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電影產生興趣應該是在91年的時候。那時我已經二十一歲了。我中學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因為我學習不好。但是我的父母非常想讓我讀大學。因為我的家鄉汾陽有很多學美術的人，學美術在中國是一個出路，而且美術學校對數學啊、物理啊沒有要求。所以我就去太原學美術，在山西大學的一個美術預科班上課。在山西大學的那一年，我們畫室附近有家電影院叫「公路電影院」，是公路局經營的俱樂部，它放了很多老電影，票價很便宜，一張票幾毛錢。放的都是國內的片子。有天下午我去看了，正好那天放《黃土地》。《黃土地》應該是1980年代中期的電影，我一直沒看過。那天買張票就進去了，那時候也不知道誰是陳凱歌，也不知道《黃土地》是怎麼回事兒。但是一看就改變了我的人生。看完《黃土地》我就決定要拍電影，我要當一個導演。這樣就開始對電影感興趣。其實在對電影感興趣之前我對美術和文學就很感興趣，我自己以前也寫一些詩和小說。
●──曾經發表過嗎？
在山西的文學刊物上發表過一些。但是真的對電影感興趣，就是那年在太原看了《黃土地》以後。因為在看《黃土地》這個電影之前，我能看到的中國電影差不多都是那種官方宣傳片，都是非常保守的電影模式。所以我對電影沒有想像力，覺得電影就是這個樣子。但是看了《黃土地》以後突然覺得看到了電影的其他可能性，所以我就喜歡上這個藝術。
●──很快地您就進了北京電影學院？
不是立刻。到93年才考到北京電影學院，97年畢業。我主修的是「電影文學」，就是電影理論。
●──北京電影學院在中國電影史上是一所傳奇性的學校，從這裡走出了很多中國著名的電影導演。您在那邊待了四年，對您後來的導演視野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讀書的時候正好是北京電影學院培養出來的第五代導演最活躍的時候。我入學之前張藝謀剛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著《活著》也快完成了。93年那年正好是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國際上獲得巨大成功。[1]那時整個學校瀰漫了一種清新的氣息，讓學生很有自信。
但學校本身提供給我們的東西……我覺得大多數教授還是很保守。對我來說最主要的收穫就是到了電影學院我才看到真正的電影。因為電影在中國一直是受到審查控制的。舉個簡單例子，93年的時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國電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 1972）或《現代啟示錄》（1979），如果你不是導演，不是電影系學生，根本沒辦法看到這樣的電影。所以我到了電影學院最大的收穫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書裡看到的電影，真的能在銀幕上看到。在電影學院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可以看電影，星期二是中國電影，星期三是外國電影。所以在這四年裡，我覺得我自己真正進入了電影的世界。
另外我特別感謝北京電影學院的圖書館，收藏許多香港、台灣出版的電影書籍。中國內地的電影理論很多都是些西方經典的翻譯，如巴贊（Andre Bazin）、愛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理論，後來有較新的當代理論，如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符號學。但是第一手介紹導演，還有導演訪談的書籍很少。那時候我在圖書館看到了《斯科塞斯論斯科塞斯》（Scorsese on 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雕刻時光》（Sculpturing in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以及侯孝賢等人的訪談。這些書籍（當時）在中國內地都沒有出版過，只有在這個圖書館能讀到。
我自己的興趣在導演。我選電影文學系的唯一理由就是考那個系的人很少。我是想先進入這個學院，其他以後再說。因為那時候北京電影學院是個很熱門的學校，競爭很激烈。而真正替我打開了一扇窗的，就是這些書籍和這些電影。
還有就是這個學校還是有些支持，它鼓勵學生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於是我自己慢慢地想做導演。94年我跟同學組成了一個實驗電影小組，自己找一些錢拍短片。那是我自己拍的第一個短片，叫《有一天，在北京》，十分鐘的紀錄片，是在天安門廣場拍的一個印象性作品。後來又拍兩個故事短片，一個叫《小山回家》，另一個叫《嘟嘟》。《小山回家》在香港獨立電影節得獎，我就是在香港認識了我現在的香港製片：李傑明、周強，還有我的攝影師餘力為，他們後來成為我創作小組的核心，我們決定一起拍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