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新加坡國立大學終身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哲學博士、訪問學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題為「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的講座，批判當今的中國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師、家長、學校對學生的期許霸佔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語就是：「今天我以學校為榮，明日學校以我為榮。」（2011年12月22日《武漢晚報》）
應該說，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論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國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為這個「死要面子」，才讓原本是多彩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進了功利主義的怪圈，將學校變成了一個大大的生產車間，將教師變成了工人，將學生變成了產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對於踉蹌而行、飽受詬病的中國教育來說，除了這個「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臉」現象更值得重視。
現象一：為了臉面使勁折騰，結果卻丟了臉面。總是害怕跟不上時代的潮流，總是擔心別人說改革的力度不夠大，於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斷折騰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形式主義。在這期間，基層的教育工作在聲名遠播的「洋思經驗」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從蔡林森的高效課堂到魏書生的六步教學法、從「探究性學習」到「有效教學」、從「特色課堂」到「五分鐘課堂」、從「分槽餵養」到小組合作學習等等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的學習與借鑒中，陷入了「丟了鞋子找不著路子」的困窘與尷尬。而當我們深入到學校的課堂教學實際去看時，卻發現教師還是那些教師，學生還是那些學生，課堂還是那個課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師越來越不像教師，學生越來越不像學生，課堂也越來越不像課堂了。
現象二：打著學術的旗號搞詐騙，沒錢難道就不是好教師？教育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本無關科研。可某些地方卻偏偏出台了諸多規定，比如評高級教師或者教授等必須要有發表的論文或者成果。於是教師們胡亂拼湊、抄襲摘錄，各學術刊物也趁火打劫，規定可以在其刊物上發表文章，但發表人必須出版面費，金額從400元到幾萬元不等。無論你的論文寫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創，只要有關係加有錢，就可以照登不誤。而到了職稱評審時，好不容易獲得了一個「夠條件」教師，又遭遇「必須得有淘汰」的評審規則。既然誰有關係、誰送禮就讓誰過關，誰無人無錢就被刷掉，那麼不跑不送豈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現象三：掩人耳目玩「貓膩」，教師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的教育者，說，「我們沒有理由尊重他們。因為他們既不為人師表又不教書育人，只是在教育崗位上發自己的財」。一邊是從國家到地方有關部門的禁令不斷、雷聲震天，一邊是教師對治理教育亂收費進行公然反抗、「補課」熱火朝天，而且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讓學生、家長簽字證明自己是自願的；明明是教師組織學生集體預訂的教輔資料，到頭來學生不得不說是自己在大街或書店裡買的。而到學校評價教師時，學生又被打了招呼：「測評的時候給老師打分高點啊！」；為了評個班長，家長有時候要破點血本；中考或高考時，老師更是「關愛」有加，不是積極傳授作弊的訣竅，就是動用所有關係爭取指標；學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讀終於撈得了一個大學生的名分，卻苦於工作無著落不得不浪蕩街頭……
現象四：拿著文件規定當作為，相關部門為何心明眼瞎？關於減負的問題，教育部二十多年連續下發了三十多個文件依然未能「減」下來，許多教育主管部門對補課與亂收費的現象往往是或一罰了之，或避重就輕，或乾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放任自流，甚至就連教育廳門前的學校補課也沒有人查沒有人問，這難道不是「補課之風仍然強勁、學生負擔愈減愈重」的根源所在嗎？可中國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杜絕「鼠兒在貓鬚子底下玩把戲」的鬧劇與醜聞不斷上演？
現象五：校長隊伍亂象叢生，領跑教育者啥德行？在這個「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的口號喊得震天動地的時代裡，筆者不敢說所有的校長都是庸庸碌碌之輩，但放眼中國的基礎教育，筆者敢問：有幾個校長是具有學者風度、專家水準、大家風範的？有幾個校長是真正有品行有學識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辦好的人？校長的任命有幾個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通過請客送禮、現金交易獲得校長寶座的？他們除了會場、酒場、關係場，平常都在忙些什麼？他們除了追求個人權力和利益，還有更高遠的追求嗎？更為可笑的是，有些校長把自己看作是學校的權威、權貴的象徵，甚至把學生能和自己「共進晚餐」作為對學生天大的恩賜——無怪乎不少教師已經淪陷了師德，出現拉關係、搞鬥爭的齷齪；無怪乎現今學生「拼爹」成風、以「官」為榮，教育事業由這些「死不要臉」的人來統領，豈能不蠅營狗苟、污濁不堪？
現象六：把學生當道具，中國人的「奴性」咋煉成？為了應付上級領導的衛生大檢查，學校趕緊發動全校師生大掃除；為迎接某一級重點中學驗收，要求學生捐出幾本書給學校圖書館以充數；為對付減負工作領導小組的督查，教務處立馬將六天的日程表改成五天的，並責令班主任要求學生用統一的口徑回答督查組的提問；再就是為取悅台上領導，教學生三番五次練習鼓掌，哪怕學生一百個不情願，哪怕手掌鼓得又紅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這般下來，奴性因子豈能不深深植根於學生年幼的心中，豈能不從小就練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馬的本領？按照魯迅先生的邏輯，這種做戲又與俄國的「虛無黨」大不同，人家的是「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是——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這樣的教育與陶行知先生倡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教育觀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虛華與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臉」的無畏和無恥。這樣的教育哪裡還有靈魂和真諦？又如何能夠撐起中國的明天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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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明，致力於教育發展研究，曾著長篇小說《教誤》，短篇小說《激情無罪》《殘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