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皮影戲是為了視覺效果，這是我擅長的東西。結尾為什麼改？因為當時希望這部電影能通過，人不要死光（笑）。在余華的原著小說裡，人是全部死光了，只剩頭牛，但電影裡不能讓人死光，人死光了審查通不過。當時想通過，希望能跟觀眾見面。還有我覺得，讓全部的人都死了的話，也有一點兒故意。我在「文革」就沒死，我們家也沒有死人，我們家很痛苦，但是沒死人。我想沒有死的還是佔大多數，所以我覺得這個改動也是可以的。後來我聽說余華對這個改動不太滿意，他覺得已經改變太多了，覺得不徹底。但他們是作家，作家比我們自由。他們不瞭解電影的困難比小說大，我們沒辦法完全按照小說讓人全部死光，那是不行的。
還有一點就是我在電影裡邊加了很多幽默。余華的小說幽默的東西少、很沉重，我用葛優演這個電影，葛優是很幽默的，引發我加了很多幽默在裡面。加了很多幽默之後好像也不能死那麼多人，死的人多就不夠幽默了。這也是當時做的一些調整。
●──《大紅燈籠高高掛》從蘇童的原著到電影也有一些大的變動，最明顯的就是主題大紅燈籠，還有一開頭屋頂上的戲都是您加上的。
最大的改變是把一個南方的故事搬到北方，一開始我真的是找南方的景，因為蘇童的小說寫的是南方，裡邊有很多潮濕、陰暗的感覺，像是南方的黃梅天、後花園、枯井，到處都是潮乎乎的，那種南方的特別發霉的一種氣氛。我一開始很喜歡那個氣氛，到中國南方看外景，花了一個多月。可能因為我是北方人，那些景我都看不上，那些景都沒意思。後來我路過山西，別人說有個院子你可以去看看，我想就去看看吧，一看我就很喜歡，那個院子很特別，我突然想到可以把故事放在那裡。我是北方人，看了北方的院子就喜歡，看了南方的院子就不喜歡，所以我就把那個故事放到北方。故事一放到北方，蘇童小說裡面那種潮濕、陰暗、發霉的黃梅天的感覺都不存在了。
●──這也是一部相當風格化的電影，有著很強的形式與象徵性。
《大紅燈籠高高掛》實際上是我社會像征性最強的作品。當年……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人性的許多東西突然有很多想法。我拍得很快，我突然拍了這麼一個非常像征性的作品。
●──宅院的男主人即帶有很強的象徵性。銀幕上我們雖然看不見他，但他似乎無所不在。
對，他象徵著一個大的封建制度，一種無形的力量，環繞著我們，但我們看不見。那部作品的象徵性很強，我當年有很強烈的衝動想去表達這個東西。加上我又放進去那個紅燈籠的造型，不僅僅是造型、不僅僅是顏色，還放進了一個儀式。我那時覺得「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是個儀式。我們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每天向毛主席表忠心，就是一種儀式，一成不變的儀式。在這種儀式當中，個人性就沒有了。所以影片中，重複地點燈、封燈、點燈、封燈，一直在做這個儀式。
●──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上完美是不存在的，前面您提到，您覺得您所有作品中拍得最差的是《代號美洲豹》，那麼如果要您選一部最接近完美的作品，會是哪一部？
我想可能是《秋菊打官司》。這是我比較完整的一部，相對來說各方面的錯誤比較小。它的風格很強烈，它的演員表演、人物塑造、故事、思想性、社會性，還有它的娛樂、它的幽默，等等，相對都不錯（笑）。我其他的電影就都有很多缺點。
●──您曾和中國電影史上幾位最頂尖的演員合作，甚至有些是您發掘的。能不能談談跟幾位演員合作的經驗？就從鞏俐開始。和您合作的過程中，她的演技經歷過哪些轉變？
其實說起這個來也挺有意思的，我倒挺自豪的。現在中國兩個國際上最出名的女演員都是我一手發現，跟我合作出來的，所以我真是挺高興的。鞏俐真的是個好演員。不是碰到我，碰到別人，她也會出來，這是真心話。我跟她合作了八部電影，我為她專門去設計角色，當然是有作用，讓她得到很好的發揮，但她實際上就是個演員材料。我覺得她最大的長處是爆發力非常好。你看《大紅燈籠高高掛》，平常她一直很冷很冷，可以一直不動，突然一爆發，「啪！」的那個力量很好。這種能力很好很好。