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是2006年，香港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所大學的教授，發現自己的信箱裡面有一萬元現金，一看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夠把考題和試卷賣給自己。當然，教授報警，這位來自內地的學生最後入獄。在香港，行賄和受賄一樣，同樣也是嚴重罪行。
這件事情在香港引發很多議論，尤其是在校園裡。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們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不是不敢這樣做，而是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他們想不通為何有人敢於這樣公然挑戰法律。原因很簡單，用廉政公署前官員的話來說，就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賄是不對的，不應該做。
一些來自內地的同學也覺得不可思議，認為這個教授不近人情，居然舉報了，是不是害了這個學生。因為如果對內地有所瞭解，都知道在高校裡面學生這樣做是一種潛規則，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絕情。
聽完這些討論，我想，如果是我，我會怎樣？當然，如果我是學生，我想也不會用這樣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廣告看得多，相關的新聞看得多，知道不要說給公職人員好處是犯罪，就算是私營公司，為了達到目的而塞好處，也會被請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甚至被法庭判坐牢。2003年，一名香港的娛樂記者，為了獲得一部電影的獨家拍攝畫面，給了保安三百元溜進片場，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
但是，如果我是收到錢的老師，我可能會在如何處理上有所猶豫，到底是把這當成罪行舉報呢，還是把錢退回給學生，同時告誡一番？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我相信，來自內地的這位學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香港，行賄和受賄一樣，是一種罪行。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如果不收錢不報案的話，未來這個學生就不會再使用這樣的方法嗎？難道她不明白，利誘別人犯罪，是一件無法讓人容忍的事情嗎？如果老師接受了，就會助長這種罪行的蔓延，哪怕別人不知道。因為這個學生未來還會繼續使用這樣的方法，同時，未來可能主動或者被動接受這種方法的老師又多了一個。
在行賄已經是罪行的情況下，如果知情不報，除了縱容罪行，其實也是在藐視法律。在法治社會，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做了，就要承擔後果。所以，即便會猶豫，但是我會做出和這位教授一樣的選擇，正如他說的：「必須維護學術的尊嚴和正義的原則。」
我寫了一篇文章，並且在微博上有不少討論。原本我以為，這是一個常識，行賄本身就是一種罪行，必須和受賄一樣「零容忍」。但是從網友們的留言，包括一些內地同行，都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最多的理由：行賄是迫不得已，如果不行賄，可能連基本生活都受到影響，孩子上學，去醫院看病，在別人都行賄的情況下，自己不這樣做，連基本服務都享受不到。
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也是這樣的，去公立醫院、政府機構，如果不給紅包，就會受到刁難。但是，現在的香港已經不是這樣了，不管是服務者還是被服務者，很清楚各自的定位以及權利職責。為什麼香港做得到？就算所有人都這樣做，錯的，也不會變成對的。就算不敢反抗，但如此理所當然，是不是很不對勁？
還有一種理由，如果行賄者定罪，那就會減少舉報的機會。其實就算行賄者不定罪，如果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有多少人會去舉報？如果舉報是因為對方收了錢不辦事才去舉報，用廉政公署前官員的話來說，這樣的行賄者不處理的話，那他未來就會去賄賂其他人。
其實舉報很多時候並不是來自於行賄或者受賄的人，而是周邊相關聯的人。這兩天在新加坡，聽朋友說起他女兒讀書的學校校長被調走，接受反貪局的調查了。原因是有人懷疑，這位校長和一家旅行社有利益關聯，每次學生外游，收費都要比其他旅行社高，而且一直找這家公司。朋友估計，舉報的應該是學生家長，他雖然在去年已經覺得不合理，但只是讓女兒退出學校的活動而已，並沒有想到要去舉報。而現在，回頭再想，其實舉報的好處，能夠把可能的貪污罪行曝光，而曝光的結果，就是未來可以警醒其他人，而且讓自己的女兒生活在一個更公平的環境裡。
我一直記得香港的一名議員講的一句話：在香港，我為何要請官員吃飯？商家請官員吃飯，聯絡感情，說到底是為了從對方那裡謀取利益，這個利益遠遠大於他們的付出，因為官員手中有權。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們像香港的官員那樣，沒有辦法直接透過批示給某個人好處的話，還有請客吃法送禮的必要嗎？
所以，除了讓社會具備共識：行賄受賄是犯罪，更重要的是制度設計，制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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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丘露薇，著名記者、主持人，曾供職於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