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華人劫殺案
無垠的白色冰川被留在了身後，我和梁紅的「蜜月之旅」，從非洲這片「黑色」的大陸開始。南非，是第一站。
人種、種族、膚色多元，再加上風景秀麗，讓南非有了「彩虹之國」的稱號，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們登陸非洲的首選之地。當然更重要的，是因為這裡誕生了納爾遜·曼德拉。他是我和梁紅共同的偶像，他的一句話，一直被我們當作人生箴言：在事情還未完成之前，一切都看似不可能。
在很多人的印象裡，非洲是一塊貧瘠的大陸，到處充斥著飢餓、瘟疫、戰爭和貧窮。但南非是個例外，作為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南非躋身「金磚國家」，名聲在外，城市裡高樓大廈處處可見，目光所及，也是一片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祥和景象。
約翰內斯堡，出了機場，眼前儘是藍天白雲，鳥語花香。彩虹之國，果然是名不虛傳。但我很清楚，這只是「雙面南非」的其中一面——抬頭五彩斑斕；而它的另外一面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低頭血跡斑斑。
在旅非華人圈裡，流傳著一個很經典的說法：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南非生活一年以上而沒有遭遇搶劫，那麼他不算真正在南非生活過。
我們小時候，聽過太多廣大非洲兄弟和我們血脈相連的故事；2013年在索馬裡，大叔大媽載歌載舞唱著「中索人民友誼萬歲」的畫面，也彷彿就在眼前。但是在南非，情況卻複雜得多，中國人來到南非，大多數是為了謀生，但這同時也是一場前途未知的探險之旅。
來到南非的第一天，我們的計劃行程是先去唐人街。剛上路，我們的華人向導電話響了，接完電話他面色凝重地對我說：「老張，又發生一起華人劫殺案，一個腦袋被砸缺了，一個被剪掉了兩根手指頭，要不要去看看？」
我頭皮一陣發麻。掉頭，直奔案發地。
這是一家華人老闆開辦的毛毯廠，位於一片倉庫區，周圍都是各類廠房。乍一看外圍防護措施還挺全，高牆大院，上頭架有電網，門口設有保安廳，還有好幾隻看家護院的大狗。
我們到時警察還在裡面調查瞭解案情，工廠裡的一個負責人接待了我們，是個中國人。這樣一來我們的交流方便了很多。驚魂未定的保安在旁邊一邊打著手勢，一邊嘟噥著。經過翻譯，原來他在訴說案發的經過。
雙面南非。
當時廠裡的一輛車正要出去，院牆外面的歹徒藉著大門打開的瞬間，三輛車一下子衝了進來。從車上下來十幾號人，瞬間就把保安給制服了；扔出幾塊下了藥的肉，幾隻看門狗叫喚了兩聲就蔫兒了。那些還在吠的，歹徒噴了一圈兒胡椒噴霧，狗狗們也就都安靜了，躲得遠遠的。他們還在自己身上塗抹一種類似於獅子油的東西，能發出類似獅子的味道，狗狗們聞到後自然會退避三舍。由此看來這群歹徒絕對是專業慣犯，準備充足，有備而來。
瞭解完基本情況，我們往倉庫裡面走，警察提醒我們注意腳下，不要破壞現場。地面上零零散散有好幾攤血，還有一些沾著血的紙屑、破布。
一扇被撬開的門大敞著，門口的血跡比較多，看樣子受害者在這兒曾經飽受折磨。主管帶著一個剛接受完警察問訊的中國人走了過來，他叫老周，四十來歲，長相清瘦。案發時他就在現場。
老周這會兒義憤填膺，給我們重述了當時的情景。那時他和兩位同事正在院子裡幹活兒，其中一位同事的媳婦兒也在。見匪徒的車衝門而入，他們四個就趕緊往屋子裡跑。在南非他們見過也經歷過太多次搶劫了，下意識的第一反應，就是趕緊跑。他跑得快進了屋，其餘三人腿慢了點兒，被歹徒給摁住了，他一個人也沒法救人，只好衝進屋裡就趕緊把門死死閂上。歹徒一共有十來個人，其中有兩個白人，剩下的都是黑人。聽著外面同胞的聲聲慘叫，老周卻無能為力，只能趕緊找地方躲起來。
門很快就被歹徒給踹開了，接下來就上演了血腥的一幕。我們邁步進去，這是一間廚房，地上血跡斑斑。再往裡走，是一個儲物間，現場的景象讓人觸目驚心：地上大攤大攤的血跡，有些地方甚至還沒乾涸，還有被血跡浸透了的衛生紙；滿地的玻璃碴和電水壺、木板的碎屑。
老周說，這兒就是審訊現場。當時歹徒們拖著抓住的三個人扔到這兒，邊毆打兩個男的邊盤問錢藏在哪兒。他們一邊慘叫一邊求饒，說自己只是打工的，根本不知道錢藏在哪兒了。歹徒火了，摁倒一個就是一頓拳打腳踢，還順手拿起電水壺往他頭上砸；他拿手擋，水壺都碎了；歹徒窮凶極惡地繼續砸，生生把他的兩根手指頭給割斷了。「當時要不是他那挺著大肚子的老婆在邊上哭喊著求饒，估計都能打死他。」說到這兒老周仍心有餘悸，「沒人性，他們完全沒有人性，把人往死裡打。」
我們接著往裡走，穿過一條堆滿貨物的通道，來到一片寬闊的地帶，是員工們的生活空間。這裡被翻得一片狼藉，顯然歹徒曾在這兒翻箱倒櫃，生活用品被扔得滿地都是，玻璃碴子一地，當然還有一直延伸到這兒來的遍地血跡。
通道四周就是員工們的宿舍，每一扇門都被撬開了，有一扇還是直接被砸開的，門板上一個碩大的窟窿，彷彿一張嘴在控訴當時匪徒們的殘暴和窮凶極惡。每一個房間都被翻得亂七八糟。當時躲在一個房間裡的老周也被揪了出來，被人用槍頂著後腦勺，還用布料把嘴巴給塞住了。歹徒把他們的手機和所有房間裡的錢都搜刮走了。但他們還是不滿足，逼問另外一個在廠裡做司機的中國同胞，更多的錢放在哪兒。司機只是連連搖頭求饒，說不知道。一名歹徒順手抓起一個槓鈴，往他頭上砸了下去。
「就聽見一聲慘叫，我都扭過頭不敢看了。」老周說，「我示意他們別殺人，我知道保險庫在哪兒。」房間中的一台電視被掀翻在地，電視後面的背景牆其實就是一個簾子，簾子後面就是保險庫。老周說：「他們把裡面的錢都裝走了。多少錢我不知道，我當時只想今天別搞出人命就是萬幸。」
歹徒們四處搜羅了一圈之後，見兩個男人都傷得很重，老周也被綁起來了，就把他們扔在這兒，去別的地方搜刮了。「我這才敢看躺在地上的同胞，他已經不省人事了，腦袋上被砸出來一個豁兒，滿地的血。」說到這兒老周渾身顫抖了一下，似乎剛才的事情依然讓他心有餘悸。他摸出一根煙點上，想讓自己的情緒穩定一些，「這就是南非；沒被搶過還真不好意思說自己到過南非。」
地上一大攤暗紅色的血跡還在，裡面還隱約可以看到頭髮和肉渣，邊上安靜地躺著一個沾著血的槓鈴。我腦海裡滿是那些歹徒施暴的畫面，梁紅別過頭去，不忍再看。
主管說，歹徒們離開這兒之後，還去了工廠出納的宿舍。我們又跟隨主管和老周到了現場，不出意外也是狼藉一片，各種打砸搜。房間裡的床被挪到了一邊，床下的地毯也被割開了一塊兒，露出一個空洞洞的暗格。主管說，這裡原來是填滿了現金的，蓋上地毯，再把床也扣在上面，一般人很難發現。現在暗格裡的錢被拿走了，這很蹊蹺。從他們闖進來，到搜出這個暗格裡的錢離開，只用了大約二十分鐘，說明劫匪對這兒很瞭解。
老周說：「這個廠子不招黑工已經八九個月了，肯定不是員工跟外面勾結，我現在懷疑外面的那些保安是不是有問題。」
「這些，你有跟警察們說嗎？」我問。
「說了！」老周說，「不過我覺得說了也沒用。這兒，就這個廠子，以前還被警察搶過，明著搶。」
一個美好的願望。
他這話一出口，我們幾個人都一愣。但是老周和主管都苦笑著搖了搖頭，不願意再多說。我點了點頭，大概明瞭，看來這種情形，不只在影視劇裡存在，普天之下皆無例外。
離開了廠區，接下來我們去了醫院，想去看看受傷的同胞現在是什麼情況，生死如何。
醫院門口有兩個非常醒目的標誌：禁止吸煙，禁止攜帶槍支。工廠裡的另外一位負責人接待了我們，告訴我們兩位受害者一個腦袋被砸開了，另外一個沒了兩根手指，但是都還活著，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正說著，嚮導手指向了我們的身後：「領事館來人了。」
一行人匆匆趕了過來，在嚮導的帶領下我們迎了上去，互相引薦。對面打頭的是中國駐南非約翰內斯堡領事館的左領事，四十歲左右，面相極具親和力。握手時，他竟然認出了我和梁紅：「你們是……是那個《侶行》，對，《侶行》裡的270是吧？」
「幸會，幸會，就是那個胖子。」
沒有過多的寒暄，左領事又恢復了一臉的焦急，詢問受傷的同胞怎麼樣了。剛好趕上毛毯廠的負責人從醫院裡出來，就向左領事作了匯報。
左領事長歎一口氣：「人活著就好。」他說在約翰內斯堡，每年都會發生太多太多次這樣的案件，通常都是一槍斃命。在上周剛發生的一起案件中，一個華人被劫匪一槍打穿了肚子。那人在醫院醒來的時候，備感慶幸，因為子彈只是打穿了他的腎臟，他還活著。
聽到這裡，我腦海裡突然浮現出了2013年在索馬裡見到的那個小孩，他的親人在劇院爆炸案中全部喪生，他的雙腳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他卻笑著說：「至少我還活著。」目睹南非的此情此景，再次讓人唏噓不已。
「華人在這裡可以買槍嗎？」梁紅問道。
「可以。」左領事說，「在這裡有一部分華人有槍，都是手槍，但是也不會因此而讓人有安全感。現在的劫匪太專業了，他們用的都是AK-47，他們搶劫甚至不會超過一分鐘，即使有槍你也根本沒有舉槍自衛的實力和機會。」
聽到這裡，我們才算明白，為什麼說約翰內斯堡抬頭能看見天堂，低頭又能望見地獄。天堂和地獄，就在俯仰間。
「我們進去看看吧。」左領事大手一揮，我們都跟他一起進了醫院。
在急診室，我們見到了那個年紀較大的傷者，他是毛毯廠的廚師。雖然頭部的傷口已經被包紮上了，但是很顯然那兒被砸出來一個窟窿，凹陷下去了。我腦海裡馬上就浮現出來那個染血的槓鈴，讓人覺得不寒而慄。梁紅甚至摀住了嘴巴，眼淚吧嗒吧嗒就下來了。
在地球另一端的異域他鄉，看見我們熟悉的中國人的面孔，彷彿自己的親人朋友。他們離家千萬里，來到陌生的大陸，或為了生活，或為了夢想，卻未承想會遇上這樣的飛來橫禍，錢財受損，生命遭殘。目睹他們遭此劫難，真的很讓人心酸、心痛。
「上海樓」的傳說
在約翰內斯堡，我再次穿上防彈衣，兜裡揣把小刀；邊上的謝宇航身上掛著90發子彈，端著槍，為我保駕護航。
有一組非常駭人的數據：在南非，每年都有大約三十位華人被殺害；光2014年第一季度，就已經有五個中國人喪生在劫匪的槍口之下，死在約翰內斯堡的就有三個。
南非有三個首都：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立法首都開普敦。但說到南非最負盛名的城市，還數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的面積只佔全國的1.4%，人口卻佔到了22%，GDP則佔到了整個南非的34%，與此同時，約堡的刑事案件數量竟然佔到了整個國家的50%以上。
左領事給我們科普了一下為何約翰內斯堡會充斥著暴力。首先，這個地區沒有死刑；其次，槍支氾濫；再有就是人口構成複雜，窮人、難民、黑幫團伙，龍蛇混雜。在很多人眼裡，搶劫也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幾乎無成本，只需要一把槍，短短一分鐘就能搞定一單。
還有一個說法：世界上最危險的大陸是非洲，非洲最危險的國家是南非，南非最危險的城市是約翰內斯堡，約堡最危險的區域，是休布羅（Hillbrow）街區。曾有一名南非導演以這裡為背景拍攝了一部電影：《黑幫天堂：耶路撒冷》，據說其中的很多橋段均為寫實性拍攝。
既然來了，我們不可能錯過休布羅街區。
在前往休布羅之前，我們瞭解到一個關於休布羅的傳說：如果有人穿著體面地進入這個街區，那麼十有八九會被搶得只剩下內褲。
同行的南非華人謝宇航，與我們分享了一段往事：大約十幾年前，他的一個朋友剛買了一輛敞篷車，約他出去兜兜風。他在電話裡叮囑朋友不要太招搖，小心被搶劫。一個小時後，那位朋友從警察局打來求救電話，他趕過去之後，發現朋友和三個同伴果然遭遇搶劫被人剝光了，內褲都沒給他們剩下，各自圍著半頁報紙蔽體。朋友苦著臉跟謝宇航訴說了事情的經過：車在路上遇到紅燈，他們剛停下車，就有一輛車靠了過去，幾把槍頂住了他們讓他們下車，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路邊把他們給搶了，順帶扒光。
嚮導一再向我們強調，休布羅街區是南非因搶劫導致謀殺發生率最高的地方，這裡充斥著毒品、賣淫、搶劫和謀殺，不請安保隊，沒人敢來。我和梁紅不約而同有種穿越回索馬裡的錯覺。這種地方必須去，才不虛此行。出門前，我特意穿了兩條內褲。
乾淨的街道，兩旁綠樹成蔭，樹後整齊地排列著豪華別墅，高牆電網，朱門熠熠，還有保安亭。這裡就是豪登區（Houghton District），住著南非最富有的那群人。這裡和我們要去的休布羅街區，僅僅一街之隔。
可能是此前的氣氛烘托得太到位了，離休布羅還有老遠，我們就下意識地把車窗都關上，檢查車門有沒有鎖緊。傳說太盛，這地兒透著無形的殺氣，讓人心理壓力陡增。謝宇航傳授給我們一些防範危險的經驗：在路上開車要時刻看著兩個後視鏡，有人跟蹤的話就說明我們被盯上了；永遠不要離前面的車太近，留出空間，這樣萬一遇到突發事故，能斜刺裡開車衝出去；盡量不要停車，綠燈就快速通過，遠遠看見紅燈就減速低速前進，到路口可能就變綠燈了。在這裡，每一次停車都極具風險。
約翰內斯堡的禁區——上海樓。
我向車窗外看去，兩旁街道乾淨，樓宇整潔，不像摩加迪沙那麼破敗不堪，卻讓人有著莫名的肅殺感。「在這兒搶劫殺人根本沒什麼理由，僅僅因為5塊錢、半塊麵包，就可能殺人。」
謝宇航說，如果遇到路邊的那些乞丐和小販走過來敲窗戶乞討或者兜售，堅決不能打開車窗，因為極有可能伸進來的是一桿槍管。
我們的奔馳車開進休布羅實在太招搖，引得很多路人朝我們看了過來。有些人目露凶光，那眼神裡透出一種讓人渾身冰冷的寒意。此前我一直以為，微笑是世界的通行證，但是到了休布羅街區我發現，在這裡，你給人一個笑臉，人回敬你的卻是一絲膽戰。那種冰冷而凶煞的眼神，我這輩子都忘不掉。
放眼整個休布羅街區，有三個地帶被稱為Kill Zone——殺戮地帶。而這些暴力區域的中心，是「上海樓」。
20世紀90年代以前，這棟樓是一座華商貿易樓，住了很多來南非做生意的上海人和其他地方華人，因此得名。隨著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周邊國家的一些難民和貧民紛紛湧入這個彩虹國度，其中很多人就湧入了休布羅街區，進駐「上海樓」。從此這棟樓就沒安生過，成為暴力犯罪多發地段，很多商戶和住戶頻繁遭遇搶劫。漸漸地這裡成了難民之家，華人和白人已經全部搬走，離開了休布羅街區。這裡已經全面被黑人和難民佔領。
前幾天我們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廳吃飯，老闆竟然就是當年「上海樓」的住戶。他回憶起「上海樓」依然心有餘悸，「那裡讓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敢上去了，連靠近都不敢。」當我提出想去看看「上海樓」的時候，同行的左領事說：「你還要命嗎？你還要命嗎？你想死嗎？在約翰內斯堡，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海樓』就是禁區之一。」
愈是這樣，我就愈是想前往一探究竟。
接下來就出現了本節開頭的一幕：謝宇航身上掛滿了子彈，全副武裝伴我左右。我們是以遊客身份進入南非的，所以我沒有持槍資格，兜裡揣著的小刀，就是我的武器。聊勝於無吧。
住在唐人街的一個剃著三毫米長「板寸」髮型的同胞，我們叫他「光頭」，打算跟我們一塊兒去，他還幫我們找了兩個配槍的安保。一行人到了「上海樓」下，嚮導、翻譯、司機都留在樓下，直言不敢進。剩下我、梁紅、謝宇航、兩個安保，組成一個五人探險隊，去闖龍潭。
臨上樓前，我改變了主意，想把梁紅留在車上。雖然我們一起經歷過很多生死時刻，但是這一次我不敢帶她了。以前去挑戰那些極限地帶，我們至少能根據事先查到的資料，把保護措施做到最好；可是眼前這棟「上海樓」，裡面的情況我們一無所知，我不能帶著我的「新娘」，冒一場毫無準備的險。當然，我不願把氣氛搞得那麼緊張：「梁紅，你就老老實實在這裡待著，你一女的，要是被扒光了多不好看啊。」
但是梁紅不幹，也不言語，只是緊緊地拉著我的胳膊，跟著下了車。
這棟樓有二十多層，但是電梯已不見，只剩空空的電梯井，裡面散發出陣陣奇怪的臭味。我們只能爬樓梯。鐵樓梯非常狹窄，容不下兩人並行，像我這麼大個兒一個人走就能把路擋死。
「這樓裡住著幾千人，如果跟誰起點兒衝突，其他人一窩蜂上來，我90發子彈不夠打的。」謝宇航說，「盡量不要跟人起衝突，也別讓人誤會。」
此刻我腦海裡全是江湖片的鏡頭。
樓道裡潮濕、陰暗，瀰漫著難聞的臭味兒，蒼蠅亂飛。樓梯實在太窄，不允許我們走得「低調」，一直辟啪作響。有些住戶打開窗戶、拉開門縫，冷冷地看著我們。謝宇航的手始終摁在腰間的槍上，槍已上膛，保險打開著；我也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裡的刀。好在那些人只是盯著我們看，似乎並沒有動手的意思。
氣喘吁吁地爬到八樓，一路心情緊張，但是並沒有意外發生，這讓我有了想更近距離窺探這棟樓的想法。我們敲開了一家住戶的門。
簡陋卻溫馨的客廳，全無樓道裡那些腐爛、發霉的味道。男主人三十來歲，衣著破爛但是乾淨，是一個很客氣的黑人兄弟，不但沒有給我們冷眼，反而熱情地領著我們參觀。屋子是個大開間，沒什麼傢俱，客廳裡一個沙發一台電視，臥室裡也只有床，讓人意外的是廁所裡居然還有浴缸。
還有一個陽台，站在那裡俯瞰，能看到休布羅街區的大部分區域，和所有的生活社區一樣，顯得靜謐而安詳。如果只看這一切，感受不到任何的緊張和危險。
等我們回到客廳，梁紅已經跟房主的兒子玩開了，一個三四歲的黑人小朋友，呆萌地牽著梁紅的手，好奇地看著我們這些陌生人。
房主說他不是南非人，來自尼日利亞，是一個難民。這樣的一個開間，每月房租1800蘭特，大約合900元人民幣，並不便宜。房主說，他逃難來到這裡，只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過新的生活，養大孩子。這裡的很多難民也和他一樣，並不是壞人，他們只想能夠生活下去。
那一刻，身處「上海樓」裡，我們開始感覺到這兒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可怕。但對講機裡的聲音馬上把我們拉回了現實，在樓下擔任警戒的「光頭」說，我們停在下面的車已經讓人給盯上了，我們必須趕緊下樓。而且馬上快到下班的高峰期了，我們出去肯定會堵車，那很危險。此外，這個時間段也是犯罪分子吃飽睡足，出門「覓食」的時間。十萬火急，我們必須馬上就撤。
出了尼日利亞人的家門，回到破敗的樓道裡，剛才還很放鬆的神經，一下子又緊張了起來。樓道裡突然多出來一些人，一個個都惡狠狠地盯著我們，蠢蠢欲動的樣子。可能謝宇航掛滿全身的子彈和腰裡的槍，對他們還有點兒威懾力，並沒有人站出來。
我們幾個互相對視了一眼，一點頭，趕緊走。背後彷彿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追著我們。
落荒而逃似的快速跑下樓，鑽進車裡，心裡才有了些安全感。臨上車前，我笑著跟一個路人打招呼，他還我一個惡狠狠的眼神。
車開出去沒多遠，在十字路口我看見了一家肯德基，很好奇那兒會不會經常被搶，臨時決定實地探訪一下。這回只有保安隊長一個人跟我下車，他袖子裡藏著根警棍，兜裡裝著胡椒噴霧，腰上還別著一把9毫米手槍。我倆直奔KFC。
一進去我就愣了，這裡跟我在國內和世界其他地方見到的肯德基完全不一樣，點餐檯前，像銀行一樣裝了防彈玻璃和不銹鋼柵欄；交錢取貨，全要通過櫃檯上一個小抽屜。全家桶沒法賣，因為壓根兒就塞不進抽屜。
這種安保措施嚴密的快餐店，瞬間又讓我緊張起來，扭頭觀察周圍有沒有盯著我們的人，結果發現玻璃窗外面，一堆人在盯著我們看。氣氛實在太壓抑，買了三杯可樂，我們匆匆撤離。
車子駛出休布羅街區，所有人像突然被摁下了播放開關似的，此前一個個緊張兮兮、沉默不語，這會兒不約而同地鬆了口氣，開始互相攀談起來。
全家桶的美味，南非人民無福享受。
我摟著梁紅，一邊謝天謝地，今天沒出什麼事兒，我們能夠全身而退；一邊竟然還覺得有點兒失落，我們來探訪混亂的休布羅，沒趕上想像中的暴力搶劫鏡頭，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白人貧民窟
貧民窟，是我們走到哪兒都繞不開的一個地方；在這個彷彿被世界遺忘的角落，總會有一些人、一些事帶給人心靈上的觸動和刺痛。雖然我們無法帶去很多援助，但是我渴望把他們的世界「帶出來」，讓更多的陽光照進去。
二十年前，南非還是白人的世界，他們生活富足而自由，在這個貧窮大陸上建立起來第一個發達國家。黑人和印度人等「有色人種」，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低白人一等。這一現象持續了幾百年，直到曼德拉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後，才得以改變。「彩虹之國」的意思，即排除種族隔離思想，黑人、白人、印度人、黃種人、阿拉伯人等，匯聚成彩虹，共同生活在南非這片土地上。
雖然近年來南非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依然隨處可見貧民窟，很多黑人依然生活潦倒貧困。無論哪個國家，都會有很多生活貧困的人，美國也不例外；南非這個接納了很多周邊國家難民的地方，更是如此。
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實現了人人平等，給予了黑人擔任社會中更重要角色的機會。當然，優勝劣汰，只有那些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有能力的人，才能站在生物鏈的頂端，與之相對的，很多沒受過教育或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依然生活在貧民窟也就不奇怪了。
謝宇航說：「南非不僅有黑人貧民窟，也有白人貧民窟。」
這有點兒顛覆我此前對南非的認知。要知道，白人曾經統治和主導這個國家的命脈幾百年，雖然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了，但白人依然應該是這個國家的社會主體，怎麼也不至於潦倒到要住貧民窟啊？我們決定前去探訪一番。
問了許多路人，紛紛搖頭，都說沒有這個地方。幾經打探，終於有路人告訴我們，「去加冕公園看看。」他以前就住在那兒。
加冕公園，一座風景秀麗的公園，微風習習，綠樹花草點綴，綠色的草地和粼粼湖水相映成趣，有些情侶、一家幾口在公園裡佔據一方小天地，休息、遊玩——這怎麼可能是貧民窟？
幾步之遙，悲喜兩重天。
再往前走，離這些美景幾步之遙的地方呈現出一片破敗：破落的房子、參差的斷壁、猴兒樣的孩子的臉，無異於我們此前走過的許多貧民窟，唯一不同的是，這兒沒有發霉和腐爛的臭味兒。
這個村落叫克魯格斯多，南非唯一的一個白人貧民窟。破舊、生銹的房車，是這裡最常見的「建築」，它們從四面八方開到這裡，輪胎扎進泥土，就此生根，成為這個貧民窟的一員。這些房車說明它們的主人曾經「闊」過，後來潦倒了，淪落至此。還有更多沒有車的窮人，也聚集到了這裡，搭鐵皮房子、支帳篷。美麗的加冕公園一角，成了這些貧窮白人的棲身之所。
在村落裡穿行，這裡雖然破敗，卻很有序，並不混亂，沒有遍地的垃圾，破敗的房屋、帳篷、房車也都盡量整齊地擠在一塊兒。資源有限，貧民們的生活卻並不粗糙，還相當有情調。一些從外面撿來的陶器、娃娃，也被端正地擺在門口；破舊的布料，被拼接縫補成非常好看的窗簾；有人在帳篷前，種上了野花；有些屋子、帳篷上，還畫上了好看的塗鴉。一些廢品在這裡再利用率很高，人們將其做成小玩意兒、裝飾品，掛在自己的「房子」上。一棟木頭房子格外顯眼，屋主確實下了功夫，雖然建造房子的材料都是廢舊的木地板，但是經過屋主的精細雕琢，竟顯得風味十足；如果挪到國內的一些景點去用來出租，這房子一晚上能賣不少錢。總體上這裡雖然破舊，卻和我們以前見過的貧民窟不同，別有味道。
在每扇敞開的門裡，總坐著一個或幾個愁眉不展的白人，目光呆滯地待著，一個個憔悴而瘦削。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女孩兒們光著腳在地上做著遊戲，更小一點兒的孩子，臉上髒兮兮地四處爬著。看到我們的鏡頭，孩子們好奇地圍了過來，揚起了無邪的笑臉，不乾淨但是純淨。空曠的樹蔭下，有人在安靜地看著舊報紙，還有父母在石塊邊看著孩子做作業……
我們抬腳走進一輛房車，裡面可供活動的空間非常小，到處都被塞得滿滿當當——舊的電器、傢俱，撿來的日用品、瓶瓶罐罐，陳舊而繁多，卻不是胡亂堆放。一個頭髮花白的大爺告訴我們，這間房車由6個人一起居住，所有人分時間段進來睡覺、休息；沒輪到自己的時候，得出去待著。
日頭正中，到了晌午時分，屋子、車子、棚子裡的人，都鑽了出來，在空地上搭灶生火做飯——堆上幾塊石頭，支起一個架子，掛上一個鋁盆，點起火。鍋裡的食物都差不多，要麼土豆要麼麵粉。
一輛房車，六個人的棲身之所。
這不是度假，是生活。
在一個兩頭漏風的帳篷前，我看見一個老太太正在地上撿起土豆塊往鍋裡扔，旁邊一個老爺子，把一隻腳泡在一個桶裡。原來老爺子不小心碰翻了鍋，腳燙了，土豆撒了，但是必須撿起來，他們的食物非常有限。
我試著跟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中年人聊天，他說雖然他們住在貧民窟，但是他們每個人都會穿得整潔乾淨，帳篷雖小，但是不亂——這是這些白人們的驕傲。「我們窮，但我們沒有丟掉尊嚴。我們還沒有放棄生活。」甚至這裡有些人依然養著寵物，小貓小狗、鸚鵡等。「很多人都想買我的鸚鵡，但我是絕對不會賣掉它的，多少錢都不賣。」一位中年婦女說。哪怕生活很拮据，但是絕對不會因為困苦而放棄生活的樂趣。
我們看到一位相貌奇怪的大叔，肚子上長了一個非常大的瘤子。此刻他在草地上，虔誠地做著禱告：「感謝上帝賜予了我這一切，我有一位一直陪伴著我的妻子，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還有一隻狗。」
我們靜悄悄地走開了，不忍去打攪他。
在這個貧民窟裡，無時無刻不讓我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震撼，幸福從來都不是靠物質來衡量的。
對於他們靠什麼為生，我也找到了答案。有些慈善機構每個月會送來一些食物，分發給大家，但是數量不多；還有些好心人也會自發送一些東西過來；此外，很多人是有工作的——但都是「臨時工」。
一個叫丹尼爾的中年漢子說，他每個月能掙1000元，養活家裡的四口人，但是他每星期只能工作一到兩天。我問他為什麼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他的回答再次讓我震驚：「因為我是白人，白人找不到工作。曾經我們享有特權，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原來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為了維護數量龐大的黑人在這個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南非政府通過了「BEE法案」，鼓勵和扶持黑人就業。
「我們現在才是遭受到歧視的人群。」丹尼爾苦笑著說。
我將信將疑。丹尼爾說他要出去找工作了。徵得他的同意後，我們可以一路跟著去看看情況。
丹尼爾很認真，準備好簡歷，搜羅出來一套最整潔的衣服換上，擦亮老舊的皮鞋，剪了頭髮刮乾淨鬍子，就帶著我們出門了。
徒步走到附近的市裡，丹尼爾先去了一間加油站，想應聘加油員。老闆只是讓他留下簡歷，承諾兩個月內會聯繫他面試……這其實就是石沉大海的意思。丹尼爾無奈地苦笑搖頭。他說自己已經習慣了，對於他來說，只要有人願意給他一份工作，讓他能夠養活老婆和孩子，不管什麼樣的工作他都接受，願意盡全力去做——可是，幾乎沒有人會給他這種機會。
一路又跑了幾個地方，全是讓留下簡歷等候通知。
後來來到一個小超市，丹尼爾再次被拒絕。我決定和老闆多聊幾句，問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超市老闆的邏輯很神奇，他說在南非有90%的人口是黑人，那麼一個超市裡就應該有90%的員工是黑人；而且僱用黑人政府會有很多政策上的傾斜，那為什麼不用黑人呢？
我問他們對待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嗎，他非常大氣地回答：「Of cause。」末了，他居然對我們的翻譯說：「你的英語說得很棒，如果你需要這份工作，我可以給你。」邊上剛剛被他拒絕的丹尼爾聽到這句話，表情尷尬。毫無疑問，這是赤裸裸的歧視。
最後我們去了一家汽車玻璃店，老闆看了丹尼爾一眼，簡歷都沒收：「對不起，我們沒有空餘職位。」我看到丹尼爾的臉色非常難看，但他依然強撐著笑容離開。出來後他非常生氣地說：「他們就是在歧視我們，裡面根本看不到白人和印度人，只有黑人！」
丹尼爾低下了頭，無奈地往前走去，雖然已經被拒絕了無數次，但他還是要繼續去嘗試，因為他有家人和孩子，需要他去工作來養活。看著他佝僂失落的背影，我們不忍再跟上去打擾。
回到加冕公園，我們又走訪了幾戶貧民。他們有的像丹尼爾一樣，靠偶爾能得到的臨時工作養家為生；有的會做一些手工藝品，拿出去賣補貼家用。
一個剛剛做臨時工歸來的中年大哥見到我們，他說他想聊幾句：「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就是讓我的家庭生活得更好。」
一位懷孕的婦女聽到我們問起工作的事情，很是神傷，說他們不是不努力，只要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就會努力去改變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給他們這個機會。她越說越激動，竟然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和丈夫都出生在良好的家庭，都受過高等教育，現在卻住在這個地方，真讓人難過。我懷孕了，我真的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後，還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我希望他能夠生長在一個正常的環境裡……」
聽完她的哭訴我無語凝噎，梁紅早已眼圈泛紅，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去安慰她。對於這裡的現狀，我們無力改變，我們能做的，只是把帶來的一些食物分發給孩子們。
幸福從來都不靠物質來衡量。
搜了搜車裡的後備廂，還有一些牛肉和番茄，我們決定給大夥兒做一頓飯。有人從自己的家裡拿出來鍋碗瓢盆和調料，找了個空地，我們支起爐灶，做了一鍋番茄燉牛腩，簡單但是用心。村子裡的人都聚攏了過來，他們端著碗或者杯子，自覺有序地排著隊，對我們豎起了大拇指。
一頓飯頂不了多久，他們還是會餓肚子，依然會生活在貧困的環境裡，依然會被外面的人歧視。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丟失自己的尊嚴和夢想，以及對生活的熱愛。我們能做的，也僅僅是把加冕公園裡的白人貧民窟、丹尼爾們的故事，通過我們的鏡頭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傷痛。
南非，包容而又對立的一個國度。約翰內斯堡，最美麗的城市，最暴力的城市。這一座城池，立體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雙城記」的故事。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I can fly !
對於南非，我有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劃：我要在這裡，完成中國人的第一次氦氣球飛行。
2009年在雙井，我和梁紅難得一塊兒去看了場電影，皮克斯的動畫片《飛屋環遊記》，讓我倆興奮不已。從那時候起，我們心裡就有了一個夢想：做一次氣球飛行。來到南非，用五顏六色的氣球飛越彩虹國，再美妙不過了。
對於這次挑戰的準備，難度不亞於當初我們要進入馬魯姆火山。找氦氣就費了挺大的勁兒，好不容易搞到後，結果想弄出海關還出了問題，出不來。到了南非，人生地不熟，這東西就更難找了，最後花了大價錢才弄到。
除此之外，乘氣球飛行對地形和當天風速的要求都很高，高原多風、丘陵不便著陸，所以我們只能避開開普敦、比勒陀利亞、約翰內斯堡等重鎮，最後來到了地處平原地帶的烏姆塔塔——這裡是我的偶像曼德拉的故鄉。
但是這裡的條件也算不上太好，勘察地形的時候，我們依然沒找到合適的地方。這塊平原不平，多山，非常不利於氣球飛行。
驅車在路上我一籌莫展，忽然前方金光閃閃，一座寺廟坐落在那裡。這是南半球最大的中國寺院——南華寺。繞著寺院轉了一圈，廣袤的土地，多是農場和荒原。我眼前一亮：「就這兒了。」
佛教和曼德拉，追求的都是平等和寬容。彷彿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把我們帶到了這座華人寺院。寺院的住持彗行法師說：「是緣分把你們帶到了這裡。」
衝著這緣分，這塊場地就是我們可以起飛的地方。
我們租了一架直升飛機勘察場地，在空中看去，這裡依然凶險異常。附近有幾座高層建築，還有高壓電網，搞不好飛行的時候會撞上。不利於降落的地方就更多了，湖泊、柵欄等，都加大了這次飛行的難度。
團隊裡的人看完地形，形成了一個統一意見：放棄。
負責氣象的煙斗給我講了一則他看到的新聞，讓我慎重考慮。2008年4月，巴西一位41歲、名叫阿德利爾·安東尼奧·卡利的神父，希望利用普通的氦氣球升空，為當地宗教活動募款。起飛當天，安東尼奧穿著特製的救生服，還帶著降落傘、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衛星電話等工具，身綁數百個氦氣球，從巴西南部港口城市巴拉那瓜起飛。
起飛8個小時後，安東尼奧與地面人員失去聯繫。原本他計劃飛向西北方向750公里外的多拉杜斯，卻在風力作用下向相反方向飛去。他最後一次聯繫地面時已經飛離海岸線50公里有餘。神父失聯之後，當地馬上出動了直升機和小船搜救，但只發現了部分氣球碎片。
緣分。
三個月後，幾名拖船工人在海上發現了一具屍體，經醫學鑒定人員提取DNA樣本對比，證實了這就是安東尼奧神父的屍體。
煙斗講得很認真，大夥兒也聽得凝重。人在天上，裝備再先進，防護措施做得再好，依然身不由己。
我閉上了眼睛，腦海裡又出現了《飛屋環遊記》裡的場景，繼而是之前的種種極限挑戰：索馬裡的槍林彈雨、奧伊米亞康的極寒露營、切爾諾貝利的無形輻射、馬魯姆火山的熾熱烈焰、太平洋的驚濤駭浪……從當年走出第一步開始，我一直在試圖尋找我的極限，這一次我要挑戰的是飛上天空，圓一個飛翔的夢。我初衷不變，中國人不是不可以，而是不想。
我搖搖頭，說：「不，不管怎樣，得飛。」在實現夢想的途中，有挑戰才有精彩。我決定就在南華寺這兒，就明天飛。
煙斗說：「明天中午12點有強風，不宜飛。」在網上搜出來的資料也顯示，世界上曾有13個人在南非嘗試過氣球飛行，有2個人失敗了。失敗只有一種結果：死亡。我開玩笑說：「我已經想到了好幾種死法：刮到電網上被電死、撞到柵欄鐵絲網上纏死、掉到農場被玉米稈杵死、落到牧場裡被牛群踩死……」
梁紅抓著我的手悄然加大了力氣，一臉的緊張：「老張……要不……不要……」
我摟過她的肩膀，笑著安慰道：「沒事兒的，我這噸位，一般的風吹不走。」我轉頭對小夥伴們說：「明兒早點飛，在強風來之前完成著陸。」
第二天，整個團隊的人都早上6點起來，開始忙活設備，另外又僱用了附近的一些工人，幫我們給數量龐大的氣球充氣。我們事先預估了每一隻氣球的承重量，得二百多隻氣球才能讓我飛起來。計劃不如變化，我們低估了給氣球充氦氣的難度。工人們很賣力，寺院裡很多黑人和尚也都出來幫忙，但是給幾百隻碩大的氦氣球充完氣，已經11點半了。被升得最高的，是一隻黑色氣球，上面印著曼德拉的頭像，迎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