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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制度性流民

古代中國兩千多年,每次社會大動盪的先兆,都是出現了大批脫離土地的流民。而避免流民成批的出現,安置流民,也成為使社會轉危為安的一種必要措施。當今之世,在城裡打工的農民工二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流民。他們很多人在城裡長大,對農村生活已經相當陌生。即使跟爺爺奶奶留守在鄉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不懂怎麼幹農活。這樣的農民工二代,城市不是他們的家,農村又回不去,回去也生存不了。他們對農活的陌生,一點不亞於城裡的孩子。他們跟他們的父輩完全不一樣,父輩進城,僅僅是為了掙錢,掙夠了錢,回家蓋房娶媳婦,為此,城市對他們再歧視,受的苦再多,他們都可以忍受。但是,農民工二代是回不到農村的一代人,他們比他們的父輩更熟悉城市生活,也更喜歡城市,但他們所在的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喜歡他們,城市的一切,包括他們父輩蓋的高樓大廈,跟他們都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比他們的父輩更忍受不了城裡人的歧視,也更難以忍受在城市裡的外來人地位。但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城鄉的二元結構,由於戶籍制度,他們根本沒有可能改變這種尷尬。可以說,他們屬於制度性流民,城裡安不下,農村又回不去。

我們看到,農民工二代,不像他們父輩一樣能吃苦。建築工地上工資比較高的活計,基本上還是他們年齡漸大的父輩在做。而他們自己,一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卻喜歡選擇做保安,一個月千把塊錢。儘管工資能相差三到五倍,但只要工作清閒就行。還有好多人游手好閒,學城裡人啃老,一天到晚什麼都不做。當然也不乏走向犯罪道路的,這些年農民工二代犯罪率之高,令人吃驚。

應該說,他們中的多數人所受的教育,比起他們的父輩,更成問題。父母進城打工,把孩子放在家裡留守的,每每失於管教,除了少數人之外,大多成長過程都有問題。帶進城裡的,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學校。這樣的打工子弟學校,多數就是起到一個看孩子的作用,教育往往談不上。這樣的教育背景,使得農民工二代出現今天這樣的狀況,一點都不奇怪。

更大的隱憂是,這些農民工二代,是絕望的一代。不像他們的父輩,打工掙錢蓋房就心滿意足了,他們有更高的追求,但卻無法實現。在一個戶籍壁壘森嚴的社會,社會階層日益固化,這一些沒有資金、受教育程度差、沒有背景、沒有親屬網絡的人,生活在對他們懷有敵意的城市裡,能有多大的前途呢?哪裡能找到他們成功的道路呢?

顯然,這些制度性的流民,對城市滿懷敵意、淪為城市邊緣人的農民工二代,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隱患。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盡快想辦法打破制度的壁壘,提供必要的條件,比如提供合適的職業教育,解決他們創業的困難,盡快讓這些農民工二代安定下來,那麼,在今後的社會變遷中,稍有動盪,就很可能會出大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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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武夫治國夢》《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