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沒有自行車。在其他方面，它則和其他的中國小城類似——高亢，忙碌，擁擠，髒亂；交通是一團糟，行人們互相推撞；商店總是冗員，擺滿商品，街上到處掛著宣傳標語；沒有信號燈；司機們一刻不停撳著喇叭；電視機的屏幕在狂閃，人們討價還價；沿著主街有一排模樣可怕的樹，灰色葉子上佈滿了煤灰，整個城市都覆蓋著煤灰。
沒單車的原因在涪陵到處是階梯，而處處階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緊壓在兩江交匯處的大山腳下。狹窄的街道從河岸開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痙攣一般，而且太陡了，單車用不了。汽車的交通在那些急彎處攪成一團。所以那些長長的石頭階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載了這裡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們拾階而下，不時停在商店門口瞄瞄看看；搬運工則往上爬，肩膀被竹簍或一捆捆貨物壓彎。
幾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務都可在這些台階邊找到。有商店和餐廳，補鞋匠和理髮匠。低處有一排階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則有三個牙醫的家，他們在一張桌子上用生銹的工具做事，注射器裡有不明的液體，金屬盤子裡有一排爛牙——像是一種噁心的廣告。有時會有個農民停下來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殺價之後，會有一群人圍觀。所有事情都是公眾的事兒。一次理發總是伴隨著一個觀眾。每一個買賣的價錢都會被路過的人評論。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個露天位的中醫，他在某一台階的高處有個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處有一把凳子，一個裝滿了瓶子的盒子，還有一張寫滿了大字的布單：
替您排憂解難
特別治療：雞眼，黑痣，耳屎
手術——無痛，無癢，不流血，不影響工作！
涪陵不是個容易住的地方。年長的人在台階上休息，喘氣。要把任何東西運上山都是要累斷背的工作，是以城裡到處是搬運工。他們用扁擔把貨物平衡在兩肩上，和1800年代中國的情形並無區別，當時英國人叫他們「苦力」，從中文而來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這兒，和四川東部的所有江城一樣，這些搬運工被稱作「棒棒軍」。他們身著制服（中國農民的那種藍色服裝），身帶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價的繩索），他們總是群體出動，相互作伴。和一個棒棒軍砍價就如同和一個軍團砍價。即便沒有激烈競爭他們的工作已足夠艱苦，是以他們互相照顧；這裡沒有正式的公會，然而苦工們非正式的紐帶卻更顯聯繫緊密。在中午時，當大部分人在休息時，棒棒軍們會坐在城中的馬路兩旁，坐在他們的扁擔上，抽煙，聊天，打牌；他們的休閒氣氛，與其說是放鬆，不若說更似戰鬥的間隙。
他們的大多數乃是偏遠山區的農民，到碼頭來嘗試自己的運氣，通常情況下，會有他們的妻子或兄弟在家裡看田。在冬天裡總會有特別壯大的棒棒軍洪流，因為那是農村的淡季，農閒季節。但像他們這樣的人手哪兒都不缺，在他們那種沉默的無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種怪異的氣氛。他們會一群人站在電視機店門口，盯著一排螢幕牆看。若有一個外國人在街角的排檔吃飯，立馬會吸引十個棒棒軍圍看。若在碼頭發生了什麼爭吵，他們會立刻聚集起來，所有人身著藍色，手中握著扁擔，非常用心地傾聽。偶爾會有個小小的雜技團停留在涪陵，在河邊的平灘出紮下帳篷，帳篷前的廣告或多或少會主打些脫衣女郎，而總會有一整隊的棒棒軍往帳篷的縫隙中瞅。一次汽車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組棒棒軍趕來觀看。他們是一群安靜的男人——即便最慘烈的車禍有時也不能讓他們開口——而他們也從不介入。他們就只是那樣看著。
但看到他們的工作，就足以明白為什麼他們老停下休息，因為在這個艱苦的城市裡，沒有比他們的工作更艱苦的了。運一次貨他們大約得到一兩塊錢——美元和人民幣大約是1比8——每次，這些工人大約要往台階上面運一百磅的貨物。他們都是矮小粗壯的人，他們的身體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們赤膊幹活，你能看到扁擔已把他們肩膀的皮膚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熱的天氣裡他們浸透了汗水，在冬天裡他們身上冒出水汽。在捲起的褲管下他們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兒綁了棒球。
涪陵是個腿的城市——棒棒軍粗糙彎曲的腿，老人的羅圈腿，小姐們柳條般的細腳踝。爬階梯時你得看著自己的步子；你會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買東西，你也沒看一眼這裡的建築。這城市就只是台階和人腿。
而這裡許多的建築都不值得一看。在烏江的兩畔，還有一小塊舊城區，在那裡，有古老的木石結構的房子，頂上鋪著灰瓦。但這片區域在縮小，很穩定地被一眾毫無特徵的現代建築所取代。這裡有些高樓，七樓或更高，然而和中國許多新建築結構一樣，它們都是用藍色玻璃和白色瓷磚廉價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樓，很快它也會在煤灰覆蓋下褪了色。
這城市和它生長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舊城區外，這裡沒有一點歷史的痕跡。旅行穿越四川的鄉村是去感受它的歷史，多年來人們的勞作給土地塑了形，那許多世紀以來厚積於其中的人類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們總是沒有時間感。它們看上去太髒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醜，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舊的。涪陵城市建築的主體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實上，這城市已經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這裡是巴國的首都，一個後來被漢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後，幾乎每個朝代都給它留下一個不同的名字，一個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漢朝叫涪陵，晉朝叫吉縣，北周叫漢平，隋朝叫涼州，唐朝叫撫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時叫重慶，在清朝叫撫州，中國民國1912年成立後，叫作涪陵。
但這些朝代都過去了，幾乎沒留下一點痕跡。這些建築可以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其發展吞沒了其歷史。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為了裝人，那二十萬人，每天在爬階梯，在擁堵的交通中奮鬥，工作吃喝，買賣。
清晨。一個涼爽的上午，城市被輕霾籠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園裡打太極，在近南門山的地方，這裡是中央樞紐地帶。涪陵相對顯得安靜，這是最安靜的時分了。已經有了穩定的交通量，總是有許多司機撳喇叭；但道路還不擁堵，城市的噪音還未釋放出力量來。這是一個愉悅的早晨。
退休的人們排列成整齊的幾排。一隻收錄機裡放著中國民樂，老人們緩慢做著運動，姿勢優雅。公園很小，說是公園不如說是城市的休息地來得恰當。這兒有昏迷不醒的灌木叢，筋疲力盡的花兒，以及傷心的草。但它們不是維護得不好，破壞公共財產這種問題，在涪陵是不會有的。問題乃是出在空氣，煤灰如毯子般籠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著嗆著了。幾乎沒有什麼會慘過涪陵的樹了，它的葉子灰暗，遲鈍，好像剛從閣樓裡取出來。
當陽光開始滲透城市的輕霾，城市的轟鳴聲開始升起。喇叭聲，電視機店舖的吼叫，磁帶攤的嘶喊，路旁小販的叫賣聲。在南門山的東邊，卻突然出現了一個緩期執行，一個截然不同的聲音，一個盲人拉著二胡，音樂輕柔而如針刺。
二胡意為「雙弦」，這就是全部了。一個簡單樂器的簡單的名字：一個圓筒狀的木質發聲盒，蓋了層蛇皮，上頭一個直挺的把手上有兩根弦，延伸到整個樂器那麼長。它看上去像是個簡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這對弦有寬廣的音域，若拉得好，音樂令人心魄。
今天這個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約四十上下，但臉看起來更老些；黝黑，起皺，雙目緊閉。他穿著髒兮兮的藍色衣服和綠色帆布軍鞋。他坐在一張矮凳子上，旁邊有塊布，寫滿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歲的女兒站在一旁，手中一個罐子裡錢半滿。一小群人聚集過來，因為二胡的音樂，即便有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也充滿了力量，足以讓人們停步，聆聽。他們讀著寫在布上的字：
一個家庭的簡短故事
我在二十歲時結了婚，在二十一歲時我失去了雙眼的視力。結婚11年後，我有了個男孩，然後，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養育著兩個孩子，希望能靠家裡的田地過活。但我們家裡缺乏人手，我們碰到了麻煩，因為稻穀收入總不穩定。我的女人必須竭盡全力來拉拽她身後的所有人，到最後，她活不下去了。為這個原因，我們在1996年1月8號逃離了家鄉。
因為我雙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難以過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將自己的兒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兒子十四歲了，因為沒錢我們無法送他上學。我希望你們叔叔阿姨們，爸爸媽媽們，哥哥姐姐們，伸出你們的援手。我千恩萬謝。祝你們事業成功，長命百歲。
二胡繼續拉著。音樂自如起落，聲音從蛇皮盒裡流出，從不被急速的車流人流，電視機聲所淹沒。最後那男人停住了。他輕輕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煙管來。他用手指觸摸煙草卷，叫喚他的女兒。她小心地點著了煙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後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轟鳴聲圍繞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