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當導演，也是我自己做攝影師拍的。這是個錄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過取景器（鏡頭）看這個世界，拍攝時那種興奮的感覺真的很難用言語表達。我們只拍了一天半，但卻是我第一次通過取景器開始描述、觀看這個世界，我非常興奮。我覺得這個作品沒有什麼可以多談的，因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電影，也是個實踐之作。當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攝的時候，我開始問自己，你看到了什麼樣的人、怎麼樣去看這些人。這個短片是天安門廣場上一些遊客的記錄，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從農村、從外地來到這個城市的一些人。廣場上還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說有管理者、在北京這個城市裡休閒的人、放風箏的，或帶著孩子來度假的。但我還是很自然地拍攝一些外地來北京的人。我覺得從感情上來說，我和這些人有一種天然的融合吧。
拍完這個短片之後，我想拍部故事片，來描寫這些從外地來北京工作的人，我們叫他們「民工」。那時我寫了一個劇本叫《小山回家》，小山是一個河南民工的名字。故事是說，春節快到了，小山想回河南的老家過年，中國人一到春節就得回家過年，但他不想一個人走，他想去找在北京城裡各種各樣的同鄉，找到一個同伴一起回老家。這些同鄉有建築工人、票販子、妓女、大學生，但沒人願意跟他一起回家。最後他一個人在街頭，留著很長的頭髮，電影最後一個鏡頭就是他在街頭一個理發攤子把那把長髮剪掉。
這個作品有五十八分鐘，是個非常線性的作品，整個敘事的動機就是小山去找老鄉，描述了中國民工在大城市裡各種各樣的生活狀態，比如有從事非法工作的、有處境很艱難的建築工人、有生活在道德和自我意識之間的妓女。這毫無疑問是我拍長片之前最重要的一個短片。它確立了我的很多方向，比如我以後電影所關心的人群、我喜歡的電影拍攝風格，都在《小山回家》這部短片裡有跡可循。當然它也是個很不完整、很幼稚的作品。但它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是我整個電影生涯的出發點。
從技術上來說，通過這部電影我學到了很多，比如怎麼去找經費、怎麼組織一個攝影隊、怎麼拍完它，然後面臨剪接、混錄的工作，還有怎麼發行、推廣。我們那時帶了這部短片去北京的很多大學放映，比如北京大學、中央戲劇學院、人民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然後跟觀眾（當然都是大學生）交流。當我拍完《小武》、《站台》，再回過頭來看這部短片的時候，我發覺我從《小山回家》中獲得的是一個完整的拍片過程。雖然這部電影很粗糙，但我從中學習到了整個電影從拍攝到剪接、再到推廣的製作過程。後來我們把這電影送去參加香港獨立短片展，且得了獎。對於一個學生來說，這個獎項是個很大的鼓勵，讓我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在香港我也找到了幾個後來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
現在也有很多年輕導演在拍電影前來問我的建議，我總是說拍學生電影時不管你遇到多少困難、不管拍完後你覺得你的電影有多幼稚，一定要堅持把它做完，然後拿給別人看。我覺得電影是個經驗性很強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電影經驗，能應對以後你自己的工作。所以97年我拍了第一部長片《小武》，直到98年推出以後，在法國發行，接著陸陸續續有些歐洲國家開始發行，才得到國際上的注意，在某種程度上，之前我已經歷了整個過程。後來，我們去了很多電影節，看了許多各種類型的電影，我覺得是比較得心應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拍短片時我已建立了自己作為導演的方向。中國內地的藝術家因為長期封閉，很難接觸到外面的信息，常會面臨一個問題：當我們離開中國，在外國的藝術場合獲得過多信息的時候，有些藝術家會喪失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或喪失了自己的藝術判斷力。我覺得對我來說，我沒有失去這些東西。因為在這幾年的短片創作過程裡，我已找到了自己的內在藝術世界。我覺得這對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
《小山回家》拍完之後我們又拍了個短片叫《嘟嘟》。《嘟嘟》是描寫一個女大學生大學快畢業的時候面臨了很多選擇，她得去工作，家庭對她有很多要求，比如婚姻的要求、就業的要求。這電影對我來說是另外一種嘗試，我們沒有劇本，只有一個女演員，明天拍攝，今天晚上我們就構思會有什麼樣的故事，是非常即興的創作方法，它培養了我很多現場的能力。我不是非常喜歡《嘟嘟》這個作品，也很少拿給人家看，但從一個導演成長的角度來看的話，它對我是一次最重要的現場練習。我會在拍攝時突然明白我需要哪種演員或某個鏡頭需要哪種角度。一切都在未知的狀況下完成，包括整個電影的敘事連貫性，甚至是整個電影的結構。《嘟嘟》這個作品拍攝的日程很特別，每星期拍兩天。
●──是因為你們還是學生，用的是學校的器材？
對，我們沒錢租電影器材，攝影機是學校的，只有星期五晚上才能拿出來，星期六、星期天拍兩天，星期一又要還回去。差不多拍了八天，前後四星期，才完成這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