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一城而終老

竇文濤：我有個良師益友，畫家，你們也認識，劉丹11老師。他在美國住過好多年，最後還是回到北京來畫畫。我跟他說我就喜歡在外國住，就盼著能在紐約住幾年。他說那樣你會覺得特別孤單，舉目無親。我說我平常就挺自閉的，在北京我也待家裡不出門，所以沒關係。他說在北京你儘管不出門，但是你知道你熟悉的親朋好友就在不超過十公里以內，你也許不找他們，但他們在你周圍。他說你真到了紐約，那叫孤懸海外，甚至會有荒涼的感覺，在那樣一個城市，你一個人，誰跟你都沒有關係。

馮唐：沒錯，就像一首詩寫的，誰寫的我忘了，大概是「我走過你的樓，遠遠地向你招招手，也不見得見你，也不見得讓你知道」。不見的人，有可能是初戀，有可能是老情人，也有可能是像咱們這樣的朋友。你想這傻子現在幹什麼呢，就招招手，感覺很溫暖。我覺得北京特別好玩的一個事兒是變化太快了，在我成長過程中，反反覆覆地體會到這些變和不變。比如東三環，我原來上中學騎自行車，從垂楊柳過雙井，一直到白家莊，然後再騎回來。一路上，春天來了，樹發芽了，柳枝垂下來。正好旁邊一個女同學跟你一塊兒騎車，她大致在那個時間從街角轉出來，頭髮挺長，柳條跟頭髮一塊兒飄。現在你再騎車過去，什麼都沒有了，你也不知道她上哪兒去了，樹也死了，可就是這些可能一點意義都沒有的東西，讓你覺得好像來過一趟這個世界。

竇文濤：你還是喜歡有歸屬感。

馮唐：可能小時候安全感太少了吧。我不知道，反正覺得這種感覺很有意思。我喜歡知道每一個街角的來歷。

最近三次回北京，沒有一次見到藍天。沙塵暴裡，坐在啤酒杯子裡，我問一個老哥哥，會遷都嗎？老哥哥說，我們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我問，北京會變成沙漠嗎？他說，我們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所以，還是回北京。後海附近整個四合院，不太現實。中等規模的四合院，佔地五六百平米，基本住了八九戶人，不找三四個打手，沒上千萬，請不走。磚木結構，倆小孩兒牆根撒泡尿就塌了，抹平了重蓋，周圍二三十個老頭老太太找你麻煩。還是在城鄉接合部找一塊農民宅基地，自己人設計，自己人當工頭，自己人畫畫補牆，我自己住。我問，只租二十年，二十年之後怎麼辦？老哥哥說，活這麼大，我明白一件事，十年之外的事情，不想。

北京雖然已經不適合人類居住，但是還適合我思考，還能讓我混吃等死，靈魂不太煩悶。

——馮唐《活著活著就老了·擇一城而終老》

竇文濤：我想起北島，他在某種程度上給自己的一個身份定位是漂泊者。他多年在國外遊蕩，甚至覺得詩人就應該是這樣遊蕩的。

梁文道：但問題是他最後還要寫《城門開》，最後還是要到北京。就算不回來定居，還是要把小時候認識的那個北京在腦海裡構思出來。

竇文濤：北島寫他多年之後回到北京的那個詩，我覺得挺有感情的。

梁文道：所以還是會有鄉愁。我跟你比較相似的是，我們都沒有太強烈的故鄉的牽扯。

竇文濤：我覺得我是片無根的飄萍。

馮唐：不能這麼講。

梁文道：女人聽了，會想這是個什麼樣的男人，哈哈哈。

竇文濤：是啊，當年促使我選擇新聞工作，就是有一個人的名字對我起了暗示作用。

馮唐：邵飄萍啊。

竇文濤：沒錯（笑）。

飛機降落時，萬家燈火湧進舷窗，滴溜溜兒轉。我著實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燈光足球場。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關，三個陌生人舉著「趙先生」牌子迎候我。他們高矮胖瘦不一，卻彼此相像，在弧光燈反襯下，有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影子。歡迎儀式簡短而沉默，直到坐進一輛黑色轎車，他們才開始說話，很難分辨是客套還是什麼，燈光如潮讓我分神。

在兒時，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舉個例子：我家鄰居鄭方龍住兩居室單元，共有三盞日光燈：客廳八瓦，臥室三瓦，廁所和廚房共用三瓦（掛在毗鄰的小窗上）。也就是說，當全家過年或豁出去不過日子的話，總耗電量才不過十四瓦，還沒如今那時髦穿衣鏡環形燈泡中的一個亮。

這在三不老胡同1號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遠低於這個水平。我的同學往往全家一間屋一盞燈，由家長實行「燈火管制」。一拉燈，那功課怎麼辦？少廢話，明兒再說。

燈泡一般都不帶燈罩，昏黃柔潤，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暈，抹掉黑暗的眾多細節，突出某個高光點。那時的女孩兒不化妝不打扮，反而特別美，肯定與這燈光有關。日光燈的出現是一種災難，奪目刺眼，鋪天蓋地，無遮無攔。正如養雞場夜間照明為了讓母雞多下蛋一樣，日光燈創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寧，心煩意亂。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臉光板鐵青，怎麼塗脂抹粉也沒用。其實受害最深的還是孩子，在日光燈下，他們無處躲藏，失去想像的空間，過早邁向野蠻的廣場。

——北島《城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