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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與朱天文:文字與影像(14)

侯:《千禧曼波》是六部系列作品的總名稱,《薔薇的名字》只是第一部。我們一開始的目標是借由網站創造出以台北為中心的一個系列,用電影去發展一個樹狀的關係圖,拍出台北不同年輕人的故事。如果一開始就用數字攝影,現在這個計劃可能已經完成了,因為數字攝影快又便宜。如果用傳統的攝影機,需要空間放設備、技術支持,很費時間,沒辦法抓到我剛剛說的那種快速的改變。數字攝影更貼近他們的生活步調。

不過我的攝影師也指出,將數字攝影轉為電影也很貴。拍攝的時候可能可以省錢,後期製作過程中花費卻可能加倍。因為數字仍然是相對實驗性的,我們不想冒那麼大的風險。時機還不成熟。假使我們照一開始的想法採用數字攝影,有可能六部作品都拍完,但還是達不到原定計劃,因為還要把投資人考慮進來。即使我們想拍真實故事,也不能完全用非職業演員,還是要選角,還是要知名度高的演員。現在既然要選角,就會出現時間差。所以很難。如果第一部成功,也許後面幾部可就以嘗試新的方式,要是一切都行得通,接下來就可以用十年時間來拍攝台北的故事,這個概念甚至可以推展到其他城市,像是香港、上海和東京。

●──您的電影高度詩意且具描繪性,有著沉思冥想一般的風格。除了沈從文,是否有其他的作家影響了您的視覺風格?

侯:早年我讀了很多武俠小說。通常我喜歡的作者我就會上上下下把他的作品全部找出來看。後來發現金庸[19]是集大成也是最好的。我也看很多其他的類型小說,像是老的言情小說,一路下來。不過有足夠力量能夠深刻地抓住我的不多。除了剛剛談到的沈從文,還有汪曾祺的一些短篇小說也很感動我。

除了中文的小說,我也讀了很多歐洲和日本的作品。因為每個國家的地理、社會和政治環境都不一樣,每個偉大作家都有自己的特殊視角。現在我覺得歐洲的文學作品很令人驚訝。

●──您談及武俠小說對您早年的影響。因為近來《臥虎藏龍》的成功,似乎出現了對武俠小說和電影的新興趣,像徐克的《蜀山傳》、張藝謀的《英雄》,似乎每個人都投身這個浪潮。您有計劃拍攝武俠或武術電影嗎?

朱:實際上,我們有!我不懂他以前為什麼不拍武俠電影,因為他看得非常多。

侯:就跟拍攝《海上花》背後的原則是一樣的。我從沒嘗試拍武俠電影是因為很多技術上的困難和限制。電影的拍攝技術和我想像中的武俠世界落差太大了。我讀過許多武俠小說,我覺得我已經超越它了。對我來說真正的困難還是尋找一個角度,我總覺得我想要的是更新、更有現代感的方式。雖然現在我們計劃拍一部武俠電影,但不打算改編當代的作品(例如金庸),而會拍更早以前的,其實更為前衛的作品。

朱:我們想改編《唐人小說》聶隱娘的故事。

侯:我覺得唐朝人其實更前衛,不為傳統所限,可以逃脫儒家的道德規範。視野其實更大更具現代感。

朱:從我認識侯孝賢的時候他就總是在談武俠小說,特別和他的童年以及你們剛剛談到的「幫派文化」有關。那是因為他小時候就特別受到「俠義」這個觀念的影響,或是我們常說的「義氣」。如果我們要拍一部武俠電影,侯孝賢一定會從俠義的角度來拍。不過聶隱娘這個女刺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跟我們熟悉的傳統武俠小說的角色都不一樣。她的故事並不那麼環繞著忠誠或是俠義的概念,她其實是很現代的一個女性。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你們某些早期電影像是《南國再見,南國》就是在描繪現代的「俠」?

侯:(笑)我想你是可以說,這些角色確實是現代意義的遊俠。不過我拍愈多電影,這個概念變得愈邊緣化。這種邊緣化,其中一個意義就是我得以保留一種純然的俠的角色,如果你留在「中心」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台灣經過劇烈的改變,今天的主流全都是關於權力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有興趣刻畫邊緣人的角色。

這也是我會想改編《聶隱娘》的根本原因,它和傳統的武俠、遊俠小說多有不同。小說中蘊含道家思想,每當主角試圖逃脫傳統習慣規範時也就關涉俠義。

朱:也許有人會想侯孝賢讀了那麼多當代的武俠小說,他會環繞著俠義和兄弟義氣拍出一部更為傳統的電影,但我們選了《唐人小說》中的聶隱娘。她代表了跟俠義非常不一樣的另外一種東西。我的感覺是讀她的故事有一種現代意識。

侯:《聶隱娘》開頭是一個尼姑經過一座大宅院,看到一個約十歲的小女孩。尼姑想把小女孩帶走,女孩的父母當然不同意。一天晚上,半夜,小女孩失蹤了。她直到十年之後才回來,那時候她已經十八歲了。

朱:她失蹤這段時間都和尼姑習武。故事用很長的篇醴描述尼姑如何教導聶隱娘……

侯:就傳統說來,訓練的中心思想應該是除惡、拯救人民於水火。但這個故事採取完全不同的角度,因為聶隱娘從小被教導當刺客,可是有一天她執行任務時動了惻隱之心,對於刺客這件事懷疑了、動搖了,所以她的武功一夕間瓦解。她腦袋還隱藏了一個匕首──是尼姑把它放在那裡,好讓她隨時把它拔出來,但一夕間都不管用了。這和傳統武俠小說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