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長江，比1234年前那個仲冬的長江高兩英吋。這中間的年份見證了其它的變化——五個皇朝的過去；蒙古人來了又去，滿洲人，英國人，日本人；長城的修建與文革的破壞；大躍進與改革開放；三峽大壩從一個未成型的夢想成為中國最大的基建項目——但儘管有這些變遷，今天長江的水位只是剛剛比763年高出兩英吋。兩英吋，在1234年間。
這便是白鶴梁所講述的故事，它是大約七十米長的一條狀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臨時的島嶼。每年，石樑最多能從長江泥濘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個月時間，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該年異乎尋常潮濕的話，它根本不會亮相。而當它真的冒出來時，石樑乃是會說話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畫，超過三十萬個字。長江的四千英里長度中，其它沒一個地方可比這裡，人類留下如此鮮活的記錄，記載了長江的生命。
沒人確知石樑何時被用作記錄，但幾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對石頭鯉魚，它們被刻在長江波動的水線位置。每條魚都有接近兩英尺長，一條尾隨一條游動，朝向西方，它們的小腹連成一條線，顯示出了當初雕刻它們時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條鯉魚的嘴中，一朵蓮花開放。這些魚乃是在唐朝什麼時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銘文提到了它們的出現。今天這個下午，長江的水位僅比鯉魚線略高。
鯉魚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藝術性的。對江上的船隻來說，冬天乃是最危險的，當危巖和淺灘因低水位而暴露出來時。經過涪陵的船長可以觀察白鶴梁，將水位和雙子魚相比較，從而預測出前方江面的情況。鯉魚游動的位置不變，而江水總在波動；當地人理解它們的相互關係，而這成為了長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許多年裡，其他的朝代在石樑上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刻錄，絕大多數都提及了唐朝鯉魚的回歸。在雙魚的上方一點，一段北宋的刻文歡迎它們的出現，在971年：“河水退卻。石魚可見。來年豐收。”十英尺上方，時間突然躍進了三個半世紀，來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員注意到了唐代鯉魚的歸來：“在涪陵石魚的出現預示著大豐收，保障來年的官職。”
大多數的鐫刻都跟隨了這種儀式——看見鯉魚的年份，跟著是豐收的預測，所有這些都以皇帝的名義刻下。這儀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魚兒的出現和豐收相關，最終白鶴梁從水文探測工具，轉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環的甲骨文。而穿過這些無盡循環的，乃是人類歷史的一條直線，當一個皇帝的代表接著另一個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們的鐫文。
石樑不過是每年幾十個的記錄之一，以皇帝的名義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說的力量的代表，而這些力量的展現——一次地震，一場洪水，一次饑荒——徵兆出天意在反對這位統治者和他的王朝。這皇帝內心震恐，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轉向這些儀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員慣常地以他們的統治者名義在石樑上篆刻，儘管那歲月侵蝕的舊有段落驗證了湮沒的王朝和被遺忘的帝王。而每當春天到來，水位升起淹沒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給出了明證，證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觀而無法阻撓的，而他那榮耀的頭銜，就和這些銘文一樣，無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這樣。1333年的銘文中，樂觀提及了豐收的預測，而皇朝已在衰敗當中，從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國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國，馬可波羅訪問過的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但到了1333年，馬可波羅早已離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們的官員在石頭上勇敢地篆刻著，但皇朝的壽命只餘三十五年，直到時間的流水將其永遠淹沒。
在白鶴梁的南端，停著三艘舢板船。船隻乃是木製，由竹子和編織的蘆葦做出拱形的頂棚。每個船頂的最高處也不超過三英尺，減低了風的拉拽，避免了一些複雜的結構，這些小船是沒有龍骨的。船隻輕而窄，舷緣很低，從吃水線到甲板幾乎沒有距離，而它們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們的設計自從人們在石樑上雕刻以來沒有多大的變化。
四個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們全都穿著簡單的藍色夾克，而她們的服裝，和船隻一樣，都是髒髒的。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靠打漁為生，但冬天的魚兒慵懶少動，這些船家就把時間花在石樑上。他們依賴於遊客，用小船把客人來往擺渡於石樑和岸邊。
今天是個假日，有超過五十個遊客在砂岩上下遊逛，讀著那些銘文。偶爾他們會問些問題，石樑上有八個工作者，他們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來的。其中兩個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規教育知識，其他的人員只是普通的工人，賣賣小吃，看管船隻，給旅客跟樑上最大的那條鯉魚合影，收取兩塊錢。
一陣寒風沿著河谷走廊吹來，工人們在小吃桌邊擠作一團，顫抖著，喝些熱茶。他們密切關注著長江，每天測量水位。毫無疑問他們做夢也想江水上漲，因為當江水漫過鐫刻的銘文時，他們就可以回到城裡的政府辦公室了。對他們來說，這些石頭鯉魚的出現，只不過意味著在寒日裡被放逐去長江上。
在某個程度上，這也是恰當的，因為許多銘文的作者，都是為了種種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員。這種地方算是個不錯的懲罰——一個孤單的江城，遠離帝國的中央，在這裡，通訊中斷，文明溜走。一個銘文錯誤地以某位已經去世的皇帝名義所作。關於他過世的消息還沒來得及傳到長江這裡，當地官員不曉得他們已在一個新的統治者之下了。
雖然涪陵有時代表著政治生涯的結束，石樑卻證明了一些別的追求可在此繁榮，發展。詩歌和書法乃是孤獨流放中的傳統消遣，而許多當地官員留下的銘文都是美的傑作。朝著西端的位置，四個大字風格獨特：“大江永年”。這刻文的具體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國民黨的年代的某個時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書法中獨特的筆劃屬於狂草風格。最後那個年字，一條長直的線拖下，彷彿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許石樑最著名的書法乃是唐鯉魚上方不到二十英尺處的四個大字。這些字一個個攀上，其風格乃是行書。在銘文之間，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謝斌，是涪陵地區一位著名的書法家，而他的技藝替他贏得了“聖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這些字，那是在清朝，這風雅的鐫刻喚起了記憶，在一個世紀前，當這裡的柱子穩穩拿住時，中國卻陷入了無窮的麻煩當中。鴉片戰爭打了，輸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了，然而代價高昂。歐洲的強權控制了中國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於海軍現代化的錢被移作為慈禧造新的宮殿。十三年後，日本入侵了朝鮮，把朝鮮半島和滿洲南部都奪了去。但白鶴梁還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聖手留下了他優美的筆跡。
一艘俄國造的水翼船經過了石頭的背面，朝重慶而去。船身帶動了水位上移，浸沒了石樑的低處。遊客們趕緊往高處躲避，笑著，而白色的浪花擊打著銘文和鯉魚。然後浪花消失了，銘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遠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