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有時候很奇怪，比如作家在一塊兒誰都不談寫作，畫家在一塊兒誰也不談繪畫，談的反而都是些飲食男女的話題。有人感慨說現在藝術家在一起都不談藝術了，你說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是同行相輕，還是不好意思說真話？
梁文道：我覺得很正常，因為有時候也許知道各自的藝術觀、對事物的看法相差太遠，免得坐在一起談下去傷和氣，還不如瞎說，這女人怎麼樣那男的怎麼樣，不如說這個。
馮唐：我觀察到有三種情況，一種是相差特別遠，大家沒啥可談的，君子和而不同，別談了，談談花吧，對著一棵櫻花樹談談八卦，我覺得也挺好；第二種是大家太熟了，太明白了，都知道各人的苦，就不談了，索性放鬆放鬆，今天不談事兒，不看手機，就好好品品這三瓶酒；第三種有共同的價值觀、寫作觀、人生觀，這時候可以談談，比如上次我見格非21，第一個問題就問他，你現在這個歲數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了，驅動你寫作的動力是什麼？他是早我十年寫作的人，我想知道到他這個歲數他是怎麼想的，這也是一種交流。
1994年後的一段時間，就沒動力了。有個時代的氣氛在那兒，90年代文學完全市場化以後，作家普遍都很擔憂。我們在海南開過一個會，大家討論的唯一問題就是作家們以後會不會被判死刑，作家們在商業化以後會不會餓死。從1994年到2003年，我什麼都不寫。我不知道究竟該幹什麼，寫給誰看，有誰來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寫，自己就不要再丟人現眼，算了吧。後來重新寫也有很多原因。經過十年的思考，終於想清楚了一些問題。讀了很多的古書，沒有白讀。比如黃宗羲問過，國家都滅亡了，你還要做學問幹什麼？他的回答是，雖然國家亡了，但是三百年以後還會有聖人出現，他還要提供自己的智慧，可以等待後來的人發掘。這是他當時對自己的寫作，給出的一個答案。我也一樣，不需要在乎一些東西——名聲有多大，是不是適合這個時代，都沒有關係。假如提供了一流文本，對未來的影響誰都不能抹殺。
——格非
竇文濤：他怎麼回答？
馮唐：他當時沉默了很久，說我現在反而是回歸到閱讀和寫作的簡單樂趣了，很有可能你寫過幾年之後，也會發現原始的那種寫作動力慢慢地在減少，就像人憋了一泡尿，死活想去洗手間，真正撒了幾分鐘後，會覺得壓力減少了好多。
竇文濤：這時候就可以慢慢尿一泡，靜心享受一下尿尿的樂趣。
馮唐：比如看看小便池上那個廣告，哈哈哈。
竇文濤：大家在一塊兒聊什麼其實是個很重要的事兒，我想請教一下文道，當年法國巴黎那種藝術家的圈子，文采風流，很多都是畫家在一起組織的沙龍，他們在一塊兒聊什麼呢？
梁文道：會談藝術，也會談文學。
竇文濤：甚至會爭會打起來，是吧？
梁文道：所以老吵架嘛。巴黎沙龍文化最盛的時代，除了啟蒙時代、大革命時期之外，差不多就是十九二十世紀那段時間，一天到晚各種各樣的沙龍聚會。畢加索在20世紀初去巴黎看到的是什麼呢？天天對罵，天天吵架。比如弄一個超自然主義者宣言，剛出來聯署了20個人，第二天就鬧翻了，說我們是真超自然主義者，你們是假的，就這樣。所以，藝術家在一起要想交朋友，還別真老在一塊兒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