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他像是自天俯視。整個敘事像是抽離的、鳥瞰的方式。他描述行刑的段落看完之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算他描畫再殘酷的場景，他的語言一直抱持一種冷靜而疏離，就好比在書寫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像一家人一起吃晚飯。
朱：對，整個視角非常高。侯孝賢本來不知道怎麼拍《風櫃來的人》，讀了沈從文之後一切突然清楚了起來。
侯：討論這部電影時，我們一直在尋找觀點和視角。我自己讀的雖然不少，朱天文、她妹妹、父親涉獵得更多，所以能夠從內容上提出新的角度。
就像前一陣子，我拍一支汽車廣告。他們的要求是想給觀眾看一部鋸開來的車子。他們把一部車子切開，就像切西瓜一樣，切開給你看。切開車子當然可以，但是那個「說法」到底是什麼？跟朱天文前一陣子正好聊到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其中有一篇卡爾維諾問道，小說的深度在哪裡？他的回答是，深度是隱藏的，深度藏在文字的表面，藏在結構和文字的描述中。所以我就把他的觀點用在廣告裡了（笑）。
朱：這句話為廣告提供了一個構想，甚至成為廣告詞：「深度在哪裡？深度是隱藏的。隱藏在哪裡？就隱藏在表面。」他把車子切開，就用了這樣的觀點。
侯：其實電影基本上也是這樣子。內容想變成形式，要有一個看法和觀點。就像以哲學觀點看待生活的種種形式和風格。
朱：這好像是我們在討論劇本裡頭花最多時間的部分。看了什麼、讀了什麼、生活裡的事……
侯：我們什麼都談，認識的人、台灣的政治現狀……最後，其中有些什麼抓住你，我們也緊緊把握住它。你得到的感覺、角度也是一樣，最後再具體地表現出來。
朱：這都是從沈從文來的。
●──是如何決定要改編《海上花》的呢？
侯：以前我看很多張愛玲的小說，不過沒有讀過她的《海上花》。讀了之後發現它非常有趣。雖然人物複雜，內容那麼細節，但我很著迷，就臨時決定拍《海上花》。
●──《海上花》逸出了您前此作品所劃出的幾條軌道：首先，這部電影不同於以往您的電影強烈地關切台灣的議題，而根本與之無涉。其次，《海上花》所牽涉的歷史時期，是您從來不曾處理過的（只有《戲夢人生》部分觸及清末）。最後，不同於自當代小說改編電影，晚清的韓子雲（韓邦慶）的小說，而由張愛玲再加以轉譯和改寫，無可避免留下她的經典印記。您如何面對這三個新的挑戰？
侯：讀《海上花》會喜歡、會想拍，就已經差不多跟這個作者同樣感覺，同樣認同。若非如此，也無從改編起。我非常被這個作者所描寫的中國人的生活樣貌所吸引。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非常政治。我對他的描述發生興趣之後就想改編成電影。一旦做了這個決定，當然有幾個困難要面對，第一個就是你所說的，它的歷史背景和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相差甚遠的問題。
《海上花》距離我們生活背景雖然遠，但從小看的舊小說、文學作品發生作用，其實有一種熟悉感覺。我很喜歡《紅樓夢》裡所描繪的大家庭，尤其是裡頭辦宴會的情節，雖然複雜得不得了。所以最大的困難是如何重現那個時期的一些要素，捕捉住氣氛。
電影不像歷史，要掌握完整細節，全部研究過，那麼永遠也無法拍成。我們想做的只是抓到氣氛，用某些方式再造、呈現出我們對於《海上花》以及那些我們熟悉的章回小說的想像。這是最難的部分。每一場戲都拍好多次，不是一次能夠完成，前面基本上是暖身，讓演員慢慢進入情況，把青樓生活的氛圍做出來。
●──每個鏡頭都相當長。在您所有電影中，《海上花》的長鏡頭應該算最長。
侯：整部電影才三十九個鏡頭，基本上一場戲一個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