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覺得日本人賞櫻花其實是有儀式感的，高級文人跟一般大眾不一樣，有點像我們清明或者中秋賞月一樣。他們每到賞花季，老百姓就坐在樹下鋪個蓆子，然後在地上吃喝玩樂鬧，甚至還唱卡拉OK，跟滿樹櫻花其實挺不搭的，從風雅角度看會覺得煞風景。但在這之外還有另一種玩法，就是很風雅的茶會。
馮唐：茶席。
梁文道：對，擺茶席。像以前最有名就是豐臣秀吉23在北野天滿宮擺那種五千人茶席，當時看的是梅花。但歷史上認為那種看法很庸俗，因為人太多太鬧，理想的賞花茶席是十來個人，而且拿把扇子，得寫詩吟詠一番。過去中國人賞花也是這樣，不談生意也不談藝術，就是一種純粹的超然物外，沒有任何目的地游賞。我覺得現在日本賞櫻花已經賞出一種政治性的東西了。
竇文濤：怎麼說？
梁文道：比如今天很多人一談起日本跟櫻花的關係，馬上就想到生命、死亡、武士道等。武士道最喜歡談櫻花，櫻花那麼早就落下來，全死去。當年他們號召“神風特攻隊”的時候，每個人都講櫻花，要你們像櫻花一般，在生命最燦爛的時候，“啪”一下落下去，然後滋養偉大的“皇國神土”。櫻花在日本變成一個很軍國主義的象徵，被賦予了政治含義。
在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日本民眾都喜歡帶上親屬，邀上友人，攜酒帶餚在櫻花樹下席地而坐，一邊賞花，一邊吃喝玩樂鬧，甚至還唱卡拉OK。
北野茶會是豐臣秀吉與千利休合作的最高峰，也是茶道史上僅見的大場面。1587年，豐臣秀吉發佈文告舉行大茶會。文告一出，應者雲集，在茶會當天，茶席達到800之多。北野大茶會是空前的茶道盛典，可以看出當時茶風的昌盛，而這次盛會對茶道普及的推動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神風特別攻擊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為了抵禦美國軍隊強大的優勢，挽救其戰敗的局面，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要求，對美國艦艇編隊、登陸部隊及固定的集群目標實施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
梁文道：所以都把花跟政治越搞越緊密，整個花的意義全變了。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
——[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
近代日本著作家及評論家在向西方介紹日本的“情義”時，往往對“情義”的內容有所選擇和加工，最後稱之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有理由說，正是這種介紹引起了人們的誤解。武士道這一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蘊含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義”的具體內容那樣複雜多樣。它是評論家們靈感的傑作。由於武士道與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現在軍國主義領導人都已名譽掃地，於是人們對武士道的內涵也產生了疑慮。當然，這不是說日本人今後就不再“懂情義”了。而是對西方人來說理解“情義”的真正內涵比以前顯得更加重要了。把武士道和武士階級等同起來也是造成誤解的原因之一。“情義”是所有階級都必須遵從的道德規範。在日本，與其他的義務一樣，身份越高，所承擔的“情義”就越重。比如，日本人認為對武士的“情義”就要比對平民的“情義”要求高。外國觀察者則認為，似乎“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社會對他們的回報最少。在日本人看來，“回報”多少的關鍵在於自己在他那個圈子裡是否受到尊敬。只要受到了充分的尊敬，那他得到的回報就是巨大的；否則的話，那些“不懂情義”“無情無義”的人只能得到同伴的藐視和厭惡。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
馮唐：其實花就是花嘛，女人就是女人，不用想得很複雜。最開始賞花的意味就像《論語》裡說的，幾個人到風裡去，到花香裡去，體會一下比我們人類短暫的生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