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慢船，由重慶順流而下，我來到了涪陵。這是一個溫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聲。長江上星光閃爍，星光微弱，無法從黑色的水面反射出來。一輛學校派來的小車，載著我們從碼頭出發，沿著叢叢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們身邊急速掠過，在星光之下，它顯得黯淡，陌生。
我們有兩個人。我，27歲；亞當梅勒（Adam Meier），22歲，我們還很年輕，是被派到這裡來做教師的。之前我們幾乎從未聽聞過涪陵。我所知的，乃是這城市部分將因新近建設的三峽大壩而淹沒，我還知道，涪陵許多年來，一直對外面的人封閉。除此，就沒什麼關於涪陵的信息了。
半個世紀來，沒有美國人在此生活過。後來，我碰到城裡一些長者，他們還記得在1940年代住在這裡的美國居民，在1949年共產黨解放之前，而這些記憶又總是相當的模糊。在我們抵達時，這裡還住有另一個外國人，一個德國人，他在一所當地中學教了一個學期。但我們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後不久他便離開了。在那之後，我們便是這小城中僅有的兩個外國人。這裡的人口大約二十萬，以中國的標準來說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鐵路。長期以來，它都是四川省的一個貧窮地區，公路狀況很是糟糕。去哪兒你都得搭船，而多數時候，你哪兒也不會去。在未來的兩年，它將是我的家。
一天，大約是在我們抵達後一個星期，學校裡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門。一群學生和教師
花了一個夏天，步行從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據地，現在，他們返回學校了。
這是長征的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在內戰的關鍵時刻，紅軍長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時，國民黨（Kuomintang）已然快將摧毀毛澤東的勢力。克服種種困難，共產黨人們抵達了安全地帶，在西部中國的群山和沙漠之間，從延安，他們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後，他們的革命席捲了整個國家，把國民黨逐去了台灣。
一整個學期，學校裡都有種種特殊活動，來紀念長征。學生們會上關於長征的歷史課，寫關於長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將有一次關於長征的歌唱比賽。為了長征歌唱大賽，所有的系要花費好幾周的時間來練習，然後，在禮堂演出。因為長征所包含的音樂蘊藏相當有限，許多的歌都是一樣的，是以頗為難了評委們一回。叫人困惑的還有，由於演出服裝供應不足，人們只能分享，就和他們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歷史系的人們演出了，身著白襯衫紅領結，然後下了台，迅速把他們的襯衫領結遞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們猴急急穿戴完畢，衝上舞台，又唱一遍剛剛被唱過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聲，所有的襯衫都被沾上了汗漬，所有的觀眾都通曉了所有的歌曲。音樂系獲勝了，一如往常，而英語系位於倒數。關於長征，並沒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並非競賽，而涪陵隊的返航乃是長征季節最重大的事件。他們步行了超過一千英里，在中國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後，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學生十三人，教師二人，他們是中文系的黨支部書記，以及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個人物，一個低級別的管理人員，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聲，給他在涪陵贏得了一個堅忍不拔的聲譽。所有的參與者都是男人。有幾個女學生也想報名參加的，然而學校考慮決定說，長征不適合女生。
在聚會的一星期前，李校長去了一趟延安找長征的學生，因為在近結束前學生們碰到了麻煩。
“學生們碰到了一些問題，”當我問到發生了什麼，英語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譯）說，“我想他們是沒錢了”。這確是實情，他們的錢用完了，雖然有宏聲牌香煙的贊助，這是一個本地的香煙品牌。在我看來，這實乃一個特別正確的方式去紀念中共的歷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後在延安墮入破產。
但李校長有辦法救他們出來，現在學校的整個學生集體聚集於前門的廣場上。這是一個小型的師範學院，有兩千個學生，於1977年開設，屬於文革摧殘了中國教育體系後重建的眾多學校中的一家。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這類的學院位居底層。課程要花三年修完，學歷要低於本科，幾乎全部的學生都來自四川鄉下的農民家庭。在畢業後，他們將回到家鄉，在那裡的農村中學教書。
對許多學生，尤其那些新生來說，學院乃是叫人興奮的地方。校園與涪陵的主城區僅是烏江一鄰之隔，很少學生曾在那麼大的城市裡生活過。學校裡有電影看，有競賽，週末有舞跳。時常會有類似歡迎長征同志的政治集會那樣的活動，現在，學生們帶著熱鬧的期待，嘰嘰喳喳著在廣場上說笑。
有一組八個女人在門口立正。她們穿著白襯衫與黑裙子，在胸口上別著紅色的校徽。她們被稱作招待員，是從學生團隊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無一面帶微笑。她們代表了學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勢站立，優雅的步態行走，為權貴們斟茶。
關於涪陵，我還聽說過些別的：這裡的女人素以美麗著稱，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課時聽說如此。其中一個老師來自東北，一個臉頰骨高高，說話溫柔活潑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雙手捧著一壺茶，似要取暖。她叫尚老師，雖然她從未去過涪陵，卻很確定那裡女子的美麗。
“這是因為山水的緣故”，她說，“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還碰到了一個涪陵人，也說了同樣的話。“但有時那兒的人脾氣不好，”她告誡我說。“那是因為太熱，因為那兒有很多大山。”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顯然中國人對他們山水的看法，很不同於外面的人。當我看到那些修出一個個平台的山丘時，我關注的是人們如何改造它，把它變為一道道叫人驚歎的稻穀梯田；而中國人則看著在那兒居住的人，看著他們如何被那兒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時想到這個，尤其因為我所有的學生的生長都和這裡的土地緊密相連，我揣度著四川崎嶇多石的自然環境是怎生影響了他們。同時，我也想到，它在兩年中，會對我造成怎樣的影響。
涪陵市長第一個到來。他坐在黑色奧迪的後排，由司機送到學院大門。走出車門時，他向鼓掌的學生們揮手致意。當地的電視台來了，給他攝影，一個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熱中愈發顯得腫脹。他快速穿過廣場，走向亞當和我，和我們握手，說歡迎我們來到涪陵。
這是我們在涪陵參與的活動中時常碰見的，每次活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歡迎剛到的美國人。在長徵集會的那天，我們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隨便地穿著短褲和T恤，我們只是由於好奇才停了下來。參與如此重要的活動而穿著不當實乃愚蠢的錯誤，我們本可表現得更好的，因為我們已經理解到，在這裡，想要做個旁觀者可著實不易，往往我們本身卻成了眾所矚目的中心人物。
當長征的人們抵達時，校園的大喇叭裡大鳴大放出愛國音樂來。他們身著迷彩服，鬍子拉碴，肩膀上掛著舊式的軍包。領頭的人舉著褪色的紅色橫幅，上頭寫有學校及宏聲牌香煙的名頭。他邁步穿過那些招待女孩。女孩們被分為四人一組的兩排，齊步走著，她們的頭堅定高昂，眼睛直視前方，手臂大幅擺動。其他的長征隊員們縱隊跟隨著領頭人，帶著驕傲的微笑，向群眾揮手。每個人都在鼓掌，觀眾們跟隨著長征列隊進入了禮堂，哪兒掛著一道橫幅：
熱烈歡迎涪陵師範學院宏聲香煙萬里長征隊伍勝利歸來
亞當與我急忙低頭彎腰躲入禮拜的後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們周圍的學生們在咬耳朵議論，轉頭盯著我們看。他們的注意擴散出去，很快整個禮堂的人們都扭過脖子來看我們，我們盡量沉入到座椅深處，棒球帽低低壓住我們的臉。僅過了一陣兒，竇副校長就將我們領到了台上。他也著實別無選擇，否則觀眾的注意力將被分散。保證人們都集中注意，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時常被融入到當地的活動中去。
我們被安置在市長和黨委書記及其他幹部身邊。人群發出哄笑聲，而長征隊員們鼓起掌來。招待員給我斟茶。我低下頭來，努力想把光著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幹部們發表演說，鼓勵長征隊員們，提醒大家記住那光輝的歷史。演說都非常強勁有力，類似老電影中的獨裁者，而其中竇副校長更是無人匹敵。
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個頭，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輕盈的手臂頗具麻雀般的質感。但他對著麥克風乾活卻是相當了得，開始很輕柔，很平靜，好似給一群小朋友上課；現在大聲起來，逐步加快手勢的幅度，一隻纖細的小手向著群眾揮舞過去，彷彿似要譴責他們；最後他咆哮起來，手臂揮動如打樁，眼珠快要迸出，揚聲喇叭在脹大，演說者和他的聽眾們此時平等了，團結成為了同志，成了愛國志士，人民公僕；觀眾們站起身來，爆發出歡呼和瘋狂的掌聲。
我聽到他說到了我和亞當的中文名字，梅爾康與何偉，他宣佈說我們是被中美友好志願者組織派來涪陵的，這是中國人對“和平隊”的稱呼。人群又爆發出一陣轟鳴，我們所有人都成為同志了，一起服務人民，建設國家，長征隊員們都驕傲站立著，每個人胸口都醒目地別著一條絲帶與一朵紅色塑料花。有人遞給我一朵花和絲帶；有人指給我看一個站立於台前等候的一個長征隊員。他微笑著，彎腰，熱烈和我握手。我道個歉，給他別上絲帶與花，盡快的，希望能減少聚光燈對我短褲的關注，但人們又度歡呼起來，我揮手致意，掌聲又再響起。我坐下來，臉紅耳熱。
在慶典過後，他們拍了照片來紀念此次活動。在照片中，長征隊員們與幹部們驕傲地站成三排，每個人的位置都精心設置過，那褪色的紅色橫幅以過去的革命組織風格在空中飄蕩。長征隊員們身著乾淨的白色襯衫，胸口別著紅絲帶。他們沒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幹部們站在頭排，跟亞當和我一起。竇副校長與魏書記面帶微笑，而亞當和我則尷尬地咧著大嘴。亞當穿著涼鞋而我身著一件很舊的灰色T恤，我們的光腿破壞了一排整潔的褲隊。其他的幹部沒一個在笑。相片中沒一個女人。
兩年後，我回到美國，我想把這照片展示給朋友們看，給他們講述故事。但從哪裡開始說起呢？去解釋說後文革時代的學院在紀念長征，和描述說大山如何變為梯田一樣困難。最後我會說，這是我們學校的一次政治集會，而我們的參與純屬意外，因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和平隊的志願者都不為共產黨的集會所歡迎。我就只說到這兒了——這就是我關於那照片的故事。
當然，一切絕非如此簡單。我是一個和平隊的志願者，我又不是；中國是共產國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並非它看似的那個樣子，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總會有踏空的危險。
在中文裡，PEACE CORPS乃是“和平隊”，在這三個字後面有更多的含義。在文革期間，當反美的宣傳抵達高潮時，中國政府對和平隊說了很多——說它乃是中央情報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說美國把它的年輕人送到海外，為的是影響第三世界國家，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你最不可能愛上的苦活兒）。這些話如今不大說了，但其回聲依舊裊繞，是以“和平隊”這個詞兒已經無可救藥地腐化了。但中國語言，和其人民一樣，明晰政治的風向。當和平隊在1993年來到中國時，另一個名頭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願者。這些字眼更複雜，而內涵卻無疑簡單多了。學院的權威指示我們的學生不得使用“和平隊”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們中絕大多數也這麼做了。帶著一個委婉的工作頭銜，我來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學院，在這兒，歷史從未遠離，而政治則無所不見。
開始時，就是這友好把我們兩個都嚇壞了。我們頭銜裡的這兩個字著實難以翻譯或詮釋。學院在年前本有三個外國教師，一對年老的澳洲夫婦和一個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們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幾乎從未離開校園，他們的情況要簡單許多。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很年輕，我們要打算在涪陵住兩年，而且我們被美國政府作為第三撥和平隊隊員被派遣到中國來。學院在最好的一棟樓裡給我們安排了寓所，那兒還住有黨支部書記及其他重要幹部。好幾個星期以來，他們隔天晚上就要宴請我們。在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禮儀的。我們要坐在一張鋪滿了中國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蓮藕，通常韓老師會發表聲明。他是外辦的一個代表，27歲年紀。他的英文口語在學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個焦慮的年輕人，為的他新近上了這個權威的崗位。他請我們稱他艾伯特。
頭個星期的某個晚上，在宴席開始前他轉向我們。
“學校決定了”，他說，“給你們買個可以打到校外的電話機。你可以打到中國任何地方。”
我們發出異議——這沒必要，話機很貴，其他學校的志願者都沒這個。他揮手制止我們。
“這問題不用談了”，他說，“沒電話你們會很不方便”。亞當和我對視，聳肩。我們謝了他，所有人都開吃，第二天維修人員上門來安裝了電話。
幾天後，又一個飯局，又一個聲明。“學校決定了”，艾伯特說，“要給亞當買台洗衣機。”
“我房裡已經有一台了，”我說，“我們可以合用，沒必要再花錢。”
“不方便”，艾伯特說，“學校已經決定了。”再次我們的抗議被無視了。我們開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機出現在亞當的門口。
幾天後，亞當在和幾個英文系的教員玩牌，黨書記張巖提到學校從和平隊收到了我們的簡歷信息。
“我看到說你會玩網球”，張書記說，“你肯定打得很好。”
亞當曾經在夏令營裡任職過網球教練，而他迅速搖頭。“我打得不好”，他說，“我已經好久沒認真打過了。”
張書記咧嘴，抓牌。他是一個瘦而結實的男人，理著平頭。我們花了一個星期對他建立起兩點認識：他是英文系教員中籃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裡最高階的幹部，作為黨的書記他的權力遍及學術，紀律，和政治議題。他那種人不大說話，而他開口時，就有事兒要發生。現在，他看看牌，身體前傾，看著亞當。
“學校”，他輕聲說，“決定要給你買網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這宣言的迴響。但問題是，這網球怎麼買？好一陣兒後亞當才決定如何回應。
“學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說，”我很感激你們願為我們做的，但這沒必要。你不用給我們買網球，張先生。
張書記笑笑，甩出一張牌。
“魏先生”，他說，“想到你或許想玩網球。他想讓你跟皮特都快樂。”
魏先生乃是整個學院的黨的書記，作為校園最高階的官員，他無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關心和平隊員要不要打網球。亞當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強調說他沒網球也很快樂。但張書記態度堅定。
“這事已經決定了”，他淡淡說道，“學院要給你買網球。現在玩牌。”
第二天，網球並沒有出現在亞當的門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這次談話。我們兩人一起，嘗試和校方溝通。這種努力，在未來的兩年一次又一次重複，其結果良莠不齊。我們的表達往往是間接的，情況往往不那麼簡單。有時，它的結果和我們希望的正相反。
我們和艾伯特談了，我們和張書記談了，我們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員談了。我們說網球很貴，而且我又不會打，事實上亞當也不再喜歡打網球了。他在大學期間已經厭倦了網球，只想給自己放個網球長假。這運動很沒意思。籃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網球是剝削階級的玩意兒。事實上，我們的話沒講到那個份兒上，但我們嘗試了一切手段，一整個星期我們都在活動，堅決反對買網球的事兒。
在我們的公寓樓邊，有一個木槌球場。無疑這是校園裡最好的一塊地兒，也是我在中國所見的最寧靜祥和的地方。在一個擁擠的國家像這樣的地兒不多——一塊除了享受愉悅外別無用處的土地。一排樹木灑下陰涼，平整的土場光滑完美。它被維護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師與工人們來木槌場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間隙。他們玩得真好，看上去簡直不像是在比賽——那球隨心而動，好像魔術師手中的牌，技藝純屬而顯得和諧安靜。這是每日一次的展覽，退休的人們猶如藝術家——他們把槌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塊地的面積，正和一個網球場相彷彿。
這頭幾個星期裡，為了它，我們一直心懷恐懼。我們的陽台正可俯視球場，每天早晨，我們在那裡探視，害怕見到工人，見到鏟子，梭子，鏟土機，炸藥，一切可能和買網球相關的東西。我們真是深深地恐懼著。不確定性乃是最難受的部分。買網球，好似一個抽像的概念，但同時涪陵顯然是一個很可以把抽像變為現實的地方。看一眼三峽就足夠說明了。
但到得後來，網球並沒被買來。飯局宴請在四個星期後也結束了。在一個月之內，校方不再給我們買東西。不久後，我們就如寵壞的小孩般開始抱怨，說我們的需求被忽視了，但我們只對自己輕聲咕嚕幾句，在我們高據於校園的幹部公寓中。
槌球聲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輕柔的敲擊聲，落在硬土上的腳步聲，那輕輕的拍掌和笑聲，人們玩得不慌不忙。這聲音乃是最能撫慰神經的，時常我坐在陽台上就只是聽，槌球聲的背景音是不連貫的蟬鳴與烏江上傳來的雜音。輪船的汽笛在狹隘的河谷中迴響，馬達擊打著流水，平底貨船向水岸的火車卸下沙子。離我的公寓一英里遠處，烏江消失在長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時的，我會聽到大江那兒傳來一道孤獨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裡，涪陵對我來說全是聲音。這是一個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雜聲音也和我從前所有的體驗截然不同——工地上穩定的鑿擊聲，木柄大錘敲打石頭聲；這些聲音都在顯示這地方許多話兒都仍舊靠徒手完成。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邊，聽得輪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聲。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於山丘上的建築的頂層，俯視烏江。一條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從南部貴州的群山中奔湧而來。跨過烏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區，從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築群，好似一團亂麻。無論我向那兒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處，在那兒，白山坪厚重的體型在兩江交匯處隱約可見。
這便是我的城堡的視野，高居於六樓，高據於河流與小城之上。沒什麼阻礙我的視野，也是我的聽覺如此豐富的原因。早在槌球聲響起之前，我聽到樓後公雞的叫聲，我聽到早晨六點校園裡的玲聲。我聽到學生們沒精打采的跑步聲，那是他們的晨練。晨練音樂在六點後不久便響起，通過擴音器廣播——快樂的清晨，不斷重複的音樂，一日復一日。在晨練後有聲明，有宣傳，學生們吃早飯的聲音；然後是早間上課的鐘聲，和槌球場上升起的第一個回聲。
我住在教學主樓的附近，也能聽到那兒的聲音。我聽到學生們在重複朗讀課文，因為在涪陵許多學習都是通過死記硬背。然而這裡也有一種撫慰的聲音，聽到他們聲音集體的起落，想到他們全都學到了點什麼，叫人心感滿足。我也喜歡聽到上課後老師的聲音，十分鐘休息時蹦跳的噪聲，電子玲聲和午飯時間學生們急急衝往食堂的聲音。
這些嘈雜的聲音並不妨礙到我。清晨的聲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為這是學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聽到這個讓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調。當然，我並沒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覺得自己永遠也不會。但在起初那幾個星期裡，若不是這圍繞著我的每日例行活動，我會感到更加脫節。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個嚴格的時間表。這裡有早晨的例行活動——早操，鈴聲，上課——在下午時，常有掃帚的揮舞，學生們在做強制的校園清潔工作。在週一和週四他們要清潔他們的教室。週日的晚上，會有政治會議，學生要聚集起來發表演講和唱歌。有時候他們會唱愛國歌曲，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唱的是情歌，他們的嗓音在校園中迴盪。
在每年的開初，新人要接受軍訓。每一個班級組成一個軍團，男孩和女孩們一起，人民解放軍的士兵們會來教他們如何敬禮，走鵝步，轉彎，立正。在軍訓期間他們也要學習歌曲，看上去是要給共產主義增添一點趣味。我們的學生們總要為一個或另一個組織唱愛國歌曲。
在軍訓中，新生們穿著校服，包括粉藍色的阿迪達斯汗衫。他們和他們身著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著迷彩服，態度僵硬的指導員很不協調。他們都在二十出頭，但大多數看上去還要年青，剛從農田出來，在領導的指示下蜷縮，戰抖。在炎熱的日子裡，他們中有些人會暈倒，被安置在樹蔭之下，而其他人繼續聯繫鵝步。在兩周的訓練尾聲，待他們練習好了步伐，他們會行進去磨盤山谷某個角落，在那裡，作為他們入會的句點，他們用來福槍對著靶子狂射一通。我聽到了那聲音，槍火的爆炸聲把烏江上的聲音統統淹沒了。
校園在夜裡很早便安靜了。宿舍的燈光在十一點整突然集體熄滅，一整排的建築變得漆黑，電源被切斷了。有時我坐在陽台上，看著燈光熄滅，又一次的，有一種撫慰感覺從這種整體的秩序中生發。
從我的陽台上望去，城市在夜裡可算美麗。在白晝涪陵是一座骯髒的江城，能看得出，這裡的一切都被建設得過快，而在夜裡，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與光——明亮的燈光與幽暗的江水，烏江的黑色鏡面被染成一條條紅，黃，白。有時在夜裡一條船逆流而上，穩穩地推進船首的一個三角狀燈光，馬達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響。每過半小時，長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經過，一條明亮的光帶游過，在莊嚴的寂靜之中。
我並不真的理解這些每日行徑。我不曉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為何學校要實施那麼嚴格的紀律。他們槌球的玩法也不同於我們美國，但我對涪陵的規則並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歡他們每日如此進行——秩序規則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沒花心思去多想軍訓的事兒，直到我讀到了一篇學生的日誌，她描述了學校裡典型的一個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級的學生在做軍訓。他們不停走了又走。雖然汗水從他們的頭頂不停滑下，沒有領導的允許他們不能停下。
當然，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會瞭解到軍隊生活有多麼艱苦。他們的精神不能受到打擊。
每個人都必須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是大學生們。我們的國家耗費了許多資金來教育他們。他們必須對祖國保持忠誠。軍隊力量乃是一國力量的象徵，所以我們有必要學習一些軍事知識。在1989年，北京發生了學生運動。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思考還未成熟，他們沒有自己的觀念，而環境會很輕易就影響到他們。他們也分不清對錯。當哪兒有興奮的事情發生，他們就參加了。在這次事件後，我們國家決定要在大學裡進行軍訓，讓他們理解到我們如今的生活是得來不易的。
這就是我真實聽到的——操練和遠處的槍聲乃是天安門事件的回音。我意識到，學校的每日例行活動背後的含義，多過我起初的理解，從此之後，我便更小心地傾聽傳到我高踞於烏江上的城堡的種種聲音。
起初的日子裡，我所學的大都來自我的學生們。我的中文還不足以和城裡的人們直接聊天，這使得這城市對我來說仿似潮汐般洶湧——一堆無法溝通與理解的紛紜亂象。是以我認真傾聽我學生的聲音，閱讀他們為課堂所寫的日誌，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漸聚焦清晰起來。
我所見的第一樣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亞當。這有點嚇人，因為在我人生中從未被人如此密切觀察過，一舉一動都被複述，被評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被談論，被記錄。我們每個習慣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學生們寫到我總帶一壺水來上課；他們寫到我如何在上課時踱步；他們寫到我的笑，覺得很是滑稽。他們寫到我那外國式樣的鼻子，是不可思議的那麼長，那麼直，許多人還寫到我的藍眼睛。這大概是最奇怪的細節了，因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們的學生讀到過說外國人長著藍眼睛，是以他們見其所欲見。
他們最想見的，乃是微縮了整個的外面的世界的兩個年輕的外國人，在涪陵他們是這麼叫的——“從國家外面來的人”。一個下午，亞當和我在廣場上玩飛盤，第二天，我讀到一個學生的日誌，這項閒散的運動變得奧林匹克起來：
當我正在寫我的作文時，有個人對著全班大叫：皮特和亞當在玩飛盤！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筆，衝出了教室。真的，他們真的在玩飛盤。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錯過一個細節。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鏡，又衝出教室。我現在看得非常真切了！這兩個運動員離得遠遠的，開始比賽。看上去多麼美妙啊！這飛盤像一團紅色的火焰，在兩個人之間飛來飛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國人真是多才多藝。
另一個描述則沒那麼強的英雄氣息。我最喜歡的一篇來自一個學生，理查德（Richard），在標題為“為什麼美國人那麼輕鬆隨意”的文章中：
我是個中國人。我們都知道，中國乃是一個相當保守的國家。是以我們中許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
我們的外語老師，皮特和亞當，從這個學期開始教我們。這是一個瞭解美國生活方式的好機會。在我看來，他們比我們中國人要輕鬆隨意得多。為什麼我這麼想？我給你幾個事實來解釋。
比如說，當哈斯勒先生上課時，他會給自己撓癢癢，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他穿得很隨意，通常是皮帶耷拉下來晃著。但告訴你一個事實，在中國這會被認為沒禮貌，特別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來，我覺得很自然。
上周，當托馬森小姐（另一個訪問涪陵的志願者）給我們上美國選舉講座時，她脫下了羊毛衫，把它綁在腰間。對我們中國人看來，這真是難以想像。一個教師怎麼能在上課時那麼做！但謝天謝地，我們英文專業的多少對美國有些瞭解，這並沒有讓我們太驚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們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這地方犯錯誤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錯誤依然犯下了。但當地人是很能諒解的——通常他們會給我們一點暗示，往正確的方向輕推一把。在課程的頭一周，亞當讓同學作自我介紹，一個叫凱勒（Keller）的女孩站起來。她介紹了自己家鄉的名字，並解釋說她選擇此名字源於海倫凱勒。這是一個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從他們的仰慕對像那兒取名，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有個芭芭拉（Barbara）（從芭芭拉布什那兒來），一個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內爾阿姆斯特朗），有個理想主義的二年級生叫馬克思（Marx）。有些直接從他們的中文名字翻譯而來——房子（House），黃色（Yellow），北方（North）。有個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懶惰（Lazy）。“我叫懶惰”，他說，在開課頭一天。“我很懶。我不想玩籃球或足球或任何運動。我的喜好就是睡覺。”
其他名字就較沒道理了。這兒有一個草房（Soddy），一個三菱（Sanlee），一個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個很小個頭的男孩叫筆（Pen），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個男孩叫戴茜（Daisy），讓傅主任很是鬱悶。系主任是個俊朗的男人，髮色藍黑，他是我們與英文系之間的聯絡人——這位置上有太多的責任，給他罩上了層悲哀的空氣。他在叫我去辦公室裡討論戴茜時，看上去特別陰沉。
“這是個女孩的名字，對嗎？”他問。
“對”，我說。“只是當前在美國，連女孩們都不喜歡這名字了。”
“我記得‘了不起的蓋茲比’中有這個名字”，傅主任說，笑得很悲哀。學生時他的專長在美國文學，他幾乎對所有偉大的二十世紀小說家都瞭如指掌。他歎息一聲，搖頭。
“去年這學生有個男孩的名字”，主任說。“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從沒跟戴茜談論過這個。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關於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當一名軍人，而該追求因為他糟糕的視力被人民解放軍粉碎了。這個失敗，也許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個頭很高，沉默寡言，氣質裡有一種深深的悲慘。每天他都穿迷彩服來上課。不知那是一種自我安慰或自我懲罰。我只是喜歡有一個高高的，身著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後排。我永遠也不會叫他換個名字或服飾。當然，我沒把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凱勒的名字是一目瞭然的。海倫凱勒是學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為榜樣，部分原因，大概是由於她對共產黨表現過一些同情。在凱勒自我介紹的那一天，她解釋了一下原因，接著便微笑了。
“謝謝”，亞當說。“你長著很好看的雀斑，凱勒。”
教室裡突然寂靜下來。凱勒拉下了臉，迅速坐下。在一片尷尬的沉默當中，亞當慌亂了一陣，接著便急急解釋說在美國雀斑會被當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況表明，在中國卻不是這樣——他的讚美好似說“你長了很好看的胎記。”但除了繼續上課外別無他法了，在幾分鐘後這尷尬便消除了。
但這事故卻沒被忘掉。一個星期後，兩個學生在日誌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們嘗試用中國式的間接來溝通：
我曾聽說很多美國女人臉上都長有雀斑。在中國，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歡別人提到自己臉上的雀斑。這很沒禮貌。我想知道長雀斑的美國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們中有些人（外國老師）的教學方式是可接受的……我們應當肯定他們的成就。但有時，因為他們不瞭解中國的習俗，卻會讓中國學生尷尬。我們不會輕易對別人的外型做評價。但這兩個美國老師中的一個卻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隨著時間推進，他們對中國的知識日長，這些尷尬可以避免。
我們就這麼跌撞著前行。當然，我們很天真幼稚，我們相信憑借良好的意圖和努力工作，我們會不費太多麻煩就融入到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這國家大多數地方一樣，涪陵有一個複雜的過去，我對其歷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論我讀過多少有關大躍進和文革的書籍。
尤其要緊的，我還未認識到，對中國的這塊地方而言，出現兩個美國人加入做居民意味著什麼。後來我瞭解到，當地許多的工業，乃是在1950和60年代從上海遷移過來的，出於對美國核威脅的反應。當時毛澤東把中國的軍工廠都遷移散佈到了西南部的偏遠山區。不可避免的，這段歷史會影響到當地人對我們的看法，而我們之前卻對該歷史一無所知。
也許，若我們先前瞭解更多的話，事情還會更困難。我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棟樓的一層。她父親是個數學教授，教員中最高階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們這棟專享的住宅樓裡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為這個原因，文革期間，他在四川一個偏遠的煤礦工作了八年。像許多有才華的中國人一樣，他曾被放逐，因為他是個知識分子，臭老九，底層中的底層，那種只有通過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類。
那些歲月看上去沒給梁教授帶來多少重負——他是個開朗的人，毫無疑問他很高興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納了。即便在煤礦工作時，他也盡量為自己獲得最佳待遇，通過做出漂亮的會計賬目來獲取當地人的欽佩。但我想或許這過去的歷史對他的女兒倒有更多的影響，雖然她不曾經歷過他的那些事兒。她是班上最聰明的的學生之一，也屬於那不合群的少數。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歡獨處，而且很有決心；大多數人都不免要跟隨環境表現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卻不隨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學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對我展現出開放的思路來。然而在她畢業後，她給我寫了封信，很誠實地告知她在最初時的想法：
在你當我老師沒多久後，我讀過一篇新聞評論說，克林頓先生所以能取得總統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對中國態度強硬。那時候，我討厭見到你和梅爾先生。
在起初的幾個月裡，我猜不到這種情感會那麼強烈，儘管有一些徵兆顯示我的學生們對外國的世界依然充滿了不信任。我把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溫和地回應，盡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個叫凱瑟琳的女孩寫到東西方女人的差異：
西方人是喜歡嫻雅的女孩呢，還是性感的女孩？不過我總有一個觀念，東方女孩因其嫻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則因性感。
在中國的女孩，大都是嫻雅，精緻和善良的。她們做事跟隨規矩。這是中國的傳統。
但西方的女孩對外面世界更開放。她們想嫁誰就嫁誰，想離婚就離婚。不管別人的評論。她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考慮是對是錯。她們的生活無拘無束。
我想我喜歡東方女孩的美德。她們嫻雅，精緻。
凱瑟琳（Catherine）是個可愛的女孩，安安靜靜的，有一雙熱切的眼睛，掛著友善的微笑。我對她嚴厲不起來。在她的日誌下面，我只是寫道美國我有三個姐妹——就只說到這兒了。在涪陵這種方式的溝通已足夠，一天後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開放”這個字，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可是個分水嶺級別的話題，對整個中國來說也如是。無論到哪兒人們都在談著改革開放，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觸，以及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的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在某個程度上，改革開放類似戈爾巴喬夫在俄國的運動，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中國的這個詞彙缺乏清晰的政治含義，而該國的領導沒有意圖想要如戈爾巴喬夫那樣開放政治體系。無論如何，改革開放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變化，從區域之間的流動性，到受外國文化影響下的新風格，新態度。大多數中國人視其為積極的發展，因為生活水準提高了，但還是有恐懼隱藏在腦中。第一批到來的美國教師們，就足以激發起他們的不確定感。
在頭一個學期，我是太忙了，沒空去想這些事兒。我在學習中文，準備課程，寫我自己的日記；我沒時間去想我們的到來背後隱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時我還是會被震動——好像那回我讀到一個學生的日誌，三個短句子久久盤旋在我腦中：
今天的中國對外國開放了。犯罪增加了。維持社會秩序很重要。
開頭的幾個月裡，這些看上去都不那麼重要。我把這些有趣的段落拷貝到我的日記中，然後照常做事。我意識到，至少在這開始的階段，我無法因學生們的任何想法而對他們作出評價。他們的生活背景和我來涪陵前的人生經驗太過遙遠，而且，和所有年輕的中國孩子一樣，那段飽含憂患的過去如空氣般圍繞著他們。這一點很容易被忽視——要嘲笑他們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們當作單純無知的鄉下人而不屑一顧也很容易。但這種想法距離事實再遠也沒有了——四川的鄉下並不單純，而我的學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許是我所未想像過的。即便他們的外觀具有欺騙性，但當他們寫到他們的家庭時，真相與事實便流露出來。
在現實生活中，我覺得我父親是個英雄。有一回他告訴我他的過去 。但他還才十歲時，他的大姐們便遠嫁了，大哥也去了遠方工作。那時候，中國走著集體化的路線，人們在農村公社幹活。他們沒有自己的財產。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爺爺通過努力工作，積累了很多的財產，但當農村公社開始後，我們家庭的財產就被“革命組織”全部毀滅了。他們說所有的東西都屬於群眾，然後他們把一些好東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們，但失敗了。他們把我奶奶吊起來打，不給她吃的。後來她就餓死了，然後他們強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沒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們的祖母大多數都是小腳，他們的祖父很少會認字。他們的父母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恐怖的年代度過青春期。這些都影響著我的學生們，給他們塑型，然而同時，他們又是全然不同的。他們受過教育，雖然沒有誰說得上富裕，他們卻並非赤貧。他們可以買得起東西，時髦的衣服，書，錄音機。他們上了大學。他們學習了七年的英文。他們看到了巨大的變化，政治的，經濟的。也許就我的標準來說，他們算是被政治洗過腦了，而跟過去的年代相比，他們明顯要自由得多了。
他們是分水嶺的一代，就好像“開放”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分水嶺的議題。我感覺到他們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們像是我父母那輩的美國人，聽著大蕭條和二戰的故事成長，建設出了今天的美國，不管說是變得更好或更糟。這種聯繫到未來的光榮意識也存在於中國，只是中國的這段近代史比起美國歷史的任何一頁都要殘暴得多，令到事情變得複雜。我的學生很難就任何有關中國的事情發表批評，這並不叫人意外，因為他們是沒完沒了地受到共產黨的思想灌輸。偶爾我的一些較出色的學生寫到中國時，會混雜著冷靜的精確感和盲目的樂觀感，讓我感到，做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艱難：
我想，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有兩個偉人：毛澤東和鄧小平。若我們想要指出兩代人對中國的不同看法的話，我們就必須提到這兩個人。
當我父母在我的年紀時，中國並不富裕。甚至人們無法吃飽穿暖。那時的情況非常的困難。因為缺乏經驗，中國的領導們沒有很好解決一些問題。也許，那段日子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艱難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建立了中國人民共和國，而給中國人民帶來獨立和民主乃是中國人長期珍視的目標。所以，人們從心底崇拜他。這種崇拜也帶給了人們對中國的深沉的愛。我父母也是這樣。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錯誤的。但他們以為中國是最好最完美的國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們想法中，只要實現計劃經濟就可以實現宏偉目標，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關於市場經濟的想法都是右傾修正路線。我的父母只是照他們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錯是對。
今天，我們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們覺得我們父母從前的想法和行為多少是盲目和狂熱的。但如果我們客觀看待那個時代，我想，我們應當理解他們。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對年輕一代來說，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評。我們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們沒有一個好的機會，好的環境來認識自己的價值。但他們的精神，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愛，給了我們一個好榜樣。
我很難想像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學生對學習的態度熱切，對我的態度非常尊重。而且他們很聰明。學校雖然不是名校，但中國高中以上學歷的人口不過佔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學生們也算是被精選出的一族。事實上我很高興來到一個低層次的學校，因為這兒的學生有一種未經打磨的質地，為我從所未見。在我從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圓了孩子們的稜角——在美國，即便高中生也會謹言慎行，或是憤世嫉俗，懷疑猜忌。教育成了遊戲，而學生們是玩家，但在涪陵，人們還遠沒到那份上。他們的智力還是粗糙的——這兒能聞到鄉村的氣息，汗水和牲口的氣味，聞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將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農村的一切。在他們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閃光，猶如那圍繞在師範學院的周邊的堅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這光彩在他們中的一些人身上閃亮。我們有一個叫科的學生——和許多學生的英文名字一樣，他像個謎。他是班上最安靜的學生之一，看上去像個中年的農民；矮小壯實，臉被四川的陽光曬得黝黑。他有著農民式的安靜的笑容，農民式的謙下的禮貌，他從前就是個農民，直到政府給他發了封信說，他通過了考試，被涪陵師範錄取了。現在，他才二十一歲，班上最年輕的學生之一，有一天亞當安排一個作業，十五分鐘的自由寫作。科埋下頭，寫到：
我在田里幹活。我的那頭公牛突然變成了台長著牛首的機器。是以我提前幹完了活。因為這個，我被推薦到了鎮上的領導那兒。然後我坐飛機去了北京，去向江澤民主席匯報。他不信我的話，因為他沒見過長著牛腦袋的機器。他下令把我關到監獄去。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的牛出現了。它現在是一列火車，長著一個牛腦袋……
我的命運和我不斷變形的牛緊密相連。
很走運，在我的火車形公牛的幫助下，我回來了。我到了鎮政府上。我的牛，現在變回了一頭真的牛，跟著我後面咕嚕咕嚕說些什麼。我聽不懂。它又變作了一台電腦，牛首形狀的電腦。在電腦屏幕上顯示：我的小主人吶，你不適合搞政治。你該到學校裡多學點知識。尤其你的英語太差了。只有這樣你才能做好工作，過上幸福的日子……
或許，我會聽從牛的建議，拋下農活去學習。
這兩百多個字裡，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關於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寫得那麼毫不費力——當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義。亞當第一次佈置自由寫作時，事情並沒隨他的計劃發展。他對全班解釋說有十五分鐘時間，大家可以“寫你想要的任何東西”。
學生們寫了。亞當收起了作業。他們寫了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亞當收到了四十五份購物清單。我想要台新電視機，一件新衣服，一台新錄音機。我想要更多的語法書。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間。我想要BP機和手機和汽車。我想要個好工作。有些學生列的單子有一張紙那麼長。
這不是亞當想要的效果，但好歹這些單子裡也有許多關於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亞當細細解釋說，你們可以“寫任何想要的主題”。
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頭寫出了上面的文章。亞當和我堅持工作，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教訓，努力融入到當地的日常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