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當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會慢慢衰減，「人性」才會逐漸回歸。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開創者，也是盛唐的毀滅者，實現「開元之治」的是他，導致「安史之亂」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後出現了英明與昏庸、勤勉與怠惰、儉樸與奢侈的不同特質。在其執政後期，由於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宮內，泡在華清池裡，李隆基身上只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沒有了「人性」。
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佔潼關，進逼長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嬪妃、公主、皇孫，於十三日凌晨，帶著楊貴妃姐妹、部分皇親國戚、朝廷近臣及親信宦官，在幾千禁軍護衛下，打開禁苑西門——延秋門，倉皇逃亡了。
這個年邁的皇帝，危急之際，曾經的良知似乎甦醒了。逃亡途中，楊國忠要焚燬國庫，李隆基制止道：「賊軍來後得不到，必然加重對百姓的搜刮，不如給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楊國忠要過河燒橋，李隆基責備道：「士庶（官民）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撲滅再趕上隊伍（《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殘存的人性如螢火寒星，散發出可憐的微光。一行人蹣跚行至咸陽附近，向來養尊處優的公主、皇孫們，飢渴難耐，李隆基只得親自找到百姓門上討飯吃：「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天寶亂離記》）百姓還是通情達理的，一看他們的領袖淪落到如此地步，於是「爭獻糲飯，雜以麥豆」。這些平日吃膩了珍饈佳餚、山珍海味的皇孫們，此時才體會到什麼是飢餓，「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從來不曾嘗過艱辛的李隆基，此時的舉動著實令人動容。他吩咐從人給百姓付了飯錢，並表示感謝與慰問（《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
此時，一位名叫郭從謹的老人主動向玄宗進言，核心思想是，皇上聽不到真話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讚賞玄宗執政前期的任人唯賢，正因為重用說真話的宋璟，「天下賴以安平」。而到執政後期，官員們不是「以言為諱」，就是「阿諛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壞人，皇上與外界隔絕了，以致「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與地方、朝廷與百姓，遙隔雲山幾萬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識之士，雖有「區區之心」，但因「九重嚴邃」而「無路上達」。如果不是皇上落難至此，一個鄉下老農怎麼可能見到九五至尊並說出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此番言論，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說是進言，近乎教訓。玄宗聽後，不僅沒有龍顏大怒，反而感慨萬千：「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
郭從謹老人的進言，當然不可能像《資治通鑒》記載的那樣文縐縐，這大抵緣於司馬光等人的語言加工。不過司馬光作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這樣的「花絮」，也是期望後來的柄政者以為鑒戒。按照我們劃分「政治面貌」的傳統，郭從謹只是普通「群眾」，唐玄宗則是偉大領袖。普通群眾教訓偉大領袖，這種互動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時期一則「群眾」教訓「領袖」的故事寫過一篇《趙光奇的千載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匯報》）。的確，如果不是與皇帝有關，皇皇史冊怎麼可能為趙光奇、郭從謹這些小人物留下版面。
漫漫幾千年專制社會，皇上寓身大內，高居九重，且不說高牆阻隔，只因身邊嬪妃環繞、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為之君，自然會沉溺於口含天憲，皇權無極，鶯歌燕舞，紙醉金迷之中。這種文化似乎特別易於傳承——皇朝已經消失百年，一些官員仍然保持著皇家威儀，深府高第，戒備森嚴；清山封路，交通管制；精心導演，製造政績；民眾上訪，如臨大敵。群眾見領導而不得，領導怕群眾如猛虎。以此可見傳統的頑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這個開元盛世的締造者，竟然乘輿播遷，顛沛流離。李隆基又是幸運的，落難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幫助，聽到了百姓的諍言。正是由於落難，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貴，奸佞之誤國。可惜的是，在接下來的馬嵬坡事變中，人們只記住了楊貴妃的紅顏薄命，卻忽視了六軍不發的民意軍心。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547572.html
（安立志，山東省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副院長、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