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頂。邊跑我邊讀著路兩邊的宣傳標語，雖然起初它們中我不認得幾個。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處標語，對我來說，它們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國IS BUILT[1]
我在校園的中心結束我的晨跑，這兒離教學樓不遠，這兒有一塊石牆為背景，刻著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2]
頭幾個月裡，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時候，我認得四十個字，全都很簡單的字：人，中，國，上，下，長，男，女。沒多少時間學；和平隊在成都給了我們兩個月時間的密集訓練，但重點是學足夠的普通話口語，功能性的。要學漢語文字，我們得靠我們自己，到涪陵之間我沒足夠時間。
我到涪陵是為了教書，但我還有另外兩個動機：我想這經歷能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還有，我想學中文。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標，但如何實現，則不那麼清晰了。我希望寫作能自發進行——我會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做很多筆記，最終，當我感覺準備好了，我就將開始寫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兒了，我從來沒試過這樣的事兒。
這也是我決定通過和平隊來中國的原因，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教我漢語。他們的成都培訓課程是很棒的；課堂很小，老師富於經驗，進步相當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學習語言就是我自個兒的事兒了。和平隊願意為我們花錢請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們，而且我得自己決定用什麼教科書，如何來架構我的課程。這任務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麼去學中文。
在頭幾個星期，傅主任幫亞當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們一樣茫無頭緒——他從沒見過一個外國人想要學中文的，而且我懷疑，私底下他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外國人學不了中文——涪陵的每個人都知道。當我們嘗試時，我的學生們覺得很搞笑。他們會讓我說一點中文，或寫下一兩個字，然後嘲笑我的努力。開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煩了。他們以為我只是隨便玩玩而已，事實上我是認真的：我知道學習中文將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許許多多的事兒都依賴於掌握這門語言——我的友誼，我在這城裡的工作，我對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學中文，也可以說是出於我的固執，因為身為外國人，人們認為你根本做不到。這種相當低的期望值可有個悠久傳統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國人向外國人傳授語言是違法的，有不少中國人因為做了英國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獄，甚至被處決。歷史的這一頁讓我著迷：有幾種語言是那麼神聖到禁止外傳的呢？當然，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來改變了許多，但中國在對外開放上態度依舊曖昧，而語言問題則是核心。如果夠明智的話，我就不會來這兒呆上兩年，也不會去學說中文。對我來說，學習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師職責一樣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並不明白我的這種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長時間來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們自己慢慢就忘了這回事兒。我們不需要中國人來教我們，畢竟我們已經懂了不少，足以去買雜貨，去當地館子吃飯了。那就夠了，人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被看作教英語的機器，或者說農莊的動物——昂貴而又頑劣的拉貨的馬匹，來教文學與文化。他們給了我們幹部的公寓住，給了我們長虹牌的彩色電視，帶遙控的。我們的臥室裡有空調。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不錯的廚房，以及兩個漂亮的陽台。我們的學生很順從，又尊敬我們。儘管給了我們這麼多東西，領導們還是私下給我們的同事和同學指示說，在課堂外避免跟我們接觸。這很正常。外國人總是不乏風險的，尤其在政治層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們也不需要在學校裡結交什麼親密夥伴。我們可以在白天教書，晚上回到我們舒適的鳥籠裡，而且，如果我們需要友誼的話，我們本來就有兩個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們甚至給了我們電話，可以打給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隊志願者。
某些較具深度的學生察覺到，我們的生活並不完整。在日誌中，索迪寫給了一張短條，用第三人稱很禮貌地說：
皮特和亞當來到我們的學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勞。我們感謝這樣的行為。但我們為皮特與亞當的生活而擔心。比方說：皮特和亞當幾乎不懂漢語，所以他們看不了中國的電視節目。我想你們的生活會很困難。我想知道你們是如何打發空閒時間的。
這是個好問題。我的教學與備課時間加起來，一個星期也用不了三十個小時。我在清晨跑步，有時到山上散佈。亞當和我會打籃球，玩飛盤。我在電腦上寫作。我作些未來的打算——以後在課堂上要用到的題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還是這城市裡有許多有待探索，發現，但在最初時，這兒是個最難向我開放的地方。
從我的陽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區看上去不錯。我經常望過烏江，望向涪陵迷宮般的街道和石級，聆聽遠方傳來的日常生活之音，我會猜想藏於江城中的種種神秘。我想要調查這一切——我想要走下碼頭，觀察船隻；我想要和棒棒軍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舊城的石級組成的網絡。我渴望弄明白這城市如何運作，它的人們如何思考，尤其因為從沒有外國人幹過這個。這裡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兒有足夠多的外國人去發現城市裡有些什麼。跟其他外國人相比，涪陵只是我們的——至少當我們弄明白了它以後。
但在我真的到了下城區後，發現它看上去並不怎麼樣。部分是因為塵土和噪音；涪陵主城的污染和噪音難以置信。它不像其他部分的中國有那麼多重工業，但這兒也有些大型的工廠，向空中噴出煙和塵。烏江岸邊的發電廠燒著煤炭，街道兩邊無數的小餐廳也是一樣，而汽車的尾氣排放沒有什麼規範。在冬天裡，空氣尤其污濁，但即便夏天情形也很糟糕。如果我去到城裡，擤個鼻子，紙巾上會有縷縷的黑色油膩。這叫我想到空氣會如何怎樣影響到我的肺部，有一陣我想著該怎麼辦。最後，我決定在擤完鼻子後不去看紙巾了。
噪音更令人側目。它們大都來自汽車的喇叭，很難理解這喇叭聲為何沒完沒了。我可以這麼開始形容：涪陵的駕駛者喇叭撳得很勤。這裡的汽車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夠了，它們總是急不可待彼此掠過，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數是的士車，幾乎涪陵的每輛的士都重裝過喇叭，變速桿的頭上加了一個按鈕。這樣做是為了方便觸發；因為山路緣故，駕駛者經常換檔，把手放在檔把上也能撳響喇叭。他們對其他的車子嚷嚷，對路人嚷嚷。他們無論經過什麼人，或者被誰經過，都要把喇叭大撳特撳。在沒人經過，但考慮到或許有人要過時，他們也撳。當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許要經過的念頭閃過司機腦際時，他們還撳。就是這樣，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駕駛者就要撳喇叭。他們撳太多了，按鈕上的手指已經麻木，而其他的駕駛者和路人對此已完全習慣，他們壓根兒就沒聽見喇叭聲。沒有人對喇叭聲作出任何反應；根本沒用，毫無意義。涪陵這兒的一聲喇叭好似森林裡倒下一棵樹——就作用而言，這聲音乃是沉默。
但在開始亞當和我還是聽得到這聲音。最初的幾個星期裡，我們經常抱怨喇叭聲和噪音，就像我們抱怨自己的鼻子和變黑的紙巾那樣。但一個簡單的事實，你對噪音或污染無能為力，這就意味著它們或者是很重要，很煩人，或者它們一點也不重要。為了保持清醒，避免發瘋，我們做了第二項選擇，跟本地人所作的一樣，很快，我們就學會去轉向其他事情了。
在十一月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變化，那時有一個叫斯科特克萊默的大學同學來訪。他在曼哈頓住了五年，然而涪陵的噪音叫他徹底的瞠目結舌；他聽到了每一聲喇叭，每一個叫喊，每一次揚聲器裡的通知。在他離開時，我們坐了一輛的士，從學校到碼頭，而克萊默，因為在華爾街工作而有數字意識，算了算司機穿越城市所撳的喇叭數。十五分鐘的車程，司機撳了566次按鈕。每分鐘37次。
若不是克萊默計算的話，我不會注意到這個，我發現自己很早前就已經對喇叭聲失聰了，就好像當地的其他人一樣。事實上，克萊默是全城裡聽到喇叭的唯一一人，這就解釋了為何他被整得那麼慘。整個城市對他撳了一個星期的喇叭。
對我來說是另一個情形，在一個月後，涪陵的種種不快處已不那麼重要了，不足以阻止我進城。儘管有噪音和空氣污染，這還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我還是想要探索它的犄角旮旯，發現它的秘密。但語言是巨大的問題，在起初城市讓我處處受挫，甚至恐懼。
普通話素以其難度知名——有人說要花費學法語或西班牙語四倍的時間——而它的文字與音調對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它們的結構方式和我們的語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為方言的緣故，事情更其複雜。四川方言很是獨特，一個來自中國外省的人聽涪陵本地人說話也有困難。普通話和四川話的差別很大：除了詞彙以外，四川人不發普通話中的捲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轉了，是以一般四川人會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話的音調範圍較窄，最要緊的是，兩個普通話的音調在四川被反轉了。如果普通話是你的起點，到這裡，好像整個語言都被壓平了，還顛倒過來。
此外，四川乃是一個發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鐵路尤其不足，導致了巨大的地區性差異。成都的方言和重慶很是不同，而重慶又不同於樂山，如此類推。豐都距離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兩地的居民有時會難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館子裡，如果你想點餛飩——翻譯成英語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豐都，你得點包面。或者，更精確些，是包民，因為豐都的人們省略了“ian”的發音。
其結果乃是如地獄般的一團糟，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國來，想學中國話，但很快我發現，沒有這麼回事。“中國話”乃是你碰到了什麼人，想要溝通的工具，而根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況變化劇烈。受過教育的人通常會說普通話，尤其是年輕一代——我們教室的牆上寫著巨大的標語，命令道：“說普通話！”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數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這就使得我進城時常感沮喪，因為最簡單的溝通都是困難的，而我那學習中文的目標看似不可能了：我沒法想像在兩年中學會普通話和四川話。事實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話水平，自然而然，它會有助於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幾個月裡我並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頭昏腦脹，而每次進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敗。
而涪陵之所以可怕，還源於這兒的人們很少看見外國人。每當我下館子吃飯，或去商店裡買點什麼，人們很快聚集起來，經常有多達三十來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數的關注只是出於好奇，並無它意，但這使得我笨拙的漢語更變本加厲了——我會嘗試跟老闆說話，人們就會大笑，相互議論，在緊張中，我的普通話說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時，人們經常轉過來看我，對我大喊。經常他們會叫道外國人或老外，兩者的意思都一樣。這些詞彙通常並無惡意，然而惡意與否漸漸不重要了，每天他們只是對我喊叫這兩個詞。他們喜歡的另一個詞兒是“哈嘍”，一個毫無意義的嘲弄版“哈—嘍嘍嘍嘍嘍！”這個詞兒跟外國人聯繫十分緊密，有時人們用其取代了“外國人”一詞——他們會說，“看，來了兩個哈嘍！”在涪陵，他們還經常會喊出一些不那麼善意的詞彙——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後來才知道這些詞的意思。
壓力隨著我每次進城而不斷累積：對語言的混淆和尷尬，喊叫和瞪視，嘲弄的招呼聲。對亞當來說情形要更糟，因為他個頭高大，又是金髮；而我至少有黑髮的優勢，塊頭也只比當地人大一點。有一陣我們採取策略一塊兒進城，以為兩個人會更好應付壓力。這是個錯誤選擇，因為多一個外國人只會增加關注度，一個月後我們就只單獨出行了。最後，隨著秋季學期緩緩過去，我們盡可能避免進城。當我不得不去時，我都戴上耳機。這是我應付的唯一手段；我聽那些最吵鬧最煩人的RAP音樂——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這些只是剛好將街上的叫嚷上蓋過。進城之旅變得超現實味兒了，耳裡聽著斯諾普的猥褻詞句，在人群中閃避，但這讓我清醒。
是以索迪的問題依然存在，沒有解決：我怎麼打發我的閒暇時間呢？在我上完課後，我會坐在桌前，望一望烏江對面的城市，寫道：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我邊寫邊一遍遍發音練習，非常小心，仔細的
“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
我會把一個字兒寫上一百遍，同時想該怎麼運用：學習，學生，學校。我會把它寫在一張卡片上，放上書架，越積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張。我會聽教學磁帶，重溫我們在和平隊培訓時的課本。我的指尖輕彈過那些卡片。到十月初，當傅主任終於找到了兩個中國家教，我已經學了一百五十個字。插旗山上的標語還是難以辨認，然而校園中心的那些有些變化了：
教書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環境EDUCATES 人
我們的家教是孔銘和廖梅，我們叫他們孔老師和廖老師。他們在中文系教書，沒一個會說丁點兒英語。他們從前也不認識一個外國人。傅主任找不到會說英語的家教，最後我們跟他說不要緊。我們只想開始學習，而且我們知道中文系的老師普通話說得好。
孔老師個頭矮小，戴著一幅眼鏡，身上有宏聲牌香煙的味道。他三十二歲，教中國古文。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他有點胖，也就是說，以美國標準來看他有點瘦。他笑得很勤。他來自豐都的鄉下，那個城市以鬼出名——傳說人死後的魂靈都去了豐都。
廖老師是個很瘦的女人，留著長長的黑髮，舉止含蓄。她二十七歲，教當代漢語。她笑的比孔老師少。我們的學生中也有人上中學系的課，認為相較之下，廖老師是個比較好的指導老師。她是從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貢來的，那兒以它的鹽出名。每個四川的大小城鎮都聲稱有點什麼出名的東西。涪陵因其搾菜出名，就是長在河岸兩邊的那種。
幾個月裡，我們對孔老師和廖老師的瞭解就只有那麼多了。我們還知道他們的普通話非常清晰，只略帶一點四川口音，會把N和L聲混淆。除此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了。對我們來說他們就像教漢語的機器，或者說農莊動物——一種不那麼貴的，神情厭倦的的拖貨的馬匹，用來糾正我們糟糕的發音。對他們來說我們是愚蠢的外國人，我們粗糙的舌頭一點音調感也沒有。
我和廖老師頭一次的課程本來計劃是兩個小時，然而我只堅持了不到六十分鐘。回家路上，我的腦袋發暈——從前曾有人在一個鐘頭內犯過那麼多錯誤嗎？所有一切都錯了——發音，語法，詞彙，起始的聲音。她會問我一個問題，然後我嘗試在腦中運行著語言，以作回答，但在我開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說得很清晰，這是當然，但在這個鐘頭裡我們也沒說哪怕一個字兒的英文。這是我所想要的，畢竟是一個中國家教嘛。但我無法想像一個星期時間裡做七個小時這樣的事兒，還能保證我的理智清醒，當我看著書架上那些可憐的卡片時，心想，沒指望了。
整整一個月裡，都是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關注了，甚至沒想一想對方那邊感受是怎樣，後來我意識到，對我的老師們來說，情況更差。他們來教外國人那神聖的音調，並沒有被處決的危險——那法律至少已經改變了，自清代以來。然而這也不是什麼讓人羨慕的工作。首先，我們付的報酬偏低了。這不是故意的；我們聽到的報酬標準是錯的。而孔老師和廖老師他們當然又太禮貌了，不會向我們指出這錯誤來。這就是說，在那頭一年裡，他們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報酬。更糟的是，他們這每週七小時的工作又是那麼無聊，那麼沮喪。書裡的課程很簡單，坐火車，下館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樣事兒都說錯，他們簡直不知道怎樣來把我導入正確的方向。你怎樣才能叫人學說漢語呢？你怎麼運用那滿肚子的古詩知識，來教會一個外國人來掌握一個基本的第三聲。
我們都在迷失當中，而這失敗籠罩住了我們的全部關係。其他的和平隊志願者的家教會說英文，這樣他們至少能夠在下課後聊聊天。他們聊到老師們的家庭；他們一起吃飯；他們成為朋友。我的老師們看似不像真人——好幾個月後，我才瞭解到廖老師已結婚了，孔老師有一個兒子。在開始時，他們的態度有些疏遠，有些謹小慎微，將語言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了；他們之前不認識一個外國人，而且他們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們打交道。
中國的教育風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這令我的老師們更添了幾分挫折感。在中國，一個老師乃是被無條件尊敬的，老師與同學的關係傾向於非常的正式。老師教就教了，而他也總是對的，學生學就學了，而且總是犯錯。但這不是我們美國的傳統，像我自己的學生注意到的那樣。我在自己的課堂上鼓勵一種非正式的關係，如果某個學生錯了，我會指出她之前曾經做對的地方，讚揚她，鼓勵她去努力。對他們來說，這種讚揚毫無意義。幹嘛這麼做？如果一個學生錯了，她只需要被糾正，而非無論旁敲側擊或輕柔以對——這就是中國的方式。
我沒法那麼去教書，而扮演學生的角色就更其艱難。事實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漢語課程略有起色後，情形變得更糟。我書本裡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狀奇怪的黑色比劃，在我腦子裡漂進漂出，經常喚出一些誤導我的暗諷來。它們更像圖而非字：我會看著“長”字，想到了K-mart（註：美國超市）。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掛在牆上的斧子。“大”看起來像一個人在跳高。“點”像一隻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對著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夢裡也見到他們——它們蜂擁在我腦子裡，我醒來後，隱約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個時刻，好像有些比劃直直站起身來，瞪著我的眼睛，那些聯想都消失了。突然它們就成了字：它們有意義了。當然，這不是立刻發生的，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導致——我發瘋似地努力學習，希望減少我上課時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樣，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已經取得了進展。
一個多月後的某一天，我大聲朗讀著課本中的某一章節，除了一個字以外，我認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給我的成果註冊登記：我真的是在讀中文了。這語言對我來說有了意義。但在這滿足感還未享受到一半時，廖老師說道“不對！”
它的意思是，“不正確”。你可以把它翻譯成不，錯了，等等。很明白無誤的不正確。有很多中文字我還不懂，但這個我非常瞭解。
一個聲音在我腦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對了；難道這就沒一點價值嗎？但對廖老師來說，不是這樣。只要有一個字兒錯了，那就是不對。
“這是什麼字？”我問道，指向那個錯過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聲”？
“第四聲”。
我深吸口氣，把全篇再讀一遍，這次完美無缺。這是個勝利——我轉向廖老師，我的眼睛說（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說）：現在你覺得我怎樣？但廖老師的目光因無聊乏味而顯得呆滯，她說，“再讀下一篇。”這些，畢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個學校裡的小孩都能搞定。
這就是中國的方式。成功乃是預期之中的，而失敗則遭到批評，迅速糾正。你要麼對要麼不對；這裡沒有中間地帶。當我對這門語言漸具勇氣後，我開始嘗試新的字眼，新的結構，這很好不過也有風險。我會寫一組句子，用一些廖老師不指望我能瞭解的詞彙，而且我敢發誓說她顯得有些畏縮，流露出不情願的敬佩之意。然而她會說，“不對”，然後糾正我寫錯的那部分。
我漸漸恨上了“不對”；它的發音在嘲笑我。那聲音頗為刺耳：“不”是一個升調，而“對”則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來，又立刻崩潰。它讓我更心煩之處，在我知道廖老師說的乃是實話：基本上我就這語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對的。我是一個成年人，作為成年人我應當能接受批評，在需要的時候。但那不是美國的方式；我習慣了我的自尊被安撫；我想要有人讚揚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評，只要那上頭包一層糖衣。我掉進了一個相同的陷阱中。從前我曾聽一些美籍華裔的朋友們抱怨過，做小孩時他們在學校裡習慣了美國教育體系中溫和的糾正方式，而回到家裡，他們那些中國腦筋的父母只是說道，不對。那成績單上僅有的一個B就蓋過了環繞在周邊所有的A。繼續努力；你還沒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這樣我繼續學習。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頑固；我下了鐵心要讓表現給廖老師看我對了。幾乎所有我閒暇的時間都用來學中文，我書架上的卡片飛速增長。到十一月的頭一個星期，我已經認識了三百個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標是什麼——我隱約想到說我要讀報紙，那需要兩千到三千個字。但最主要的，我還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識，而且要盡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頂，我在石級上狂奔，我的肺在長江上空燃燒。這努力叫人心滿意足——有挑戰性，卻不複雜，而且到了尾聲時，我能俯視著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這同學習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兒沒有一個清晰的結束點，給我的挫折感多於滿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種意義來說，它是我在涪陵此時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們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闆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軍在他們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貨物。我的意圖則不那麼清楚——我是個教師，這工作挺滿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離開這校園後就會消失。城裡的大多數人只看到我的種種失敗，無法避免的誤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們總是細緻地觀察我。在公眾場所，這關注那麼強烈，讓我時常表現出一種拙劣的自我意識來，而因為我的體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準，這情形更其誇大。在美國我被認作是小個子，1米75，而現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脫穎而出了。我在公交車的門口會撞到頭；我狼狽地擠到餐廳的迷你型桌子後。我像是愛麗絲遊仙境一般，吃著葡萄乾蛋糕，發現自己的世界顛倒了。
我主要還是想找到樣自己能幹得好的事兒。這也是該城簡單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會密切觀察一個棒棒軍或者一個館子裡的廚師，僅僅因為他們的活兒幹得好。我的關注中帶著那麼點窺淫慾，至少我是帶著那種性無能偷窺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許多日子裡，我只求掌握一項簡單的技能，只求我能反覆幹一件事兒，而且幹得好。
跑步在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個迴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車會對我撳喇叭，人們會大笑大叫，有時會出來個年輕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們面前拉風一回。但人群無法聚集起來，也沒有一個男孩會跟很久。我獨自跑著，在一個擁擠的國家裡這種孤寂感受不無價值。在這城裡沒人能追上我。
通常我會在校園後的山上跑，沿著那環繞著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徑。我跑過古老的道家寺廟，跑上稻田狹窄的牆頭，我沿著石級跑向山頂。我喜歡跑過俯視烏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歡看農民工作。一邊跑，我一邊看著他們在稻田收割，在打穀，我看著他們種植冬麥，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瞭解了農業的生產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雙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輪廓。
農民們覺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經過時，他們總是盯著我看，但他們從來不會大喊或大笑。這裡有個規律，農民們總是你想遇見的人中最有禮貌的，而且無論如何，他們有比向外國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兒去做。也許，他們內在的有對於體力運動的尊敬，即便他們看不出我這運動的目的何在。
鄉下的空氣時常都是糟糕的，因為長江的風會把烏江對岸的城市污染帶過來，我知道跑步對我健康的損害大過獲益。但它使得我意識穩定，因為田野總是安靜祥和，而且這運動總是帶給我熟悉的感覺。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緊，雙腿發沉——把我所住過的地方都連結起來，密蘇里，普林斯頓，牛津，還有涪陵。當我跑過涪陵的山丘時，我的意識在這些時間地點中流動；我記起沿著古老的密蘇里——堪薩斯——德克薩斯鐵路的奔跑，野豬山上的金色油菜花，還有普利提布魯克的舊橋。隨著日月流逝，我發現，即便這些四川的山嶺，以及它們奇怪的墳墓梯田，都開始有了家的感覺。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標語對我還是外國的感覺，即便它們慢慢顯得熟悉，它們還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長：
建設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長，PROMOTE社會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國FOUNDATION
在那個學期，漢字在我眼前波動劇烈，每一天那形狀都和從前所見不同。漢語也開始在我的耳朵裡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進餐的館子的老闆作簡單交流。同樣的緩慢變化也發生在我和老師之間，他們終於從發音機器變為了真人。
隨著這情形的發展，我開始察覺到廖老師的一種尖刻感，雖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單是習慣說不對；她好似和亞當與我相處不大舒服，有些時候，我幾乎猜想說她不喜歡我們（考慮到我們給她的報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後來，我意識到她的這種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頭一個學期裡，我只是察覺到我們的關係有些複雜。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員籃球賽後上課時，她問我覺得比賽如何。事實上，比賽進行得很糟——亞當和我才開始發現，對我們的參與有很多的牴觸，因為英文系突然變得很強了。對其他的參與者來說，這比賽帶上了愛國性質；這是中國VS美國的比賽，事關為祖國保住面子，而比賽變得越來越粗野。裁判也出現了偏向；他們允許對手向我們犯規，而不斷為我們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課前的比賽當中，我被吹了十五次兩次運球——到了比賽的的尾聲，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響。亞當和我考慮退出賽程，後來我們做了。這看似最佳解決方案，對所有人來說。
我知道廖老師看了比賽，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樣。對比賽中糟糕的體育精神，我的學生覺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們告訴我說那裁判在校園中的名聲很爛。他因為老打架而臭名遠揚——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脅一個管理員。他的老婆最近跟他離了婚；傳言說他老打她。然而學校沒法將他炒掉，因為在傳統的共產主義體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諾給所有的國家員工的。
我老實回答了廖老師，告訴她我覺得比賽沒什麼意思。
“那個裁判，”我說，“是個壞蛋。”這是個常用的侮辱：壞了的蛋。
“不對！”廖老師說。“這不是他的問題——你錯了。而且你不該批評裁判。”
對我來說這是傷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訴她：籃球裡沒有升調降調，你根本沒沒資格判斷。但她還有話說。
“你的運球錯了，”她說。“那就是他懲罰你的原因。你是這麼做的——”她作出手勢來，向我展示我如何運球。
“不對！”我說。“這根本不是我的動作。我的運球方式跟在美國時一樣。那裁判不喜歡外國人。而且他不懂籃球。”
“不對！在這兒你不能像在美國那樣運球，因為NBA的規則不同。那就是問題——你習慣了美國那種打球方式。”
她說著，希望有技巧地結束爭論，因為她察覺到我被惹煩了。但我已聽過太多的“中國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關於中國特色籃球的課。
“籃球是美國的運動”，我說。“我們制定規則，我瞭解規則。那裁判就是不喜歡外國人。”在我說完後，我發現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蠢，而我還可以繼續說：我們美國人學一門語言學四個月，就足以傳達我們的傲慢了。但我沒有這個詞彙，而且無論如何我們兩人都想談點什麼別的。我們複習了去機場的課文，沒人再提到籃球。
跟孔老師上課要單純多了。他跟廖老師每週更替。他不那麼傾向於說不對，部分因為他有點懶，但也因為那個學期的鬥爭慢慢教會我們把彼此當人看。最後他成了我的第一個真正的中國朋友——第一個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裡，在我們發展出真正的友誼之前，我能看出他的興趣在生長。他有時會問我關於美國的事兒，在我的中國詞彙範圍內，而且我察覺到一旦有了機會，他有許多想問。當然，在我的漢語能跟上我的思路後，我也有些問題想問。
我們在我的餐廳裡上課，當太陽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時候，早晨光線溫暖。我們邊學習邊喝茶——茉莉花茶，在熱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開放的蓮花一般展開。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輕輕吹著氣，讓花葉漂去一邊，這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另一些東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葉子，他轉過頭去，輕輕吐到地上。那個，我也學到了——我喜歡住在一個幹部公寓裡，還可以向地上隨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個晴朗下午，我備課時，聽到了底下廣場響亮的音樂聲。這沒什麼出奇的——校園的揚聲器總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從陽台往下望去，見到一批人聚集在禮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我的陽台可以垂直望向廣場，一切都很清楚。一條橫幅展開，掛於台階之上。我認不出其中大多數的字眼，但有些還是可以的：“安全”，“環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橫幅下現身了。藍布鋪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麥克風出現了。
我曾見過這種安排——這是給幹部們安排的區域。很快，六個人拾級而上，坐到了桌邊。我瞇起眼想看清他們是誰，但認不清他們的臉，只能看見幾個穿著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許多人都身著制服。
發言開始了，一直傳上了我的陽台。群眾聚集在禮堂台階的底端——主要是學生，也有從大門外周邊社區來的人，年老的農民，抱著嬰兒的婦女。他們安靜聆聽著，從他們的沉默中，我能看出這是個嚴肅的事件。講話聲在廣場上迴響，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師來上課了，他把書放在餐廳的桌上。“很吵，”他說，微微笑著，我也同意——聲音太大了，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課上，那關於坐火車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動腦，好沒意思。我們走到陽台上，觀看人群。現在有好幾百人在那兒聽著講話了，而且我能看見成群的學生從教學樓衝下來。
“所有的學生都不用上課了，”孔老師說，我問他此事件為何。“他們要判決兩個人，”他說。“這是個公開判決。”
我沒學過這個詞，而他對我做了解釋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廳再翻翻字典——“判決：裁定，裁決。”他們在一個禮堂前面做一次公開的審判。
“他們是學生麼？”我問。
“不是，他們從江東來的。”
我問他們幹了什麼，孔老師解釋道，江東那邊的人跟體育生之間有一系列的毆鬥。江東是城裡一個粗野的部分，一個衰敗的沿河區域，有許多的小店舖和銹跡斑斑的倉庫。在三峽大壩建立起來後，江東許多地方將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會懷念它。它那骯髒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鬱，而那些居民，大多數都很窮，把師專的學生看作享有特權的外來者——被寵壞的孩子們，六七個人擠一間幾乎什麼都沒有的宿舍，清洗他們沒有暖氣的教室，每天早上六點起來做強制的鍛煉。在四川，市民和大學生的緊張關係，和其他事情一樣，只不過是相對的貧富而已。
近來，這種敵意變得醜陋了；有些江東的男人在打鬥中用了刀棒，有兩三個學生受了傷。我從我自己的學生那兒聽說的，他們在日誌中寫道，在一個週末的夜裡，有兩個體育系男生受了傷，而他們的朋友們轉回宿舍求援。在他們收集武器的時候，警察到了。
“沒人受了很重的傷，”孔老師說。“但他們要給學生們顯示說學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來了個公開判決。”
幹部們結束了發言，群眾們在充滿期待的沉默中等待。兩個男人出現了，夾在警察當中。他們穿著廉價的衣服，雙手反銬。警察將他們押著，走到禮堂台階的一半位置，讓他們站在幹部和群眾之間。兩個男人的頭低著。學生們往前湧；在後排，站著農民和懷抱嬰兒的婦女。每個人都很安靜。作為背景，從烏江那邊，我聽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個幹部在讀一張紙。他的嗓音傳遍廣場，作為反應，群眾們移動著，低聲議論。那兩個男人保持低頭姿勢。
“幾天，”孔老師說。“只關幾天。不是很嚴重。”
在這瞬間，事情就結束了：警察把上銬的男人帶出了前門，一輛巴士在那兒等候；幹部們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橫幅被取下了；學生們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們在公開事件中極其有組織性，他們的集會可以在一個鐘頭內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鐘內，廣場上就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孔老師和我複習了一些審判中的詞彙，然後就轉移去第31課了。這麼快就回到課堂上，感覺有些奇怪。剛剛我們還在觀看審判，從高處下望，好似在一個體育館的豪華包廂中，而某些人的公開受辱，被轉變成了課文裡的詞彙。但在涪陵許多事情都是公開的，很少當地人會覺得異常。我有一個和平隊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師專教書，在那兒，第二年的春天裡的一個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課程，為了在學校的運動館參加一個死刑前的集會。學生參加這種集會乃是強制性的，因為罪犯們都是年輕的毒販，而他們的死將為觀看者提供有價值的一課。整個學校聚集在體育館，而警察押著犯人在學生面前遊行。之後，犯人們被帶到鄉下槍決了。第二天，課程如常恢復。
在這次審判後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來，發現校園中心的標語徹底可認了。這是我一直期待的時刻——從一開始，我就將這一排文字視為我的基準點，我的標桿，從這些文字逐漸呈現出意義的過程裡，我看到自己的進展。有一天，它們終於有意義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務育人，環境育人
我停下腳步，久久觀看。我把標語讀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湧起。但沒有——那些只是宣傳口號而已，和學生的課本以及遍佈城市的佈告牌上一樣陳腐的字眼。我對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訊息反應也是一樣：
建設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觀念
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社會進步
教育是立國的基礎
所有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號，偽善的做作。每次當我認出某個標語時，都沒有我想像中的那種滿足感。代之而來的，是廖老師的聲音：讀下一個。你還沒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繼續重複在課桌上書寫文字，從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亞當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辦公室，我們被告知今晚有一個宴會。這種聲明總是在最後一分鐘給到，而它意味著今晚被有效終止了，因為去到宴會，不醉到不可救藥是不可能的。
對這種場合，和平隊的醫療培訓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準備應對。即便我們只是中國和平隊的第三撥，四川的鄉下已經傳遍了和平隊員在飯局中犧牲的故事。這些故事內容有關於鬥爭，關於破壞，關於和平隊員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險，讓他們發誓戒酒。我們的醫療官員強烈建議說，一旦抵達，我們要宣佈說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裡醫生最常幹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因為喝酒，跟抽煙一樣，乃是作為一個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都是這樣，尤其在較偏遠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為了放鬆休息。它經常乃是競賽性質的，通常會用到白酒，一種強烈的，口感噁心的穀物釀的酒。男人們相互敬酒，一口幹掉，而這種飲宴很有發展為恃強凌弱的傾向，參與者們相互刺激，直到某個人喝出病來。我們的和平隊培訓課程之一，請了一個四川當地人來做個人陳述，他靦腆解釋說，即便好朋友之間，也很願意把彼此喝到醫院裡去。跟我們的醫療官員一樣，他建議我們用外國人的身份去迴避這種儀式。
這就是和平隊典型的預演方式：先告訴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為了展現赳赳氣概而毫無意義的狂喝濫飲，然後亞當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隊在該省最偏遠的角落。在我們的歡迎晚宴上，當我們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時，我們兩人一刻都沒猶豫。我們的培訓反覆強調說，在涪陵這兒做一個男人呢，毫不猶豫是如何的關鍵，而且，就我們的考慮來說，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們跑這麼遠到這兒不是為了做外國人的。我們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個月裡，我們每週有兩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複雜的組織方式。教員們一開始對待我們很寬鬆，顯然和平隊給所有的學校都發了嚴正警告，要他們負責任。但後來我的同事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和我們的一樣：和平隊遠著呢。喝酒的壓力在穩步推進，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英文系裡有一個關於酒量的排名表。這不是一個真寫出來的表單，然而它又是徹底公開，被接受的。你問隨便哪一個教師他的酒量和系裡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確回答你。張書記是頭牌，接著是艾伯特，然後是傅主任，如此類推，直到賽老師，他的量級太輕，以至於酒局中，人們輕蔑稱呼他為“賽小姐”。
在三個星期內，亞當就成了英文系中無可爭議的頭號選手。我的排名第二；張書記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實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為在亞洲，許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適應酒精，這是很普遍的。這也是當地的飲酒模式如此瘋狂，而後果並不嚴重的緣故；大多數人的基因就決定他無法成為酒鬼。每週他們會有一兩次喝得很厲害，然而很容易就喝傷了，沒法一天天持續地喝。這只是種儀式，並非習慣。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亞當與我在此所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很難從此感受到自豪。若有點意義的話，它道出了我們在適應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因為飯局和宴飲，儘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氣，卻代表了我們環境中較舒服的一面。我們立即從我們的酒量中獲得了尊敬，在某個程度說，這也是系領導和我們溝通的方式。如果他們有什麼想跟我們說，或著有一個請求，那就在酒席上操辦。我們的同事，平時在外國人周邊看起來僵硬緊張，一旦白酒開始流動，就鬆懈下來了。這種場合是嚴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務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開始前，亞當與我被護送到英文系的辦公室，會見當晚的主人，主持人。兩個男人站起身來和我們握手，面帶微笑。其中一個四十來歲，個高俊朗，另一個乃是六十來歲的矮個老人。高個男人穿一件新毛衣，從他自我表現的方式來看，很顯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個幹部。同樣很明顯，他們來這兒是有求於我們，因為是他們贊助了飯局。賽老師和傅主任現場翻譯。
“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賽老師說。“王先生1977年來到師專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批學生。他是其中英語最好的，但那時候英語並不很受歡迎。是以他成了一個中文教授。但他對英語很感興趣。”
亞當和我跟王老師握手。賽老師看似忘了另一個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顯然他習慣了在大男人的陰影之中。
我們都坐下了。亞當和我等待著他們的請求；我不無惡意地揣想說王老師可能想上英文課。我已經想像著自己坐在這幹部的辦公室裡，無聊到哭，聽他慢慢說道，“你—好—嗎？”
“王先生聽說你是學文學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關於美國文學的問題。”
我吃了一驚。我問他具體什麼意思。
“王先生是學校文學刊物的編輯，”傅主任說。“他有一萬多本書。”
他頓了頓，讓這數字的意味變得深沉。然後他身體前傾，低聲道。“王先生，”他說，“比涪陵師專所有人的書都多。”
一個自豪的微笑掠過王老師的臉，我看出他聽得懂我們說的。我疑惑說四川人是否也有藏書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樣，而這兩種尊貴感之間有何關係。這是個陌生領域——在和平隊沒人警示過關於書的事兒。
我說我對美國文學的瞭解遜於英國文學，但我會盡量回答他的問題。王老師點頭，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個質詢，傅主任翻譯了。
“王先生有個關於索爾貝婁的問題，”他道。“一般的美國人理解他的書麼？”
我說我讀貝婁讀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風格不難親近，而且他被視為最好的猶太裔美國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聲。王老師點頭了，好像他期望聽到的就是這個。他準備好了另一個問題。
“那喬伊斯卡羅奧茲呢？”傅主任問。“你覺得她是跟從了弗吉尼亞沃爾夫的傳統嗎？”
“不是那麼回事，”我說。“大多數人說她不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事實上，有些女性主義者批評她。”
這把我們導向了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接著是托尼莫裡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後我們去到了南部文學。在那之後我們討論了海明威和“骯髒的現實主義”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亞斯沃爾夫。這一切都是通過傅主任翻譯的，隨著討論進行，我發現他的美國文學知識超出我的預想。我也意識到，會想說擁有一萬本書的王老師要我幫他學“你好嗎”，我真是個笨蛋。
半個鐘頭後，我們移位去了宴廳。頭一杯是敬給桌邊所有人的，之後王老師向亞當和我單獨敬了一杯。接著，張書記代表黨向大家敬酒。當下一輪來到時，賽老師推開杯子，緊張地裂嘴笑著。
“我不能再喝了，”他說。“這已經夠了。”
“喝了，”張書記說。“幹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賽老師說。他拱起雙手，彎了頭，一個請求的姿態。賽老師乃是系裡最聰明的老師之一，一個矮胖的男人，四十來歲。今晚，兩杯過後，他的臉已經紅了。他再次搖頭。
“不，不，不，”張書記說。“你必須為客人乾了這杯。”
“我不行。”
他們開頭說著英文，為了我們的緣故，然後就轉向中文了。在爭論間他們為酒杯而奮鬥——賽老師想要推開它，而張書記牢牢地將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師咧嘴大笑。他們兩人也加入進去，嘲弄賽老師，直到他最後舉起了杯子。每個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嚥下，之後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幾秒鐘內，服務生又來續杯了。賽老師迅速用手蓋住酒杯，搖頭。
“這就夠了，”他說。
張書記想要把賽老師的手挪開。服務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裡握著酒瓶。這是個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關於可愛的河流的長卷圖畫中，都有十處在描繪關於白酒的爭吵，兩個男人在爭奪盃子，一個年輕女人持著酒瓶等候。
“真的，”賽老師說。“我喝這些就夠了。”
“賽小姐，”張書記奚落說，拽著他的手。
“賽小姐，”傅主任回應道，他咧著嘴。
王老師說了些什麼，所有人都大笑。有幾分鐘，整張桌子都聚焦到了賽老師的杯子上。很難相信不到一小時前我們還在討論索爾貝婁與喬伊斯卡羅奧茲。最後賽老師軟下來。
“就一次，”他說。“最後一杯。”
服務生斟滿了杯子。王老師笑著，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亞當和我。他做了個快速的手勢，舉起杯子，我們三人一飲而盡。王老師喝得很容易，他也沒有臉紅。
食物來了，有一陣，乾杯的節奏舒緩下來。但他們繼續時，每個人好似都忘了賽老師，他不過是酒局開場與收梢時的娛樂項目。當正式的拼酒開始後，他就是個麻煩。現在，他坐著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洶湧。
這部分的飲宴是有策略的，通常，乾杯前都有低聲的討論，教師們用四川方言，而亞當和我用英語。這裡的機謀乃在2對1——若張書記向亞當與我兩人敬酒，我們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會做同樣的事兒。我們的回應是先發制人；如果我們察覺到他們有什麼陰謀，我們中的一個會敬一對，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後，他們得花時間恢復，在反撲前。偶爾他們嘗試聚焦在我身上，察覺到我功力較低，當這時亞當會插入來保護我。這在四川是允許的——一個朋友可替你乾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個領袖，一個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著白酒的方向。張書記總是英文系的領導者，但今晚他讓位於王老師了。這個大塊頭男人動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師開始軟掉。在那之後，他轉向亞當和我，他鄙視通常的二對一的遊戲，輪流向我們單獨敬酒。這齣戲可謂壯觀。半個小時後，我們三人還是席上最清醒的三個，但我很快就要暈了，而王老師沒有放緩的跡象。我聽到傅主任和張書記叫他悠著點兒，因為他們害怕我會喝傷，終於，敬酒結束了。
王老師開始講一個長長的故事。故事乃是關於一輛載貨三輪車，他用四川話說而賽老師翻譯。這故事的發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沒法聽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遊蕩，直至我發覺自己看著那個隨著王老師來的小個男人。我已經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則面帶微笑。他說著什麼，但我不能理解；他說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麼也沒有提高我們兩人的語言能力。最後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話，一個個音節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亞，”他說。
“抱歉，”我用中文說。“你說什麼？”
“莎 士 比 亞。”
我搖搖頭，他重複了好幾遍，做著讀書的手勢。最終我腦中閃過一道光。
“莎士比亞？”我說。
他大笑起來，豎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點頭，又道。
“馬 克 吐 溫。”
“馬克吐溫。”
慢慢的，我們從梅爾維爾，諾裡斯，歐康諾，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猜諾裡斯和基弗。我們沒什麼別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沒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雖然他嘗試溝通說他尤其喜歡諾裡斯的小說麥克梯格，那大約是美國唯一一部關於牙醫的好小說了。現在美國幾乎沒人讀諾裡斯了，但這裡，長江的上流，至少還有一個粉絲。
王老師結束了他的三輪車故事。即便我錯過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瞭解到這個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個小時跟三輪車伕講價，後來發現他就在旅館的門前。所有人都對這故事大笑。因為翻譯的緣故，他們意識到賽老師還在這裡。
“喝，”張書記說，指向賽老師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賽小姐！”
“賽小姐！”
最後他勉強又喝了一杯。很明顯，宴席將散了，王老師對亞當與我舉起了杯子。我們也舉起來。
“為了書，”我說。
但王老師腦子裡有別的考慮。他對我很嚴肅說了句話，賽老師翻譯了。
“王老師，”他說，“想要你為學校的雜誌寫點東西。”
我們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凍住了。
“具體意思是說？”
“他想要你寫一篇關於文學的文章。”
“美國的還是英國的？要多長？”
他們快速就此討論。我們的三杯酒還舉在空中；無疑這是請求當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間。
“美國的好些，”賽老師說。“只要一萬字。”
我屏住呼吸。“我對美國文學的瞭解不夠寫那麼多，”我說。“告訴他我可以寫伊麗莎白時期的詩歌或者查爾斯狄更斯，這是我在牛津時所學的。或者莎士比亞。但其他的就很困難。我在這兒沒有多少筆記。”
又一陣討論。我的手臂感覺很沉了。王老師點點頭。
“狄更斯，”賽老師道。“一萬字。”
我們乾了這杯。白酒的味道開始變得噁心而危險起來，在酒落腹中後，我開始顫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裡總有個要點，但不到最後你總是摸不到。現在，我明白到他們為什麼邀請我們，但我並不牴觸；至少現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學雜誌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幾分鐘來威逼賽老師，然後我們一起腳步踉蹌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會忘掉這篇文章，但一個星期內，提醒就靜悄悄地出現了。我拖延時間，解釋說我忙著教書，但我開始接到信息，傳達王老師的最後期限。最後，我坐下來，寫他希望我寫的，一篇關於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盡快地寫。討論說狄更斯根本上乃一個中產階級角色，他喜歡描寫社會問題，不是因為他希望革命性的變化，只是因為這些題材乃是很好的創意資源。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不喜歡這種說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譴責狄更斯走資本家路線。我喜歡在一篇文學隨筆中用到這個字眼。否則，這篇文章寫來便索然無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許多的描繪，以望填充字數。賽老師得把它翻譯成中文。一整個星期，他為這該死的東西努力奮鬥著，跑來我的辦公室詢問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著他的頭。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舉辦了一場公路賽跑。這是第二十二屆迎春長跑，城裡所有的學校和單位，相互競爭。比賽前的兩周，傅主任問我可要參加師專的隊伍。他看上明顯緊張，因為教員籃球賽那事還過了沒多久。
“你要理解，”他說，笑得很不自在。“那兒有很多的農民和沒受過教育的人。他們不懂什麼運動精神，也許有些人會比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來，從沒有外國人參加過長跑。他們歡迎你參加，但我想情形會跟美國不同。”
我能看出來，如果我不跑的話，傅主任覺得情況會簡單些。有那麼陣兒我考慮不去參與，因為籃球比賽的事兒在這個本來還不錯的學期裡成了我生活的一個低點。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煩都已經夠公開的了；沒有理由再去尋找更多觀眾來圍觀。
但在賽跑中沒有裁判，而且這不是項身體衝撞的項目。群眾會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動。這不會和美國的長跑有太多的差別——即便真是不同的話，我也很好奇想看看會發生些什麼，至少一次吧。我告訴傅主任我想參加。
他解釋說每個運動員都要參加身體檢查，在比賽的一個星期前，我去了學校診所拜訪醫生。那是一棟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場邊上，它是校園裡保留下來的一棟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時學校是所高中。
醫生檢查了我的脈搏和血壓。每項檢查後他都微笑，告訴我說很健康，而我則謝過他。然後他領我到邊上一間房子，那裡有一樣髒髒的白色儀器掛在牆上，盒子一般的形狀。傅主任說，“現在你要做個X光胸透。”
我在房間的入口停住腳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說。
“沒問題的，”傅主任說，微笑著。“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說，我望著那髒髒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這個X光胸透。“為什麼要做呢？”
“參加比賽的每個人都得做，以保證他們的健康。”
“每個人？”我問，而他則點頭。我問有多少人參加比賽。
“超過兩千五百人。”
“而他們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說。“這就是規矩。這很安全的。”
這荒唐的說法叫我驚住了——在這個人均月收入大約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參加四公里跑步的兩千五百人都做個X光。我懷疑真實情況如何：學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約害怕我在比賽中途倒下死掉，而他們想要有所作為。傳遞類似命令的任務總是掉在傅主任頭上，而有時他的表現更似過濾嘴而不是翻譯者。這項工作很討厭，很不好做，而我總是為他感到難過，遺憾，當我察覺到有些什麼事情發生時。但我對他的狀況無能為力，現在只能嘗試尋找一個有技巧的解決方案了。
我們堵在死胡同裡。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絕X光的態度是堅決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縮，說這程序其實並非必要。我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那醫生帶著期待觀看這一幕。最後我告訴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給成都的和平隊辦公室打電話。
我嘗試打了電話，但醫療官員不在。我在臥室裡坐了十分鐘，讀了會兒書，然後我回到了診所。
“我很抱歉，”我說，“但和平隊跟說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辦。”
“沒問題，”傅主任說。“我剛和管理競賽的人聊過了，而他們說你不做也可以。他們會給你個例外安排，因為你是個外國人。”
我謝過了他，為造成的麻煩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們兩人都握了醫生的手。他送我們到門口，微笑著揮手道別。
關於比賽的開始時間，沒有時間表。運動員在出發的區域聚集，沒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點鐘，幹部們開始發表講話。什麼時候講話結束，比賽就開始，而官員們把時間拖了又拖，起點線重複被衝破，人潮洶湧。一小部分人會搶跑，其他的群眾跟著作出反應，然後警察叫每個人退後。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邊的人推擠，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點線穿過了一個巨大的工地，那兒有一個在建的新公園。線的整個左半部分筆直朝向一個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條狹窄骯髒的馬路，那是運動員們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兒離起點線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眾在那麼短距離內排成隊列通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運動員們安全通過了，道路會立刻出現一個九十度大轉彎，將導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無疑問，此乃我的競賽生涯中所見的最危險安排。我有點想退出，部分為我的安全著想，但主要是想從一個旁觀的角度來觀察這場災難。羅伯舒米茲，另一個和平隊志願者，在這個星期來訪，他和亞當拿了相機，興高采烈在馬路那頭等候。
師專的隊伍在起點線右側位置，逕直對著出口。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體育生，通常我們是競賽中最強的隊伍，和太極藥廠並列。我們所有人都擠在一起，等待出發槍響。這是個涼爽的早晨，冬天的霧氣低低懸於城市上空。
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幹部們繼續講話，警察有點控制不住人群了。要麼他們啟動比賽，要麼比賽就自己啟動了，最後，有一個幹部意識到了這個。他鳴響了槍。
這裡是中國。混亂，噪音，腎上腺素；害怕，驚喜，和興奮；一大群的身體，每個人都在大叫，喇叭在響，大地震動；我們所有人都發了瘋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擠來清出空間；雙腿抽動，亂撞，衝刺，留意著小幅度甩腿以免絆倒；有些人喊叫著跌下山崖，其他人滑過了第一個轉角，避開那少數不好彩摔倒的人，他們的身體在地上滑動，頭上是一片片的腿腳湧過。時間一秒秒滑過，每一刻都需要永恆的專注和努力。我們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飛下街道，衝過第二個轉角，在新華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開始到上坡階段了。整個情景依然因腎上腺素而動盪，但我意識到那永恆的起始階段已經過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階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場賽跑的開始階段過後，總會有那麼一陣的疏離之感，當成為大眾一份子的那種幸福感結束了，你意識到你是一個人，而且你將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賽。
我慢了下來。突然間我感覺累了；腎上腺素已經蒸發，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檢查了一下自己——沒有刮傷，沒有瘀傷；不太記得我是如何安全通過的。我環視周邊。我在領頭的那一撥人裡，大約五十人的一組，而其他人也逐漸加入到正軌中來，在那起初的忙亂之後。我們在穩健地爬山，步子逐漸放緩。我感到我的雙腿回來了，那種失去知覺的興奮感被長跑的節奏感所取代——穩健穩健穩健穩健，在我的腳趾下，山丘陡峭。警車的燈在我們的前面滾動。前方遠處，一群學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領先我們一百米處加入到比賽當中來，但警車駛過，把他們拉出了隊伍。
整個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領先時，比賽大約過去了兩分鐘，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經跟不上了，比賽完結了。這是個差別很大的賽場——大學的學生，單位職工，以及，一些運動員，他們若是更多訓練的話，可以成為好的選手——但他們全部都輸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領先。
在任何大型的賽跑中領先都是種陌生的感覺。人們談論跑步中的孤獨感，但我總覺得這運動只是在比賽中才是孤獨的，特別當隊伍拉開了，你發覺自己獨自在前。在隊伍當中，你通常會和其他運動員有一種團結感，即便大家是在競爭，而在前方領先，就沒有這種幻覺了。那時，比賽成為了追逐——一個人對抗賽場中其他所有人——而我總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而當你是兩千多人中唯一一個外國人時，這感覺就更其孤獨，沿著賽道兩側，觀眾在喊著“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我回頭望去。在我身後能看見賽場上的其他人——一道沒有盡頭的人流，一群黑髮的民眾。那主要的清道車已經慢了下來，我尾隨在它的閃光燈後，不過幾步之遙。我再次回頭望去，以期記住這陌生的場面。山丘現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紀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兩旁排滿了觀眾，我經過時，可以聽到陣陣驚奇的聲浪；他們在興奮說話，叫嚷。“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而我想著：今天不要對我這樣。如果你想要看看來自外國的人，看看來錯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亂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狽的人，你往後面看。去看那些開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宏聲香煙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熱氣與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許多年裡，我在許多地方都是這麼樣的，而情形永遠是一樣。這裡沒有裁判，沒有語言障礙，沒有複雜的禮儀規則。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頭處，我已經領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輕鬆。後半程乃是下坡，因為這是折返跑，我掠過了其他的選手。那些還沒筋疲力盡的加入了合唱：“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但這一點妨礙不到我，因為在這四公里當中，我徹底找到了家的感覺。
通過這場勝利，我贏得了兩套運動服，聚酯纖維的。兩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樣驕傲地繡在了胸口上。我還收到了一個證書，說“何偉同志”，我的中文名，贏得了第二十二屆年度迎春長跑。競賽的組織者獎勵了我二十元錢，學校給了我五塊，為我參加了其隊伍。他們還為我的體檢給了我一塊半，叫我猜想若是答應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來我得到了二十六塊半，花在了兩個星期的午餐麵條上。
我在接下來的那周上了當地的電視新聞，而第二天的報紙用一個頭版故事做了專題報道比賽。他們報道說，一個來自密蘇里的美國教師，叫做H 艾斯勒的參加了比賽，而關於我比賽前的熱身，描述非常詳細。他們報道了在我頭一個沖線後校方代表是如何的興奮，還引用了另一個排名靠前的選手的話，他是一家藥廠的年輕人，說道“如果這比賽在我軍訓後馬上進行，我肯定能打敗那外國人。”文章的結束語如下：
這比賽也成功地樹立起了運動中的愛國主義精神。當我們的記者問道，“你對一個外國人首先完成比賽怎麼想，”一個貿易學院叫徐成博的學生說：“在中國的土地上舉行比賽而讓一個外國人拿了頭名，我感到羞愧。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學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強我們的身體素質，因為當我們的力量加強了，我們就能取得勝利！……一個西南軍校的老師說：“那外國人起跑時獲得了領先優勢，這種精神值得學習。只有我們投入到發展我們的身體中去，更多勤奮而科學的訓練，我們才能看到獲得冠軍的那一天！”
這並非我所希望的反應，雖然我並不意外。在涪陵愛國主義情緒非常廣泛，而運動總會使得這種情緒特別強烈。這就是籃球在這裡失敗的原因，而有時我想參加這比賽是否一個錯誤的決定。有些和平隊的朋友們想說我至少不該嘗試取勝。但我喜歡賣力地跑，就像這競賽中的許多其他人一樣，而且我看不出有什麼原因去把涪陵的人們當小孩對待。我希望他們知道有個外國人生活在他們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們看到，儘管我在學習語言中非常掙扎，至少有一樣事情我能幹得好。如果他們的反應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許當他們瞭解我多些，情況便會不同。我揣摩我那張寫著“何偉同志”的證書乃是個好兆頭。
比賽後的幾天，我跟廖老師上課，她臉上放著光。
“我在系裡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贏了涪陵的長跑！”她說。“我之前沒聽說——為什麼不告訴我？”
“這不重要，”我說。“事實上，我跑得一點兒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說，為我這種裝出來的謙虛感到加倍的高興，這正合了中國人的習俗。“那比賽規模很大——在整個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選手沒有參加，”我說。“而且你知道，王軍霞還是比我快。”
王軍霞乃是中國的長跑女選手，最近在亞特蘭大奧運會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銀牌，這個參照叫廖老師更開心了。她再次表揚了我，最後我們坐下來，學到了一章如何說再見的文章。也許我做得異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種特別寬恕的情緒中；在那天她幾乎沒說過不對。
[1] 譯註：建設精神文化 更新生育觀念 控制人口增長 促進社會進步 教育是立國基礎。
[2] 譯註：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