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安妮那兒瞭解到了鄧小平的死訊，她是我的一個學生。我剛剛休假回來；現在是旱季的中段，烏江的水面很低。孩子們沿著河岸放著風箏，春節後，中國到處都是這個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學樓降了半旗。但我沒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兒拿備用鑰匙，她住在樓下，幫我看房間。
「你聽說發生的事兒了嗎？」她問道。
「在學校這兒？」
「不，在北京，」她說。「鄧小平死了。」
我說我很遺憾，然後我問他什麼時候死的。
「昨天。他們在今天中午前的電視上播報了。我聽到的時候，很想哭。」
她邊說邊笑著，但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笑容，給內心深處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隱藏很多的情感——尷尬，憤怒，悲傷。當人們如此笑時，彷彿所有的情感都被緊緊包住，挪去了它處；有時你能從眼裡瞄到一點，或者嘴角，或者前額上的一縷皺痕。安妮有著高顴骨，深酒渦，而今天，我能從她臉上察覺到一絲傷心的痕跡。
「葬禮在星期二，」她說。「課程會取消。」
「噢，」我說，「他活得很長。」
「他九十三歲。我想今天中國的每個人都很傷心。特別在四川這兒——你知道鄧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過現在酒渦裡的悲傷轉為了驕傲。我取了鑰匙，謝過她，轉身上梯，回了房間。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親，那個文革期間在四川煤礦呆了八年的數學教授，而我也知道鄧小平在同一期間遭受了相似的苦。他兩次遭到清理，他的兒子神秘地從高樓的窗戶裡摔出，癱瘓了，在一次紅衛兵的審訊中。然而鄧小平挺了過來，帶領國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親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負責的。
當代中國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像鄧小平那樣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個頭矮小，在年輕時，也從未像周恩來和毛澤東那樣俊朗。他在重慶東南部的鄉下長大，在那裡，他養成了一個農民的品位和習慣。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幾乎所有的外國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會議期間，大聲吐痰。但他有中國人說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種務實，堅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將中國從災難性的國營經濟中扭轉過來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氣，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鎮壓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許多優點，缺點，都可以從鄧小平的性格裡看到。
我的很多學生是從廣安來的，那也是鄧小平成長的地區。在第一個學期裡，我讓安妮所在的三年級班的同學寫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個選擇了家庭成員的學生外，其他的結果如下：
毛澤東 七人
鄧小平 四人
周恩來 四人
有三個人選擇了拿破侖，因為他「打破了歐洲的封建制度。」
一個選擇了孔繁森，一個中國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個選擇了喬治華盛頓。
一個選擇了內森海爾，「一個美國的革命家。」
一個選擇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們的口味傾向於選擇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種革命人物，一個放棄了他的職業生涯，抗議越戰的人物。我本人也欽佩阿里，但這麼多學生以毛澤東為偶像，叫我不安。溫迪，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之一，寫到：
雖然毛澤東要為文化大革命負責，我們也絕不能否認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無赤金，人無完人。所以，我們要辯證地看問題。他是舵手，是中國的紅太陽，他也是我的英雄。
賽斯寫下了同樣的句子：
當然，毛澤東犯了很多錯，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國人民敬仰。他的身體融入了祖國大地。可以斷言，如果不是毛澤東的話，中國的革命會大大失色。所有我認為毛澤東值得在世界歷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寧和丘吉爾才能與他相比。
在涪陵教書，迫使我和中國已故的領導人建立了一種近似個人的關係。聽起來很奇怪，因為在我人生過去的二十七年裡，這些人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但我現在到處都碰到他們——在學校圖書館的門口，有毛澤東的書法複製品，一面牆那麼大，而他的畫像在我教書的樓裡。出租車司機把鄧小平的像掛在反光鏡上。學生們總在談論中國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寫作中充滿了對毛澤東話語的引述，而且他們經常提及鄧小平和周恩來。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些男人遠不僅是政治領導人，而我發覺自己也對這些人產生了強烈的感情。這就好像來到一片新的土地上，瞭解了當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歡毛澤東。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並非異常；若你是從外面來到這個國家，沒有多少理由讓你喜歡他。毛澤東的許多魅力，來自於他啟發中國人為自己自豪，為國家驕傲，但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些自豪看起來很空洞——無知，沙文主義，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來越不喜歡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為是的臉孔，而且我不喜歡他那因為簡短扼要，所以容易記住的言論。我尤其不喜歡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學生們最喜歡的。這是個簡單的寓言故事：一個老人住在大山邊，生活很不方便，他嘗試說服村裡人幫他一起把山移開。當然，每個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頭非常固執，也非常有奉獻精神，每天他一個人用鏟子去山上幹活。最後他憑自己一個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裡的人意識到自己錯了。
也許，這是一個對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澤東從這個無稽之談中，找到了經濟政策的基礎，影響了上億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就是愚公移山：農民們被教導去後院裡熔鐵，這樣中國的工業生產可以趕上英國，而結果是大規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饑荒，害死了大約3000萬到4500萬人。而不到四十年後，我的學生們還寫到他們從「愚公移山」那兒得到啟發。每次我讀到一個學生引用這個故事，我的心就收緊了，幾乎要發作：別去糟踐那山了，你這老蠢貨。當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樣小心地不讓學生們知道我討厭毛澤東。
周恩來叫我困惑，他是中國神人裡頭最外國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國的民意測驗顯示，他是年輕人當中最大的英雄。他們仰慕他，因為他是個外交大師，也因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壞。這些觀點是真實的——毫無疑問，他的外交技巧對每一個見過他的外交使節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來在一些關鍵點上予以遏制的話，紅衛兵還能造成更大的破壞。但不像鄧小平，周恩來從未公開反對那些破壞行為，而且即便在瘋狂達到頂點時，他也會在舞台上參加集會，和其他的狂熱群眾一起揮舞手中的紅寶書。
我想他這個人是有些滑頭的——他英俊，聰明，而且他善於保住自己的皮膚。我覺得，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在整個文革期間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的好人，就好像一個成年的德國人在納粹統治期間一樣，他至少部分參與了犯罪。但對中國人來說，這是過於簡化了；他們更喜歡把周恩來看作辛德勒那樣的人——他看出體制乃是錯了，但他從內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惡果。這些人物身上有一種務實的英雄主義，而中國人總是很務實的，遠勝西方人。[1]
而我對於鄧小平品牌的務實主義，則有著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錯誤中，有他的一份兒——他在反右運動中，是個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澤東要加強他對中國的控制權，而且當然，鄧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鎮壓。但至少，他可以離開黨的路線，像他在文革期間做的那樣，當時他不像周恩來那般搖尾乞憐，他批評了運動。作為後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懲罰，他的兒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評不是那麼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種只對政治感興趣，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過來了，這一點和周恩來非常不同。我喜歡他這一點，尤其是因為他體現了我最欽佩四川人的地方——他們的強韌以及他們不偽裝。到得最後，他成了唯一一個我可以理解的中國神人，而我對他的離去，感到一絲傷感。
鄧小平去世後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有一個追悼儀式。它通過CCTV全國轉播，中國的每一個單位都被預期會聚集起來，觀看儀式。所有的旗幟都會半降，在十點鐘，當儀式開始了，會有三分鐘的全國哀悼，工廠，船隻，戰艦，的士，卡車，以及火車會鳴笛。在中國，這類的儀式很容易組織，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們早晨的課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學生和教師都聚集在一個禮堂裡，觀看悼念儀式。老師們聚集在前排。亞當與我在後面找了個位置，因為我們對這典禮該如何進行不大確定，而且也想迴避關注。喇叭聲從河上傳來，所有人都肅立。
張書記帶領儀式。他跟從電視上的動作，對老師和同學們發出嚴厲的命令；我們站著，當大會堂的代表站著；我們磕頭，當他們磕頭。我們一起鞠躬三次，然後張書記叫我們坐下聽悼念的發言。
江澤民主席講了五十分鐘。一開始，他就崩潰了，擦著臉，嗚咽著，我能看到有些學生也在哭。幾個後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們保持著安靜，而群體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嚴肅，而在十分鐘後，每個人就只是感覺厭煩了。從外面傳來工人們在新的宿舍幹活，在我的公寓後。我想所有的儀式中，鄧小平可能最喜歡這個——錘子聲以示致敬，當另一棟建築在中國建起的時候。
在儀式結束後，亞當與我走過家，跟劉老師一起。她是我們系最高階的教師之一，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她嫁給了魏書記，學校裡最高級別的幹部。他們住在我們樓的第三層，但我幾乎沒跟劉老師說過話——就像大多數幹部那樣，在我們身邊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說話，在我們繞過木槌球場的時候。
「我幾乎和新中國同齡，」她說。「成立新中國的時候，我六歲。可以說，我是看著新中國長大的——在那時候，我們都還小。你大概聽說過，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裡，總是有政治運動。」
我們三個人來到了公寓樓。作為哀悼，她的胸口上別了白色的紙花，她摸弄著花，當我們停在入口時。她抬頭看著我，臉上有一個空白的笑容，眼裡充滿了淚水。
「那些政治運動沒完沒了，直到鄧小平來了，」她說。「我們真是高興。」
有那麼幾秒鐘，她尋找著合適的字眼。她對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凍結在她臉上，淚水頑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來，又開始說話。
「現在我們自由多了，」她說，以很嚴厲的口氣低語道。「我們是那麼自由。我們現在有許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兒，感覺尷尬，點頭以示明白。我難以想像在學校的生活算是哪種真正的自由，雖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國經歷了文革的話，我的感受會不同。也許，如果我和學校裡最高級別的共產黨官員結了婚，我的感受也會不同。我知道這種想法不大合適，但我無法將它從腦中趕走。
她看起來察覺到了——不是我對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像中國過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麼樣的，」她說。「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只有那麼少。半斤肉。」她說得很飢餓，她的眼睛鎖在我身上。
「一個月半斤肉，」她說。「每個月我們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嗎？現在一個家庭一個星期就要吃那麼多了；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月。一整個月！在那些日子裡我們總是挨餓。」她摸著她的胃，她的眼裡還閃著淚光，而我意識到，真正的飢餓對我來說，比涪陵師專裡的自由更難想像。[2]
「當我讀完大學，」她說，「我被派到了偏遠的鄉下去。那是在烏江邊，快到貴州了。我做了農民。你要記得，我的家是在重慶；我不是從鄉下來的。我不是個農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時間，我就是個農民，在那三年裡，我在鄉下一家學校教書。中學。我教那些學生念字。
「你不能想像那些日子。江青」——她嘶聲喊著那名字，我聽別的中國人也這樣叫過——「江青，毛澤東的老婆，她說沒必要學習，沒理由去學那些ABC。不要ABC！」她重複了好幾遍，她的嗓音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識到了這樣邊哭邊說，聽起來幾乎有點傻，但除此之外，無法表達她的感受，一個受過教育的城裡女人去到鄉下，一個沒東西可教的教師。即便現在，我們也難以理解，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還因為過去的記憶而怒火中燒，那過去的遭遇究竟是個什麼樣。亞當和我沉默地站著。我想我應該談點別的，最後，我問她，今天和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有些什麼不同。
「在那個時候，每個單位都有一個治喪委員會，」她說。「我們穿白衣，我們做花圈，有一個星期我們都在哀悼。每個人都為喪禮工作。學生，老師，工人，農民——每個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揮向空中，指向教學樓，城市，江上的輪船。「這次，」她說，「便宜。」
她吐出了這個詞，接著，擦擦眼睛，進了樓。在她這五分鐘內，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過我在涪陵跟人幾個星期的交流中所見。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沒說什麼，就和她往常的表現一樣。在之後的一年半里，我們再沒有一次正式的交談。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學習漢語時，看見了爬過天花板的一隻蜥蜴。他的顏色悶綠，黑色眼睛鼓脹出來，他一會急停，一會兒急動，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幀就掉了一幀。
他乃是我自從十月以來見到的第一隻蜥蜴。在溫暖的秋日夜晚，公寓裡到處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來爬去找蚊子。燈光會驚嚇到他們；經常的，我走入房間，擰下開關，三到四隻會從天花板上掉落下來。他們總是小腹平平落地，他們網狀的腳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裡的這只體型較小，而他慢慢爬到門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樹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園裡的花兒在開了，每隔幾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與江中的石頭島逐漸縮小。白鶴梁消失了。
有兩天，冬日的霧氣褪去，而陽光比過去幾個月裡都明亮得多。我穿著短袖襯衫跑步。田里的農民在水牛後面步行，耕著泥土。稻穀種植的季節來了。
然後是倒春寒。霧氣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兒凋謝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農民們繼續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階上，我見到一隻死蜥蜴，他的眼睛是悶灰色。
幾天後，我在烏江上游，作了一次長途的登山。我捲好帳篷和睡袋，還戴上了野營的爐子。在口袋裡，我裝了一隻羅盤。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舊書給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傳記，這書我也帶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學校的側門。
我朝向南方，經過了磨盤山谷的入口，沿著街道，穿過了太極藥廠區域。每個人都停下來盯著我看；我聽見了身後的笑聲。一個老人停在了路邊，微笑著。「你是要回家嗎？」他問。
「是的，」我說，我向他揮手告別，繼續步行。
這是個灰色，潮濕的早晨，從烏江的河谷吹來一陣冷風，但肩膀上滿滿噹噹的背包讓我感覺良好，走路的感覺也很好。我來到了烏江大橋，這兒江東路向西跨過江水，我穿過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級。整個冬天，我都從往向窗外綠色的陡峭山丘，以及烏江遠處的拐角，那兒霧靄濛濛，整個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後的天地。
水是白堊般的綠色，我走在烏江西岸的的小徑上。我經過了第一道江邊山谷，這兒有一座佛教神龕，被低矮的樹叢掩住。我穿過了一些小農田，來到了涪陵梁唐鐵礦廠，在那兒他們挖著山。這裡的一切都蓋著層灰色的塵土——碼頭，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鋼槽把石頭從山上運下來。在廠區的中央，有一個標語：
高高興興上班來
安安全全回家去
在漢語中，可以將形容詞重疊，以獲得強調的效果，而那一條宣傳標語在工廠與工地很是普遍。看到這個，就是個很好的指示，你應該繼續走，別停下來。跨越長江兩岸，有許多類似的標語，人們在那兒用火藥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條通往重慶的新公路。[3]
鐵礦廠區的空氣嘗起來像泥灰，而鑽巖機節奏穩穩地響著。工人們——驚驚奇奇——看著我經過。我爬上了工廠上方的山丘，灰塵讓我的喉嚨發乾，接著，道路往西，進入了另一個山谷，我進入了農村。
烏江的邊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處河谷的作物，種在石牆上方的梯田上。麥子整齊排列著，接近收割時節了，山嶺上黃色的油菜花閃著光。我沿著蔬菜地走過，小蘿蔔，洋蔥，開著紫色小花的寬豆。沿著河谷往下是農舍，泥牆伴著瓦頂，一頭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廠的噪音遠離了；我聽到鳥兒叫，偶爾，一隻公雞打鳴。香蕉樹立在低地，葉子在輕風中沙沙響。
我沿著江的右岸南行，沿著那些看似好點的路。在較寬的河谷裡，農民們在面容平靜的水牛後耕地，當我經過時，他們總是驚奇地停住。水牛停下來，彷彿沉思，而農民們問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我的腦子裡沒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地，這叫他們很是迷惑；他們的叫聲在河谷中迴響：「不通！不通！那條路不通，回來！」我總是聽到相同的話，但繼續前行，因為一條路總是通向下一個農夫的家，而從那裡，另一條路出發，穿過了山嶺。
在這裡，烏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兒更清澈了，一條深綠色帶，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縷縷白條。江上的交通很少——偶爾有渡船，大約每半個小時有小貨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著河岸掠過。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後，在深水區安定下來了。
到中午時，我能感覺到自己發展出了一定的節奏——穩穩的腳步，背包兩旁甩動——我猜想繼續走會是怎樣呢，往南，走到貴州，繼續向前，看那山嶺的變化，聽到越來越難懂的口音。即便到了這裡，跟人溝通已經是困難了；他們的方言口音比城裡重得多，而且，通常，見到外國人的震驚，叫他們說不出話來。向他們問路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總相信我乃是迷了路，總想要幫我找一條船回到涪陵城裡。但我笑笑，謝過他們，朝著南面，他們的警告聲在我耳中作響。
有時，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離開河岸，從旁繞過，這時，我會用上我的羅盤，而同時眼睛盯著烏江上的空間。你能從幾英里外就看到它，因為那些山嶺會在河谷的邊緣突然消失，留出一塊空白，好似空中懸著的一塊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視線，我還是可以跟隨著烏江那沿著天際線的倒影，跟隨它向南。
待到下午後半截，太陽的光線微弱地穿過霧氣，我通過一條陡陡的山徑，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也許是十二英里，也許十四。我碰到了四個人，剛從涪陵最後一班船回來的，他們告誡我說，直到某天早晨，不會再有船了。我說那不錯啊。他們問我從哪兒來，我告訴他們我是城裡教書的美國老師。
「你掙多少錢？」一個年輕男人問。他穿件新毛衣，剛從城裡購物回來。他的問題很是普遍，而我如實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個月收入一千塊，大約是120美元。
「哇！」他說。「那不夠。一個外國人掙的應該比這多！你怎麼不換個工作？」
無論你我走到哪兒，每個人都跟我這麼說。作為一個和平隊志願者其中一項困難，就是當地人總覺得你是個傻瓜，接受那麼低的工資。那男人搖搖頭，他的女朋友走上前，問我為什麼到這兒鄉下來。
「春天來了，我想走走，」我說。「而且在涪陵，我現在沒事做。」
這個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們一起搖頭。「你帶太多東西了，」那女人說，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興，看到這麼偏遠地區的人，和涪陵城裡的人一樣那麼理智。他們揮手告別，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過一條小峽谷，來到了烏江邊。
在水邊沒有別人。江岸有很多的石頭，有一長條的砂岩石作為擺渡船的停靠點。那上頭有一處可以俯視江水，長了不少青草。我把帳篷在此駐紮，這是個睡覺的好地方。附近沒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霧氣中。
我坐在水邊一塊岩石上，看著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書，讀起來：
我想成為有史以來最棒的一個擊球手。一個人應該有他的目標——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標，讓人們說，「泰德威廉姆斯來了，他是最棒的擊球手。」當然，沒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擊打一隻棒球。
這是一本好書，讀在三月的尾聲，在烏江的河岸邊。我坐在河岸上，讀完了一半，然後，霧氣更濃了，氣溫跌了下來。一隻舢板船經過，而我不動如打坐，是以經過的人無法在逐漸變暗的天色裡看見我。那裡有丈夫，妻子，就像在這些小小漁船上許多的伴侶一樣。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槳，而丈夫在船首撈網。他們彼此並不說話。我猜想那樣的生活是怎樣，和一個人結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長的船上打漁。舢板船上的那對看起來應付得挺好。他們的動作嫻熟，我能聽到的，只是輕柔的槳聲，男人把網拉上船板的嘩嘩水聲。太暗了，看不清他們有無收穫。在轉角出，他們劃出了我的視線，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輕輕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處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爐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開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麥，還有麵條，吃完後，我關了爐子，讓水涼下來。我將一部分倒入壺裡，剩下的，用來洗碗。
雨現在下大了，我確保帳篷沒出狀況。我鋪開了睡袋，把隨身的東西拉入帳蓬，檢查了樁子和線。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時，我曾用那個帳篷露營過兩個月，而自從那個夏天以來，我就找到了一種特殊的辦法，什麼事兒都能通過它來實現。
爐子上的水涼下來，我用其清洗了。我想著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會不會喜歡四川。也許不是很喜歡；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站錯了邊，而且在其間，他的飛機被擊落了。但他可真是個釣魚的高手，也許烏江會吸引到他。一旦你習慣了這裡的事情，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也不是個糟糕的地方。
當我進入帳篷的時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聽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銹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塊錢，我回到了江東的碼頭。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個春天。
[1] 譯註：何偉在這段話的後半部分，語氣不乏暗諷，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
[2] 譯註：若以一家五口計算，二十七斤米一個月，大約是每個人每頓0.9兩。半年前看報道，古巴家庭的配給，大約只夠一家人用半個月，其餘要到黑市上買。
[3] 譯註：何偉原文中的『宣傳』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傳，含洗腦之義，在英文裡有很強的貶義。在中文語境裡，它很多時候卻是中性。按照何偉在另一本書「甲骨文」中的說法，中國宣傳部對外的英文名稱，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關部』的意思了，但對內依然稱『中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