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托尼，在西安創辦「黃河慈善廚房」，2005年以來幫助了不少流浪者。他的善行媒體曾多次報道，從西安的《華商報》，到廣州的《南方都市報》，相關報道我都讀過；近日又在北京的《三聯生活週刊》上讀到《托尼和黃河慈善廚房》。每次我都很感動，這次忍不住要說說自己的感想。
最令我感動的不是托尼的人生選擇——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有福不享，卻賣掉公司、莊園和跑車，到陌生的東方來「修行」；不是他的慷慨無私——已在歐亞多國捐資逾千萬元人民幣助人，自己卻過著極其儉樸的生活，連空調都捨不得用；這樣做是踐行他的信仰。他信佛，想想佛陀視王儲的富貴尊榮如糞土而出走求道，托尼這樣做便並不奇怪。最令我感動的也不是他做公益的理念——「按照托尼的想法，慈善廚房的標誌，就像一塊石頭投到水裡，會產生漣漪效應，志願者都是被這樣感染而來的」；不是他的從容心態——托尼將做公益比作「抓猴子」，你看到猴子想抓它，如果你跑上去，猴子就會立刻逃掉，但如果你慢慢靠近，你成功的機會就很大。
最令我感動的是他的善良，即發自內心的對每個人的尊重，真誠地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選擇。
相對容易的，是對志願者的尊重。「托尼從來不會對志願者提什麼要求，你一周來一次或者一個月來一次都可以，不要因為做志願者而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壓力。」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行善由衷率性，沒有作秀，遠離偽善，那就是心靈的自我淨化。
對需要幫助的人，托尼更是十分細緻體貼地呵護他們的尊嚴，就像「托尼只有兩雙鞋，夏天的涼鞋，冬天的登山鞋。黃河慈善廚房面向的只有兩類人：希望為他人服務的人（志願者）與需要幫助的人（流浪者）」。
有人說，我不能幫他們（流浪者），他們在老家有房、有車。托尼說：「我們不去判斷誰是真的，誰是假的，現實是大部分流浪者是真的，我們可以幫他們，這個事情就有意義……」
有志願者曾經鼓勵流浪者去工作，但托尼並不認可，他說：「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比如殘疾人、老人或者智力有問題的人，他們沒辦法選擇，也有人暫時不想改變，那麼，由他們好了，我們的工作只是給他們提供服務。」對新來的志願者，他會交代，不要問對方為什麼要乞討、為什麼不去上班等。現在黃河慈善廚房的志願者們，已經做到充分尊重來吃飯的人，眼神看著對方，甚至用雙手遞食物，並且不拿手機拍照或錄像，不問為什麼來這裡之類問題。
這種對他人人格的尊重，是行善者最寶貴的品質。
按說，依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普通人的生活常識，做到這一點，至少是理解這一點，並不難。
孔夫子說過：「貧而無諂，則未若貧而樂。」窮人要達到安貧樂道的境界，恐怕比「貧而無怨」更難吧。他又說「富而無驕，易」，「未若富而好禮者也」。富而不驕，不炫耀，不財大氣粗，其實不容易；富而有禮，平等待人，謙抑自牧，更不容易。但孔夫子的話分明為中國的窮人和富人各標示了值得推崇的人生境界，具有價值尺度的意義。《禮記》上窮困者寧願挨餓而不接受「嗟來之食」的故事，更是形象生動地教育人們，應該尊重受助者的感受。
從生活常識講，許多民間故事告訴我們，英雄也有落魄時，什麼伍子胥吳市吹簫、秦瓊賣馬、楊志賣刀、鄭元和淪落丐幫，不一而足。興階級教育和憶苦思甜時，「逃荒討飯」是必不可少的控訴詞。改革開放之後，印度電影《流浪者》風靡一時；台灣作家三毛作詞的歌《橄欖樹》更是唱響中國，人人都會哼哼「我的故鄉在遠方」。重新確認宗教信仰自由之後，人們更理解了那些托缽僧、苦行僧行乞化緣的行為。有人流浪是生活條件所迫，有人流浪是志趣所在，無論如何，只要不違法犯罪我們就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
托尼沒有讀過孔夫子的教諭，也不知道雷鋒是何人，他的偶像是生活儉樸的聖雄甘地和終生助人的特蕾莎修女。可見，良善的標準是全人類共通的。但是，為什麼托尼的態度在中國當下顯得那麼難能可貴呢？
在我看來，一是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思維方式仍舊影響著人們，習慣於把人往壞處想（「有罪推定」），追問動機。現實中確有借乞討生財的，甚至挾制未成年人和殘疾人做道具，但這樣的人自古就有，不能以少數人和個別案例就推定流浪者都是壞人；二是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所謂「社會主義原則」絕對化，抹殺個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如果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絕對化、狹隘化，那與希特勒殘害猶太人和殘疾人的理論有多大區別？三是與追求社會秩序的整齊劃一觀念有關，就像有些城管見不得任何流動攤販，不少人反感流浪者，包括那些街頭賣唱賣藝的「乞討者」一樣。
報道說，來慈善廚房領包子的有市區裡領著「低保」的鰥夫，有來自河南、吉林等地遭遇家庭變故的年輕人，也有為治病傾家蕩產的老人，還有喜怒無常的精神病患者。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們本該以兄弟姐妹之情關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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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著名雜文家、時評家，非虛構文集叢書《白紙黑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