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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捕捉轉變中的現實(8)

另一方面就是精神的變化。以前我們沒有什麼書籍可以看,接觸不到外面的文化。後來開始解凍,能讀到國外的小說,到了83、84年的時候解凍得非常快,即使是我的家鄉汾陽那麼封閉的地方,在書攤上也買得到弗洛伊德、尼采的書,雖然大家都看不懂,但是看得非常高興(笑)。那種變化真的是非常快,整個1980年代中國經歷了一個非常理想、非常興奮的階段,大家真的覺得未來一片光明。一些曾有的權利又開始獲得,但在1989年遇到了挫折……89年之後,人們開始有了真正的獨立生活方式。以我為例,我不屬於某個單位,沒有所謂的工作。中國人是習慣於一定要在國家單位裡工作,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但是89年以後,開始出現很多獨立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慢慢也有了私營的經濟。我們開始下決心要過獨立的生活,脫離國家單位的系統。獨立或地下電影也是,89年以後,張元他們開始拍片,這也是1980年代的文化留給我們的東西。回顧1980年代,我特別激動,於是就想拍一個1980年代的故事,但是怎麼樣來講述這個故事?後來我想到用文工團來反映這個時代,因為文工團是中國最基層的文化工作者,通過他們的變遷來看整個國家的變化。

●──您自己參加過文工團嗎?

不算正式成員,我參加過一些演出。中學的時候,看過一部美國電影叫《霹靂舞》[5],那個電影我看了不下十回二十回,學電影裡的霹靂舞。

●──您現在還跳嗎?

還會一點(笑)!那時國家開始不支持文工團,我們必須到鄉下去演出來維持經營。因為我會跳霹靂舞,暑假就跟著這個團去演出。除了我之外,1980年代初我姐姐也曾在文工團拉小提琴。這兩個經驗合起來就變成這部電影。

劇本完成之後,就開始跟香港的製片談這部劇情長片的製作。但我們那時候資金非常少,我覺得《站台》是需要大點的投資的,因為它有年代的變化,又必須到很多地方拍攝(因為電影描寫的是一個巡迴演出團)。我們那時只有二十多萬人民幣,我覺得這麼少的經費沒辦法完成這個電影,所以就先拍了《小武》。《小武》成功之後找投資就比較容易了,突然有很多歐洲製片人對我們非常感興趣。後來我們選擇了日本的市山尚三[6],因為他製作過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侯孝賢是我多年來非常熱愛的導演,跟他以前的製片一起工作,美學上肯定會有很好的溝通。他的確是個很好的製片,我們就一起做了《站台》。

●──如果說《站台》是您最個人化的作品,甚至有一點自傳的色彩,您覺得是公允的判斷嗎?

我覺得是的。當然裡面有很多細節可能跟我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劇中人應該都比我大十歲,但是《站台》裡很多場戲都是我成長過程中看到的。還有電影到了末尾的東西都是影響我非常大的經歷。

●──您是怎麼找到您的主要演員王宏偉的?他當初吸引您並讓您一直與他合作的表演風格是什麼?

他是我大學同學,我們一起學電影理論。我在拍《小山回家》的時候,他就演了小山。我非常欣賞他,他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平凡的外表,他的面孔就是個普通中國人的面孔。

●──《小山回家》是他出演的第一部電影?

對,是他第一部電影。[7]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東西很吸引我,那就是敏感和自尊。

●──好玩的是您早期的電影結尾都會有很有力的字幕「本片都是由非職業演員演出」,但是到了《任逍遙》,王宏偉的小武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偶像了,而你充滿了幽默感地讓這位偶像客串一下。

對,他有一點改變,他在某個層次已經是一種文化的形象了。尤其最後他問有沒有《小武》和《站台》的盜版。

●──除了王宏偉,您創作小組的主要成員還有餘力為[8],他本身也是個非常出色的攝影師和導演,他的風格非常獨特,一方面有類似杜可風的手持拍攝,另一方面又有一點侯孝賢那種穩定長鏡頭的感覺。可以談談你們的工作關係?

我跟餘力為的合作源於我在香港獨立短片展的時候,看了他拍的一部紀錄片,叫《美麗的魂魄》(1996)。我非常喜歡他攝影的方法,跟我想要的東西非常接近。我們就開始談,我們非常有默契,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聊天時,我提到了法國導演布列松,沒想到他也很喜歡這個導演,所以很快就很聊得來。我們很快就決定一起合作拍戲,而且一拍就是三部。中國內地有個評論家說我跟餘力為的合作是「東邪西毒」(笑)。我跟他的合作方法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是,我們不僅是工作拍檔,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差不多每天都會見面。甚至常常在劇本還沒動筆前,很多想法都已經跟他講過了,我們會交換許多意見。所以我們在現場其實交流不多,他都知道我要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