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香港、內地等地出產的華語片在美國市場前景看好，台灣電影畢竟還是相對少並且弱勢。是發行出了問題嗎？如果不是，台灣電影在海外的發行狀況如何？
侯：與內地、香港等地的電影相較，台灣算是比較特殊。第一，它的產量不多，尤其這幾年，影片越來越少。其次，台灣電影跟主流電影市場是區隔開來的，電影只是人們生活的一小部分。一般人並不會特別注意台灣電影，所以我們的觀眾很少。大部分人的調性還是跟好萊塢主流電影較接近。
朱：大部分的人看電影只是為了娛樂和放鬆。
侯：對，即使是喜劇、娛樂片，香港和大陸的電影還是比較豐富，提供更多選擇。香港影業那麼蓬勃，台灣資金占很大一部分。台灣太小，投資者不願意投資，沒有資金支持，電影工業就很難健全，類型和製作數量都很有限。台灣電影的空間是差不多從二十年前台灣新電影時期開發出來，一直延續到現在。我的感覺是台灣電影會有下一波的機會出現，在台灣，喜歡電影、從事電影的人還是很多，其中一部分人會向主流靠近。不過不是那麼快，要等它爆發出來，我感覺還需要一段時間。
●──您1989年的作品《悲情城市》被某些電影評論視為有史以來最有力量的作品。由於它是第一部直接面對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一上映便相當轟動，堪稱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同時震動了台灣社會。隨著電影帶出的歷史、社會、政治意涵，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是什麼啟發了您拍出《悲情城市》？
侯：台灣新電影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長背景、台灣經驗。這部分主題表現在電影上，比小說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一直是個禁忌，所以更晚，1989年，整整晚了十年。隨著蔣經國（1910—1988）去世，解除戒嚴，時代變了。空間打開了，用電影討論這個主題成為可能。即使在解嚴之前，我也聽說很多過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關的小說，比如說陳映真[16]。這引發了我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資料的興趣。這是個時機，我本來不是想拍二二八，而想拍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下一代人的生活，他們活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之下。後來正好解嚴，我感覺這時來拍《悲情城市》是一個時機。
●──嚴格來說，您並未專注於事件本身，而是描繪出1945到1949年間的歷史空間，台灣就像身處夾縫中，介於日本統治力量的退出和國民政府的接收之間。
朱：這五年間整個社會環境有著劇烈變動，就像社會原先達成一個平衡，一夕之間重心不穩全部翻倒了。這是我們真正感興趣之處：人們和他們所處的社會如何掙扎著恢復平衡。
●──「城市」指的是事件首先發生的台北嗎？還是拍攝地九份？
侯：都不是，「悲情城市」其實是講台灣的意思。這原本是一首閩南語老歌（《悲情的城市》），也是另外一部閩南語片的片名，叫做《悲情城市》[17]。不過它跟政治完全沒關係，是一部講愛情的片子。
●──電影上映時，引起了非常大的社會反響與爭議。您拍這部片子時是否曾預期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
侯：拍的時候不會去想這個（笑）。
朱：我們想的全部都是實際上的困難。這部電影從演員到場景，幾乎全都出問題……
侯：第一，找到當時場景就是一大挑戰，很多場景都沒有了。台北是事件首先發生之處，經過這麼長的都市變遷，怎麼可能重回1947年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北市？現在整個變了。我們得到中國內地去拍部分外景，像拍基隆港時就是這樣。台灣已經發展得跟當時完全不同。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很複雜。可是我們的角度非常清楚。二二八事件有其歷史成因，很難在電影裡面描述清楚。發生的原因在許多史料、研究中早有定論，我們何必再重複？所以我只是把它當做背景，在電影中重建當時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