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舒淇，很多香港、台灣、亞洲的演員共同的問題就是排斥演出情慾戲，但去避開這個東西就會更不像。像拍《南國再見，南國》，我拍了十八萬英尺，還是覺得很多東西捕捉不到。
現在《千禧曼波》終於拍完了，但在剪接的過程中發現很多以為已經解決的問題還是一樣發生，你感覺不能做到。現在就是重新調整。
●──除了執導電影，您還擔任多部重要電影的製作人，包括吳念真的《多桑》，還有張藝謀1991年的得獎之作《大紅燈籠高高掛》。尤其後者，當時台灣解除戒嚴僅僅四年，堪稱空前的跨越海峽兩岸的合作。您能不能談談兩部電影中您扮演的角色？
侯：我那時候的製作人年代公司的邱復生非常想跟張藝謀合作。因為出席各種國際電影節，我和張藝謀變得很熟，我就幫邱復生居中牽線。我單純是掛名監製，這部片子完全是張藝謀的電影。
我記得跟他在北京見面討論劇本。那時他邀了北京電影協會的倪震寫。我告訴他們因為台灣和大陸經驗上的落差，我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的，除非我完全用張藝謀的方式思考。如果由我來拍一個類似的故事，我會把重點放在那個大家庭，就像《紅樓夢》描寫的那樣。我喜歡發揮的是各房之間微妙的關係，還有那些大宴會場面檯面下的衝突。這種角度複雜很多，那些細節很吸引我。但張藝謀選擇拍故事，而且採取徹底風格化的詮釋方式。那種方法不是我要的。我一直很堅持用直覺應該用的方式去拍電影。在技術上也許有可以給意見的空間，但大陸和台灣畢竟不一樣，我進不去他們的世界。關於服裝、美學觀點甚至電影的表現形式，我完全尊重張藝謀的風格還有他拍攝的方式。
朱：實際拍攝的時候，侯孝賢在《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角色主要是協助邱復生。侯孝賢的名字出現完全是出於營銷方面的考慮，因為投資人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張藝謀有絕對的創作自主權，侯孝賢並沒有施加什麼影響。
●──您一直非常支持年輕的電影人，最近成立了新的基金會，架設「戲弄電影網」（www.sinomovie.com），朝這個目標邁開新步伐。這個新計劃的宗旨是什麼？數字電影和因特網對台灣電影業產生什麼影響？
侯：一有架網站的念頭我就一直在想，網站的可能性是什麼？網站創造了一個虛擬的無限空間。數字化目前是一個趨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數字攝影比傳統膠卷便宜很多。網站提供了幾乎無限的空間給新一輩的、未來的電影人展示他們的作品。這是這個網站最大的意義。
除此之外，這些跟電影相關的網站會漸漸改變我們看電影和製作電影的方式，這跟我們稍早談到的，現在新一代的觀眾對於同時閱讀圖像和文字愈來愈習慣有關。網絡也創造了屬於短片的市場，這可以在更大計劃的架構下統合和營銷。一開始的設想非常簡單，網站可以提供和開發新的空間放短片作品，讓新人亮相。後來發現，才短短一年，整個網絡事業就垮了。現在幾乎無法在在線提供新的內容，整個系統等於未建置完成。就像時代華納和美國在線（Time Warner-AOL）的合併，他們都看好許多新的商機、全新的通路，但他們做不到。個人改變的速度沒那麼快，公司也許準備好要發展新的媒介，但消費者不盡然如此。整個過程很慢，尤其在台灣。所以最後，我們決定把網站當做一個窗口，雖然所有人都在談改變和媒體革命，但我們的本業、最擅長的還是做電影，所以提供的是電影製作的交流空間。
至於數字電影，我原本想用數字拍攝《千禧曼波》。我想如果用數字攝影機?切製作過程都可以加快。
●──《千禧曼波》又名《薔薇的名字》。這部電影是否從屬於更大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