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母親也是一位作家？
朱：她翻譯日本文學。主要是日本當代作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雪國》作者）川端康成。所以寫作對我來說很自然。開始比較有一些自覺的東西，我想是在後來大學的時候。
大學時我們辦了刊物《三三集刊》。那時我們非常自覺地有一種使命感，覺得小說只不過是一個技藝而已，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個「士」，可能現在稍微接近一點點的就是知識分子吧，可是不大相似，中國有一個「士」的傳統，我們辦《三三集刊》的時候就覺得，小說家算什麼？只不過是有個技藝而已，我們不要只做一個文人，希望自己像中國的士，要研究政治、經濟各種範疇的東西。做個士就是志在天下，對國家、社會的事情都有參與感。
因為這種使命感，我們辦雜誌，到台灣各個高中、大學一場場辦座談。那時候我們的使命感告訴我們，不能只做一個小說家，要做一個知識分子。這個時期開始自覺寫東西是有責任的，跟年輕時那種出於敏銳感覺的自然流露，不太一樣。三四年以後，《三三集刊》也很自然地結束了。有的人去服兵役，有的人出國，人生的路也非常不一樣。就像五四時期很多這種團體，比如說新月社[8]，曾經產生一點小小的力量，結合了一些人做出了一些什麼，後來自然地解散。
結束刊物以後，慢慢地，寫作對你來講，就像一個削去法，你會覺得做這件也沒意思、做那個也意興闌珊，去公司上班，你也覺得做不來。剩下愈來愈清楚的那條路，就是寫作。慢慢你會發覺，很幸運自己有這個才能。生活中不論發生什麼，垃圾也吸收，好的也吸收，最後通過消化，總是有一個出口，就是寫作。這麼做也不大是出於使命感，只是你不會做其他的事，就是專心走這條路。而你覺得很幸運，寫作是你活著的意義。
其實寫作就是整理你自己、反映你的生活。最後整理的結果就會結晶出來，開一朵花。生活裡有各種事情得去面對，很多書要讀，這些經驗、知識最後又能怎麼樣呢？寫作就像將你的生活結晶出來，留下來。
●──青少年時期，您父親的朋友胡蘭成[9]曾住在您家中一段時間。
朱：是的，他跟我們一起住了六個月。
●──文學之家的羽翼之下突然又多了一位作者。在您的作品《花憶前身》中，您寫到胡蘭成對您造成的重要影響。能不能請您談談與胡蘭成的關係，以及他對您寫作和人生觀的影響？
朱：之前所提到的《三三集刊》，完全也是胡蘭成的緣故才辦的。主要因為他的政治背景，他曾在汪精衛政府底下做過事，簡單講他就是「漢奸」，他來台灣的時候作品是被禁的。但我們在他身上還有他的作品中，看到別人所沒有的非常特殊的觀點、想法，那在當時是沒有人認可的。
他本來在陽明山的文化學院教書，出版社重出他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大約1950年代所寫的作品，想不到隨即遭禁。他的觀點引起很多人的攻擊，後來學校竟然將他掃地出門。學校以我覺得非常粗魯的方式請他遷出，而我們家隔壁剛好有人搬走，我父親就把房子租下來，讓胡蘭成到我們家隔壁住。有半年的時間他教我們唸書，教我們念了一些古典的東西，包括《詩經》、四書五經，對我們影響非常大。這半年中，我們想，既然胡蘭成的東西報社也不能用，出版社也不能出，我們就來自己辦一個雜誌，出版他的言論。他用了「李磬」的筆名，每個月寫文章，登在《三三集刊》上。
這個不要只做個文人、小說家，而要做中國的「士」的想法，也是來自胡蘭成。半年之後，他就回日本去了。他本來還要再來台灣的，那時候《三三集刊》也辦得非常不錯，胡蘭成一直考慮要不要再來，擔心再來又會引人攻擊，影響到《三三集刊》的發展。後來他就沒有再來了，他用非常薄的航空信紙，密密麻麻地手寫了他的文章，寄給《三三集刊》發表。後來我們成立了出版社，叫「三三書坊」，發表完我們就把它集結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