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我帶領一個企業家代表團前往慕尼黑理工大學訪問，參加該校主辦的企業精細化管理培訓。雖然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但訪問中出現的一段對話讓我至今難以忘懷：剛走到大樓門口，一位企業家突然問：「這是大學嗎？」我回答：「為什麼不是？門口不是有牌子嗎？」這位企業家以不信任的口吻反問：「既然是大學，怎麼沒有看到圍牆和門衛？」我回答：「國外的大學都沒有圍牆和門衛。」他似乎在自言自語道：「沒有圍牆和門衛，那還是大學？萬一有壞人進大學怎麼辦？」他的問題令我實在無法回答。
一次，陪同一位學者訪問德國洪堡大學並與校方會談，他提出了幾個問題：「你們大學沒有圍牆和門衛，萬一有閒雜人員進來怎麼辦？你們的安全措施是怎麼落實的？如果非本校學生進來蹭課聽，佔用本校教學資源怎麼辦？」校方回答：「我們不理解什麼是閒雜人員，任何人都有權來大學參觀、訪問、聽課。當然，沒有註冊的學生不能參加考試，也拿不到畢業證書。至於安全措施，有警方來負責，迄今為止並沒有發生過大的暴力案件。至於外校學生或其他人來聽課，我們都歡迎。我們也無權拒絕任何人來大學聽課，因為他們是納稅人。」這位學者繼續問：「外國人並不在德國納稅，也可以來聽課嗎？」校方回答：「當然可以，只要你有時間，有興趣。」問：「為什麼？」校方回答：「我們歡迎各種形式的交流和訪問。」
今年一月初，與一位朋友訪問母校德國萊比錫大學，我建議這位朋友去參觀美輪美奐的大學圖書館。走進圖書館，這位朋友馬上感歎：「你們大學圖書館這麼大、這麼漂亮？這在國內不多見。」我回答：「德國大學圖書館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圖書館的自習室很寬敞，儘管學生很多，但不用占座位，而且還有單間的自習室。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看書。他不相信地問：「我們不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也沒有證件，能進去看嗎？」我告訴他，只管進去，沒有人問你的，更沒有人阻攔。他走了進去，並沒有人詢問他是否有學生證。當然，沒有借書證，無法把書借出來。如果有感興趣的書，可以當場複印，不過，複印需要掏錢。
德國大學的教授待遇很高，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全家沒有任何問題。一般而言，大學教授的工資相當於政府機關的局級公務員，而且多數教授還有秘書、助理等。記得我當年在德國留學的時候，第一次課上的是歐洲法。高大的教授戴著耳麥，講課時在台上走來走去，還放著投影儀。突然，他說了一句：「抱歉，我忘記帶膠片了，一會兒我的秘書就送過來。」我以為自己聽錯了，疑惑地問旁邊的德國同學：「教授也有秘書？」同學回答：「一般教授都有秘書，有的是單獨的，有的是幾個人共用一個秘書。」德國學生反問：「你們中國的教授沒有秘書？」我告訴他：「在我們國家，可能只有非常著名的教授才有秘書。秘書是領導的專利，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這位同學說：「我們這裡恰好相反，只有非常高級別的官員才有秘書，一般的公務員都沒有。」沒過幾分鐘，一位女士風風火火地跑進課堂，把膠片遞給教授，我才確信剛才沒有聽錯。
與德國大學相比，國內大學不僅有圍牆，還有威武的門衛。以北京大學為例，每個學生進入大學必須向門衛出示證件，而圖書館更是嚴格：沒有本校的學生證根本就進不去。大學是全體納稅人供養的，出資人反而沒有權利借閱圖書，也不太容易去旁聽大學課程。這對德國人而言，簡直是不可理喻。莫非是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了？竟然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令人納悶的是，不少中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尤其是大學領導都出國進修或留學過，他們應該瞭解國外大學對外開放的程度。他們起碼知道，國外的大學沒有圍牆，沒有門衛，任何人都可以進課堂聽課、進圖書館閱覽，不管你是不是本校學生。大學如果自我封閉起來，還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豈不是天方夜譚？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認為不合理，去表達抗議。
一所大學要成為一流大學需要多方面的因素，開放的心胸是起碼的基本條件。狹隘地把自己隔絕起來，培養出來的學生要麼高高在上，要麼性格孤僻。儘管學到了很多知識，但大多脫離社會現實，這就是不少企業感歎大學生眼高手低、缺乏實際能力的原因。這些人到了官場上，會把在大學受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帶到工作崗位上，養成高高在上和孤芳自賞的習慣，甚至反過來欺壓當初出資培養他們的納稅人。
因此，如果大學對納稅人不感恩，何以要求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感恩於納稅人？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首先應當拆掉圍牆，取消門衛，讓納稅人能自由進來聽課、借閱圖書，同時大幅度提供教師待遇，讓普通的教授也能請得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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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佩昌，留德學者，經濟史博士，著有《為什麼德國民富國強》《德國式領導力》《歐洲頂級大學傳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