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的禮拜天早上八點，我會去教堂參加彌撒。在頭一年的春天裡，我獨自一人前去彌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諾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願者之一。有兩個人——諾林與桑尼法斯。突然，外國人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點奇怪，而亞當與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理解這種變化。我們對自己頭一年的生活規律感覺已適應了，而我們的關係總是很容易的——我們很親近，但同時又可以單獨安排自己的時間。這城市以及這學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們單獨去發掘的，而我們從不去干涉對方的日程。
在一個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會對其產生佔有慾。亞當和我都不曾見過其他的外國人，除了偶爾來訪的朋友，而我們與和平隊的聯繫可算迷你型的。兩個行政人員在頭一個月裡曾經拜訪過，之後我們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離和平隊在成都的總部很遠，而沒一個行政人員喜歡坐長江上的輪船，太慢了，也危險。在春天裡，兩艘涪陵的輪船在接近重慶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當嚴重，死了超過十二個人，而有好幾次我見到了江面上的棄船，正在不同程度沒入水中。我總是很小心地把這些故事傳達給和平隊，是以他們更不願來訪了。讓我們獨自呆著，情況會更簡單一些，而大部分時間我們的確是如此。
但現在我們有了四個人，有一陣子我為這種轉變擔憂。然而，到了後來，它並沒造成什麼後果。學校裡的生活有了一點不同，但這城市卻足夠容納四個外國人。在頭一個學期裡，諾林與桑尼就跟當初的亞當和我一樣；他們被涪陵下城區的那種壓力感所震驚，而他們倆人都很少離開校園。
諾林是父母是從愛爾蘭移民到紐約的，那是她參加禮拜日彌撒的一個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親曾在愛爾蘭種土豆，一個農夫，外辦的代表王先生，顯得興奮起來。「那你的父親是個農民！」他說。
諾林不知道該怎麼想。「唔，」她說，「他曾經是個農夫，在愛爾蘭。」
「但你說他從前很窮，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個農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農民！這學校的大多數學生也是農民！」
諾林對中國的等級社會背景所知甚少，而她問我，如果人們說你的父親是個農民時，你該如何反應。但在中文裡，沒有一個恰當的詞來對應farmer——在土地上勞作的人是農民，字面意思為「農業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譯為「peasant」。在某些意義上，這是個不準確的翻譯，叫人想到封建時代的歐洲，但一個「farmer」那樣的字眼也不準確，因為沒有傳達出在中國種田的那種暗含的貶義。大約75%的人乃是農業人口，而這些人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差別，乃是中國最驚人的鴻溝之一。涪陵這兒的城裡人，一眼就能認出一個農民，而他們經常是偏見與輕視的對象。即便那個字眼兒——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為貶義的形容詞。
但我們有許多學生來自農村家庭，這些偏見在校園裡並不強烈。在一個班四十五個人裡，經常只有不到十個人在城市裡長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遠。幾乎沒哪個學生會有很多錢，這就意味著，不太會看到因為優越而帶來的勢利眼，以及因為來自下層社會帶來的敏感。當我問同學們他們的父母做何生計時，他們總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農民。」
起初，這種回答讓我覺得尷尬，因為同學們很自然地用上這個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個新生問到他的家庭，而他說，「我的父親是個農民，我的母親是個掃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親幹什麼？」
「她是個掃工。」
「一個掃工？」
「是的。她清掃大街。」
他說出這個，沒有一點自我意識，就和他們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樣。我告訴諾林，她應當以一個愛爾蘭農民的女兒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國人當中，她的階級背景最為革命。
諾林與我一起在禮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歡的例行活動，因為我喜歡見到神甫，和那些每週到來的老女人。他們乃是倖存者——在這聚會中，有一種安靜的力量，而且他們毫無美國教堂裡穿戴漂亮的人們身上那種洋洋自得。他們所有人都為信仰付出了代價，那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著神甫，讓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篤會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薩斯長大，那兒的教區有時會獎勵有前途的學生，給他們獎學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羅馬的聖安塞爾大修道院。他那時十八歲，他的計劃是成為一個神甫，或許是傳教士。
我讀過他在那些日子裡的日記，裡面充滿了思鄉之情，但那裡也滿是讚歎，關於羅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裡無處不在的歷史。他也在那歷史當中；他的日記裡經常記錄了民族主義者在街上的集會，有幾次他在遊行當中見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組學生從位於北京的天主教大學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3月1日，我外祖父的日記中寫著，用很整齊的黑色筆跡：
一群我們美國人在今晨拜訪了希爾維斯特西裡神父，在他的房間裡，做了一次關於中國的長談，特別談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學。西裡神父今天上午在學校的教堂裡做了一次大演講。他看上去對於天主教大學的前景非常樂觀，對演說全情投入。
在那天後，日記出現了變化。關於羅馬寫得少了，而中國多了；那種癡迷迅速增長，直到「中國」被加上了大寫，下面劃上了線，一個神聖的詞：
1931年3月18日：弗朗西斯克勞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學的校長，今天抵達了這裡，在他回去中國的路上。一個大塊頭健壯的愛爾蘭人。
1931年3月22日：克勞提神父舉辦了一個非正式的「家庭」機會，在今天上午。我們大概有十五個人去了他的房間。當然那裡有抽煙，有一種意氣相投的氛圍。聽克勞提神父談話非常有趣。據他說，大學現在的基礎非常扎實，而他收到的承諾說，會有相當數量有能力的教師去中國，既有本篤會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3月23日：現在，所有美國人之間的談話，都是關於中國。
1931年3月25日：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爾夫和唐納德談到了中國。克勞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還是來了唐納德的房間，跟唐納德，休斯，愛德華，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啟發性的交談。我們太興奮了，當克勞提在12點走後，唐納德，休斯和我繼續呆著，一直談到了凌晨3點鐘。我相信這是我人生中的轉折點，我要申請去中國。上帝與我們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國！今天起得頗遲，因為昨晚的關係。花了大半個上午在唐納德的房間裡討論中國。克勞提神父下到我們這裡來，帶了些照片，關於他昨晚所講的。看起來，將有一個不小的美國殖民地，從羅馬的聖安塞爾，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學。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3月27日：現在所有的事情都是關於中國。我呼吸，吃飯，睡覺，都是中國，我想對於我們「中國小組」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
當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願時，上級通知說，他將被派回阿肯薩斯。我的外祖父寫了一封長信解釋說，在他的靈魂深處，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喚，去中國服務。而他的上級回擊道，有時上帝就是這麼做的——偶爾他會給年輕人一個假的召喚，只是為了測試他對地上的上級的忠誠度，而有時你真的感覺到你是要去中國的，但事實上，你應當去阿肯薩斯。
就這樣，我外祖父錯過了人生的轉折點。他不想去阿肯薩斯當神甫，而本篤會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國當神甫；於是，他置命令於不顧，回到了美國。他賣掉了保險。他結了婚。他有了孩子，孫子。他從沒有去到中國。他沒怎麼談過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從不知道他對中國的興趣，直到我在讀研究生時看到了他的日記。但那已經是他1987年去世後的七年了，當時我17歲——幾乎和他在羅馬當修士的年紀一樣，而就像他一樣，太年輕了，對時間沒有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未來將會怎樣，而過去還會重現。
在涪陵，我繼續跟家教學習中文，孔老師與廖老師輪換。我們的課總是從談一些小事開始，而廖老師經常告訴我她前晚上在電視上看了些什麼。跟我在涪陵的多數朋友一樣，她會看海量的電視節目，而有一天她來上課時，對昨晚所看的特別有興趣。
「昨晚電視上有一個外國人，」她說，「他在說中文。」
「是大山嗎？」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遠沒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沒有你好。」
「那不可能。」
「實際上，他的語法比你好，但他的發音比你差。他的音調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開玩笑，」她說。「我想你的中文比電視上那個外國人要好。而如果你改進語法的話，就會更好得多。」
「他是從哪兒來的？」
「澳大利亞。他很醜——他的皮膚很差，頭髮很長。他難看極了。」
有一陣我們坐著不語，共同分享對那個電視上發音糟糕的長頭髮外國人的鄙視之情。然後我們開始上課，而廖老師對我的語法特別加以注意。
在那之後，她不停給我更新那些出現在電視上的外國人信息。那主要由一個經過挑選過的小群體構成，以大山作為支柱，而所有常現的人都會說很好的中文——很明顯，我還要許多年才能加入那個聯盟。但廖老師顯然覺得我有希望，而偶然當一個外國人出現了音調的問題，她就會無情地批評他。而她總是很仔細地挑出外國人的身體缺陷，或者說缺點，尤其如果那個人胖的話。廖老師極其苗條，而她不喜歡肥胖的外國人。
在我們的關係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為一種讓人舒服的正式感——一個中國式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她對我的進步感到驕傲，而從現在起我開始讀報紙了，她會仔細閱覽重慶晚報，剪下我們將在課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歡那些講述二戰中日軍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歡那些描述香港回歸祖國後取得進步的故事（三個月內發生的大事）。偶爾她無法自抑地選一些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傾向的文章來。在九月末，當法國對美國的伊朗制裁政策發出抱怨時，我們的課程包括了一組譴責美國「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課堂上，緊張情緒也不存在了；我們的鴉片戰爭早已結束了，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相處。我們兩人都有所改變，但或許多數是我在變：我不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外國人，無論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歡廖老師，因為現在我能看出她乃是個非常傳統的中國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後所認識的人中，最最中國的一個。她拒絕外國人對她屈尊俯就，因為她是個很具自豪感的人，但與此同時，她又能將這種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幾個月的工作後。與她的自豪感相隨的，還有她強烈的傳統意識，男女禮儀。她不會像許多其他年輕女人那樣穿暴露身體的衣服，她也沒有去染髮，把自己頭髮顏色給西化。不像孔老師那樣，她拒絕在我的寓所裡上課。廖老師已婚，而我是個單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個小時呆在我的家裡，人們會說閒話的。我們總是在我辦公室裡碰面。
我喜歡跟廖老師學習還有另外的原因。對於任何話題，我只要問問她，就能瞭解到一些中國主流的態度意見，因為她實在太中國了，而我經常用我們上課的機會來釐清一些我與其他人交道時的見聞。有一陣子，我困惑於中國人對希特勒的著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個元首，人們總是給予好評。那個夏天，在西安，我認識了一個德國學生，許多中國人一旦知道了她來自德國，就變得興奮，讓她很不舒服。
「哦，你來自德國！」他們說道。「希特勒！很好！」
出於好奇，我經常向中國人問到他，許多人給了同樣的回答——他犯了錯誤，但他曾經是個偉大的領袖，為他的國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給中國人留下了對獨裁者的好胃口，這似乎很自然，但我還是好奇，我向廖老師問中國人為何對希特勒態度那麼積極。跟往常一樣，她給了我很大幫助。她說，許多年來，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一直在電視上，在戲院裡放映；每個中國人都看過。
「你看過嗎？」我問。
「當然！」
「多少次？」她停頓一下，數了數。「四次，我想，」她說。「也許更多。」
「那片子怎樣？」
「它很棒！我總是喜歡希特勒在片子裡演說的樣子，像一個瘋子。他像這樣」——她模仿卓別林模仿希特勒的樣子；她挺起肩膀，揮動拳頭，下巴高舉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語發表演說，然後她格格笑個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嗎？」我問。
「當然！」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對我說他的好話？」
「多數人有兩個矛盾的觀點——希特勒是個偉大的領袖，而他也是個瘋子，干了許多可怕的事情。我們同時有這兩個觀點，你看。而我想人們覺得他是個有趣的角色，所以他們喜歡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許，中國人對希特勒著迷的最奇怪的一點，乃是他們同時對猶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國人之外，猶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們乃是極富才智的民族，人們可以從愛因斯坦與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與一個以色列人一起學習，而教師們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被他相當地唬了一把。每個人都對他的才智讚歎不已，儘管他事實上不那麼聰明，而中文學得尤其爛。但他是猶太人，而所有的猶太人都很聰明；每個人都知道那點，是以他們對他這個特例的真相視而不見。這情形，就跟我的藍眼睛一樣。
這類的觀點乃是標準化的，完全可預見，而我在中國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識到，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是外面人常說的那麼複雜。外國人總是談著，去認識中國何等困難，這經常是不錯的，但也有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觀點驚人的一致，很容易預測。有一些按鍵你可以去撳——希特勒，猶太人，日本人，鴉片戰爭，西藏，台灣——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確預測到，包括人們會使用的詞彙。這很自然，考慮到中國的狀況：幾乎所有人都屬同一種族，這國家孤立了幾百年，而現在的教育體系嚴格的標準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這情形導致了一些特別奇怪的概念，比如對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對泰國變裝者的著迷。這是我在夏天裡發現的另一樣事兒：你隨機問一個中國人關於泰國，幾乎所有人都會說一樣的事，泰國人因為其人妖而出名。
發現這些普遍的觀念很有趣，而有時你可以利用它們。在那個夏天，我妹妹安吉拉與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厭倦了跟他們的翻譯一起吃飯，是以我給了他們一系列話題去娛樂一下生活。托德是猶太人，我告訴他這可是張王牌，不當被浪費。在我離開後，他在單調無趣的飯局上宣佈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猶太人？」翻譯張大了眼問。
「是的。」
「你肯定很聰明！」
在那之後，他對托德有了新的尊重。這和第二組和平隊的一個教師情形是一樣的；當人們發現她是猶太人，一切都變了。她的一個中國朋友向她道歉，因為在身份揭示前，沒有給予她所應得的正確的尊重。
夏天裡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車時學習中文課本，讓其他旅客很欽佩。身為一個外國人，讓中國人欽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學得再可憐，人們也會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個女人對我尤其有興趣。
「你是個中國通，」她說。「我看到你學得很勤奮。」
「不是的，」我說。「如果我學習勤奮的話，我的中文會更好。」
她盯著我，很顯然她努力在想著什麼。「你是猶太人嗎？」她最後問。
「不，」我說，而她臉上的表情讓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這衝動，我們聊了一會兒。她轉身離開時，我能感覺到她的失望，但沒辦法：我只是又一個外國人，而根本不是個猶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學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級學生都畢業了，多數在鄉下教書。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樣；他們現在是真的人了，而我們可以很自在地討論任何話題。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雜骯髒了，而人們也變得友善。當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的話有了其意義。唯一沒有變化的是我的工作；我還是在教文學，但現在容易多了，因為有了去年的筆記。我把大部分的空閒時間花在城裡，四處遊蕩，跟人們聊天。
我有了一個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幹什麼，每天的每個時分又該幹什麼。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門，坐在公園裡，看著城市甦醒過來。週二的下午，我和攝影師聊天，然後跑去望州公園。週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禮拜天，我會去教堂，在那之後，我坐下來，和李神父聊天，他會給我喝點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歡什麼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還是出於敬意，就像他給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於對外國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談話後，我會逛到老城區，看江邊的鐵匠工作。然後我會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為在週日，一群中老年人會帶他們的鳥兒出來，把鳥籠掛在架子上。他們總是很高興看到我，尤其是張小龍，他乃是全涪陵最幸運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跛了條腿。這次受傷卻很妙，因為他被正式列為傷殘人士，永遠也不會被海陵工廠炒掉了。那是一家國有企業，正在改革減員，但這不會影響到張小龍，他的工作乃是徹底完全了。從一次車禍得到這樣的好運已經是福星高照了，而張小龍再次出擊，當他老婆生小孩的時候——不是一個女兒，也不是一個兒子，而是一對雙胞胎兒子。輕微殘了點，卻獲得了證書，又得到一對兒子——實在太美妙了；在現實生活裡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人們只會在故事裡寫到這麼好運的人。
每個週日，張小龍驕傲地拖著他的瘸腿來到茶室，帶著他的鳥籠，坐在陽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運的，而我喜歡跟他聊天——不是因為他特別有趣，僅僅因為他總是快樂著。而他讓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無論我走到哪兒，人們都知道我是誰，而我可以跟隨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證常見到的人都喜歡看到我。那兒還是有不少年輕人，嘲弄著大叫「哈嘍嘍嘍嘍嘍！」，當我走在街上時，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煩了，無論如何，多數人的友善淹沒了這一點點的騷擾。這是同樣的一個矛盾謎題，我在夏天時發現的——中國人可以讓外國人感覺很難相處，但同時他們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對你所來的地方無比好奇。我感覺到，我花了一年時間來應對身為一個外國人的艱難之處，而現在，我享受著所有的好處。
在許多方面，這城市為我轉了個圈，不過當然我才是那個真正改變的人。我是一個新人了，何偉，或者，根據四川人的發音，霍偉。那是我在和平隊培訓時所給的，它在中國很普遍：給予的名字，偉，意味著偉大，跟美國的約翰差不多普遍。那個姓，也很常見；無論我到四川那兒，都有許多的何，而當我自我介紹時，他們總是說我們是家們兒，一家人。在學校裡甚至有另一個何偉，他在體育系教課。
這裡跟大多數國家不同，那兒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來自的地方有一個清晰的聯繫。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國名字沒有任何關聯，而成為何偉的那個人與我的那個美國自我也沒有真實的聯繫。這就帶出了極大的自由空間——在二十八歲時，我突然有了一個嶄新的身份。
在這個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補補，從改變你的名字開始。亞當在頭一年的末期就那麼做了，因為他原來的中文名字，馬爾康，聽起來太外國了（它的讀音也跟四川一個豬飼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個不那麼農業味，又更加中國味兒的名字，亞當向他的學生徵詢新名字，寫出解釋來，在幾輪後，得出了梅致遠。那個給予的名字，致遠，意思為「為高尚的目標所驅動」，也和馬致遠同名，那是七個世紀前的元代詩人，寫過一首著名的思鄉曲。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後有作家在他們的文章裡用到那兩個字。突然間，亞當從豬飼料進入了一個高貴的典故中——外國人在中國重新定義自己，就這麼容易。
我從沒改過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覺到，我的中國身份與我的美國自我區別那麼顯著，給我帶來了方便。最終，我把自己想作了兩個人，何偉與彼得哈斯勒。何偉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變成一個真的人，而隨著時間過去，我發覺他成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學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國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當作何偉，而且他們只從中文的語境裡認識我。何偉與我的美國自我截然不同：他更為友善，他渴望與每個人交談，他從交談中獲得極大樂趣，即便是最神經的交談。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就能讓他顯得好玩；用當地方言說幾個詞兒，他就能給涪陵人民帶來無窮樂趣。何偉也很蠢，這也是我最喜歡他的部分。他說話帶著口音；他的語法很糟糕；他對自己犯下的小錯誤笑個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們覺得放鬆，他們發覺跟何偉聊天很容易，即便他們發覺經常要說兩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寫下新詞兒。何偉總在兜裡揣著他的筆記本，用來學習新詞兒，也為了記下交流中的句子。當何偉回家後，他把筆記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讓後者把一切打入電腦中。
我的寓所裡有兩張桌子。一張用來學習中文，另一張用來寫作；一張是何偉的，而另一張屬於彼得哈斯勒。有時這種關係叫我洩氣——在何偉的愚蠢背後，另有一個人緊密觀察一切，做下記錄，似乎顯得不對。但我想不到一個方案來解決這種分裂；我有我的中國生活，我的美國生活，即便他們佔據了相似的領地，他們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兩張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間裡。何偉與彼得哈斯勒從不碰面。那筆記本乃是他們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禮拜天，教堂裡舉行了一場葬禮。諾林生病了，我一個人前往，想用我的彌撒書的指引來跟隨儀式的進行。我總是喜歡參加教堂彌撒，因為這是一個不錯的中國體驗，而它也讓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閱讀經歷就是在做彌撒期間。
儀式過後，人們繞著庭院走，我能看出，這次有點特殊。李神父與我坐在屋子裡，他在那兒叫了咖啡與曲奇餅，一個年長的女人用托盤端上。這咖啡比平常的更難喝。我謝過了老婦，盡量喝下去，用吃曲奇來緩和味覺。李神父與我相互問候了對方的健康狀況，然後他提到了今天的儀式乃是一個葬禮。
「哦，我很遺憾，」我說。「是誰？」
他說了一個婦人的名字，我並不認識。「她多大年紀了？」我問。
「八十歲。」
「她活得挺長。」
「是，」神甫說。「而且她對我們教堂很好。她每個禮拜日都來。」
「她做什麼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廠。」
有一個小數目的教徒每週都來參加彌撒，而我又問了一些問題，看看能否記起那個婦人來。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後他指向我身後，道「她就在那裡。」
我轉身，看見那個婦人躺在我身後十英尺外，屋子深處的一張桌子上。那地方光線暗淡，進屋時我沒留意到她。一張白色布單拉到了她的下巴處。她是一個小小的婦人，灰色頭髮，嘴皺閉著。我記得在教堂裡見過她。我正吃著一塊曲奇，現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說。「她就在那兒。」
「是，」李神父說。「那就是她。」
「唔，」我說。「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裡陽光燦爛，教徒們在長紙條上寫著挽言。有許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紙與竹條做成的，靠在教堂的牆上。在陽光中，我從剛才的驚嚇中迅速恢復過來，我看著人們做著哀悼的事務。所有的老婦人剛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現在她們進了屋，向遺體致哀。
那婦人的兒子也在，一個五十多歲的人，看到一個外國人來參加他母親的葬禮，叫他驚喜莫名。我說他的母親總是對我很好，這讓他更加高興。這裡有一個傳統，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禮上派發小禮物，而她兒子給了我一些水果，還有一盒宏聲牌香煙。我謝過了他，接受了香煙。很難想像一個更適合的葬禮禮物。
之後我去了茶室，張小龍，涪陵城裡最好運的人，咧嘴笑著向我招手。他與幾個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邊一張空桌旁。女服務生過來了，微笑著，問我要什麼。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說。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們防備心的笑話。在那個夏天，我開始用這個詞兒來形容自己，而人們經常不知如何反應；有時他們覺得尷尬，試圖說服我去用別的什麼字眼。但我總是自豪地回應說些「我們洋鬼子有悠久的歷史」或「我們洋鬼子有偉大的文明」一類話。
在茶室裡，這是一個老笑話，在我與小姐之間，她在這兒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後給我斟上了茶。我剛在街上買了報紙，現在我讀著它等茶涼。
這是一個典型的日子，在茶室裡，有幾個人過來和我說話。在上午快要過去時，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女人過來，坐在我的桌邊。我們聊了大約有十分鐘。一個女人這麼來接近我，略微有點不同尋常，但也沒有異常到讓我去想到什麼。她的名字叫李佳麗，而她向我要電話號碼。這也很普通——我總是把自己的號碼給涪陵的人們。唯一的問題是有些人會在早上五點至七點間給我打電話，所以我常在睡覺時將電話線拔掉。我把號碼給了李佳麗，沒再多想。
一個星期後，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邊。她穿著非常短而緊的裙子，上了濃妝。她並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類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說話扮可愛，在每句話的尾端拖長聲調。在茶室裡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樣，而我看到她見到李佳麗在桌邊擺POSE時，搖著她的頭。那些老男人也盯著她看，甚至他們的鳥兒也似乎驚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覺到有些事要發生，而我並不明白是什麼，我說聲抱歉，付了錢，離開了。
李佳麗尾隨著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兒？」她問道。
「我得走了，」我說。「我要去吃飯，然後回家。」
我們經過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間，我非常害怕這個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園裡。「我要走了」我說。「我要在這家餐廳吃飯。再見。」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麗說。
餐館的老闆清出了一張桌子，我發現自己和那個女人坐在一起。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來。通常我喜歡這種被動情形中的不可預知性，但今天，我懷疑她的動機，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著那兒說著，而我問她在哪兒工作。
「那不重要，」她說，而突然間，那顯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嗎？」
「那不是個好工作，」她說，聳肩。「但我的叔叔在重慶給我找了個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館——他很富的！他給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兒當小姐。我叔叔餐館裡的小姐穿著漂亮的衣服——我會穿一件旗袍，像那樣」——她給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樣的：沒有肩，緊緊圍著脖子，在大腿高處分叉。
「哦，」我說。
「但那很貴的，」她說。「我要自己去買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說。
「你喜歡唱卡拉OK嗎？」
「不，」我說。「我不喜歡唱卡拉OK。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喜歡唱。」
「我們應該找個時候去卡拉OK。我來教你怎麼唱。」
「對不起，但我對卡拉OK沒興趣。」
「那也沒事，」她說，微笑著。「我對你們美國很感興趣。」
「我的美國的什麼讓你感興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兒。」
我不喜歡這談話如此發展下去。「這很難做到。」我說。
「我想要住在你們美國，」她說。「那兒的人比這兒的人有錢。」
「美國有很多窮人的。」
「不像涪陵那麼多。」
她說的不錯，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談到了獲得簽證多麼困難，然後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著下一步該怎麼做。
「何偉，」她說。「你很可愛的。」她用一種最佳的小姐語調說道，我敢保證餐館裡的其他人都在聽著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說。「我想你們外國人的眼睛比中國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說。「中國人比外國人好看得多。外國人很難看。」她把這當作讚美，微笑著，想要紅一紅臉。我想道：何偉，你是頭笨驢。
「我喜歡聽你說我們中國話，何偉，」她說。「它聽起來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學時，有些傢伙嘲笑來當地做換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們的口音與她們的茫然。這不是個很好的比較，而我嘗試不去想它。
我們現在要離開餐館了，在我付錢時，老闆咧著大嘴。在街上，李佳麗挽著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兒，感覺難以置信，而又無奈。一個涪陵女人在摸我，我們正在南門山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們撳喇叭，或者看起來如此。
「我現在得走了。」我結結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麗說。
「那很好，」我說。「
「下周見，」她說。
一輛車駛過，喇叭高叫，我都聞到了廢氣的熱度。太陽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見，」我說，最後她讓我走了。
兩天後，李佳麗打來電話，而何偉接了。她問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說去的。他每個週日都在那兒，沒理由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