忙著應付午餐的高峰時段，夜深時，當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們把軟軟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為明天做好準備。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樣。
在店裡，黃小強很少談及政治。一天夜裡，當被問到政府時，他聳聳肩，說關於中國的政策，他可沒什麼關係。「江澤民很大，」他說。「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書的封皮上有毛澤東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而他讀著標題。「看不懂，」他說，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牆上有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是我們的領袖，」他說。「在革命期間，他是個偉人，但後來……」他搖搖頭。接著就是一個故事，那種故事在中國非常普遍，而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又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陌生。
這是個短篇故事。黃的祖父是一個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產主義的土改期間，他被處決了。黃向我展示他們怎麼斃掉他的——在後頸上——然後他笑了。但這是個很不踏實的中國式笑容，裡面沒一絲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沒說出的話。
但在中國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簡短的另一個原因。故事講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黃小強說得很快。「在過去，你不能自由說話。一旦你說了什麼，就總是擔心它是資本主義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現在不是那樣了。自從鄧小平做了領袖後，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們可以做生意。我們現在跟地主一樣了。」
這話引發了餐館裡一次簡短的議論，有顧客跟黃爭論起來。那個詞兒「地主」還是有政治意義的，也許他用得有點輕佻。但這爭論沒持續多久；其他人意識到，他所指的乃是機會，而非剝削，而且無論如何，他們中沒一個關心政治。多數人跟黃一樣，乃是獨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機，擺攤的，小店主。他們不屬於單位，那就意味著，他們的收益，只決定於智力，努力，和運氣。
單位的缺席，也意味著他們享有相當的自由。黃小強不參加任何政治集會。沒有人告訴他工作多少小時，或者店裡該提供什麼服務。他交的收入稅很少，而且跟他實際賺多少沒什麼關係。一個政府官員每年來一次，預估餐館的月收入，然後黃交上10%。現在，預估值乃是一個月一千塊，由是，他每月交稅一百塊。事實上，餐館每個月一般收入兩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樣，稅還是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好處在於，小生意可以幾乎不受約束地資本主義化，對黃的家庭來說有好處。
但另外一個特色乃是政府對沒單位的人不提供保險，是以餐館的工作時間乃是十七個小時，而黃小強想找新的路子賺錢。與此同時，他又滿足於經營餐館，對中國的政策，他既無怨意，也沒有廣闊的視野。而他的非單位顧客們多少也是一樣。他們只是想工作，混出個好日子，而且，也許，像黃一樣，跟家裡人一起工作，他們的幸福就翻番了。
學生之家乃是個小天地。它沒有從江東區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黃的家庭上。他兩歲的兒子，黃凱，在餐館裡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幾步。他從菜單牌上認了最初的幾個字，而他最喜歡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靜的時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蓋上，看著兒童書。他的祖母，王朝淑，並不識字，但她用心背下了書，讀給黃凱聽。
他們沒有去其他地方的慾望。「我們在這裡一輩子了，」黃小強說。有時他們表現了對外面世界的興趣——黃的父親，黃能，常問到一張去美國的機票多少錢，要多少時間。「十五個小時！」有一次他說，非常驚異。「在飛機上有廁所嗎？」
「當然有了，」他的兒媳笑道。餐館裡的另一個客人，一個小店主，說話了。「在重慶與成都間的大巴上有廁所，」他很有知識地說。「電話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開四個小時。」
但這些僅是聊聊而已；他們並無旅行的願望。「太貴了，」馮小芹說。如果有了錢呢？「如果我有了一萬塊，我就想要四萬塊，」她笑道。「我就是那樣的，像所有人一樣——總是不夠。你們美國人那麼喜歡旅行。那麼多麻煩：你要把你的包帶到這裡，帶到那裡。我不會想去美國，不想去學英語。太麻煩了。」
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餐館的小天地裡。在1997年的秋天，師專，作為樓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從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黃家削減了開支。他們買了公用電話，來增加收入。但第一個月裡他們虧了三百元，因為他們不瞭解長途話費。下一個月，他們調整費率，就獲利了。黃小強花了四個星期，三千元錢上了培訓課程，以弄到駕駛執照。這個文件是他最驕傲的財產；在中國，取得駕駛的特權乃是困難而昂貴的。他開始找工作。「我沒有關係，」他說。「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們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點運氣。」
就這樣，他沒有工作，但他有駕照，那意味著機會。當然，他還有他的餐館，他的新電話。他還有一處五個房間的住所，以涪陵標準來說很大了。他有一台彩電，一套音響，一個35毫米的相機。他有了一個兒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來自學生與江東區居民的幫襯，以及尊敬。在他們眼中，黃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們的世界很小，但他們細心照料著。
現在是清晨，黃小強在做抄手。他坐在各類餡料面前：一碗豬肉餡，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個盤子。他拿著一隻筷子。他撿起一張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點肉餡，放入面皮當中，然後筷子往水裡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餡上。完成的餛飩有兩個角，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他把抄手丟到盤子裡。
在中國其他地方，這食品叫做餛飩，但四川人有他們自己的叫法，而他們叫其作抄手——「交叉雙手」——因為那抄手的兩角是交疊的。在四川多數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館，不出一聲點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們就明白你想要什麼。
做一個抄手，只花黃小強不到五秒的時間。他撿起另一張面皮，塞了肉，濕了角，折起來，把抄手丟入了盤子。這個看起來跟前面那個一模一樣。他再做了一個，又一個。在外頭，太陽升起了，小巴士在撳喇叭，賣水果的女人在佈置攤位。橙子上市了。黃小強做了更多的抄手。它們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