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的老城區，有一間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裡，有一個宣傳牌，四行各有四個大字：
愛國愛教
敬神愛民
投身四化
服務大眾
四個現代化是指工業，農業，國防與科學；而很難看出它們與涪陵天主教堂的關係，那是在1861年由法國傳教士修建的，而服務大眾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經八十三歲了，有四個現代化的年紀四倍那麼大。
李神父還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會在白髮上戴一頂黑色的貝雷帽。他有一個長長的，驕傲的鼻子——一個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個中國的羅馬教會神甫的臉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時閃爍著光，顯出內在的情感來，而他的嗓音低沉，從不動色。拜訪者偶爾會評論到他那閃亮潔白的牙齒，而李神父回應說它乃是現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兩百塊錢，以及兩個月裡除了麥片粥什麼都不吃。他常帶著微笑。他走路時，拄著一根龍頭的枴杖。他的腎經常不舒服，他的膝蓋也是，而當這些問題發作的時候，他會用拉丁文念彌撒，因為這樣很快就會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厲害，那麼他就連彌撒也不念了，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他相當壯，雖然移動很緩慢，在他的舉止裡有一種醒目的尊嚴感。中國的大多數老人都有這種尊嚴感，因為他們活在一個要求無條件尊重老人的文化裡；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像李神父一樣，還多了一種自豪，不僅來自他們活過的歲月，還在於他們在那些歲月裡所吃過的苦。那些苦難的歲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後。
在半個多世紀裡，李神父在涪陵當著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這時間都夠長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職生涯，則是永恆。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國傳教士轉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離重慶不遠，而李海柔是一個小店老闆的次子。十一歲時，他被送到了重慶一家法國人的教會學校，然後，他在成都學習去做一名神甫。他學習了法語和拉丁語，而就和其他年輕的神學生一樣，他夢想著去羅馬學習。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來，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歲時。三年後，他被派到了涪陵——偏遠，落後，一個貧窮省份的偏遠角落。也許，在另外一個年代裡，這會是一個很平靜的職位。但在那個世紀中葉，在中國沒有什麼東西是平靜的，抗日戰爭後接著是內戰，共產黨的解放戰爭，而有些鬥爭觸及到了重慶地區幾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戰爭中死去了，他的弟弟，發現自己在內戰中站錯了邊，逃去了新加坡，在那裡他結了婚，做了名教師。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務於三千教徒，跟兩個法國傳教士一起工作，等待著革命的漣漪由長江的河谷傳到涪陵。然後法國人走了，波紋抵達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繼續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說，「起初的麻煩在於，天主教被當作是外國的教育。然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麻煩更大了，因為他們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後來的事兒了。起初他們要的是停止外國教育，所以，在解放後，我被發送到了鄉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約七十英里遠。那裡的條件很差。經常沒有足夠吃的，而中國的許多人都在挨餓。那是大鍋飯的時候。他們有一隻大鍋，一個人往裡面放點蘿蔔，一個人放點米，另一個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夠給每個人吃的。這和大躍進的情形是一樣的——那是個巨大的錯誤。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鄧小平那樣理解經濟。毛主席喜歡的是革命，是鬥爭。人們變得更窮了，而你變得越窮，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一間教堂旁邊的小而陰暗的房間裡。像許多的中國居室一樣，這裡的裝飾很是奇特：一個空空的魚缸，一隻塑料的唐老鴨，一個小小的瑪麗像，一個再小兒點的聖誕老人像，一隻電子鐘，用普通話報時，在李神父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幅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裡，兩人微笑著，中間隔著幾杯茶。他們所坐的都是躺椅，這情景，說是在一間四川茶室裡也不出奇。但這照片明顯是在毛澤東生命的末期了，當時鄧小平已經從這老人的政策裡吃夠了苦頭，無疑，在這場會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機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簡單謹慎的談論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沒被反映出來。但當他掠過那照片時，他眼裡閃了道光，接著，他搖頭，繼續他的故事。
「在鄉下我沒了我的法衣。我也沒有一本聖經。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本玫瑰經，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經。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為它已經被關了。我無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碼頭工作。那是清潔工——拖地，掃地，清洗碼頭。我一個月掙二十四快。錢很少，你知道。
「我經常對我自己念彌撒。我們不允許有教堂，但我可以一個人獨自念彌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來了，我連那個也不能做了。紅衛兵把教堂變成了一家襪子工廠，而且他們總是在監視我。我沒坐牢，但我總是被監視著，而紅衛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經常戴上高帽，給他們批判，他們會逼我跪下，低頭，像這樣」——他微微低了下頭，笑了一聲，他回憶文革時，總是那麼輕笑著。「他們押著我在街上遊行，戴塊牌子上寫著：『打倒帝國主義忠實走狗！』我會這樣戴著牌子，前胸後背，上面寫著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寫著那十個字，一筆一畫，用一隻蘸了茶水的手指。這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說話時的常見動作——因為許多字都有一樣的發音，一次談話有時會要停頓，說話的人會寫下那個字來讓外國人明白。他們會在空氣中寫，在手掌中寫，用茶水寫在桌上，而看中國人這麼做時，你就意識到這真是獨特的語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關於形狀的——不僅是聲音，或者字母的組合，而是有形的東西，可以碰觸，可以擺弄。在那個情形裡，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眾場合。但李神父沒有再說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寫著那十個字，然後熱水蒸發了，文字消失了。
「有三年情況特別糟糕，」他說。「尤其有三個月。在那三個月裡，有四個紅衛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們把我拉出去遊行。」
我問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頓了一下，輕輕說著什麼，望著空氣。但那日期沒有出現，最後他搖搖頭。「我沒法肯定了，」他說。「但那是最糟糕的時候。在鬥我的時候，紅衛兵們向我扔東西——水果，或是什麼硬的東西。他們都是學生——他們都是孩子。他們覺得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變硬了，他指向了毛澤東的照片。「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說。「他的錯誤。當鄧小平掌權後，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情況很可怕。我的身體沒有受到很大傷害——但那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我總沒有足夠吃的。每天他們只給我兩碗米粥。許多中國的神甫都死在那個時候。許多人因病而死；我們沒有足夠吃的，而且我們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慶有許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頓下來，數著，但這次數字很快就出現了。他在想著過去的朋友，一起學習，一起禱告，一起受難，因為這個，他的意識清楚了。但在他開口之前，還是有很長時間的停頓。也許在他的腦子裡，他見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們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幾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憶而顯得渺遠，然後他再次開口了。
「六個，」他說。「在重慶有六個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並不對現在的共產黨抱怨什麼，而且他很真誠地說它的政策是不錯的；的確，事情比從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復得不錯，而且它還獲得了政府的免稅待遇，它還給李神父提供了每月兩百元的生活補助。神甫被允許做彌撒了，而他的教友們可以參加彌撒而不用擔心麻煩。周中的儀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禮拜天的彌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個普通的禮拜天，會有五十個信眾來，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會有四十歲以下的人來。在教堂裡不會舉行婚禮或做洗禮——只有葬禮而已。
當然，那兒也有很多的規則限制。傳教的工作在中國乃是非法的，而與羅馬建立官方的聯繫也不被許可——一種自滿自足的情緒，讓中國與梵蒂岡的緊張關係持續了五個世紀，不太可能輕易改變。
「我們個人可以去承認教宗，」李神父解釋說。「在我們的思想中，在我們的信仰中，我們可以去承認他。如果我們不承認他，我們還怎能稱自己為天主教徒？每天我們都向他祈禱。但我們和羅馬沒有經濟關係——他們不會給我們錢。而且我們和他也沒有政治上的聯繫，教宗不能來中國。他想來但是來不了，因為現在他承認的是台灣。如果他承認了中國，那麼他就可以來了。但即便如此，現在中國的神甫也有人去羅馬拜見過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離他上次訪問古巴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訪問進行的也很好。也許將來他會來到中國。」
這些是很遙遠的話題了，而李神父看似對他在涪陵所面對的問題更關切得多。他擔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為了四川神職人員的短缺而擔憂，這裡120所教堂裡，有70個神甫。他也擔心錢的問題，因為他的信徒太窮了，給不了多少支持，而自從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後，來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擔心，因為相比他過去所經歷的，這些又都算不了什麼。他曾目擊過抗日戰爭，內戰，解放。他曾經個人經歷了反對外國教育的運動，以及破除迷信的運動。他曾見到法國人建的老教堂變了襪子廠。他曾經見過醜惡的字眼掛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見證了教堂在1981年重開，而在頭一個禮拜日裡，他見到了不到二十個的，緊張的人來做彌撒。現在涪陵地區有了超過一千名天主教徒，雖然每次來參加儀式的人數很少超過五十個，而對於一個像李神父那樣的老神甫來說，這已經很滿意了。其他人還沒有他那麼幸運。
但在他的辦公室裡看到毛澤東的照片還是讓人感到奇怪，那個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製造了一個長達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難者家中看到鄧小平的畫像並不出奇，因為他也曾經受難，但很少有人會展示毛澤東的像。也許，對李神父來說這是出於政治原因——也許他這麼做是為了討好幹部，就像庭院中那四個現代化的牌子一樣。在中國，許多官員把宗教看作是顛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會，也許那照片是為了讓他們放鬆些。
李神父經常望向那照片。當談到過去的審判時，他一次次掃過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閃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記憶又恢復了。在他故事的最後，他又一次望了過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說。他停頓了，還是盯著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為何：破碎的教堂，殘忍暴力的戴著紅袖章的小孩，失去的歲月，失去的朋友。然後神甫道，「因為那個，我們不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