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們兩位事業的早期，所拍的電影、所寫的小說，主題都專注在愛情。對朱天文而言，包括一系列在《三三集刊》所寫的《淡江記》、《傳說》；而對侯孝賢而言，包括早期當副導演參與的幾部電影《愛有明天》、《月下老人》，以及《昨日雨瀟瀟》。這些作品之中有一種近乎天真的簡單，反映了台灣社會解除戒嚴之前的單純。回顧早期的作品，兩位有什麼評價？對彼此早年的作品，又有什麼看法？
侯：那個時候年輕吧。我感覺年輕的時候就需要一種想像、視野，就像天文剛剛講的那樣。我們小時候看很多戲劇，尤其是布袋戲、皮影戲；還有武俠小說，我從小學開始看，看了非常多；還有以前的老小說。裡面那些像是「俠」、以天下為己任、打抱不平的觀念，是屬於民間的傳統。所以在無形中也會對這有想像，想要有一番不同的作為。剛接觸影像形式的時候，很自然就會把成長過程中看的書、看的戲，在編劇、拍戲、當導演的時候放進去。早年看的都是主流電影，大部分都是講愛情的、講羅曼史的，所以拍電影的時候很自然就把這當做一個題目，放進自己的作品。
朱：一開始題材是愛情，因為在當時，台灣相較於內地，還是有比較多的個人空間，國家的力量沒有侵犯到個人，至少我們還不太有感覺。當然後來看了許多出土的資料，才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圈子裡。但即使在封閉的空間中，個人空間還是有的，比如說談浪漫的戀愛。漸漸年紀比較大了，看了各種資料，才開始建立起批判的意識。也跟成長的背景有關係。當然（1987年）解嚴之後這個力量就全部爆發出來。
●──你們兩人第一次合作《小畢的故事》（1983）[10]也在這個時期，同時是朱天文第一次嘗試電影編劇。不過當時你們並非導演和編劇的關係，而更接近合作者。侯孝賢當時任副導演，那是你們長期合作的開始，一起完成了多部台灣電影史上真正的優秀經典。現在回頭看十八年前那次合作的經驗，有什麼感覺？
侯：那是從我在《聯合報》讀到一個專欄開始的。那個專欄叫做「愛的故事」，由很多個作者合寫，每個人寫短短的一小篇。我們讀到朱天文寫的，感覺不錯，就聯絡她，跟她約在咖啡館聊，想改編成電影。那時她已經跟丁亞民[11]合作寫過電視劇《守著陽光守著你》。天文的小說我很早就看過，《女之蘇》那篇登在報紙上還是收在副刊的集子上時就看過，她父親的小說我也看過。在我拍電影之前就看得很多，即使現在也是。談過之後她說可以，就找他們兩個一起來編，加進一些個人的經驗，她寫前半段，丁亞民寫後半段。
朱：其實我們寫的全部沒有用。當時幾乎是一邊拍，一邊改，我們東西寫出來就像出爐的麵包，交給他們。一邊拍一邊改，拍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整個劇本才完成。當時我一看，我們寫的幾乎全都被改掉了，我就很不好意思問說，這樣我們有什麼貢獻呢？侯導說他寫了八年的劇本，其實已經發展出一套公式，他一看到劇本，一場戲拍出來幾分幾秒鐘都知道。
侯：對白和動作部分才是這樣，情境的描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朱天文是寫小說的，所以她可以提供很多場景和氣氛的描繪。
朱：他說他就是要用我們這些新鮮的東西來打破舊有公式。這大概就是一開始合作的時候，我跟丁亞民對他最有用的地方。因為你是生手，常常會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他們要的就是那些新鮮、不公式化的東西，可以稍微停下來，用另一個角度思考。
侯：時機很重要。認識她時，我已經從影差不多有十年時間了，1973年開始入行，做編劇、副導演。認識她之後，台灣新電影運動正要開始。
朱：我們就說之前他們是土法煉鋼（笑）。除了楊德昌，沒有一個台灣新電影導演是從海外學電影回來的。
侯：其實楊德昌也不算是在海外學電影，雖然他在海外待過，但不是學電影。像萬仁、曾壯祥和柯一正，都是在台灣受訓練的，陳國富和楊德昌則是自修。楊德昌去美國之前本來在交通大學是念工學的，直到三十三四歲才改行做電影，他那時想轉行，考慮要念建築或電影，後來決定說不試試電影，將來可能會後悔。他去洛杉磯念了半個學期，覺得電?不是學校可以教的，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