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看似一場大雨就可將其沖走。黃色的塵土蓋住了這個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點般佈滿了橢圓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區，人們依舊住在山洞裡。那些洞穴中有電視，冰箱，卡拉OK機。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莊，那裡的學校建築與政府辦公室挖入了乾燥山坡上。在這片夏季熾熱而冬季嚴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種明智的方式。
中國北部的這處鄉下，荒涼而難以接近，然而卻有種怪異的美。而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後；這裡和四川的那種翠綠稻田，煙籠霧罩的河流，區別再大也沒有了。延安的空氣乾燥，在多塵的山丘上，總是朗朗的藍天。
這個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隊將贊助我去西安學一個月的漢語，但那要兩個星期後才開始，如今，我游遊蕩蕩，到了陝西的北部。某些意義上說，這裡曾是當代中國的心臟，至少在政治意義上，因為在1935年，長征正是在這裡結束。自從我抵達涪陵後，我聽說了關於長征，以及延安歲月的故事，我知道陝北對於中國共產黨抵抗國民黨，以及日本人，都曾經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從讀歷史中，我瞭解到，這片土地並不那麼脆弱；這些山嶺可見過遠比大雨可怕的東西，但它們依然矗立在這裡。
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館的一塊牌子上，寫著「慶祝香港回歸；祝願祖國富強。」我花了十塊錢，看了博物館的收藏。毛澤東坐過的馬被填了料，如標本般在展示中，同時還有毛用過的大刀，馬鞍。那兒有一首毛澤東寫的戰爭詩歌，以他風格鮮明的書法。那兒還有重要戰爭的地圖，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這裡沒有多少遊客。裝了玻璃眼的馬叫做小青，站在那兒，似乎狀態有點不佳。
看著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給毛的那個女人，而且我意識到我從沒見過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處，一個女人在打毛線。
「毛主席是在這兒娶了江青的嗎？」我問道。
「是的。」工作人員說。
「你這兒有她的照片嗎？」
「沒有四人幫的照片，」她簡短回答，然而繼續回去織毛衣。
在棗園公園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兒有著毛與其他紅軍領袖住過的洞穴。劉少奇的洞中有他與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與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裡，所有江青的痕跡都不見了。她是一個歷史上的複雜人物，而所有關於她的歷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簡單的傢俱：一張床，一個澡盤，一個書架，石頭地板。在入口前方，遊客們可以穿上灰色的戰爭制服，拍下照片。少女們格格嬌笑著，爬上馬，揮舞手槍。
我碰到了一個來自西安的，四十多歲的鐵路技師，他說來這裡是為了給他的女兒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課。她才八歲，留著麻花辮，穿雙紀念香港回歸的塑料拖鞋。「年輕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親說。「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帶她來學習中國的歷史。」
他問我美國人對革命怎麼想，我回答說大多數人不瞭解它，這是最安全的回答。當外國人說道他們不瞭解中國，人們總是挺高興。技師和我聊了一會兒，然後，作為結束交流的禮貌方式，他嚴肅道，「我們兩個國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現在我們是朋友了。」
「是的，」我說。「我們應該忘記過去的問題。」在涪陵與延安這樣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隨機的談話都以如是告終；人們覺得有需要來總結中美的關係，好像這麼一次隨意的談話有著重大意義。通常，這是他們第一次和一個美國人說話，這就使得我們的互動的時刻變得不尋常。我喜歡在中國的偏遠地區如是打發時間——每次隨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興不錯，於是我坐在了公園的一條長凳上。沒幾分鐘，一個老人瞥見了我，趕緊過來。他告訴我他曾是延安紅軍的一個老兵，當聽說我是美國人時，他微笑了。
「感謝你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幫助，」他說。這不是我第一次為我國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謝了。重慶的的士車司機特別喜歡表達他們的謝意，而我給了老人同樣的回答。
「沒關係，」我說。
這時已圍上了一群小小的群眾，因看見外國人而感到好奇。我開始跟一個來自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聊上了，她解釋說因為對中共早期的歷史好奇而來此。我問她，倘若革命者失敗了，將會發生什麼。
「今天這裡就不會有共產黨，」她說。
「沒有共產黨會怎樣呢？」
「中國會不一樣。」
「怎麼樣？」
「這裡會變得像台灣，」她說。「像美國。」
「那些地方是怎樣？」
「經濟更發達，但——」此時她從中文轉向了笨拙的英語，因為她記起了曾學到過的一個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窮人更窮。」
「那麼新的經濟政策呢——你贊同改革開放麼？」
「當然了，我們所有人都贊同。」
「那麼貧富差距會怎樣？會不會變得更大？」
「有些人會致富，」她說，「像科學家與商人。但這是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而儘管其他人的情況會改善地慢點，但是會好起來的。」
我們又聊了幾分鐘。她問我多數美國人是不是不瞭解中國，我說是的。我沒有說出的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你在馬克思革命者的神龕洞穴前聽到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戰。在我走出博物館的路上，我經過了擺賣紀念品的商舖，賣的有毛澤東像的垂飾，共產黨的歷史書，假玉，掛著的衣服，項鏈，雕塑，手鐲，郵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歸的紀念幣要賣320塊。我經過時，小販們對著我大叫。
那個晚上，在午夜後，警察破門而入。這是一家在火車站旁的廉價旅店，警察進來的時候，我已經睡了。
事前沒有警告。我鎖上了門，但警察從工作人員那兒取得了鑰匙，他們進了門，擰亮了燈。當我坐起來時，已有五個警官圍在我身邊，我嚇壞了。
「出了什麼問題？出了什麼問題？」我一再問道，但他們只是盯著我。「什麼問題？什麼問題？」他們聽著，盯著，最終有一人開了口。
「我們想看看你的護照，」他說。
顫抖著，我取出我的錢腰帶，把護照給他。他打開看了首頁上的相片。然後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頁。那一頁上除了彩色的設計花紋外，什麼也沒有。其他的警察也圍上來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頁，也是只有彩紋而已，而他們還是一樣盯著看。
我的頭腦開始清醒，我也看清了這些人多麼年輕——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著寬大的制服。他們不好意思地看著我。我把有中國簽證的那頁翻給他們看，他們喜歡這個，因為能讀得懂。他們翻完了剩下的頁面，還了給我，微笑著。
「一切都還好麼？」我問。
「是的，」一個人說。但他們還是站在那裡盯著床上的我。有一陣很長的沉默。
「唔，」我說，「我累了。我想睡覺了。非常感謝。」
「謝謝，」他們一起說。他們最後長長看了我一眼，出了門。我鎖好門，回去睡覺。
去榆林，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個小時。沒一本導遊書對它談了多少，除了說外國人被限制住在兩家很貴的旅店裡。榆林是在陝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內蒙古，我是為了那兒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變得益發荒涼，狹窄的峽谷兩旁遍佈住人的洞穴。路邊的河流只剩了一條小溪流，在炎熱中，所有的生命都以這脆弱的流水為中心：農民們在打水，女人們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淺淺的小池子裡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農田，裝飾以滿是塵土的標語牌：控制人口數量，改善人口質量。在這種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對中國一個很大的說明，而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則說明了更多。
在五個小時後，我就看夠了。這裡的炎熱乃是殘酷的，整天都只見塵土，公路在建設當中，而破爛的巴士上擁擠不堪。但除了繼續堅持外，無事可做。幾乎我在中國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還知道在回程時我依然要體驗這個，而我無疑要在榆林付出一個荒唐的價錢，去住外國人住的三星級旅店，我真希望我沒來。
我在日落後抵達了，見到了一家汽車站邊的廉價旅館。我的導遊書上說，這裡只限中國人住，但我想試試看，反正沒任何損失。在我走入時，工作人員驚奇地盯著我。她慌亂地向我揮手，示意我走回門口，她的雙眼張得大大的，說不出話來，彷彿嚇傻了。
「我能說中文，」我說，而聽到這個時，她的震驚讓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最後，她恢復了一點，問我想要什麼。
「我想住在這兒。」
「外國人不能住，」她說。「你得去另外一個旅館。」但她還是那麼震驚，態度並不粗魯，不像那種拒絕給你服務的工作人員的態度。這讓我想出了個點子。
「他們已經修改規定了，」我說。「外國人可以跟中國人一樣住了。」
她的眼睛恢復正常了，但她還在聽著。我找出我的漢語課本中的一些詞彙來。「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法律，」我說。「在北京，他們修改了法律。你聽說了沒有？至少對於教師來說。外國教師可以住在中國的旅館裡，因為我們住在中國，而我們的工資和中國人的一樣。看——這是我單位的卡。」
我給了她我紅色的單位卡，我的淺綠色的外國人居留證，我的深綠色的外國專家證，以及我藍色的護照。這些卡形成了色彩繽紛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掃過，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國人的軟肋，他們總是很喜歡看我身份證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細地翻閱了一遍，然後給了我一份入住登記單，給了我一間兩美元的屋子。在那個夏天餘下的時間裡，無論我碰到了什麼麻煩，我總是提到人民代表大會，這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伎倆。最後，我終於理解了，我的課堂上學到的所有政治術語，有其意義。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輛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兒，長城從沙漠裡穿過。遊客們極少來看這兒的長城，因為它沒被修復過，而陝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導遊書中沒有提及長城，但我有份地圖上，清楚標出了這處遺址。
的士車把我帶到了一處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處，那兒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終止，而是沙漠的開始。從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視野延伸出幾英里之外。偶爾那貧瘠荒蕪被一絲綠色所中斷——一排樹木，一塊孤獨的田地——然而絕大多數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無垠的發呆的天空。早上九點，太陽已經很熱了。我望向那片空無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線，我明白了人們為什麼在這裡築牆。即便這裡沒有蒙古人的威脅，光是這片土地那單調無聊的可怕，就足以讓你要建點什麼了。
牆在碉堡的東西向展開。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關，在甘肅北部的山嶺之中。東向，遺跡一直延伸到山海關，在黃海的岸邊。所有人都說這兩處終點間的長度大概是超過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處正中；但這長牆未被完全測量過，沒有人知道其實際的長度。我站在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熱浪，我決定走向海洋。我繫緊了我的鞋子，沿著遺跡東行。
大多數的牆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風沙侵蝕了。每隔兩百碼，我會經過一處烽火台的遺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燒的太陽下一無所用。我沿著牆，穿過了一家磚瓦廠，然後牆蜿蜒越過了一處灌溉溝渠，又穿過一塊玉米田。接著，一個沙聚的山丘吞沒了土梁，我只得繞過，直到看見了遠處下一個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種植的楊樹林，樹木很瘦小，在陝西的太陽下顯得非常脆弱。長城下沉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獨地往遠處延伸。
這是一片殘敗的，拼湊的景觀，而在沙丘與死寂的棕色地平線面前，綠色的玉米田與楊樹林背後的辛勤勞作看上去也將只是浪費而已。同樣的，損毀的牆則是另一種浪費的明證，因為明朝的統治者建築了碉堡以抵抗外來者，其實雙方的關係卻可以通過外交途徑更好地處理。而這東西的規模——它小得那麼可憐，大得那麼驚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過，又能延伸千里——都顯示出，中國人在一個糟糕的念頭指導下，可以走得多遠。[1]
儘管長牆失敗了，然它現在有了巨大的價值，這點看起來也非常的中國。這成了也許是最強有力的民族驕傲的象徵，沒人將其與一些負面的元素相聯繫，比如孤立主義，比如頑固不化。電視台老放一段在長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愛我中華」，它歡慶著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在人民共和國的幸福生活。「愛我中華」是一首可憐的，讓人膩煩的歌，但就和電視上許多糟糕的音樂節目一樣，它有一種致命的誘惑力——我總是一直看到那悲慘的結局。那歌曲的結尾時，特別選了少數民族的代表在長城上載歌載舞，穿著傳統服裝，唱著他們多麼愛他們的中國。每次我看時，我都想：你們的中國修築了那城牆，為了把你們給擋在外面。
電視上似乎總有那種玩意兒——幾乎每天的每個時辰，你都能找到個頻道在播放著快樂的少數民族，經常是西藏人。這種娛樂節目總能以它極度的偽善把我給驚著，直到下一年，我從中國回國，在密蘇里一家公立的小學裡教書，那兒的孩子們在歡慶感恩節，所用的一些傳統故事中說著清教徒與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誼。我意識到，這種神話能代表中國與美國的一些聯繫——兩個國家都那麼傲慢自大，從而把他們那最大的失敗給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現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國的電視上看到過幾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節一樣，長城的重要性已經不限於起初，現在它只是意味著偉大。許多關於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說它有兩千年的歷史，說它能從太空中看見——但事實已經不再重要。即便作為中國閉關鎖國的隱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為每個外國要人都被帶去看北京郊區的長城，而每個外國遊客都游訪過它。它成了開放的中國的一個重要的魅力點，一座橋樑而非一道城牆，它讓中國人向外來者介紹其國家的光榮，引發對其過去輝煌的追憶。不再是擯野蠻人於外了，它確保了他們在抵達中國後，產生一種敬意，由此看來，它的建造並不真的是浪費。雖說又花了五百年的時間，但最終，中國人從長城中找出了一點用處。同樣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並非全然是浪費；它們總會存留下來。
我沿著牆往東走了一個小時。有時我走上牆頂，灰土堆積在我的腳邊。我又穿過了一組楊樹林，嚇跑了樹叢下的一個農民。蜥蜴爬過沙地。我的水用完了，於是我掉頭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識到我的中國生活過了一個彎角。身為一個外國人，在涪陵這種地方生活從沒容易過，壓力能讓人筋疲力盡——那些叫人緊張的過多的關注，持續不斷的嘲弄的叫喊，種種對外國人允許和不允許做的事情的鬥爭。但這些麻煩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有著無窮的好奇，一旦交談展開了，他們對我比對一般人要好得多。這點和美國非常不同，在那兒，你不會因為某個人看上去陌生就對他大叫，但同時，你可能也不會走上前去和他說話，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時候，我感覺到，這些好處已開始超過了那些困難，最主要的就是培養耐心與信任。我得讓事情發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說話，而且我接受幾乎所有的邀請。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總是懷疑別人的動機，那些動機幾乎全是善意的。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需要一點的被動姿態，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被動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個春季去適應這個角色。在榆林，我終於找到感覺了——最終，我接受了這一點，就只是讓事情發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釣魚）
其中的一個關鍵乃是時間，而我在中國有的是時間。即便在涪陵教書最忙的時候，我也總有許多的閒暇時間，因為在美國許多佔據我時間的事兒都沒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動。我沒法上網，也花不起錢打電話。我可以寫信，然而郵政服務那麼的慢，通訊幾乎沒有。當我的姐姐在頭一年的秋季生了個女兒後，我直到過了三個星期才知道。
有這麼多的空閒時間，可能會叫人受不了，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解放，有數不盡的午後時光，我只是拿份報紙坐在茶室裡，跟任何一個亮相的人聊天。這也成了我旅行時的日程安排；去到一個新城市，我會找一個公園什麼的地方坐下來讀報，直到一個本地人停下來和我聊天。
沿著牆走了一陣，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陰影下，寫我的日記。幾分鐘後，三個年輕的女人停下來，問我來自何方，我們聊了一會兒。她們先前是中學同學，如今回來做一個團聚。另外一個同學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遠處開了家餐廳，她們邀請我去共進午餐。當地的特色菜包括豬肚一類什麼的，是以我們邊吃邊喝著榆林啤酒。
她們中沒一人理解為什麼一個外國人要跑那麼遠到榆林來，直到我告訴他們我住在四川。從他們的眼中，我看出這解釋了許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們的女人名聲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們陝西人那麼有文化。你知道這裡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麼？」
「你去過西安麼？那是我們陝西的省會，是中國的古都。這就是我們的話比四川話容易懂的緣故，因為我們的方言曾經是中國的標準語。北京的普通話和我們說的話很相近。四川人說的話很糟糕。」
她們關於方言的話是對的——在陝西旅行，的確是把語言的重負從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們其餘的言論在我看來不容易接受，因為我知道中國人總是對本國其他地區的人抱有很強的偏見。在我離開涪陵前，廖老師給了我一個關於陝西省的仔細介紹。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歎道。「你可以見到兵馬俑，秦始皇墓，還有碑林。你很幸運。但是北方人跟我們南方人很不一樣。他們比較高大，你知道，因為他們吃麥子而不是米，而他們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麼漂亮。那是因為太陽曬得太厲害，而且有太多的風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膚都很糟糕。」
聽到陝西女人批評四川，讓我想到了廖老師所說的，我想，作為一個忠誠的學生，只有把北方的缺點講出來才是對的。
「在四川，」我告訴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說南方比北方好，因為天氣的緣故。他們說北方人皮膚不好，因為太陽的緣故。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們告訴我的。」
她們沒一人感到意外；顯然她們已經聽過這套，早預好了防衛。「在北方大多數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個女人中最健談的。「但榆林不一樣，因為我們的水。我們這裡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從地下深處冒出來的，人們說，因為水的緣故，這裡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陽光厲害，我們的皮膚還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膚並不黑。」
我得承認這是真的——王的皮膚並沒什麼問題。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運輸到涪陵，無疑將得到中國最漂亮的女人，也許是整個世界上最漂亮的，因為那大山與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飯後，我們跨過街去到對面的佛寺，讓郭曉青去那兒算命，她是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個。在我們進去時，那和尚正與一個年輕男人相互叫罵。和尚給年輕人算了一個下簽，是以他不願意捐錢，在其後的爭吵中，年輕人打翻了廟裡的一些東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紀大約六十多歲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著他的拳頭。那年輕人的朋友在勸解他，而他則向和尚罵著髒話。現在天氣已經非常熱了，女人們和我坐在廟堂一旁的陰影下，等待著爭吵結束。
公眾場所的這種爭吵，一般都有兩幕。那年輕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後，他又奮力掙扎出來，再次衝回了廟裡，在那兒又跟和尚對罵了五分鐘。很明顯，這年輕人並無意圖要傷害和尚，而現在要改變命運也遲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著，把他推出了門口。在他們走後，我們一直等到他的叫聲消失在了遠方，顯然不會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罵戰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時甚至連棒棒軍都看膩了走開。
這場罵戰不是一個特別吉利的徵兆，但郭曉青已經二十六歲了，已經感覺到了時間的壓迫，決定繼續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禱告，叫郭在佛像前磕頭三次。他敲著一隻缽，然後給了她一個裝滿了木棍的竹筒。她搖著籤筒，直到有根簽飛出來，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說了命運。他說她很快會結婚，也許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長出口氣。王給了和尚十塊錢。他笑著目送我們離開。
我們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這兒，有些道教與佛教的寺廟的歷史超過了一千年，它們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內。在峽谷的中央，有條清澈的河流過。我們脫了鞋子，在淺水中淌淌，然後便坐在了蔭涼中。在河的對面，有六個年輕的農民在野餐。他們是二十出頭的男女，在中飯後，他們在河中潑水玩，男人追著女人，女人們驚聲尖笑。
「你們國家也有這樣的地方麼？」王問我。我試圖去想像這樣的一次團聚，在美國，隨機找到一個外國人，花一天時間跟他在一起，只是出於好奇與善意。
「沒有，」我說。「這和我的國家很不同。」
我並不想離開榆林。旅店不錯，儘管白天很熱，夜晚卻是沙漠特有的涼爽，睡覺從沒有問題。早晨總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來，看著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們在清掃門前，女人們在主街上拉著牛奶車，而夜裡的拾荒者朝鄉下的方向走去。收廢品的男人拉著車，手裡搖著個小小的撥浪鼓，來吸引客人。馬拉的車往小餐廳裡運送煤炭，而太陽明亮地升起於建築的瓦頂，緩慢的，這塵土飛揚的城市熱起來了。
榆林的主路要經過三座明朝的塔樓，而街上幾乎所有的建築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牆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麼高。我從沒在中國見過保存那麼完好的古城，然而城裡沒有其他一個外國遊客。
每一天我看著早晨的街道，直到溫度轉高，然後我會買點酸奶，找一家有涼棚的餐廳，吃花卷，讀一份報紙。有一天，我從一個老人那兒買了酸奶，他非常興奮，向我示意等著，他跑回了家。回來時，他帶著一本中文書，他不出一聲遞給了我。
我打開來，嘗試去讀第一頁。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個大概——什麼關於開始，關於大地與水，關於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著。我繼續往下讀，然後我明白了我正在讀的是什麼。我抬頭看著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麼？」我問。
「是！」他臉上放著光，握了我的手。
「這本聖經是那兒來的？」
「我們瑞典的朋友給的，」他說，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傳教士。我告訴他在孩子時，我曾經住在瑞典，那讓他很高興。他問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說。「那跟我們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樣的，不過你們更信仰瑪麗一些。」
他關於聖瑪麗的話是對的，無論如何，他看起來很高興碰見我。他姓羅，而且他邀請我遲點再回來，可以讓我見見他的兒孫。
羅家住在主街上，一個傳統的四合院裡，幾座磚房圍著一個中央的庭院。現在，那裡住著家庭的七個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羅，而這建築在幾個世紀以來都未曾大變過。在老人的家裡，人們依然睡在傳統的炕上，一種舊式的磚床，在冬天裡用煤取暖。
他告訴我，他的先人乃是來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來這裡對抗城牆外的蒙古人。他們來到這裡駐紮，是為了將外國人擋住，而他們的後人還是受到了外國的影響——傳教士在解放前將老人的父母轉化了。一個簡單的十字架掛在他的老炕上方，一個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兒子叫羅小雷；他年紀在四十多，在本地編輯一個文學刊物。他的女兒剛從榆林師範學院的中文系畢業。他們都是友善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個星期，我每天都去他們的家。他們經常給我一份早餐，吃完後，我們會坐在他們起居室的陰翳下喝茶，吃西瓜。
羅小雷在文革期間蹲了五年牢，因為他是個知識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親被發配到沙漠的偏遠地區呆了十年。老人對這段經歷沒說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無意義之外。這通常就是人們關於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費的時間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發現和羅家人坦誠交流很容易，因為他們的經驗使得他們不那麼輕信，也因為我不久將離開這個地方。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為我所說，所做負多少責任；我可以隨便晃蕩，碰到任何人說任何想說的話。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兒人們會跟蹤我的記錄，而且我總會想到我還有一年時間要呆在那兒。在中國，有一個家當然會帶來不少好處，但也有些缺點。
一天下午，羅小雷問我，對於在中國教書我有什麼想法，我意識到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多數時候我還是很喜歡的，」我說，「尤其是我喜歡我的學生們。我覺得他們比美國孩子更尊重老師。我教的是文學，那也很好；我的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更喜歡詩歌。但我不喜歡學校裡的政治體系。這很難解釋——有時這體系會影響到我的學生。許多人的想法都是狹隘的。」
孔老師教給了這個詞，在接近學期末的時候，而它總結了涪陵生活的許多困難之處。羅小雷點點頭。「也許因為他們還不習慣與外國人打交道，」他說。「在中國的偏遠地區，你知道我們沒見過多少外國人。」
「我知道，但那兒還有些別的問題。他們的書很爛，有時他們所學的不是事實。」
我問他坐在身邊的女兒，他們在中文系裡學不學孔子。
「不，」她說。
「但你們學馬克思？」
「是的。」
「這和涪陵的情況是一樣的。我的學生學習莎士比亞和馬克思，但他們不學孔子。那些是外國的觀點，而孔子是你們文化的一部分，但沒人再去學習他了。」
「你在美國的大學裡也學馬克思麼？」她問
「是的，但就一點點。許多美國大學生都會學，因為他是個哲學家。」
「你們美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怎麼想？」
「多數人會覺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這個詞彙，而她知道我想說什麼。
「實用，」她說。
「是的，不是很實用。」
「我同意，」她說。「我認為那是浪費時間。我們大多數的政治學習都是浪費時間。」她掠起臉上的頭髮，望向她的父親。他在想著些別的什麼，然後他意識到了女兒期待他回應，微微一笑。他是個灰髮的男人，戴著圓眼鏡，眼裡亮閃著回憶。
「是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沒什麼用。」而他自己的父親，坐在蔭涼處吃著西瓜，沒有說話。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隨著一個慣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訪羅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廳吃飯。那餐廳的餃子不錯，還有便宜的當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個風格強悍，不說廢話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後喝酒的地方常能見到的那種。她戲弄我，說我的口音一半外國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進門，她就開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國籍，年紀，中文名字，單位，以及工資。通常客人們會對我的工資之低發表評論，然後買一瓶酒給我。為了維護我的尊嚴，我會解釋和平隊的性質，而我們是來幫助中美建立友誼而非賺錢來的，這只會鼓勵人們給我買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輪的錢，通常以失敗告終。在那之後，我們會握手，說些改善兩國關係的話，然後我會回到旅店裡，睡到夜涼。
我在榆林的最後那天，有兩個將近三十歲的男人進了餐廳，開始給我買酒。其中一個姓王，一個姓趙。他們說我可以叫他們同志。那天是禮拜五，他們剛剛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廠。
我們每人都很快喝完了兩瓶啤酒，在接下來的一瓶，那兩個男人開始臉紅了，講起中國的歷史故事來。王同志告訴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個治理黃河的人。這個故事我曾在教科書裡學過，運氣很好，因為王同志講著講著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斷點頭，表示我聽懂了，而每過一陣，趙同志會插嘴：「說普通話！你說方言他不會懂的。」
王同志會點點頭，說上幾句普通話，然後又轉回方言，關於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溝渠和防洪堤，在黃河的兩岸。這故事的要點在於，禹帝幹得那麼勤奮，以至於他經常經過家門口卻無暇停步拜訪。這真是個要命的工程，控制黃河。
最後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來喝光了他的酒。他們買了許多瓶酒，我們的桌上滿是空瓶。中國小餐館的一個好處，就是他們不會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離開，那就意味著路過的人可以看見你們兩個人在一個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壞。這顯得很有面子，而我們今天幹得不壞。
「你聽懂了這故事麼？」趙同志問。「你不懂，是不是？他總在說我們的方言！」
我說一切都很清楚，然後從我的課本裡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勝利宣告。「他全部聽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資，在街下面不遠處，店主同意幫我們保留桌子。他們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們當中，三個人踉蹌走在鵝卵石地上。在經過羅先生的攤檔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們要到那兒去，或者那投資是什麼——他們只是說我們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資。這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在酒後我們出著汗，在街上走著。
我們進了一個門口，爬上了狹窄的樓梯。在二樓，有一個很大的房間，一個小女孩穿著輪滑，在硬木地板上轉圈。
「這個，」王同志說，「就是我的投資。」
他驕傲地看著溜冰場，然後跑去了櫃檯，跟工人說話。
「這投資太大了，」趙同志悲憫地低語道，當王同志出了接聽範圍。「他借了很多錢。他永遠還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說著我，我有點緊張，想聽聽。
「他們沒有多少顧客，」趙同志低語道。「昨晚，這裡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虧上很多錢！」
王同志拿著輪滑鞋來了，遞給我。「來，」他說。「你來滑。現在。免費。」
我結巴了，解釋說我不會玩這個。「你當然會玩！」王同志說。「這是從你們國家來的。」
我告訴他們我有點腿受了傷，而他們則提出帶我去看醫生。街下面有一家，趙同志說，而中醫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釋說我瞭解中醫的好處，因為一個中國醫生叫我多坐少動，避免像輪滑這樣的運動。在許多禮貌的建議與抵抗後，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回到餐廳，坐下來，繼續喝酒。他們看上去沒覺得不爽；王同志很高興他給我秀了他的投資。空瓶子還在桌上。
我們又喝了一輪，王同志盯著我的眼睛。
「何偉，」他叫著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國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總是使喚別人。『做這個！做那個！』有工人抬著他上山，好像一個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很壞，但現在我知道不是那樣的。」
我被感動了，為自己那個醫生的謊話覺得愧疚。但這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白謊，也許那也行了。我謝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還有，那個峨嵋山上的美國人很白，」他說。「他的皮膚那麼白，長得那麼難看！但你其實有點黃——你看上去像中國人。你的皮膚比他好多了！」
那個夏天，所有事情都進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學學習，課程不是很難，而這城市有許多的公園，我可以在那兒買一杯茶，和當地人聊天。每天，溫度都是攝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項政策，如果溫度到達了三十七度，則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們總是宣佈說官方的溫度是三十五度。我經常騎著朋友的自行車到興慶宮公園，在那兒要杯茶，向工人們詢問氣溫。
「三十五度，」他們會說，用報紙扇著扇子。
「昨天的溫度呢？」
「三十五度。」
「你覺得明天會是多少？」
他們會轉轉眼珠子，告訴我去喝我的茶；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什麼笑話。中國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由政府來控制氣溫的國家，雖然兩年後，北京的氣象台終於開始宣佈真實的氣溫了。當地的報紙歡呼這一發展，作為是邁向對市民說真話的重要一步，也許它的確是的：今天是氣溫，明天是天安門事件。但政府也讓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過是神話而已，所以新的溫度沒有帶來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著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熱。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像的最熱的那種，在晚上我沒法入睡，但即便是那麼炎熱的夜晚，這個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當一名地理學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個暑期的項目。她來西安和我共渡了一個星期，我們一起看了城市的歷史古跡。我總是告訴人們她是來幫中國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願做教師；這個說法讓每個人都很高興，讓我們受到特殊待遇。那個在兵馬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收我們的票價跟中國人一樣，把對外國人多收的部分給揮去了，因為我們在中國做著好事。
安吉拉飛去了她的項目工程處，一個星期後，我完成了課程，乘火車去了新疆。這趟沿著絲綢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個小時，穿過甘肅和新疆的沙漠，而我總是喜歡長途火車的旅行，以及廣闊的風景。
我乘的乃是硬臥，在中國的火車上，我最喜歡這個檔次。硬座乃是噩夢，擁擠的農民和民工；軟臥又走了另一個極端，幹部與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國遊客。硬臥車並不是不舒服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床位——但票價又不會太貴，能讓自我認同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們聊天總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車上，他們輕聲交談，喝茶，吃著方便麵。
在頭一天，一個來自河北省的年輕人過來坐到我對面，看著甘肅的山丘掠過窗外。他二十五歲，在新疆工作了兩年，而且他不喜歡那地方。新疆太走極端了，他說——在夏天太熱，在冬天太冷。他剛剛結束了四個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個小時的火車旅程回去並不愉快，想到在其結束時要在新疆這種地方繼續工作。他的工作內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兩三個工人死掉，」他說。「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們沒什麼辦法。」
我告訴他我的妹妹在吐魯番附近尋找油田。他聳聳肩膀，好像說：她可以那麼做。在窗外，是一片塵土堆積的低矮山丘，大地越來越干，車往西行。
他很聰穎，跟他的談話不是我在中國時常能碰見的。他的眼中有一種銳度——他的目光有所掩蓋，然而我能看出他對週遭一切都有仔細的觀察。他看到我在寫筆記，但和大多數人不同，他並不問我在寫什麼，也許他已經猜到。通常我會告訴人們那是我的日記，或者只是說，「我在寫我的外語。」那就足夠滿足幾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種外語，很顯然你就會花很多時間寫它。沒人意識到我其實在寫他們，以及所有我週遭的事物。但這個來自河北的男人看著我的筆在紙上划動，我察覺到他知道我在描繪他。但他還是很自如地說著話；我們略微談了些政治，以及共產黨，然後我問他是不是黨員。
「不，」他說。「我不想入黨。」
「為什麼？」
「太多麻煩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數的年輕人——我們所有人都一樣。我們對那個不感興趣。這和你們美國不同。我們中國只有一個黨。」
兩國的這個差異讓他很感興趣。「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美國，」他說，過了一陣後。「但很多美國人覺得我們這裡有些人權問題。事實上，老百姓不關心這個。老百姓關心的是吃穿。看看那裡。」
他指向窗外——一個破落的村莊，鐵軌邊的垃圾，一頭瘦骨嶙峋的驢子，被一個藍衣的農民牽著。老百姓。
「你想那樣的人會擔心民主麼？」他說。「他們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然後他們才會開始考慮別的。那就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了——無法做簡單的比較。」
我們的話題從政治滑開了；他談到了婚姻，以及他將如何在三年後找到個老婆。在我認識的年輕中國人中，常有這樣的計劃表；他們對愛情，跟對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樣，都是那麼務實。這年輕男人解釋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後，他將二十八歲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輕，而到那時，他將有足夠的錢來結婚。結婚要花很多的錢，他說，而且你也不會想在新疆那樣的地方結婚。在三年後，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許在青島，一個東海岸的城市，前德國殖民地。他談論青島的語氣中帶著愛意，說到它那美麗的紅色屋頂，清潔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靜的海；而我們的火車穩健地搖晃著進入了沙漠地帶。
這是一個長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無物可看，在火車上無事可做。我坐著跟人聊了幾個鐘頭，然後爬上了我的床位。我們經過了蘭州，甘肅的省會，在那裡煙霧籠罩著陰沉不潔的黃河，我睡著了。當我醒來時，一切都變了——我們在一片明亮的風景中，有綠色的草場，黃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狀的山嶺，一直捲向地平線。
一個肥料銷售員出現了，開始向我問關於錢的問題。美國一輛新車多少錢？一部舊車呢？牌照費多少？稅呢？保險？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我的回答——其實都是我的猜測，所有的猜測——而我則高興火車上還有另外一個人在寫東西。但他們在這片荒地上種些什麼需要肥料的東西呢？
「大麥和玉米，」他說。「當然，那裡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烏魯木齊附近有穀物種植。但我們生產的肥料是運往內地的。」他回到了關於錢的問題：美國一棟房子要多少錢？失業金呢？政府給你們什麼樣的保險？
談完了那個後，我們沉默了，望著窗外。我覺得我應當繼續這次談話，但關於肥料問不出多少話來。我問他何時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裡，」他說。
「那你父母何時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後。他們去那裡建設國家。就和美國一樣。」
我們盯著窗外的風景看：一個牧羊人在綠野中趕著牧群，一個藍衣的男人沿著土路騎著自行車，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曠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則是一片廣闊空寂的地平線，我在中國幾乎沒見過這樣的。好幾英里都不見一棵樹。
「往西部去吧，年輕人，」肥料銷售員說，他想起了很久以前歷史書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個時分，我們經過了嘉峪關，那是長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沒有看見那邊界，但到了早晨，很明顯我們已經越過了一條線。那裡不再有村落與牆，只有岩石，塵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陽光中投下明銳的影子。
我們已經來到了中國的邊緣地帶——或者不如說，比喻意義上的邊緣，因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卻仍然在中國的國境內。但這是漢族傳統居住地的終點了，現在，我們已經抵達了絲綢之路上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地區。中國人稱其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族人是原居民，而他們叫這片土地為土其斯坦，或者維吾爾斯坦，而且他們想要自己這塊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邊疆，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裡，它從中國的手中溜進溜出，直到共產黨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這個地區。但這地方很難管治——它和許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積有中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蘊藏有油田與礦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維族，乃是穆斯林，說著土耳其的語言，與漢族人沒有什麼共通處。所有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為一個複雜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現過暴力事件。對他們來說，最急迫的問題是要把漢人擋在外面——四十年前，這個地區的人口中漢族只佔到15%，而現在，那數目膨脹到了接近50%。漢人來這裡做許多種工作——來當兵，來當政府的幹部，來當肥料銷售員——而他們是不停地來，坐這樣的火車來。在我的車廂裡沒有一個維族人，而滿滿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漢人。
這種緊張關係，火車上無人願意談及——有幾次我問到了春季時的事情，但所有人都迴避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告訴我她不瞭解那問題，因為她只是個老百姓。這就是作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們永遠不需要負責任。這和任何一個國家的人稱呼自己為普通人的情形一樣，但在中國，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數地方高得多。幾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麼形容自己，幾乎沒有人聲稱自己與社會事件發生的方式有任何關係。
在聲稱自己為老百姓後，那女人開始問起我關於大山的問題來了。大山是一個加拿大人，說著流利的中文，經常在電視上亮相，而他無疑是中國最出名的外國人。他是所謂的中國通——一個「瞭解中國」的外國人。在聊得好的日子裡，人們把我稱作中國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維。我還有很長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納為一個中國通，而從我所見到的大山來說，那也不是一個特別有吸引力的目標。也許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聲喜劇路線與京劇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現出一隻訓練有素的猴子的感覺。
走到哪兒，人們都向我問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則驗證了外國人學中文學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於美國人對一個中國人著了迷，只是因為他說著白癡式的英語。
「你知道大山麼？」那女人問。「你說我們的漢語說得不錯，但沒有大山那麼好。」
「是的，他說得比我好。」這也是大多數在中國的外國人討厭他的理由：你的中文進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聽說到大山，以及他怎麼比你好。
「你認識他麼？」那女人問。這是另一個想當然——所有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彼此認識，通過一個秘密的全國系統保持聯繫，就好像共濟會。
「不，」我說。「我從沒見過大山。」
「他的相聲說的很好——他很好玩。」
「對。我看到過他說相聲。他的確很棒。」
「大山的普通話比多數中國人都說得好。」那女人說。
「是的。有許多人告訴我這個。」
「而且他會唱我們的傳統歌曲。他是從你們美國來的嗎？」
「不。他從加拿大來。」
「你們美國人對他怎麼想？」
「我們美國的電視上沒有大山。在美國沒有人認識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電視上？」
「他也不在他們加拿大的電視上。他只是在中國上電視。」
這個，對那女人，以及許多我碰到過的中國人，乃是一個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劇，一個國家產生了像大山那麼有才華的人物，卻讓一個外國壟斷了他。但事實上，就像我對那女人解釋的，這乃是加拿大的一個普遍模式，所有具備才華的人總是盡快離開了那裡，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繼續聊大山。
「他有一個中國老婆，」她說。「你聽說了嗎？」
「是的，」我說。我聽說了關於大山的所有的事兒。偶爾人們說他的祖母乃是中國人，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為他的金髮。他的中文老師也變得很有名，有時人們建議我搬去東邊，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種兩千多年前春秋時期周遊列國的學者所做的那樣。我的漢語已有了不錯的基礎，呆在四川這兒只是浪費，因為連本地人都說不好這語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資是多少嗎？」我問。我想談談別的東西，而談錢總是不會錯的。
「他一個月賺好幾萬，」那女人很肯定地說。「他的工資很不錯。你能賺多少？」
「一千塊。」
「不像大山那麼多。」
「不，」我說。「沒有大山那麼多。」
「但夠了，」她說。「對一個年輕男人來說，一千塊夠了。」
「是的。這工資比涪陵多數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聽說過嗎？在四川。」
她想了想，搖頭。
「我肯定你聽說過涪陵搾菜，」我說。「它在中國很有名。你見過電視上的廣告麼？」我唱起來
烏江牌
涪陵搾菜！
用中文唱起來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馬上都認出來了。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搾菜，通過它來解釋我從哪兒來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陣，然後她說了幾句我們中國對外國越來越開放的話。我謝過了，她轉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著我們進入了吐魯番——哈密盆地，火車上越來越熱，而鐵軌邊的土地因為陽光而乾裂了。遠處的山逐漸下沉，而地平線越來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彷彿巨大的藍色穹頂，掛在黑土之上。
我們在綠洲小鎮哈密停了一個小時，那兒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漢語，以及阿拉伯文字。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見到維吾爾族人；他們站在月台上，賣著葡萄與西瓜。維吾爾人有著長長的鼻子，被太陽曬成棕色，而他們的臉部特徵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幾個世紀前，他們中的許多曾是沙漠商人，在絲綢之路沿途買賣，而即便今天，那種精神的火花依然會驅動他們跑遍中國尋找商機。維族人經常在大城市裡做黑市的外匯生意，他們也會在那兒賣葡萄乾和水果餅。即便在涪陵，也常見到幾個維族人在下城區的街道上擺攤。他們帶著籃子，沿長江而下，在某個城市停留一兩周，然後繼續前行。在我所見過的所有中國小商人中，維族人乃是最特別的——你能在他們家鄉兩千英里外見到他們，而他們所拿的依然是一籃子葡萄乾與一盆水果餅。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掙錢的。
在哈密，那個安全管理員和我站在一起，看著賣水果的人，我問他漢人與維族人的關係怎樣。
「我們中間有些問題，」他說。「有時那關係不好。現在，我們的政府在教育，農業，經濟方面給予他們幫助，但那裡還是有問題。這是因為歷史的緣故，不是因為政策。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麻煩——你們美國也有類似的問題，跟黑人之間。」
他提出的這個觀點不錯，我告訴他說，我不認為新疆的問題是美國的事務。但我說如果它乃是中國事務的話，春季時的暴力事件沒有出現在重慶與涪陵的報紙上，看起來很奇怪。
「四川太偏遠了。大城市裡聽說了發生的事情。」
「發生了什麼？」
「有爆炸，」他說，聳肩。「就像以色列那樣。」
「你們公司有維族的員工嗎？」
「沒有。他們的教育水平不夠，而如果教育不夠的話，就不安全。如果他們的水平合適的話，我們會雇他們的。」
「你會說維語嗎？」
「不。不需要那個。上班，購物，都是用漢語。」
「你懂一些詞嗎？」
「我知道一些。你好，謝謝，謝謝該怎麼說……」
他停頓了，努力想著。他在維族自治區住了兩年。「我忘了，」他最後說。「但我知道『再見』」
他說了，輕聲的，那聲音失落了在橫掃站台的沙漠熱風當中。
那些綠洲小鎮每隔一兩個小時出現一次，從鐵軌旁突然升起，然後又迅速消失於岩石沙土之中。它們不是那種浪漫情境中的綠洲：沒有棕櫚樹與閃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塵土，與玻璃。好像沙漠與綠洲的關係被顛倒了；當我們的車開出小鎮時，我會長出口氣，難以想像這種地方曾經對遊客有什麼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貧瘠的，卻迷人，而那些小鎮毫無魅力。
我願意旅程如此繼續下去，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看著鐵軌旁無垠的荒蕪。火車很舒服，人們也友善；我是這節車廂中唯一的外國人，其他乘客經常給我吃的喝的——番茄，黃瓜，冰棍，魚乾，啤酒。偶爾有人會停下來給我聊聊某某東西的價錢，或者中美關係，但最終，似乎那荒蕪之地吞沒了所有的交談。幾乎所有人都坐著，無言，看著窗外。
火焰山從南邊升起，有著無盡的紅色石樑，然後天山進入了視野。雪在山頂的高處一道一道。天色變黑了；一輪滿月沉沉掛在東邊的天空上。火車轟隆轟隆往西去。我們好像永遠到不了烏魯木齊，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檢查站，帶著機槍的警察檢查每一輛機車。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國不常見，而在新疆，他們很以此重任為得意，時常撥弄著扳機與把手。他們不會僅僅把槍掛在帶子上——帶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裡，瞄準什麼東西。這就好像把自動步槍交給一個小孩。我搭了巴士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而檢查站的警察把槍管正對著乘客，在他檢查我們證件的時候。
在較大的城市裡，緊張氣氛不難察覺；跟維族人聊不幾句，他們就開始抱怨。他們抱怨漢族移民的數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給了漢人，抱怨計劃生育政策，即便對維族人的限制放寬到了兩個小孩，而且也僅限於城市地區。我並不奇怪春天裡的麻煩並未被吹走；我所聽到的關於中國人的一切暗示說他們是特別糟糕的殖民者。他們往往有很強的種族觀念，他們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們很難理解一個非中國人的視點。在我所認識的涪陵人中，一大優點在於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強烈的自豪感——我從沒住在過一個這樣的地方，人們對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有那麼強烈的意識。儘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壞以及隨後的改革開放，那兒仍然有一個相當肯定的意識——何為中國人，而我相信這會幫助他們熬過現代化。但這觀念裡也有一種狹隘之處，似乎中國人不可能去新疆這種地方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當地人做朋友。在他們的五千年歷史中，中國人對探索外界的興趣之低，叫人驚訝，而今天，同樣的這個特點也局限了他們，即便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境之內。他們看似對於做一個中國人非常滿足，而且他們想當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這種感受。
當漢人來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區時，他們最初的反應乃是這些人得變得更像內陸的人，尤其是在現代化這一點上，即便現代化將帶來文化上的代價。我很難理解這種觀念；對我來說，已經有太多美麗的地方太快地現代化了，而我覺得那些相對未被觸及到的角落應該不去碰它。但我從來沒有過上過窮苦日子，這也許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處。
對一般的中國人來說，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從我的寫作課上獲得了一些這樣的觀點，在我們學習美國西部的時候。我們談論了西部擴張，而我給了同學們一個十九世紀後期的難題：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壓迫，他們的文化在遭到破壞。我讓同學們假想自己是美國居民，給出解決方案，幾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這兩個：
印第安人應該成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很窮，很野蠻，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向文明世界，給他們提供先進的技術，知識，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發展他們的經濟水平。通過這個，我們能幫他們致富，適應現代生活。最後，印第安人能跟我們和睦相處，共同發展。
世界在不斷發展變化。我們應當幫助印第安人適應現代生活。印第安人習慣住在平原上，到處遷徙，沒有固定住所，但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這是不實際的……我們想要我們的國家強大；我們必須使得印第安人適應我們的現代生活，跟著社會的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壯大我們的國家。
這是我首次發現我們對於進步與現代化的觀點如此不同。我曾經給他們展現過一個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與文化對我的學生們毫無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們距離嚴重的貧窮只有一代人的距離。當我看見自由與文化時，他們只見到苦難，與無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來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漢族人不能理解為什麼維族人不欣賞中國人的努力；他們指出，這地方在解放前多麼落後，強調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無問題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鐵路，學校。但中國人忘了走出那邏輯的第一步；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去瞭解，去尊重維族人的文化，而來這裡定居的人很少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其結果，就是巨大的金錢與勞動沉入了沙漠當中，而至於談到改善關係，那些努力多數乃是浪費了。
我發現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這緊張關係中間。維族人不喜歡說漢族的語言，在一些旅遊區，他們說的日語或英語還好過漢語。對於說漢語的外國人，他們有一種不信任感；如果說英語他們態度會好些。這對我來說很難做——整個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處，但現在，我對漢語的使用將我定義為了一個外來者，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外來者。
除了語言外，這裡還有一些新的文化規則，讓我與維族人的互動交流變得複雜。他們與我在涪陵認識的中國人很不同——維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發怒，而我發現砍價的過程不太愉快，因為有時候，那例行的流程裡包含一些憤怒與厭惡的表演秀。我懷念起中國人來；我習慣了他們的社會規則，而且我知道他們會對我的言行如何反應。那些內容僵硬的對話——關於我的收入，中美關係，大山的對話，此時卻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發覺中國餐館和商店對我產生了萬有引力，我尤其喜歡與四川人聊天，他們移民到新疆的數量很大。在一整個夏天的旅途後，再次聽到他們的四川腔感覺不錯——比維族人的土耳其腔調要舒暢得多。我發現我也撿起了一些中國人式的狹隘：我也為自己身上的中國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開口的話，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統，模樣看上去和維族人沒有太大區別，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卻不會引人注意。偶爾我會被誤認為是本地人——中國人有時問我是不是維族人，而維族人問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總是對自己的樣貌極其敏感，因為每天我都遇到因為與本地人樣貌不同而帶來的種種問題，但現在，在這個沙漠小鎮中，我見到的人們，有著與我一樣的鼻子，頭髮，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識到種族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它將人們區別開，也因為我對那些和自己模樣相似的人產生了一種感情的連繫。有整整一年裡，我感覺不到這種連繫，但現在，在新疆，雖然那連繫很是微弱，也勝於無。
我的假期將告結束，但我毫不急著離開。我享受旅行中那種慵懶的自由，而且我喜歡我在新疆這裡的不確定位置，在這裡，我沒有工作，甚至種族也成了問題。這是個相當曖昧的地方——甚至時間也不確定。整個中國只有一個時區，這就意味著新疆的太陽直到八九點才升起，在晚上十點鐘後才落下。大多數人會採用一個較為實際的時間表，建立於一個當地的時區上，大約比北京遲兩個小時，但所有的政府部門，以及國有的運輸部門跟隨官方的標準時間。這是一個完美的象徵，顯示出了政府與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間的分裂，雙方都活在同一個地區，然而他們的日程卻有兩個小時的差別。
我最喜歡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風貌夠猛。有幾天的時間，我在天山海拔超過一萬英尺處宿營，而一天之後，我就到了吐魯番，在那兒，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線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於小城的北面。吐魯番太熱了，連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溫度。我在那兒的每一天，溫度都達到了42度，107華氏度，是報導中說的。在中午時候，商店關了門，每個人都可以在屋裡休息，直到最炎熱的時候過去。
哈密也是一樣的熱，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裡找石油。 和另外一個來自斯坦福的地質專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國國有的石油公司雇來，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學校，醫院，商店，公寓樓；所有一切都被整齊得排列著，在規劃良好的馬路上，直到四年前，這裡還是沙漠的荒地。這裡有五萬個工人，全都是從甘肅遷徙過來的漢族人。但我去到那裡的市場時，人們誤認為我是維族人，因為他們幾乎沒見過當地人。中國人很少離開廠區；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這個沙漠中的石油綠洲裡了。
然而這城市乃是海市蜃樓。在哈密沒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與她的同事這麼說，他們瞭解當地的地質狀況。所有一切都成了謎——為什麼他們要在沙漠這裡建立一座城市？為什麼把那麼多人遷移到這片荒地上來？他們在尋找什麼？在五百年後，這裡會不會像長城一樣，金錢與勞動埋沒在了沙中？他們對邊境地區的想法是不是哪兒出了什麼問題——是什麼鼓動他們建立了城牆，堡壘，城市；他們為什麼要在這國家最偏遠處建起這樣醜陋的龐然大物？是什麼阻止了他們與當地居民的溝通？
但這些謎我沒有時間去解開。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館裡，和亞當韋斯一起，他是另一個和平隊員，跟我在吐魯番相遇的。然後，我們的時間到了，韋斯與我離開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車返回成都。
坐火車回成都，要花五十個小時。從韋斯和我買車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覺。哈密的車站不肯賣臥票給我們，說我們可以先買硬座票上了車後再升級。
學校就要開學了，而火車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學生。火車上沒有任何臥票留著了，而硬座車廂裡也沒有一點空間。在車廂走道上擠滿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著。車廂與車廂之間的過道上也擠滿了乘客，坐在地上。人們甚至坐在洗手盆上。這是我在中國所見過的最為擁擠的火車。
坐火車而沒有一個座位，五十個小時可謂很長了。在頭一個夜裡，韋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們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著覺，總是人們經過，有時撞到我們身上。負責我們車廂的乘務員給人群惹煩了，但不管怎樣，她還是在一個晚上拖了三次地。為了讓她做到那個，所有的人都得站起來，把包裹舉過我們的頭頂，而她在下面拖著我們的腳。她在八點拖了一次，十點一次，十二點一次。每個人都在抱怨，但沒人抗議；在中國，你得容忍人們糟糕的行為，如果他是在為你服務的話，同理，你也得忍受種種的其他的各種麻煩。或者你也可以嘗試離開，韋斯和我就這麼做了，我們努力挪到了另一個車廂，那兒的乘務員比較講道理一些。情況有所改善，但我們還是站在過道上，而火車向東穿過沙漠。
這種旅程不會激發出什麼積極的思緒來。韋斯與我討論起我們組裡的其他和平隊員，以及他們做了什麼事情讓我們煩的，我們還談到的新來的志願者，以及他們將會在頭一年裡做得多麼糟糕。我們抱怨著這個夏天見到的各色外國人。我們看著車廂裡的其他乘客，批評他們的缺點。我們討論著一旦回到美國，我們要做些什麼，吃些什麼。我們複習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專輯中那些最難聽的髒話，我們還談論了BIG如果坐上了這樣的火車，他們會罵出什麼話來，而他的反應又與歌手S.D.D的有何區別。我們總結說，這兩個RAP歌手都不會很喜歡這趟火車。我每小時至少看十次手錶。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風景，我也沒法閱讀。有時我會聽一聽我的WALKMAN，但我隨身的磁帶不夠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說中文，雖然在下午的時候，我跟一幫回成都的學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個精心算計的行為；我猜想他們發現我們是老師的話，也許會讓我們分享他們的座位，出於尊敬。的確，在三十分鐘後，他們在座位的邊角給了我們的一點空間。在第二個夜裡，韋斯和我輪流分享那個位置，一個人站著一人坐著，而那位置不夠舒服，我們倆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鐘。
時間非常緩慢爬行著，尤其在我站著的時候，為了渡過那個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國時常做的事兒，在日子很艱難的時候。我回憶那些我曾經去過的地方，想著我最喜歡它們的什麼——舒適的酒店，一家好餐廳，或者江水流過翠綠的山谷。我花了些時間想著那些跟這列中國火車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後，我決定說那是瑞士。為了讓我自己分神，我回想著在那裡的長途登山，在我的腦子裡，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記起瑞士瓦萊山脈的一處，在那裡，我從安妮維爾山脈努力往上爬，因為夜色已至，而我又記起在聖盧克山上的露營。我的衣服因為登山而濕了，我很快地搭起帳篷，因為氣溫在下降，然後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貝拉托拉。那是初夏時節，山頂依然覆蓋著雪，而冰上有一條條紅色帶，因為來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熱帶風吹過了地中海而來。在貝拉托拉後，我繼續前行，到了圖特曼山谷，那是你往東行跨過那瓦萊所見的第一個說德語的山谷。圖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條幽藍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間位置一處草場上露營。我仔細安排好一切，檢查我的帳篷與睡袋，然後去睡了。我總是想去睡。
火車匡當匡當向東向南。在最後的一天，好似我裡面有什麼東西蓋上了，我累得沒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蘇里的家周圍都不行。乘客們在火車抵達四川後開始下車，在最後五個小時裡，韋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遲了，沒什麼用，我們只是木然前視，不發一言。我們在晚上早間到了成都，我意識到，我站在火車上渡過了我人生中的兩天。我的暑假已經結束了。在和平隊餘下的時間裡，我再沒搭乘過火車。
[1] 譯註：何偉說話有時毫不客氣，以我的經驗，這倒不代表什麼惡意的出發點。因為西方媒體往往在批評自己國家與其他國家時，都採用一樣的態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報紙的風格，那麼無論說的是誰，都是一樣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牆」，跟我們的「長城」概念很有內涵的差異，因為「牆」意味著自我封閉，以及與外界隔離，缺乏溝通，瞭解，甚至排外的態度。是以我在翻譯中，有時也根據文章內容所需，用「牆」這個字眼。當然中國歷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國的文明，也絕非向來不與外界積極互動。看歷史，不當以基因論的觀點來理解。我是很反對動不動就說「中國文化」，「國民性」的，非常不科學，缺乏歷史感，我只能這麼想。儘管有時何偉的寫作也不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