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寫作課時，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國發行的，稱作“寫作手冊”。和我們用的所有書一樣，其政治意圖從不忸怩，而關於議論文的那一章，選用了一篇模範文章，標題是“三峽工程是有益的。”
這是篇標準的五段式的文章，而開篇的部分解釋了導致人們反對工程的一些風險：被淹沒的景觀和文物古跡，受到滅絕危險的生物種群，地震的威脅，山體滑坡，或者戰爭摧毀大壩將導致一個四百英里長的湖泊。“簡而言之，”第二段總結說，“工程的風險可能會大過它的效益。”
接下來的兩個句子提供了過渡。“這些擔憂和警示乃是有依據的，”文章繼續道。“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作者接下來便描述種種效益——更多電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後總結時，斷言三峽工程利大於弊。
對於教這麼一篇模範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為這文章涉及的題目，自從1987年後，在中國便禁止公開辯論了——這看上去乃是對所謂議論文臉上扇的一記耳光。說得糟些，這是一個宣傳的練習，即便從最好處去看它，也不是特別有公平精神。但我沒有別的教材用於上課，而事實上，若不考慮其政治議程，這文章倒提供了一個模範的篇章結構。我的工作室教學生們如何編排組織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說，沒必要因噎廢食。
我受到了懲罰，那句過渡的句子，在餘下的整個學期中，感染了我學生們的卷子。他們已經習慣了機械式的學習，這意味著，他們跟隨範本到了剽竊的地步。他們相互抄襲也發展成了嗜癖；從兩三個學生那兒收到一模一樣的卷子並非罕見。在這種行為中並沒有一種真正感覺到做錯事的意識——從他們一上學開始，就被教著去效仿模範，去拷貝東西，而且無條件地接受老師所教的，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當我告訴他們那篇三峽的文章是一個好的範本，他們仔細聆聽，在未來的功課裡吸取採納了其精微的差異處。我佈置了議論文，關於學生是否應當被要求去做晨練，而他們中的許多開篇佈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課的好處說起。在那結束後，他們便開始轉變風向：“但我們不當因噎廢食。”甚至那些表達了相反態度的學生也用了這相同的過渡。之後我佈置了一個作業，關於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們列出了他的缺點——優柔寡斷，對奧菲利婭的殘酷——至此許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錯的卷子，直到，突然間，那句該死的句子不知從哪兒飛來，“但我們不當因噎廢食。”我開始對這表達感到噁心，而且我重複告訴他們說這是個糟糕的過渡，但它總是不斷重現。最終，我放棄了，安慰著自己，心理陰暗地想像某天，當大江上堤壩建好了，長江水位升起，將把這些所有的寫作手冊捲走，在大壩七億瓦的渦輪機上砸個粉碎。
這當然只是幻想——新水庫會導致江面上升，但不會爬到教學樓那麼高。我的有些學生說它甚至不會升到江東區的一半，而其他人說它會淹沒整個鄰近社區，一直上升到學校的前門。沒人確知到底是怎樣，沒人在意。他們已經被告知說，大壩是有益的，那就夠了。
而在城裡，我明確知道新長江的水位會到哪裡，因為在那裡有許多的標識，關於其未來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舊城區，紅色的漆塗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側牆上。下城區的中山路上也有一處標識，這條路乃是碼頭上第二大的路。
這些標識都用巨大的紅字說了同一件事“177米”。這數字代表了未來水庫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時，可以上升到海平線的177米之上。在長江兩岸所有的居住區都有類似的紅色標記，往下遊走，這些數字穩穩地沿著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後，去到像巫山那樣地勢低矮的城鎮，標記的位置遠遠高過了城市，意味著，一旦大壩在2009年達到了其全部容量，什麼都不會留下。
因為涪陵乃是在大壩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處，江水的上升在這兒的效果遠不及巫山那般戲劇性。但即便在涪陵，紅色數字的陰影還是預示著巨大的改變，拿白鶴梁來說，新水庫的表面將高出唐朝雙子鯉魚130英尺（40米）。
有時，當我在城裡，我會停下幾分鐘，端詳這177米的紅色標記，在一個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們在玩耍，棒棒軍在石級上背著貨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門口煮一鍋黃豆。中山路上，失業的勞工拿著鋸子和油漆刷子站著，尋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攤販在標記邊擺開他們的貨架；然而在十年後，所有這一切都將沉入新水庫的水面之下。沿著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裡將有那麼多地方要受到影響；老城區的絕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結構的建築，中山路上的整個商業街，以及江濱路。它們都是城市裡生氣勃勃的地段，而人們好像總是太忙，沒人會看兩眼這些標記。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會上升，對涪陵的居民來說，時間很長。他們有別的事情去擔心。
他們還得到了政府的承諾，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壩，在涪陵周邊保護這些低窪地區。每次我向人們問到三峽工程，他們總是聳肩，說城裡會建一高達45米的水壩，這就是說新的三峽大壩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家。但關於這堤壩的細節極其模糊。它會圍繞住整個城市嗎？什麼時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邊上修一道45米的高牆，會不會暗得嚇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這水壩？每次我問到這些，沒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沒人對這些疑問有興趣。這裡會有一座水壩——那就是他們知道的，那就夠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離開涪陵時，堤壩的建設也沒有開始，但我還是沒有聽到擔憂或關切。
我聽到最多的，還是關於大壩的好處，而且都跟從著我那課本中的文章的那三點：電力，洪水控制，交通。對涪陵這種地方的人們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議題，若考慮到這三點，新大壩的確會帶來顯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大壩，而它的牆將有胡佛大壩的六倍那麼長，三峽大壩的二十六隻渦輪機將發出180億瓦的電力——相當於十個核反應堆，足夠將中國的GDP增長10%。長江夏天的洪水，在過去六十年裡造成33萬人的死亡，在大壩下會得到更好的控制。它會將重慶轉變為一個海港城市，當萬噸貨輪溯江而上的時候。
這最後的一點對涪陵有著特別的利益關係，因為大型船隻無法在所有季節裡上到重慶。兩城之間有些狹窄的河道，有猜測說，涪陵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碼頭，為那些大到無法抵達重慶的船隻服務。這將是個重大的變化，而涪陵，以及其輕度污染的烏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網絡中，只扮演一個相對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這一新的地位將結束涪陵的孤立狀態。當我抵達涪陵時，一條通往重慶的高速直達公路已經開始動工，有人說在2000年會建鐵路。對涪陵人民來講，這是期盼已久的改變；很快，他們的城市將不再是一座被人遺忘的江城，而他們不用再依賴長江的憐憫，不用依賴江上的慢船。
然而，與此同時有另一個明顯的問題：你能真的相信長江邊的所有人——那些船長，生意人，害怕洪水的農民——不再依賴長江的憐憫了麼？或者，隨著馴服長江的努力進行，發生災難的可能會上升，大江還能受到控制麼？大壩乃是建設在一個地震發生帶上，而關於山體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濤，這不穩定的峽谷可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了。而且長江不單是水而已；它攜帶的淤泥多過密西西比河千倍。重慶和涪陵這樣的城市將它們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經處理，再加上工廠的污水，這裡有猜測說所有這些淤泥和垃圾將在大壩後堆積起來。萬噸貨輪在四百英里長的沼澤地裡可發揮不了什麼運輸作用。
為了這些那些的原因，長久以來，這項目引發了人們啟示錄般的災難預期，在外國和中國專家的眼中都有。他們看見了一個破碎的大壩，一個淤塞的水庫；他們警告說升起的江水會帶來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兩岸的。水庫會淹沒13座城市，140個鎮，1352個村莊；它會吞沒650個工廠，以及139座電廠。在過去上萬年裡，河谷乃是人類文明的家鄉，而所有人類無盡的痕跡，那些傾倒的垃圾，化學廢棄品，都將在新的水庫中停駐不去。而大江不是什麼可以隨便修補的小玩意兒——超過3億5千萬人生活在長江流域，超過美國與加拿大的總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1]
專家們警告說，水銀，鉛，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質，可能會從被淹沒的地區帶入到人們的供水系統當中，而且他們擔心新的河谷沿岸傳染病的爆發：瘧疾，細體螺旋體病，日本腦炎。大壩的四萬個建築工人全都是臨時工，住在臨時的房子裡，可能會通過蜂擁而至的性工作者傳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過類似渠道傳播。而一旦大壩工程結束了，這些工人又會去到哪兒呢？
而那些因水庫而遷移的近兩百萬農民，情形又將如何？政府保證說給予他們土地和工作，大約將要花費工程總投資的三分之一——30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這還是根據保守的預測。但四川東部長久以來都是相當孤立的地區，地方官員和中央政府的聯繫很少。把如此巨額的錢財送到那兒去，引發腐敗的幾率要遠高於有效派發給民眾的幾率。
這兒有數不盡的墳墓，有數十座古老的寺廟，還有許多類似白鶴梁這樣的無價文物。這些又會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白鶴梁都將是一處重大的歷史紀念物，但在三峽地區，歷史太豐富了，涪陵這處雕刻甚至沒排上A級受威脅的文物名單。下游有石寶寨，十八世紀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層寶塔，其後，乃是雲陽的張飛廟，有1700年歷史了。這兩處古跡，如若不採取昂貴的保護措施的話，都將要失去。這裡還有巴人留下的許多墳墓，他們兩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長江流域的其他地區，而他們的遺物從來沒有深入研究過。對他們的瞭解很少，而當他們的文物被大水淹沒後，什麼也不會知道了。
大壩還威脅到野生動物：西伯利亞鶴，中華鱘，短吻鱷，白暨豚，還有172種其他魚類。承擔著中國80%的水路運輸，長江的發展已經付出了很大的環境代價，江中現有的白暨豚已經不超過100只了。這是世界上僅有的五種淡水豚品種之一，在過去的一千年裡，它已逐步適應了長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幾乎是盲了，依賴於高度發達的聲波導航系統。但今天江上佈滿了船隻，而其引擎聲音逐年越來越響，那些淡水豚，因進化而失聰，為技術而失聽，已經越來越難以迴避危險，尋找配偶。萬噸貨輪可能就將是他們的終結。
在中國的領袖們開始考慮大壩項目以來的數十年裡，這些觀點始終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孫中山提出的，而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經嚴肅考慮過此事。對獨裁者來說，這項目裡有一種傳統的中國魅力，即務實又宏偉——一種將一個窮國現代化的方式，同時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個現代化的基建項目，其規模可比長城與大運河。毛的工程師在1955年完成了一個全面的綜合評述，如若不是大躍進與文革的話，工程可能早已啟動。
但這兒也總有反對者的聲音。即便在1980年代，當鄧小平和總理李鵬接近了大壩工程的實際啟動前，大壩工程還是當時中國可以公開討論的少數重大話題之一。批評是被接受的，而批評的聲音很是不少；許多專家相信，建設一系列的小水壩，在長江與其支流上，可以實現同樣的效益，同時又迴避了風險。爭論一直持續到1987年，終於，政府厭倦了這種民主形式，開始消音。如果中國的領導想要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它就將建起來，不管什麼風險。沒有什麼困難會被放在心上——什麼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滅絕的生物，失地的農民。專家的意見也被忽視掉，就好像過去那些年裡一樣：當毛澤東在1950和1960年代鼓勵高出生率；當大躍進被啟動的時候；當文革開始的時候。有些時候，你只需決定，而不是討論。沒有理由因噎廢食。
但有些批評的聲音不肯自動放棄。戴清，一個中國記者，他是對項目批評最多的一個反對者，在監獄裡呆了十個月，在他於1989年出版一本書譴責大壩後。在1992年，李鵬推動人大在項目上做了最後一次投票，它照例通過了。這沒什麼出奇的——人大無非是橡皮圖章的大會而已——但還是有強烈反對的跡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棄權或反對票。
中國第一個環保遊說團體的形成，就是源於大壩，而即便項目在1993年動工後，還是有小心謹慎的批評意見。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達涪陵的那個月，有一批考古學家與其他教授們公開要求江澤民主席作出努力，來保護那些淹沒地區的文物古跡。保護工作本來的計劃時間開始於1996年，然而什麼都還沒做，那些請願者要求20億資金用於採取種種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遷移廟宇，建立新博物館。有建議說，用一個堤壩來保護石寶寨的寶塔，一塊塊地將張飛廟移至高處。天津大學建議修建一個水下的博物館來安放涪陵的白鶴梁。遊客們將從岸邊的一條隧道進入博物館，而新建築的屋頂將浮出新水庫的水面，其形狀近似那古老的條狀砂岩石。
這些計劃和抱怨讓推進大壩工程的的人們很是不爽。七十歲的首席工程師魏庭成把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花在了發展大壩上，他對那些考古學家建議中的“宮殿”很是不屑。“告訴你實話”，他在1996年對紐約時報的採訪中說，“中國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們才不會去欣賞那些文物古跡，只有專家才會去那些博物館。”
這話說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達了一個重要的話題：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些困難選擇，在美國，人們在夢裡都不會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訪白鶴梁時，我都會為這古老石刻與永恆江河的交匯而深深驚歎。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會強烈感受到這兩種歷史，自然與人類，其一乃是循環的產物，而另一個，總是直直瞄準——進步，發展，控制，而其結果則是好壞參差。而我感覺到，在長江上，將這兩者強行合二為一乃是危險的侵犯行為，把大江的循環壓制為停駐不動，壓到大壩的長堤之後。
但這是一種不乏詩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數人消受不起。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訪問白鶴梁，而且他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也不怎麼擔憂。在石樑上，經常除了我之外別無一個遊客，唯一見到大批遊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節，當時我為自己的書來這裡做一個研究。涪陵的大多數人難以辨認銘文——字乃是繁體而非解放後的簡體，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隨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文言風格，二十世紀文學改良前的那種。即便受過教育的人也經常對此不感興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歷史，無需那麼麻煩坐小船到這兒來——你只需隨便晃到鄉下，就會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對於城裡派了那麼多工作人員到石樑這兒來，我很是感動，尤其許多工作人員的培訓那麼好，幾乎可以回答關於銘文內容和歷史的所有問題。對於一個幾乎沒有外來遊客的城市，對於一處時常便無人問津的歷史古跡來說，這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裡不像是美國，一處類似晚清朝代的空蕩蕩的戰場便可以收到幾百萬的資金贊助，僅僅因為有些士兵在這裡打過仗，站死了，在內戰期間。中國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而你若將這些古跡全都保護起來，人們簡直無處種田了。
政府對水下博物館的建議還未做最後決定，不會看來很難同意。這議題有時在重慶晚報上會有提及，而這份政府運營的報紙總是很小心，提到官員們也考慮另一方案，在大壩建好前，將銘文全部拓印下來。對官員來說，這無疑乃是更實際的方案。當地沒有那麼多資源去建一個水下的宮殿，而白鶴梁對涪陵的普通市民來說並沒多大意義。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銘文，然後送去遙遠某處的博物館，而大水將永遠淹沒石樑。專家們預計，在大壩完工的十年時間內，水庫的淤泥和沙子將把石樑上1200年價值的銘文永遠抹平。[2]
保護石樑並不在當地人的優先考慮之中，這並不出奇，我更訝異於涪陵人似乎對大壩的其他議題也很消極，包括遷居移民的事兒。除了下城區那兒會建一堤壩外，仍有數量龐大的人們會因新水庫而遷移：江東區的居民，白山坪腳下的農民，還有住在插旗山低處的人們。他們被稱為移民，而有些人會被搬到我們校園後的新公寓去住。這裡原先是農田，而原先在這兒的農民，被征了田，給予的補償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間，或者，也可以選擇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現金賠償。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萬元，而他們所有人的選擇都是這個，現金——在涪陵這可是很多的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帶來的年收入水平。他們還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個月的補助，就他們所關心的來說，這個賠償安排算很美的了。畢竟，在過去的十年裡，有那麼多的中國人離開鄉下去尋找城裡的工作，要想叫一個農民不做農民，實在不需要花很多錢。每次我走過那在建的小區時，我見到小店裡滿滿噹噹的前農民，玩麻將，抽宏聲香煙，耐心等待那一天，當大水把他們的新鄰居從河岸往高處趕。
有時會有報道說，移民們沒有收到他們的補償金，這經常都是源於腐敗的官員們侵吞了資金，這種問題看起來在下游城市如萬縣尤其嚴重。但即便在這種情形中，最普遍的反應也是相當安靜的抱怨，而非公開的抗議。實情乃是，大壩所造成的動盪，對外人來說看似巨大，然而對當地人卻不算什麼，想想當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中國經歷了解放戰爭，激進而且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開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還多了一項經歷，它們曾是毛澤東三線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對這地區的影響尤其巨大。對這項工程的準備起始於1950年，當時毛澤東派鄧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將上海的軍事工業轉移到四川以及貴州的可行性。來自美國的核彈威脅觸發了這一計劃，因為毛澤東對中國高度集中的國防工業受美國打擊的關切不斷上升。朝鮮戰爭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終，四分之三的中國核武器工廠被整合到了三線，同時遷來的還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業。在哈里森賽裡斯比的“新帝王們”中描述到，“這好像將整個加州的高科技產業拎起來，整個轉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與此相比，將大江變為大湖看似小玩意兒了。涪陵的經濟很多都源於三線的工程，這使得當地人習慣了巨大的改變。當地的海凌工廠，現在製造民用的內燃機，前身乃是上海遷移來的國防工廠。幾英里的上游處，是川東造船廠，在舊日裡，乃是為核潛艇造零件的。所有當地的長安牌出租車，都由重慶一家工廠所造，其先前的業務乃是製造軍用槍支。
自從鄧小平掌握權力後，三線的許多工廠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在1980年代，這項目逐漸解體了。隨著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迅速改善，來自美國的威脅看似不那麼重要了（而且，無論如何，把工廠轉移到涪陵這種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護作用）。三線工程對國民經濟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裡，中國財政預算的一半都用在了這項目上。從未有一個大國以這麼大的規模重組過其經濟——即便斯大林的頭一個五年計劃也無法相比——根據一些人估計，三線工程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文革。
儘管其規模龐大，三線工程發展起來了，瓦解掉了，過程都很是機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線江城的居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知道從北京那兒發來了命令；他們知道這些牽涉到軍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進行。這不是你能去問的，而如此四十年過後，不去過問大壩也就很自然了。這些事情不過來了又走——就像川東船廠，來到這兒建核潛艇，接著被轉型成了船廠，而最後，將在新長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這些歷史在腦中，我還是覺得人們對大壩漠不關心的態度值得關注。現在的人們較之從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個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國歷史上的災難可以提供教訓，避免它們盲目的重現。然而，看起來，大壩與低地移民的命運不在普通市民的關心之內。一次孔老師和我上課間聊到大壩，我問他將來的變化是否讓他憂慮。
“不，”他說，而且我看得出他覺得這問題好奇怪。
“那麼，有什麼人會擔憂嗎？”
他想了一會。“如果你是個移民，”他說，“那可能你會擔憂。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沒什麼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發現這是個有特點的回答。很奇怪，外國的媒體例行發表著對三峽工程的尖銳報道，在北京和上海有著憤怒的批評。但在涪陵這兒，大壩將直接影響到市民，卻看不到不滿的跡象。在我居住當地的兩年時間裡，我從未聽到有一個居民對三峽工程抱怨過，而在幾乎其他任何敏感問題上，我都能聽到牢騷。
在涪陵這裡沒有很強的社區感，如孔老師的話中態度所闡明的。近代的歷史教會人們從公眾事務中疏離出來，而缺乏對公眾事務的瞭解，使得這種分離更嚴重。涪陵居民沒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務的信息，加上政府對公開抗議的限制，使得人們無法參與其中。更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期望，也不要求獲得這種信息。
以我之理解，這種疏離感如此徹底，甚至都不能僅僅歸於解放後的社會模式。這過去的五十年教會了人們不要捲入公眾事務，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共產主義在中國乃是建立於傳統的中國集體主義之上的，多個世紀以來，它為中國的社會塑了形。這一特徵很難定義，尤其就其影響而言。我的學生常寫到中國人是多麼的集體意識，這啟發了他們通過社會主義來互相幫助，而個體主義[3]的美國人則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道路。
我不能同意這種解釋，兩個國家的區別無法如此整潔（以及道德化）地用基於“個人和集體”的不同態度來解釋。我倒覺得，這種刻板的說法倒適合於中國人的小圈子，那些親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我在涪陵所認識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國家庭要親近些，因為個體成員較少自我中心意識。他們對於彼此相當的慷慨，這種不自私經常還延伸到好朋友那裡，他們也被拉入了緊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對於老年人來說，集體主義思想是尤其好的，他們在這裡的待遇遠勝過美國。在涪陵我從未見過老人被拋棄在養老院中；他們幾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顧孫子輩，力所能及地幫助家裡的農田，生意，打理家政。毫無疑問，他們的生活更有規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國所見。
但這種集體主義僅限於小圈子，限於家庭和親近的朋友，以及單位。這種緊密的社交圈也同時演繹為了邊界：它們對內包容，對外封閉，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對於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幾乎沒有一點認同感。日常生活裡，我見到無數這樣的例子。最常見的就是買票時排隊的亂象，那不是隊，而是堆，互相擠撞的暴民，每個人都奮力向前而不顧及別人。這是個關於集體主義思維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學生們所說的那一路。集體地，暴民們都只有一個念頭——票必須買到——但沒有什麼把他們凝聚起來，所以每個人盡其所能，實現他的個人目標，越快越好。[4]
關於這個品牌的集體主義，另一個叫人震動的例子，表現在人們在涪陵公交車上對扒手的反應上。一次亞當坐公交車從江東回來，一個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車，而後，坐在亞當身邊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點，”他說。“那兒有個扒手。”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亞當問道，但除了聳肩便無回應了。我看到類似的事情很多次，人們向我做手勢要留意錢包，但他們從不直面小偷。當我向同學們問到此時，他們說每個人都知道公家車上有小偷，但誰也不會做什麼。根據學生們說，人們害怕去反抗，但看起來原因不止於此。只要扒手沒有影響到你個人，或者你家庭裡的什麼人，這就不關你的事兒。你也許會暗暗提醒外國人，因為他是來自國外的客人，但你不會冒任何風險。有時，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車後再提醒他。
同樣的本能，形成了圍繞在事故受害者旁的烏合之眾，消極觀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幫助。在涪陵，經常會有群眾圍聚，但我很少看到他們在某種道德意識的驅動下，形成一個團體。我在個體主義的美國看到的團體倒多得多，人們形成一個社區，服務於個體，其結果就是，人們看到一個受害者，想到：我能想像作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應該幫助。當然，在美國也有引頸觀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沒法比了。在這兒，好像一般市民對陷入麻煩的人的反應是：那個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認識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當這裡出現了嚴重的車禍時，人們會衝過來，邊跑邊熱切大叫道，“死了嗎？死了嗎？”
發展到後來，在涪陵，群眾與烏合之眾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麼事兒發生了——一個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眾場合的吵架——就會一群人出現了，聚集起動量來，逐漸膨脹，只為了一個簡單的原因——有什麼事兒發生了。偶爾，為了一個簡單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數量級之大，就足以使得什麼事兒發生了：吵架會升級，被觀眾驅動著，或者群眾裡的某些人會參與進去，戲愈演愈烈。
我為涪陵的群眾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們經常聚集在我身邊。如果我在街上碰見一次吵架或者類似事件，而周圍又聚了幫人，我肯定會停下觀察。但通常，我觀看群眾的臉，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們的表情中，很難看出別的，就只是一個簡單的，熱切的看：有些什麼事兒發生了。
群眾如此反應的地方，在中國絕不僅限於涪陵一處。無數的作家，中國以及外國的，都曾經關注過這種傾向。魯迅，或許是中國二十世紀文學裡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曾以強烈的情緒和挫折感描繪了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社會，在同胞需要幫助時，人們置之不顧。我在我自己學生的寫作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們編寫關於羅賓遜來中國的故事中。許多故事的主題都是羅賓遜盜竊腐敗官員，但另一個常見的主題乃是羅賓遜以行動助人，而群眾消極圍觀。一個學生寫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個扒手掏別人的錢。與此同時，他發現了那女人周圍的人們也看到了扒手的動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沒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們裝作沒有看見……
有那麼多學生的故事描寫了相似的場面，叫我震驚。而他們總是繼續寫到羅賓遜挺身幫助被群眾拋棄的人——一個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開場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烏合之眾圍觀。對我的學生們來說，羅賓遜的行為就是英雄主義了，在群眾無所作為時有所行動，而他們將其抬升為了理想，可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事兒很少出現。
我察覺到，關於人們對三峽工程的消極態度，這也是一個小小的理由。大多數的人們不會直接受到影響，所以他們無動於衷。儘管城市裡有一大片區域將被淹沒，在未來的十年中，這卻不是一個社區的議題，因為這裡沒有一個我們通常所定義的社區。這裡有許多的小團體，有許多的愛國主義，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數的愛國主義一樣，其更多是為恐懼與無知驅動，而非一個和祖國真實的情感聯繫。而且你可以操縱這些恐懼與無知，告訴人們大壩對於中國意義重大，儘管它可能會摧毀大江，摧毀江城。
大壩對於那些不幸住在河岸兩側的人們來說，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即便他們也不會去惹什麼麻煩。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們已經因他們的歷史而變強韌了，在涪陵這麼偏遠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觸及這城市的重大變化都是從其他什麼地方來的——太平天國的戰士從東邊兒來，國民黨從南京而來，共產黨的土地改革起始於北方，順著長江的河谷而至。三線工程來了又走了，橫掃一切。在最近的幾年裡，新鮮誘人的產品沿著長江，由重慶順流而下，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甚至外國人也開始在涪陵的下城區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這些變化，順應它作自我調整，因為你無法控制。這就像長江一樣，它從某一它方而來，往某一它方而去。未來的有一天，它會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應付。有一次我問一個朋友大江的上升會帶來什麼問題麼，而他就和孔老師一樣，看似對這個問題感到奇怪。“嗯，”他最後說，“船會浮的，所以不會有事。”
這裡有一種觀念，即大壩單純只是件好事。它意味著電力，那代表了進步，這就是對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兒了。完工的大壩所製造的電力，據估計，相當於一年五千萬噸煤的耗用量，這對一個嚴重污染的國家來說，可不算是個小的收益。在這個國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與肺病相關的。有些日子裡，我站在陽台上，望著長江，感到悲傷，因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數了。但還有許多的日子，當濃霧籠罩時，我根本就看不見它。
在冬日裡，我對這個問題也獲得了新的視角，當這兒出現了週期性的停電。我的公寓裡只有電力取暖，而停電有時持續數小時——綿長，寒冷的數小時，黑暗的公寓裡，不舒服的感覺在滋長，直到我的呼吸在燭光中泛出白汽。我發現，在這種時間裡，我不會考慮涪陵的新堤壩建不建得起來，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鶴梁是否被有效保護。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飢餓；它將所有事情簡化。
而在中國，許多人也作如是想。這跟美國的情形不同，在那兒，每個市民平均擁有三千瓦的電力供應——足夠讓所有人同時打開一個烤箱和一隻吹風機。在中國，每人平均150瓦，只夠每人擰開一兩隻輕型燈泡。而對於六千萬中國人來說，一隻燈泡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供電。
這類工程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不同的方面。這國家治水已有許多個世紀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過如此長久成功的歷史，將河流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發展，最初就得於都江堰的建造，一個設計非凡的灌溉系統，兩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運轉著，將成都盆地變為全國最富饒的稻穀產區之一。即便長江也曾被馴服過，雖然規模相較小得多；葛洲壩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這個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種歷史是河南的那種，當1975年時，暴雨導致了62座現代的大壩如多米諾骨牌般倒塌，一座接著一座，有兩萬三千人死亡。雖然那次災難的規模很獨特，但糟糕的工程技術卻不算那麼異常：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有3200座大壩潰決過。在這個世紀裡，中國大壩的失敗率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則是0.6%。
到了最後，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數人那樣——我消極地觀看著大壩的準備工作，而我也嘗試不要下太多的判斷，批評。畢竟，我只是個外人。但我想，在大壩修築之前來到這兒比之後來好，而且能看到白鶴梁，以及馴服前的長江，也很好。這裡有人類的歷史，有長江的歷史，而當它們相互衝突，永遠改變這個地方時，我不是特別想呆在這兒。
[1] 譯註：何偉在這個問題上的描述比較大眾化，不夠深入細緻，當然他也沒必要將此書變為專業論文。關於三峽的利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比何偉的專業。正反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往往就同一個問題，比如河床的淤積，雙方居然可以就相反的結論都展開侃侃論述。不過，區別在於，當我輸入‘三峽 淤泥’時，許多的文章鏈接都被屏蔽了，而‘三峽 洩洪’時，全都是國內官方媒體的正面報導。我不是水利專家，我能看到，能確認的，只是這個，隱瞞VS透明，至少這個現象很清楚，證據確鑿。
從最壞的角度說，倘若三峽工程失敗了，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那情形並非不可能，我能做什麼呢？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來，為個人考慮，每個人有權利去選擇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識的話，那就盡量加入到預防以及加入到災難後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識上也許有高下，然而我覺得兩種選擇都不當譴責。我不喜歡用“愛國”這樣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於抽像的概念——“國家”。
[2] 註：我在網上看近兩年的報導，水下博物館在施工，甚至也許已經完成了，如果報導無誤的話。
[3] 註：我暫且不用個人主義一詞。
[4] 譯註：關於這點，前些天HANS在賣奧運門票時也體驗到。吃飯時，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亂場面。當時我說，這大概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過去常年處於物質匱乏中，是以有一種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現在讀了何偉的話，大概可以作為另一個補充。而何偉也許可以把我的理解當作他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